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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城鄉收入差距背后的產業統籌政策的執行偏差

目前，一些政策建議的誤讀或者政策執行者的誤解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優化產業格局、平衡產業效率，調整收入分配的目的，相反使得與此密切相關的收入差距矛盾愈加尖銳。當前，我國一些地方在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產業政策執行的偏差總體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1．圍繞產業結構調整的統籌政策演變成了“以工替農”產業結構是指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三次產業間產值比重的演變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會改變社會對不同要素的需求，進而影響到要素持有者的分配格局和收入，因此，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影響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階段性產業結構調整縮小收入差距的內在原理，許多的西方學者在較早時期就有了充分的認識。如15世紀的威廉•配第就提出世界各國收入水平的差距和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在于產業結構的差異；20世紀的克拉克也提出隨著經濟的增長，勞動力會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進而轉移到服務業。然而許多地方政府在解讀這些經典的經濟理論時往往存在著嚴重的誤區。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產業結構調整中用工業、服務業替代和消滅農業的沖動。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奮劑”作用以及農業的邊際效益明顯下降。這使得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任務變得十分困難。加之國家長期“重工輕農”慣性的存在，許多地方政府逐漸產生了“農業拉后腿，工業才是王道”的產業發展理念，千方百計想通過工業化來化解農業本身存在的問題，這一思想在農業稅徹底廢除，農業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貢獻”轉變為“財政包袱”后表現得尤為突出。目前，我國各個地區農業經濟占GDP的比重都在普遍且快速的下降，這一產業演化格局雖然與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表面現象相吻合，但內在的發展規律是否一致呢？其中是否存在農業被過度人為削弱的政策偏差呢？從許多地方大規模征地、低水平設廠，將耕地轉變為工業園區的發展路徑來看，上述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我國部分地區二三產業比重的快速提升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

2．圍繞產業城鄉空間布局的統籌政策演變成了“大城市一支獨秀”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適宜的社會經濟環境，因此城市這種獨特的產業空間載體就應運而生。城市之所以能像磁鐵一樣將二三產業匯集于此，主要源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經濟效益。即能從城市集中規模建設的城市道路、通訊教育等基礎設施中受益；二是聚集經濟效益。由于互補或者競爭性廠商的聚集，它們的投入和產出變得更加有效率；三是大市場的吸引。即城市豐沛的要素資源市場以及產品市場的發展能顯著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然而，是不是越大的城市就越能調節由產業空間布局所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均的格局呢？答案是否定的。一味的大談效率，難免忽視公平。長期以來，我國歧視性的二元社會政策使得農民轉變為市民十分困難，而大城市的“大廣場”建設以及由此引發的高房價、高生活成本使得這種進入的門檻變得愈加高不可攀。絕大部分農民工在大城市的產業體系中只是臨時性的廉價勞動，因此，農民相對市民而言其工資性收入缺乏可持續性。長期以來，政府在教育資源的投入上偏向大中城市，因此，造成了農村人力資本的形成具有更強的私人性，再加之城市的歧視背景，農村人力資本在城市并不能獲得與其邊際貢獻相對應的報酬，最終導致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存在農村向城市的龐大價值轉移。此外，二三產業高度聚集在大城市，使得城市發展的成果和文明輻射范圍變得非常的狹窄，大城市中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對農村相關產業的輻射帶動作用大大減弱，往往只有少數毗鄰的郊區農村從中受益，而眾多沒有產業支持的小城鎮周邊的農村則根本沒法從城鎮化以及工業化的進程中分享紅利。由于大中城市產業過度集中，小城鎮“有城無產”，因此農民更多傾向于往機會較多的大中城市流動，這就使得現代產業發展的成果更多的留在了大城市。那些常年長途鐘擺式遷徙于大中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群體雖然能獲得比農業生產要高一些的報酬，但是也得忍受較為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與留守親人長期分居所帶來的身心創傷。務工收入的不穩定、高昂的交通成本以及后期職業病等醫療和健康維護成本已經無形中成為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長期存在的一個潛在根源。

