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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定災害的經濟效應，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5］詳細探討了災害對生產力的影響。考慮到如果一個災難迫使必須重置一部分資本，那么新的平均生產率將會比以前高;最樂觀的情況是所有的資本置換均體現最新的技術。現實情況是，首先，當災難發生時，生產者必須盡快恢復生產，不能承受長時間生產中斷的小企業尤其如此。在貧窮國家，人們需要盡快維持生計，采取最新的技術意味著調整適應企業的組織和培訓工人，這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時間。因此，生產商有強烈的動機盡快恢復生產，而不考慮是否采用了最新的技術。其次，在大多數情況下，有些資產仍然可以使用，或以低于重置成本的價格維修。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可以節省部分資金。第三，假定一個最新的技術生產力在不斷發展，災后的重建可能會使研發中斷或者擠占研發資金，從而減緩技術進步。因此，為了更加貼近現實經濟運行情況，應在實證模型中增加技術革新和追加投資的因素。通過建模和實證分析，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的結論是，短期重建的種種約束從深度和廣度上對災難的消極后果影響的持續時間較長。從長期來看，這些制約因素不發揮任何作用，災害不影響長期增長速度;而當社會提供重建資金的能力較低時，災害與長期增長速度是負相關的。在后一種情況下，短期約束將會創造“貧困陷阱”，進而影響到長期，從而阻止了經濟的發展。因此，不管有沒有生產力效應的影響，整個社會的風險抵御水平是首要的。當社會有較高的生產水平和風險抵御水平時，可以避免災害發生后的“貧困陷阱”，并避免對長期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但是災害并不能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因為后者只取決于外生的技術革新。

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與發達國家不同，自然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也有不同的特點。IlanNoy和TamBangVu［6］利用越南各省面板數據，用Blundell–Bond廣義距估計的方法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自然災害對越南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災害變量對GDP增長率在災難等級的測度上沒有顯示出格蘭杰因果關系，嚴重的災害會導致經濟增長率降低，但是有時卻會促進短期經濟的繁榮。總的來說，災害的影響在不同的地區呈現出差異，而這些差異是與中央政府的支持顯著相關造成的，即那些有更多機會獲得重建資金的地區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MarkSkidmore［7］認為，自然災害風險將會增加家庭儲蓄的預防性動機，從而抑制消費。上述研究認為自然災害既能造成損失也會帶來一系列復雜的經濟效應，如強制性的新資本替代、新的需求和經濟機會等;但總的來看，災害的危害程度高低依賴于社會生產水平和風險抵御水平。對于不發達經濟而言，長期負面影響會導致“貧困陷阱”。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利用可獲得的數據，研究1995～2011年17年間自然災害與中國經濟增長間的關系。

一、計量模型與數據

1.計量模型選擇

經濟增長通常被認為是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長或人均實際產出的持續增長。根據《新帕特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增長定義為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8］凱恩斯認為，社會總需求是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需求和進出口需求構成，有效需求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變動，影響社會總產出和經濟增長。由于凱恩斯理論建立在人口數量、資本數量和技術進步不變的前提下，因而只適用于從流量的角度分析短期經濟波動問題。索洛認為，經濟增長率等于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與其產出彈性的乘積，長期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而技術進步是經濟理論所不能預見的外生變量。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突破了索洛經濟增長理論的局限，把技術進步內生化，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即勞動投入中包括教育、培訓等形成的人力資本的提高，而物質資本的積累也包括研發、創新等活動形成的技術進步。［9］自然災害不僅具有自然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10］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消耗和破壞會增加自然災害發生的風險。對于某個地區來說，自然災害通常是偶發的，而對于我國全國范圍來說，自然災害的發生必然為常態。如干旱災害，對于某個城市、村莊干旱災害的發生具有偶然性和周期性，而對于全國范圍內來說，干旱災害基本上每年都發生。其他自然災害如地質災害、地震災害等也有這一特征。自然災害對國民財富造成損失，給社會生產帶來損害和浪費，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需求，迫使人們重置資本，會產生一些技術創新和改良，如地震災害過后人們會增加建筑的抗震性能，對此可能展開研發、使用新技術等。因而從宏觀經濟層面考慮，本文認為可以把自然災害損失內生化，和資本存量、勞動存量放在一起，以度量其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綜合以上考慮，本文對Cobb－Douglas生產函數進行拓展，把自然災害直接損失內生化引入模型。由于自然災害不僅對當期經濟產生影響，而且對后期經濟也會有波及影響，災后重建項目往往會持續2～3年，一些重大自然災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災后重建期更長，故而自然災害對經濟增長的后續影響往往持續更長時間。本文取自然災害影響的持續期為5年，而把災害損失的1期滯后到4期引入模型。

