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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理論與實踐雜志》2015年第十期

城鎮化是拉動消費、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是促進經濟增長、改善二元經濟結構的重要引擎。自1992年正式實行城鎮化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城鎮化率不斷攀升，2014年已達到54.77%。然而，由于我國長期追求高城鎮化率而忽視城鎮化質量，導致城鎮化進程在促進消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作用未得到有效發揮。十八屆五中全會面向“十三五”時期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著重指出要“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新時期的城鎮化進程將不再以提高城鎮化率為重點，而是要推動城鎮化由偏重數量增加向注重質量提升轉變，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零售業作為城市功能的重要構成部分，是滿足城鎮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引導居民消費傾向、釋放居民潛在消費需求的重要保障，是城鎮化質量提升的重要載體。本文將通過實證探究城鎮化質量對零售業態升級的影響，明確新型城鎮化與零售業發展的互動關系，以期為分類引導我國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推進，構建新型城鎮化道路與零售業協調發展的格局提供對策建議。

一、新型城鎮化對零售業態的影響分析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互進的高質量的城鎮化。為引導新型城鎮化的發展，2014年中央政府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了以城鎮化水平和治理穩步提升、城鎮化格局更加優化、城市發展模式科學合理、城市生活和諧宜人、城鎮化體制機制不斷完善作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目標。可見，協調城鎮化規模和城鎮化質量的均衡提升是新型城鎮化道路的主旨方向。零售業特別是新型零售業態的發展是與目標市場經濟社會環境和居民生活方式高度相關的，因而構成了新型城鎮化進程特別是城鎮化質量的重要標志。前人研究成果表明，零售業態的發展主要受到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消費需求、富裕程度、消費便捷性、城市發展水平等六個方面的影響，而新型城鎮化進程會對這六大因素構成普遍性的推動，并由此促進零售業態的升級。具體而言：

1.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隨著人口由農村向城鎮轉移，新興城鎮的基礎設施、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將發生顯著變化，從而推動人口聚集、產業升級和居民增收，進而通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發展水平、人口規模、富裕程度等因素，影響零售業態升級。

2.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城鎮化質量的提高意味著城市服務功能的完善和社會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在此過程中，新興城鎮居民的消費觀念、消費習慣與消費行為將逐步發生改變，從而通過對城鎮消費需求的影響，推動零售業態的升級。3.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城鎮化質量的提高還表現為城市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不斷健全。在此過程中，流通基礎設施和商業網點的布局優化，將逐步強化新興城鎮居民消費的便捷性，進而影響零售業態升級。

二、新型城鎮化對我國零售業態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為有效測度我國新型城鎮化推進水平，本文采用城鎮化率和城鎮發展指數兩個指標來分別反映城鎮化規模與城鎮化質量。其中，城鎮化率以城鎮非農人口占戶籍人口比重來衡量；城鎮發展指數采用人均GDP、人均城市建設用地、人均醫療機構床位數、人均教育投資完成額、人均綠化面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收入比6個指標進行綜合測度。鑒于6個指標權重并不明確，本文采用熵權法對各指標進行客觀賦權，基于各指標的客觀權重計算城鎮發展指數（u-qua）。考慮到中國新型城鎮化尚處于起步階段，本文重點選取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能夠起到區域示范帶動效應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并基于相關統計數據的可得性，從中篩選出27個城市作為研究樣本。利用27個城市2011-2013年相關指標的平均值構造原始數據矩陣，借助各指標熵權進一步計算得到各城市的城鎮發展指數。依據城鎮化規模和城鎮化質量兩個維度，以指標均值為界限，將27個城市化分為四個類別。為進一步明確城鎮化對我國零售業態的影響因素，本文構建實證模型以檢驗各影響因素對零售業態升級的實際影響水平。其中，零售業態發展作為因變量，以該地區超市業態銷售額占該地區零售業總銷售額的比例（supm）來衡量，并設定超市銷售額占比越高代表該城市零售業態發展程度越高。地區生產總值（gdp）、總人口（pop）、城市人均消費支出（cons）、恩格爾系數（en）、城鎮化率（u-rate）、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dis）作為自變量，分別反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消費需求、富裕程度、城市發展水平和消費便捷性。