3．圍繞產業效率提升的統籌政策演變成了“農工效率此消彼長”產業的效率（本文中的效率屬于廣義的概念，既包括技術層面的產出也包括與價格有關的市場效益）決定著相關產業要素的流向以及相關產業居民的收入。對此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也給出了充分的詮釋，比如他認為只要工業相對于農業存在較高的邊際生產率，那么，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會不斷向工業部門轉移，進而在優化農業勞動力投入產出比的基礎上縮小工農業邊際生產效率的差異。但是，由于工業和農業生產對于自然環境的依賴完全不同，兩者效率的來源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目前，我國城市周邊許多地區工業化的發展效率其實是來源于對土地、水體等自然資源的嚴重污染和野蠻掠奪，即根本無需顧慮環境的負外部性，而這些珍貴的環境要素資源恰好是農業、農村旅游服務業等行業效率的根本。以最近的湖南鎘大米事件為例，由于不計環境代價的工業效率，造成了湘江水體以及依賴其灌溉的土壤的污染，從而使得素有“兩湖熟、天下足”美譽的湖南農業受到了一定的影響，相應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居民也不得不承受工業發展對其效益的損害。工業對農業效率的擠壓，除了對其自然要素的掠奪以外，其所擁有的工業資本、金融資本其實也參與了對農業效率的剝削。事實上，農業回報少、農民增收難，其本質并不是農業領域勞動生產率低，而是許多地區快速膨脹的工業壟斷資本牢牢掌握了城鄉市場的主動權、農產品的定價權，從而使得本應該留在農業領域和農民手中的合理剩余被肆意的攫取。農產品價格長期偏離價值的現象，極大挫傷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從而使得農業相對工業以及其他非農產業的比較效率差距進一步被拉大。上述城鄉統籌過程中產業政策執行偏差與城鄉差距長期并存的不爭事實使得我們更加堅信其內在的關聯。城鄉收入差距與產業發展偏差緊密相關，差距的彌合有賴于合理的產業結構，兼顧效率和公平的產業空間布局、產業比較效率（此處產業比較效率主要指農業以及農村有限工業相對整體產業經濟的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二、城鄉收入差距與產業結構、產業城鄉空間布局、產業比較效率相互關聯的實證分析

為了揭示產業發展格局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聯，文章擬以陜西省為例進一步加以說明。陜西作為西部門戶，其區域內城鄉統籌、產業調整等社會經濟活動十分活躍，因此選取該地區作為實證分析的對象對于我國如何通過統籌產業發展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指標選擇、說明以及來源Y—城鄉收入差距指標，采用經過歷年價格指數縮減之后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來表示。該比值性指標考慮了歷年價格因素的影響，能更科學的反應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實際。X1—產業結構調整指標，采用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一產業增加值之比來表示（由于我國一二產業總的占比比較大，加上第三產業在城鄉之間均有分布，因此，此處不予考慮，結果影響比較小）。該指標能比較直觀的反應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工業、農業之間的動態特征。X2—產業布局大中城市偏向指標，采用省會城市西安以及其他10個地級市固定資產投資之和占全省總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來表示。產業的發展與固定資產投資內在聯系較為緊密，而且省會以及地級市往往是城市偏向發展的核心。因此，該指標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大中城市的產業布局偏向。X3—農村產業比較效率指標，采用農業人口人均產值與人均GDP指標來表示。（其中農業人口人均產值＝農業增加值／農業人口數）。該指標的核心是農業人口的人均產值，由于農業占農村產業的絕大部分，因此該指標能在某種程度上近似反應農村在整個產業體系中的比較效率。以上所有比值性時間序列數據均是在查閱1980～2011年間《陜西省統計年鑒》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綜合計算得到。因1985年前的部分地級市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存在缺失現象，在統計處理過程中采用簡單移動平均法予以估計。

2．方法選取說明以及實證分析過程為了有效消除變量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在不改變原始數據性質以及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筆者對時序數據進行對數處理。在View6．0中對處理后的數據進行散點圖初步分析以及ADF單位根的進一步檢驗可知，4個變量LnY，LnX1，LnX2，LnX3均表現出相同的性質，即原始序列非平穩，一階差分序列平穩，因此考慮采用探討時間序列之間長期穩定關系的協整分析方法。（為了節省篇幅，此處散點圖以及ADF檢驗結果列表省略。隨后的許多結果說明也盡量簡化）。繼而對4個變量展開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協整檢驗結果中的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LnY，LnX1，LnX2，LnX3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標準化的協整方程可以表達為：協整關系的存在為進一步開展格蘭杰因果檢驗創造了基本前提。對4個變量進行滯后兩期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

