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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極可以是產業，也可以是區域，但在地理空間上具有集約型，也就會表現為擁有興盛的主導產業的城市或城市群，而這種代表增長極的城市經濟體對整個區域經濟有擴散和回流的作用。擴散作用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這種效應可以表現為中心城市范圍的不斷擴大，形成巨型城市，或者各縣域經濟特色化發展，形成新興城市群。但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城市經濟發展與周邊地區發展的關系，會造成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城市的興旺與周邊地區的蕭條并存，進而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是回流作用。城市在利用自身的聚集效應大力發展第二、三產業的同時，還應當積極發揮擴散作用，成為區域發展的關鍵驅動力量，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影響城市經濟發展的外生因素

區位交通、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宏觀政策對城市的經濟發展影響顯著，但均為外生因素，即對于既定的城市，上述因素也是外部給定的，并非能為城市本身所主動影響的。首先，區位及交通對城市發展影響至關重要。絲綢之路上的敦煌、京杭大運河時的杭州、現代海運交通背景下的香港，不同時代的不同主流商貿交通方式造就了不同區位城市的興衰成敗?，F代城市是否在當前經濟版圖上占據有利的輻射區位，關鍵在于城市能否在現代交通格局中成為關鍵性節點，這對城市經濟長遠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城市資源稟賦對城市發展的類型影響顯著。豐腴的資源對城市發展的好處顯而易見，城市經濟發展可坐享資源紅利，實現短期快速增長，形成相關資源產業布局。但是，資源型城市通常對資源產業存在過度依賴的現象，從而對其他產業的發展產生擠出效應，城市產業結構單一。隨著資源產業規模的擴大，資源逐漸消耗，產業效益將下降，城市產業轉型的危機將逐步顯現。國家從2008年開始分三批公布的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就是這種危機的真實寫照。

再次，城市對已有的產業基礎有路徑依賴。城市已有的主導產業會在當地形成利于產業發展的產業配套環境：資源、人才、企業家群體、基礎設施、關聯企業、產業政策和產業服務。產業配套環境能吸引對應企業的聚集，形成聚集效應，產業的聚集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原因和動力。城市發展已有的主導產業具有明顯優勢，但已有產業在其產業生命周期中所處階段是值得注意的，要從城市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城市主導產業格局，做好產業的轉型升級。最后，宏觀經濟政策對城市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城市經濟是區域經濟中最活躍、最顯著的部分，也容易成為宏觀政策實驗區和展示窗口。深圳等一批沿海城市從中國改革開放“試驗田”到中國改革開放“樣板間”的發展歷程就說明，把握和利用好宏觀經濟政策能極大地加速城市經濟的發展。

科技創新對城市經濟發展的內生作用

經濟學對促進經濟發展因素的討論由來已久。在古典經濟學時代，資本、資源（土地）、人口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逐一分析。約翰•穆勒認為隨著經濟的增長，財富和人口的增速將逐漸放慢直至停止，最終社會將進入一種物質上無增長的“靜止狀態”。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索羅等學者將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源泉歸結于技術的進步，但對技術進步的生成機理，以及技術進步如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過程沒有進一步闡釋，只是簡單地設定一個外生技術進步的速率，從而保證經濟不斷持續增長，這就是增長理論中“索羅之謎”。