（二）模型構建本文旨在研究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城鎮化質量提高對于高城鎮化率城市和低城鎮化率城市影響的差異性，為此，采用所選城市2011-2013年相關數據，將27個城市分為高城鎮化率城市組和低城鎮化率城市組分別進行檢驗。對所選面板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原假設成立。為提升研究結論的適用性，優先選擇隨機效應模型。由上文分析可知，提高城鎮化質量對六大影響因素與零售業態發展之間的關聯關系具有潛在的增效機制，即調節效應。為檢驗提高城鎮化質量入對中國零售業態發展的調節效應，本文建立如下基本假設：假設1：提高城鎮化質量可以顯著調節城市化率與零售業態發展的關系；假設2：提高城鎮化質量可以顯著調節地區生產總值與零售業態發展的關系；假設3：提高城鎮化質量可以顯著調節人口規模與零售業態發展的關系；假設4：提高城鎮化質量可以顯著調節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與零售業態發展的關系；假設5：提高城鎮化質量可以顯著調節恩格爾系數與零售業態發展的關系；假設6：提高城鎮化質量可以顯著調節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數與零售業態發展的關系。若c=0，b≠0，則模型3與模型2沒有顯著差異，那么M不具有調節效應，不是調節變量；若c≠0，b=0，則模型2與模型1沒有顯著差異，但模型3與模型2顯著不同，那么M具有調節效應，且為純調節變量；若c≠0，b≠0，則三個模型都顯著不同，那么M具有調節效應，且為半調節變量。依據基本假設，本文建立如下綜合評價模型來檢驗提高城鎮化質量（城鎮發展指數u-qua）是否能夠對零售業態發展產生調節效應。

（三）結果分析基于統計數據，運用層級回歸法，首先采用27個城市2011-2013年相關數據對提高城鎮化質量對零售業態發展的調節效應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3的結果顯示c≠0，b≠0，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對于所選27個城市，城鎮發展指數既是自變量也是調節變量，一方面直接作用于零售業態，另一方面也影響著其他自變量如城鎮化率、總人口和恩格爾系數與零售業態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將27個城市分為高城鎮化率城市組和低城鎮化率城市組開展提高城鎮化質量的調節效應研究，檢驗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上述檢驗結果表明：（1）對高城鎮化率城市而言，提高城鎮化質量是半調節變量，既直接正向顯著促進零售業態發展，又對城鎮化率、人口規模和城鎮居民消費與零售業態之間的關系產生顯著正向調節作用。而在城鎮化率和人口規模與零售業態不存在顯著正向關系的條件下，只有提高城鎮化質量才能真正發揮城鎮化率和人口規模對高城鎮化率城市零售業態發展的積極作用。（2）對低城鎮化率城市而言，提高城鎮化質量對于零售業態發展既無直接關系，也無間接調節效應。這表明低城鎮化率城市零售業態的發展仍需依賴于人口規模、城鎮居民富裕程度和交通便捷性的提高來帶動。（3）綜合高城鎮化率城市和低城鎮化率城市的檢驗結果不難發現，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一味提高城鎮化規模并不能推動零售業態發展，只有城鎮率達到一定水平，并提高城鎮化質量才能對零售業態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新型城鎮化強調城鎮化規模與質量的同步推進，雖然城鎮化質量以城鎮化規模為基礎，但提升城鎮化質量才是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本義。城鎮化質量對零售業態發展的調節效應研究表明：對低城鎮化率城市的影響并不顯著；但對高城鎮化率城市，提高城鎮化質量對零售業態發展不僅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而且可以通過作用于城市化水平、人口規模和居民消費需求的調節效應形成間接貢獻。“十三五”時期，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將深入推進。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認為要切實強化新型城鎮化與零售業態升級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進而以零售業為載體，發揮新型城鎮化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各級城市應深化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方向的認識，并著力優化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工作重點。

1.深化低城鎮化率城市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方向的認識。雖然研究結果表明對低城鎮化率城市而言，提高城鎮化質量對零售業態發展并無顯著影響，但用科學發展的眼光動態考察，隨著城鎮化率的提升，二者的良性互動關系將逐步凸顯。為此，前瞻性地推動新型城鎮化進程和零售業態升級協同發展是低城鎮化率城市的必然選擇。

2.強化高城鎮化率城市提升城鎮化質量的工作力度。一方面，要科學規劃城鎮建設，提高城鎮發展水平，完善城鎮基礎設施，健全城鎮公共服務，保證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之后能夠迅速改變生活方式、實現便捷消費；另一方面，要積極推動城鎮產業體系的優化升級，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充分就業，提高新興城鎮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推動居民消費能力提升與消費結構升級。

3.借鑒高城鎮化率城市經驗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一方面，依據高城鎮化率城市的發展經驗———當城鎮化率達到一定水平時，提高城鎮化質量將切實發揮新型城鎮化對零售業態發展的積極影響———提前進行零售業態升級的布局和調整，以高效實現城鎮化對擴大內需的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借鑒高城鎮化率城市的發展教訓———城市無序擴張、城市負荷超載、環境污染嚴重等嚴重影響城鎮化質量的提升———避免盲目提高城鎮化率導致“大城市病”，從發展之初即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目標，推動城鎮化規模和質量的協同提升。

作者：張弘 鄧陽 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