3．實證結論以及說明結果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以工農業產出比值衡量的產業結構指標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格蘭杰原因，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與城鄉差距之間存在負相關。這與大多數經典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相吻合。具體表現為工業增加值相對農業增加值每提高1％，城鄉收入比將縮小0．3790％，當然這一推論的前提是工業發展不能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產業城鄉空間布局的格蘭杰原因，對此也可以理解為城鄉收入差距背后的收入分配體系的不公正正是產業進一步向大中城市集中的一個誘因，反過來，產業尤其是回報較高的非農產業如服務業、新型工業等過度集中在大中城市最終會導致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產業回報，而身處農村或鄉鎮的農村居民則被剝奪了共享發展成果的機會，從而拉大了城鄉產業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具體表現為非農產業在空間布局上，每偏向大中城市1個百分點，城鄉收入差距將會增加0．0864個百分點；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產業比較效率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格蘭杰原因，前者對后者具有明顯的反向作用，具體表現為農業以及農村工業的比較效率每提高1％，城鄉收入差距將縮小1．0660％。

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產業統籌調整建議

1．穩步推進工業化，落實“以工促農”歷史經驗以及實證結果都表明，工業、服務業相對農業比重的上升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存在積極作用，但這一定是建立在產業結構自然演進的基礎上，而不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結果。人為主觀的去壯大一方、消滅一方，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和諧。農業雖然是弱勢產業，但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產業，農業的穩定發展不僅能為農民帶來持續的收益，縮小城鄉收入差，而且關乎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問題。當前，在城鄉統籌的大背景下，產業政策的推行要科學的看待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不能人為的去扭曲夸大工業化統籌城鄉發展的效果，任由非農產業以及所對應的城市部門對農村土地要素等資源的不合理掠奪。更不能寄希望于通過主觀人為的極端“兩化”①政策去消滅“三農”問題。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穩定農業發展，在保證農業生產量增加、質提高的基礎上去穩健的推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在一些農業資源稟賦較好，農林牧副漁業等更有前景的地區，要適當限制低水平工業的發展，加強現有工業對于農業以及區域經濟的輻射和帶動。

2．布局中心鎮產業發展，強化“以城帶鄉”城鎮化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一項戰略，已成為許多專家學者的共識，但是如何緩解當前大城市文明輻射面過窄，城鄉脫節等社會問題？一個很好的思路就是重點鎮或者中心鎮戰略。十八大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以及“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等重大改革決定為中心鎮產業布局的空間構想提供了人力、土地等要素的保障。有著“鄉村之首，都市之足”之稱的中心鎮既是我國農村經濟、政治和文教的中心，也是我國城鎮體系的最末端。它的橋接功能在承接城市經濟輻射帶動、賦權農村居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就猶如唱“空城計”是不可持續的。中心鎮的繁榮離不開產業的繁榮。比如在美國，許多小城鎮都非常有名，原因很簡單，就是許多大學都建在小城鎮，正是依靠大學這個產業，這些地方才煥發出了勃勃生機。中心鎮產業布局重點要做好主導產業選擇、產業主體培育、產業支撐環境建設等幾篇文章。在產業選擇上要充分考慮當地的資源稟賦，優先發展具有潛力的農產品深加工、勞動密集型的手工業等鄉土產業。在承接大中城市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要堅持技術升級與產能建設并重。最早的農村鄉鎮企業作為集體性質的產業主體曾經開創了我國農村農副工綜合發展的局面，迅速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使農民的富裕得到了保證。〔9〕但由于其粗放、落后的生產方式很多都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中心鎮產業振興的規劃中要充分重視這些曾經的產業主體以及自主創業者，從資金、技術培訓等方面給予充分的支持。

3．提高農業比較效率，實現“工農互惠”農業比較效率提升是縮小農業與非農產業利益分配差距的重要前提，其實現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農業自身的升級與現代化。即利用現代工業文明來武裝農業，提高農業的機械化、集約化水平。同時以市場為導向，加強精品農業、有機農業、觀光農業等項目的開發，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二是非農產業的升級和改造。由于農業生產始終與區位地理、土壤、水分、氣候等自然條件糾結在一起，因此對環境污染高度敏感。只有嚴格控制了非農產業有害物質的隨意排放，生態農業、綠色農業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間。當然，農業比較效率的提高除了有賴于優良的農業資源環境以外，公正的社會制度環境也不可或缺。以農產品價格為例，改革以來為了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率，我國施行過幾次大幅度的農產品提價政策，但其他各種非農產品的價格也立馬巧立名目，“趁火打劫”，跟著搭車上漲，最后的結果是，農業與非農業的比較利益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被拉大。為了避免重復出現這種“種瓜得豆”的尷尬局面，我們在提升農業比較效率的時候，其核心還是應該通過市場和政策調控兩只手，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促進農業與工業、城市與鄉村要素資源的平等交換，共享社會改革進步的成果。

作者：徐志文王禮力謝方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安徽省銅陵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