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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三個視角

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就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作用和影響及其與發展中民族國家的主權關系等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瓊•斯佩羅（JoanE．Spero）認為，就像經濟因素產生政治結果一樣，政治因素也會導致經濟結果的產生。從內涵的外延化來看，國際經濟關系就是國際政治關系，因為國際經濟的相互作用同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樣，都要經歷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迫使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主要是跨國公司）在有限的資源面前，對財富和利益的追求會導致嚴重沖突，這些沖突是圍繞對市場的爭奪，對原料和生產手段的控制而展開的。①跨國公司絕大多數是以北方國家為基礎的。它們以犧牲南方國家為代價，加強了經濟發達國家的財富和經濟力量。跨國公司不僅通過貿易與投資的方式向全球擴展，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本國政府、發展中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的政治決策，從而追逐最大化的利潤。②因此，只有將政治與經濟關系兩者結合起來，才能較為全面地反映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現實和本質。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首先應研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總和及其互動關系。“在承認國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時，需要更重視其他角色（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③對跨國公司之間的“跨國關系分析應包含在任何完整的世界政治分析之中”，把跨國關系定義為“跨越國界不受中央政府外交機構控制的聯系、結合和互動。”④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關于跨國公司的理論可以被分為三大模式，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依附論，三者對于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相互關系各有不同的解釋。⑤但學術史上的各種所謂流派只是相對意義上的。學者們的觀點往往彼此影響，相互滲透。⑥

（一）現實主義

1975年，現實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羅伯特•吉爾平在《美國霸權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1975）一書中提出一個新的觀念，即現代世界中的國際關系動力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與政治交互作用的結果，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財富與權力的關系。在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概念。更有意義的是，這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專門研究跨國公司的著作。可以說，國際政治經濟學與跨國公司是世界政治經濟大變革催生出的一對孿生子。吉爾平在后來出版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TheChallengeofGlobalCapitalism）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盡管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舉足輕重，但民族國家依舊在唱主角”，“在民族國家和跨國公司政權的斗爭中，優勢仍在民族國家那邊”。⑦吉爾平在他的另一本書《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第十一章中深入討論了“國家與跨國公司”，論及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關系等問題。⑧他在自己的另一本著作《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中指出：“我逐漸地得出了幾條一般性的結論：跨國公司的確反映了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因而它不可能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目標；美國與西歐之間在防務上的聯系，為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大開方便之門；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為這些經濟活動以及其他跨國活動提供了一種政治框架。”⑨現實主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N．Waltz）也指出：“無論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政治學者都把體系簡化到部分之間的互動上，或者是行為角色的行為，也就是說他們注重民族國家之間以及其他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只局限于單位，沒有認識到體系因素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單位層次上又在體系層次上才能解決問題，才能說明國際體系的行為。”華爾茲的這個觀點對研究跨國公司與國際關系的互動機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可以將建立國際體系與跨國公司之間的互動模型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現實主義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主要貢獻在于引進了新的分析視角和分析概念。例如，他將經濟學中“成本”、“公共產品”等概念引入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金德爾伯格的主要代表作是《1929—193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①他認為，傳統的廠商理論把分析建立在完全競爭市場之上，而跨國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是建立在市場不完全性之上的。根據早期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觀點，市場不完全性與對外直接投資有著緊密的聯系，“直接投資的興旺必定是存在著產品或要素市場分割的政府或企業對競爭的某些干預。”②這就從政府與市場的視角使人們進一步思考跨國公司與母國或東道國政府之間的各種博弈關系。

戴維•麥克格魯（DavidMcGrew）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③一書則考察了在主導公眾和學術論爭的所有重大領域中趨向和反對全球化的所有情形：國家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命運、世界經濟的本質、全球治理的角色、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政治團體和全球秩序的倫理基礎等問題。關于跨國公司的角色，他指出：“人們都同意，在幾乎實時通信的世界里，公司資本甚至是小筆業務也許都具有選擇上的巨大靈活性。但公司無論大小，其命運依然主要取決于地方和國家的競爭優勢及其經濟環境。甚至在巨大的跨國公司中，競爭優勢也主要是其各自國家的革新體系的產物，而生產和銷售則傾向于強烈的地區性集中，實際上，跨國公司和‘具有國際協作的國家公司’并沒有什么差別，因為它們的總部是其繼續成功和認同的至關重要的基礎。財富500強所列舉的世界大型集團公司，其總部幾乎沒有設立在美國、英聯邦、德國和日本之外的。