2.指標說明和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1995～2011年間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指標的代表能力，產出Y用GDP表示;勞動力投入N用每年的勞動力就業人數表示;由于不存在資本存量數據，用歷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代表資本投入K;自然災害損失S用歷年自然災害直接損失總額表示。所有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5～2012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1995～2012年)、《中國勞動與就業統計年鑒》(2012年)。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以1995年價格為不變價格，產出Y、資本投入K、自然災害直接損失S采用GDP平減指數進行價格縮減。

二、實證分析

使用eviews6.0軟件，方程(2)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估計結果表明，直接損失除了一期滯后之外，t值均不顯著，而且p值很大，不具備解釋能力。考慮到時間序列滯后變量之間可能會存在多重共線性以及自相關，對模型進行修正。首先消除自相關，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引入AR(1)過程，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計量結果表明，模型F值和變量t值均顯著，只有LNS(3)項的p值略大，為11.51%，其余均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可決系數和調整后的可決系數均達到0.99以上，勞動、資本變量系數的符號符合經濟意義，且檢驗結果沒有顯示出存在有自相關和多重共線性，可見調整后的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三、結論

我國自然災害的“生產力效應”和資金約束帶來的“貧困陷阱”是有可能同時存在的。盡管Albala－Bertrand關于自然災害積極意義的觀點受到很多批評和質疑，但在我國還是有現實意義的。首先，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我國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比較大，尤其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各種救濟能夠及時到位;其次，我國的經濟增長多年來一直呈現出投資拉動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再次，政府購買和投資一直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當某個地區的災害情況迫使必須重置資本時，我們就有可能以一個更高的生產率的經濟來補償災害的損失。因此，自然災害的“生產力”效應是可能存在的。StéphaneHallegattea和PatriceDumasa完全基于西方經濟體制，采用“理性經濟人”效用最大化的觀點分析問題，忽略政府和社會救濟機構的重要作用，并不完全適用于我國的實際情況。但是他們所提出的短期約束將會導致“貧困陷阱”，進而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速度這一觀點對我國有一定現實意義。根據我國的現狀，社會生產力水平和自然災害風險抵御水平還不高，對于大的自然災害，政府投入救災力度大，經濟恢復速度非常快;而對于一些常發的、規模范圍較小的自然災害，政府投入力度和社會關注程度較小，則會造成區域性貧困。例如我國的某些貧困地區，自然災害頻發正是導致其難以脫貧的重要原因。因而如何改變現有的救濟模式，擴大自然災害保險的投保力度和范圍，從而把災害風險適當地轉移到全社會共同承擔，是我國減災防災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從自然災害產生的過程和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來看，正是經濟的粗放發展導致了環境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對于存在相對過剩經濟的社會中，內需相對不足，自然災害在損失社會財富的同時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當資本充足時則會在短期內刺激經濟繁榮;反過來說，如果存在短期的自然災害激勵下的經濟繁榮，正說明了當期的社會經濟存在相對過剩。總的來說，自然災害以損失現有財富為代價的拉動需求，無論對經濟增長起到了激勵作用還是阻礙作用，都實質上是經濟的非健康發展。

作者：賈美芹單位：中州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