為了破解“索羅之謎”，由羅默和盧卡斯等學者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較好地解釋了“干中學”和“研究與開發（R＆D）”等科技創新活動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機理。理論認為，技術的創新也是一種需要耗費資源的生產活動或投資，其開展的深度與廣度與一般性生產活動或投資一樣，也受到資源約束和收益率變化的制約。同時，技術創新和進步的內容表現為多種形式，包括中間產品種類的擴大、消費品種數的擴大、人力資本增長、“干中學”帶來的自然增長、投資或生產帶來的增長、產品質量改進、生產成本下降等。技術的創新和進步帶來的產出效應足以抵消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效應，從而保證經濟能夠在不依賴外力推動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因此，在促進經濟發展所有的關鍵性因素中，唯有科技創新是經濟體可以自我掌控的環節，也是唯一能成為經濟發展長期驅動引擎的要素?？萍紕撔碌膬热菘煞譃橹R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知識創新的關鍵是科學研究，是新的思想觀念和公理體系的產生，其直接結果是新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學說的產生，為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技術創新的核心是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價值實現，它推動技術進步與應用創新的雙螺旋互動，提高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增長。管理創新既包括宏觀管理層面上的創新———社會政治、經濟和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創新，也包括微觀管理層面上的創新，其核心內容是科技引領的管理變革，其直接結果是激發人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促使所有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推動社會的進步。

知識創新在城市經濟發展中具有顯著的正的外部性。知識創造與產品的生產雖然都要消耗一定的資源，但知識屬于公共物品，即在知識的學習和利用上是不具有排他性的，而有形產品屬于私人物品，其使用具有排他性。比如，牛頓力學三定律只需要借助較少的成本就可得到傳播，人們同時利用牛頓力學三定律解決問題相互不受任何影響。正是由于知識使用的非排他性，使得知識創新具有顯著的正的外部性。從社會成本的角度看，促進知識的創新所獲得的社會收益遠遠大于所付出的社會成本，知識的創新的這種溢出效應使其克服了其他生產資源（資本、資源、勞動）不可避免的邊際效應遞減的趨勢，保證城市經濟的高速持續增長。

技術的創新能夠推動城市主導產業加速發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僅用蒸汽機、電燈、電腦、互聯網四種技術的創新和發明就可以代表四個不同的產業革命時代。技術的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促進起著革命性的作用。就城市經濟而言，只有持續地促進產業的技術創新，才能保證主導產業具有行業領先優勢，不斷持續發展；對于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城市，只有通過技術的創新，才能尋找、培育未來具有增長潛力的產業雛形，成功進行產業的轉型和升級。管理的創新使得技術創新的成果實體化，保持城市經濟長期的發展趨勢。廣義的管理創新就是制度的創新。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思研究發現，在1600-1850年間，世界海洋運輸沒有發生顯著的技術進步，但此期間的效率卻大大提高了。究其原因，這期間航海及運輸技術沒變，但船運制度和組織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導致運輸成本降低，提高了海洋運輸生產率。同樣地，中國在1978開始實施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在農業技術條件不可能有顯著改變的情況下，僅1年的時間，糧食總產量從1.8萬公斤猛增到6.6萬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躍升為400元。

諾斯認為制度因素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種能夠對個人提供有效激勵的制度是保證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甚至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因此，管理的創新對于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絕對不能忽略，可以認為管理創新產生的激勵作用可以鞏固甚至于引發知識和技術的創新，將一個城市的人力資源充分發揮出來，從根本上保證城市經濟的內生化的持續發展。美國“硅谷”的發展歷程就很好地詮釋了科技發展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作用。二戰結束以后，美國高校出現大批回流學生。為了緩解財務壓力，并給畢業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校長弗雷德•特曼的建議下，斯坦福大學開辟工業園，招攬高科技企業進駐辦公。斯坦福大學工業園的成立成為硅谷的發端，高校知識創新和產業的技術創新在園區里得到很好地結合。同時，特曼校長進行管理創新，為入駐民用技術的初創的高科技企業提供風險投資，形成產業孵化作用。之后，更多地風險投資進入硅谷，成為為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關鍵制度保證。在科技創新有力的內生支持下，硅谷發展成為世界范圍的高科技產業的代名詞。2011年硅谷GDP約為0.731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5％。

小結

作為“增長極”的城市經濟對區域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帶動作用，城市經濟本身的發展也受城市區位交通、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宏觀政策等因素影響顯著。然而，表現為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三種形式的科技創新才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內生動因，可以通過加大科技創新的力度使得城市經濟獲得高速可持續的發展。

作者：鄒丹單位：襄陽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