因此，公司并沒有統治世界，國家在極大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經濟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力量。”④例如，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的效率主要依賴于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質量。美國在海外的經濟活動基本不需要任何軍事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美國在貿易結構、金融結構、知識結構等領域所具有的優勢。對跨國公司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另外一個視角，就是關于一個國家對跨國公司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涉及該領域的主要是一些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羅伯特•吉爾平的《美國的實力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政治經濟學》（U．S．Powerand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對美國跨國公司進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⑤史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Krasner）的《捍衛國家利益：原材料投資與美國的外交政策》（DefendingtheNationalInterest：RawMaterialsinvestmentsandU．S．ForeignPolicy）則是對美國能源政策的分析。⑥例如在2000年的《美國的國家利益》報告中，把“保證全球主要體系（貿易、投資、金融市場和能源供應）的活力和穩定”視為對美國最重要的“生死攸關”（Vital）利益之一。⑦美國等發達國家一直力圖保持在制定新的國際投資規則中的主導權。二戰后美國多次修訂《對外援助法》。歷次法案規定，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和優惠貸款時，要求受援國與美國簽訂“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或“雙邊投資保證協議”。締結“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旨在為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經商創造良好的投資氣候，要求發展中國家給美國子公司以“國民待遇”，取消或放寬投資限制，允許美資企業自由匯出資本和利潤，保證在實行國有化等措施時給予“及時和足夠的賠償”等。締結“雙邊投資保證協議”，旨在保證海外美資的法律保護得以切實貫徹實現，為美資提供雙重保證。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又開始致力于同發展中國家談判和簽訂雙邊性“投資保護條約”。新條約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有關保護海外投資的若干關鍵性問題，如投資的入境興業手續問題、投資興業的待遇問題（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等）、投資企業的征用問題、資本和利潤向境外轉移匯出問題、投資糾紛處理問題等。⑧

（二）新自由主義

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她在《國家與市場》（StatesandMarkets）一書中提出了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的問題。斯特蘭奇用四個基本結構以及四個從屬結構這種新的模式綜合分析國家與市場的關系，認為“主要適應于為本國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逐漸地、不平衡地而又顯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適應于為世界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所取代。”“許多作者全神貫注于跨國公司的興起，同時謀求找到一個關于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組織機構性質變化的解釋。”①在《全球化與國家的銷蝕》一書中，斯特蘭奇認為跨國公司掌握了生產結構中的三個關鍵因素，即技術、資本和銷售網絡，“意味著跨國企業可以與國家一道對民族和全球經濟發展進程發號施令”②。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學大師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的《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一書中的第三部分“實踐中的霸權與合作”系統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金融、貿易和石油領域中的機制演變，提供了從“國際機制”的角度進行研究的視角。③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JosephS．Nye）1977年合著的《權利與相互依賴》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作之一，④他們擯棄了“國家是唯一行為者”的主張，認為戰后國際社會中國家間（interstate）和跨國（transnational）關系的發展促使人們更加重視對國際層次的諸行為者的研究，重視對超越國界的相互聯系、結盟關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

基歐漢和奈申明其目的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理論模式，提出新的研究綱領的構想，包含如下核心內容：其一，各社會之間的多渠道聯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或對外部門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系（包括面對面的交流或通過電訊聯系）；跨國組織（如多國銀行或多國公司）等，這些渠道可以概括為國家間聯系、跨政府聯系和跨國聯系。其二，國家間關系的議程包括許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的問題，它意味著軍事安全并非始終是國家間關系的首要問題。其三，當復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不在本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動用武力。作者強調指出，他們所提出的三個基本條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經濟和生態相互依賴的狀況，也接近于勾勒出國家之間全部關系的特征；他們并不認為復合相互依賴完全忠實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現實，恰恰相反的是，復合相互依賴與現實主義的觀點一樣，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數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往往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不過，復合相互依賴正越來越反映出世界許多地區的現實。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跨國公司在與母國和東道國的角逐中無疑占了上風。跨國公司要以世界市場作為其運作的舞臺，以經濟要素的最佳配置為追求目標。因此，它們要竭力超越國界限制，脫離政治控制，這個觀點就反映在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⑤。威廉•內斯特（WilliamNester）的《國際關系：21世紀的政治與經濟》（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sandEconomicsinthe21stCentury）也是一本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前言中指出：“國家主權自身日益弱化，雖然主權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中心角色仍將繼續，但它越來越多地受到一些強大力量的挑戰，這些力量包括：跨國公司、國際法、國際道德、政府間國際組織、私人國際組織，以及日益稠密的地緣經濟相互依賴或全球化的復雜網絡。”⑥特別需要提出來的是，約瑟夫•A•凱米萊里（JosephA．Camilleri）和吉米•福爾克（JimFalk）的《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⑦和詹姆斯•德•代元（JamesDerDerian）主編的論文集《國際關系理論批判》提供了對主權問題的一些新的研究視角。⑧凱米萊里與福爾克合著的《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一書的第五章指出：“像高壓統治技術一樣，監控技術在國家和國際非國家行為者中廣泛擴散。它們不僅被國家利用，也被商業企業甚至公民個人使用。商業信貸組織可以在世界范圍跟隨公民的遷移、喜好和信貸記錄。銀行、信貸、職業及其他商業機構可以購買同樣的數據庫。廣告機構經常活動于許多國家，它們也可以使用國際數據庫來獲取有關共同體的信息并形成某些見解。大集團為了獲取利潤控制和發展通訊媒體，使它們的活動范圍超出了國家邊界，國家利用通訊媒體來鞏固共同體對其政策的支持，但非國家組織，包括媒體集團，也可以利用它們來重新塑造或破壞國家的現行政策和結構。全球經濟和通訊系統的結合開創了全球互動關系系統，在這一系統內，家只是其他行為者中的一員，國家邊界的重要性日趨削弱。”①

（三）新馬克思主義依附論

新馬克思主義依附論是從戰后“新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孕育而來的。依附論者雖然也大量使用“階級”、“剝削”和“社會主義革命”等詞語，但其理論思維不完全與“新馬克思主義”一致，而且只局限于不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②作為現展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依附理論認為現今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雙重關系：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對政治、經濟、金融和技術的壟斷，進而對發展中國家形成經濟和社會上的擴張和滲透，促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即由于依附于發達國家發展本國的經濟，或由于依附于跨國公司而變得落后和貧窮。③依附論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視為“當代帝國主義的細胞”，認為其發展將造成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剝削和控制關系的進一步深化。該理論認為，由于跨國公司的介入，形成了一種新的依附形式，即所謂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1）工業發展主要依靠出口產業，因為出口能賺取外匯來購買資本貨物。這種依附的第一個結果就是需要保持傳統的出口產業，這在經濟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產關系因而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在政治上就會通過那些頹廢的統治者維持權力。（2）工業發展為國際收支的波動所左右，這往往導致附屬國在國際收支上出現赤字。這主要是因為在高度壟斷化的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也因為外國利潤的匯出，同時還因為需要依靠外資的援助。（3）工業發展受帝國主義中心國家的技術壟斷所左右。這種基于跨國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屬國的生產結構出現如下的狀況：首先，由于需要保護農業或礦業出口結構，從較落后部門榨取剩余價值的比較先進的經濟中心之間就出現了聯系，國內“宗主”中心與國內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間也出現了聯系。國際范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等和聯合的性質在國內精確地重演了。其次，工業與技術結構更緊密地響應跨國公司的利益，而不是響應國內發展的需要。再次，霸權經濟社會中同樣的技術與財富積聚不加多大改動就轉移到大相徑庭的經濟社會中去，造成了生產結構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產設備的開工不足、對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現有市場的加緊利用。因此，在這種新依附中，如果附屬國內部結構以及與統治國的外部關系不變的話，附屬國與統治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就不會改變。隨著附屬國的國內和國際結構受跨國公司、國際商品以及資本市場影響性的加強，依附性的結構就會加深，附屬國就仍然處于不發達的狀況。④例如，巴西學者多斯桑托斯（DosSantos）在其《帝國主義與依附》（Imperialismoydependencia）⑤一書中認為，20世紀50—60年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點是跨國公司從技術—工業統治轉向不發達國家內部市場的工業部門投資。”⑥在技術—工業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國的工業發展將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國的生產體制為跨國公司利益所決定，從而產生一種畸形的生產結構；第二，依附國必須從國外購買機器和材料，必將深深受制于帝國主義中心的技術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產體制造成的高度剝削、限制就業機會并抽走部分國內盈余，將削弱依附國國內的購買力、資本積累力，最終制約其國內市場的發展。⑦帝國主義霸權中心的大資本統治通過在附屬國原料和農產品生產中的投資進行擴張，以滿足霸權中心的消費需求，在附屬國形成面向出口或外向型生產結構，其特點是跨國公司開始在不發達國家與國內市場相聯系的工業部門投資。⑧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形成對外圍地區的支配，因此在這里我們可以把依附歸結為生產要素即生產力發展的依附。⑨即落后國家在技術、資本、出口等方面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其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完全取決于中心地區跨國公司的輻射程度和主觀意愿。

與多斯桑托斯持類似觀點的有阿根廷學者普雷維什（R．Prebisch）。他在其《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CapitalismoPeriferico：CrisisyTransforma－cion）一書中認為，當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初級產品與制造品貿易，使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在他看來，世界“經濟星座”中存在著“中心”和“外圍”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發達國家，它們組織起來并主導著國際經濟體系，使其為它們的利益服務。“外圍”指通過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而與“中心”發生聯系的各種各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貿易條件不利于發展中國家而有利于發達國家，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事實上起著把收入從外圍吸引到中心的作用。①托馬斯•勞爾森（ThomasD．Lairson）和大衛•斯基德莫爾（DavidSkidmore）在他們合著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權力與財富的斗爭》（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TheStruggleforPowerandWealth）一書中也涉及類似觀點，例如，如何理解南方和北方國家在對外投資或借貸領域的相對討價還價力量？此書與其他類似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南北關系、南南合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同時，對第三世界發展問題的討論也采取了一種既不同于西方正統理論，也不同于激進派學者的獨特視角。他們的觀點和約翰•羅爾克（JohnT．Rourke）有類似之處，即“跨國公司絕大多數是以北方國家為基礎的。最強的500多家跨國公司中，大約有95％以北方國家為母國，僅僅只有少數大公司建立于欠發達國家”②。

二、評論

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政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其理論體系發軔于三大知識傳統，或者說受到三大意識形態的浸潤，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被肯尼思•湯普森稱為“國際思想之父”的那些偉大思想家，如17世紀的托馬斯•霍布斯、18世紀的亞當•斯密和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正是這三大知識傳統或意識形態的創始人。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在《美國力量與跨國公司》一書中，把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稱為“政治經濟學的三個概念”③。后來，他又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對上述說法加以修正，用“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一詞來描述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思想分野，而棄用“理論”或“流派”。“因為每個觀點都蘊涵著一個有關人類社會的總的思想和信仰體系，因而類似于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所說的范式。”④所謂“總的思想和信仰體系”主要是指深嵌于理論知識體系之中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三大基本范式（或意識形態），它們在核心假定、價值觀念和經濟政策等方面都是方枘圓鑿、不相通約的。盡管研究者為詮釋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而發展了各種觀點，但這三大意識形態各成體系，各自形成了獨立的話語符號系統，以及影響廣泛的理論成果，“幾乎每個人都會落入這三種競爭性的觀點、意識形態或思想流派之一”。因此，“通過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強弱變化來解讀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是可能的”⑤。

據此，可以把國際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跨國公司理論劃分為三種范式（paradigm），即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模式強調世界經濟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與馬克思主義強調世界經濟的合作是帝國主義的不等價合作的模式不同。現實主義模式強調的是世界經濟中的民族國家利益，這種模式將民族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看成是世界經濟的首要的因素。⑥具體到投資領域，就是國家想方設法扶持本國的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羅伯特•吉爾平曾經指出：“經濟民族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很相似，在過去的幾百年中經歷了數次變革。從重商主義、中央集權下的階級統治論、保護主義、德國歷史學派直至今天的新保護主義等，其名稱在不斷改變著。”⑦他在自己所著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書中指出：“我逐漸地得出了幾條一般性的結論：跨國公司的確反映了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因而它不可能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目標。”⑧因此，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不僅有利于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服務于美國的戰略。首先，跨國公司的行為有利于創造一個自由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利于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其次，跨國石油巨頭在中東以及其他產油國的開發和經營保障了美國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應。再次，跨國公司的高額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美國的貿易赤字，維持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吉爾平在結論中寫道：“跨國公司與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的核優勢一道，共同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⑨與上述現實主義模式不同，新自由主義的模式認為：在國際關系中，經濟關系是影響政治關系和外交關系諸多關系的重要因素。國際關系的產生和發展逐漸開始建立在經濟關系的基礎之上，國際關系的演變內容經常表現為以經濟為中心，而國際關系的變革同樣以經濟關系的變革為基礎。在當今時代，經濟優先已成為各國的選擇，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廣泛而深刻，主要表現為：第一，經濟領域的競爭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主旋律；第二，經濟利益的追逐成為國際關系發展的強大動力；第三，經濟手段的運用成為協調國際關系的重要途徑；第四，經濟安全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新課題。因為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基礎性作用，跨國公司才得以在國際關系中發揮重大作用。

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理論模式（thedependenciamodel）從一開始就著眼于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馬克思主義對世界市場的總體性研究是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切入的，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理論模式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國際范圍的再生產，這一點與商品輸出和貨幣資本輸出有明顯不同。后者雖是資本輸出，也體現一定的國際生產關系，但不會直接輸出生產關系。當對外直接投資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時，由于不存在所有制形式的差別，投資國產業資本的跨國界擴張與東道國經濟能夠自由融合，不存在制度上的兼容問題。當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時，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會成為促進宗法或封建社會制度逐步瓦解的催化劑，相對商品輸出或貨幣資本的輸出來說，能更有效地推動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化。①美國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比較和吸收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思想的基礎上，將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劃分為世界性帝國和世界性經濟兩大類，認為世界體系理論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歷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程。跨國公司理論中的依附論（dependencytheory）視角是對世界體系理論的擴展和延伸，認為某些國家的經濟取決于它們所從屬的另外一些經濟的發展與擴張。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在有些國家（統治國）只能以此作為擴張的反映時，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跨國公司在依附論中是一個難以回避的話題，正是由于跨國公司組織體系的擴張才形成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強權地位。②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戰后殖民體系日趨瓦解，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海外利益，迫切需要通過以上的跨國壟斷組織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保持原有的銷售市場、原料基地和投資場所，從而繼續控制和剝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從發展中國家方面來說，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這些國家獲得政治獨立以后，一般都缺乏發展民族經濟的必要資金，這使得它們的貧困程度和對北方國家的依賴有增無減。但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諸如掠奪燃料和原材料，推銷陳舊設備，造成經濟結構畸形發展，打擊甚至擠垮民族工業，促使外貿條件惡化，進行重利盤剝，導致人才外流以及擴大兩極分等。例如，197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為37．49億美元，但從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利潤卻高達127億多美元。發展中國家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剝削活動中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有時，一些跨國公司為了攫取高額利潤和維護其在某些國家的特殊權益，恣意干預這些國家的內外政策，甚至不擇手段搞政治顛覆和軍事政變。③

綜上所述，以上三種研究范式在研究視角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學者們有的從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視角進行研究，有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新現實主義的代表性觀點如羅伯特•吉爾平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一書中認為的那樣，“盡管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舉足輕重，但民族國家依舊在唱主角”。自由主義強調跨國公司的作用，同時也看到跨國公司的天然缺陷，也強調國家的作用，但認為國家在許多傳統領域又處于被動狀態。惟有國家和跨國公司相互補充，各方才相互受益。所以，國家的經濟作用在于：要善于制定與管理“國際機制”以便建立一個自由交換的世界市場，避免不公正的國際競爭。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論視角則認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是“當代帝國主義的細胞”，是新殖民主義者和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的工具，它們從東道國吸收的資本比它們給東道國帶去的更多；它們以高價轉讓的技術，是由于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在第一世界國家里變得過時的技術，常常與窮國真正需要的技術無關；它們利用東道國廉價的勞動力，卻不讓當地人得到報酬較高的技術和管理職位；它們在稅率低的地方經營，以便獲取在母國難以獲得的高利潤；它們從母國公司那里進口，而不是購買當地商品。因此惡化了東道國的國際收支狀況，④其發展將造成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剝削和控制關系的進一步深化以及第三世界持續的不發展。除了上述三大研究模式以外，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互動關系及其作用機制問題也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對跨國司與民族國家政治經濟互動關系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研究戰后跨國公司與國際關系的互動機制的各個不同側面，而這也正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之間的區別所在。例如，瓊•斯佩羅（J．E．Spero）等學者認為，跨國公司與發展中民族國家之間潛在的政策和利益沖突領域有三個：一是跨國公司與國民經濟的福利、增長及效率問題；二是跨國公司與國家控制經濟的能力問題；三是跨國公司干預國家政治過程的問題。①對上述三種理論模式及上述三個領域的研究構成了關于跨國公司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主體，其核心仍然是“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問題。

作者：黃河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