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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加入多邊貿易體制漫長而曲折歷程中的孜孜以求表明，中國在總體上對多邊貿易規則體系持認同和接受態度，因而與體制的積極合作應該是基本態勢。但是，作為“非市場經濟”待遇的主要承受者，中國在承擔過多義務的同時卻未能充分享受體制內成員的應有待遇和權利，因此，如何謀求對自身“非市場經濟”待遇的調整是中國今后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在加入談判中，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要求并未得到主要成員的完全認同，何不再增加一個“轉型經濟”的砝碼?既然“經濟總量大”、“發展迅速”和“具有轉型期性質”成為中國無法完全享受發展中國家特殊與差別待遇的理由，那么，中國何不從“具有轉型期性質”國家應該享受什么待遇入手，積極爭取優惠待遇?因此，中國應該從戰略的高度認識這一問題，將短期的雙邊策略與長期的多邊策略結合起來，在積極參與體制決策機制和職能機構的過程中尋求對體制的影響，為在體制中確立自身地位、謀求應享利益、拓展發展空間創造條件。

迄今為止，已有20個“非市場經濟”國家先后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正式成員。①縱觀“非市場經濟”國家與多邊貿易體制關系的演變，一方面，此類成員數量的增加使多邊貿易體制在組織體系上逐漸演變成一個成員結構趨于廣泛和全面的國際機制；另一方面，其規則體系卻未能作出相應的、即便是“盡最大努力”的包容性調整，導致“非市場經濟”國家作為一類成員在體制中的地位低于發展中國家，②從而大大阻礙了新成員的加入和已有成員真正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發揮應有作用。

眾所周知，多邊貿易體制是一成員驅動型體制。在重大和日常決策中，它主要采用的是“協商一致”原則，在日常運作中，其各級常設職能機構均對所有成員開放。因此，衡量一類成員在體制中參與度的可量化指標主要是常駐代表團規模和在日常和重大決策程序中的領導資格。從這些客觀指標看，“非市場經濟”成員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參與度很低。

一、“非市場經濟”成員在重大決策機制中的參與

多邊貿易體制的決策可分為兩大類：一是部長會議、多邊談判等重大決策，這類決策直接影響和決定著談判的啟動、議程的制定、最終規則結果的形成和部長宣言的起草；二是體制常設職能機構(如世貿組織的總理事會、理事會、委員會、工作組和專家組，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的代表理事會及下屬委員會、工作組和專家組)在日常職責履行中的決策，這類決策會影響和決定規則的履行、爭端的解決和新成員的加入等。無論哪類決策，一般通過兩種方式實現：協商一致和基于“一成員一票”的正式投票。盡管GATTl947只對后者作了明文規定，但是，事實上從一開始體制中的各類決策幾乎都采用前者，而烏拉圭回合達成的《世界貿易組織協定》進一步確立了協商一致優先的決策原則，從而使這種歷來被看作有利于小國參與、基于主權平等、利益平衡的決策方式成為多邊貿易體制與其他國際制度的重要區別。

多邊貿易體制對發展中和“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開放始于1950年代末，推動這一進程的不僅有經濟因素的影響，更有體制內主要大國為預防和瓦解兩類國家在體制外結成陣營的政治考慮，而協商一致既對體制外中、小國家具有誘惑力，又可防止這些國家在體制內結盟。因此，該原則從一開始就成為多邊貿易體制及其主要締約方在吸納發展中和“非市場經濟”國家、擴大成員規模的同時，維護既有大國利益、防止新成員，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利益上與發達的市場經濟成員有沖突的新成員結盟聯合從而削弱其作用的重要手段。但是，隨著體制規模的擴大，向每一個成員就任何一項決策進行協商肯定會變得越來越困難，更何況達成一致。這樣，基于協商一致的非正式磋商在說服差異巨大的成員達成協議方面便越來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在非正式磋商中，大國的作用和影響力必然凸現。多邊貿易體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逐步形成了在重大決策中起重要、甚至決定作用的“十八國咨詢集團”和“綠色會議室集團”及其決策程序。

“十八國咨詢集團”停止工作后，圍繞總體或特定的談判和決策議題，一些非正式集團或磋商機制紛紛出現。其中，尤以“綠色會議室集團”具有代表性。“綠色會議室集團”及其決策程序指的是在多邊貿易談判進程中，一定數量的核心成員(往往是體制中有影響力的活躍成員或相關議題的重大利益方)事先就特定議題形成小集團進行討論、磋商和談判，然后視需要逐層向外圍成員擴散或直接向全體成員報告，最終促使全體成員對其磋商結果或建議進行“協商”并達成一致的決策方式。“綠色會議室集團”成員并不固定，且隨多邊貿易體制成員規模、議題的范圍和性質及其涉及利益方的不同而不同。這類集團及其決策程序早在肯尼迪回合談判中就已顯雛形，③但真正的形成是在烏拉圭回合期間，到世貿組織成立后的新加坡和西雅圖部長會議發展到高潮，并因其總是事先在總干事的綠色會議室中會晤磋商而得名。這種決策方式實際上將絕大多數中小型發展中和“轉型經濟”成員排斥在決策程序之外，從而削弱了這些國家在重大決策中的作用。如在烏拉圭回合后新一輪談判的啟動過程中，“綠色會議室集團”成員主要包括25至30個成員方：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瑞士和挪威等發達成員，阿根廷、巴西、智利、埃及、中國香港、印度、韓國、墨西哥、巴基斯坦、南非、東盟等發展中成員，再加上1至2個“轉型經濟”成員，這一成員構成幾乎是當年“十八國咨詢集團”的翻版與延續，“非市場經濟”成員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可見一斑。

二、“非市場經濟”成員在常設機構中的參與

在多邊貿易體制各類常設職能機構中，“非市場經濟”成員的參與度也同樣弱于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

作為管理和履行多邊貿易體制規則安排的組織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擁有5項基本職能：(1)管理和執行共同構成體制規則的多邊和諸邊貿易協定；(2)為成員提供多邊貿易談判的場所；(3)按照爭端處理的規則和程序，解決成員間貿易摩擦；(4)審議各成員的貿易政策；(5)協調與其他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保障全球經濟決策的一致性。履行這些職能的所有理事會、委員會、專家組和工作組都是向所有成員開放的，例如，一般情況下，成員方常駐體制總部日內瓦代表團的團長(一般稱大使)通常在總理事會一級代表各自國家或地區。因此，決定成員方在多邊貿易體制日常運作與決策中所發揮作用的首先是其駐體制常設機構的代表團規模。從這一指標看，“非市場經濟”成員無論是總規模還是平均規模，盡管從1980年代開始隨著成員數量的增長而增長，但增速均落后于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導致這兩項分指標(總規模和平均規模)與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的差距被逐漸拉大。而在現今的多邊貿易體制組織機構中，一成員常駐代表團的規模一般應在4至5人才能夠保證其有效地參與體制的日常運作(如跟蹤各理事會、委員會等的議題進展，參與各類會議和活動等)，若按這一標準，轉型經濟國家又是三類國家中唯一一組無法有效發揮其作用的成員。

另一方面，在世貿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各職能機構的日常決策中，基于協商一致的非正式磋商同樣是最重要手段。在這過程中，職能機構的主要官員，即總理事會及其下屬的理事會、委員會、工作組和專家組的主席和副主席在平衡各方利益、協商達成一致從而作出決策的過程中往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在多邊貿易體制對中國的過渡性審議中，各方圍繞審議程序、質詢和答復方式，以及審議報告形式的爭論，最終由各理事會和下屬委員會主席進行協調，并作出決定。因此，不同類型成員在各理事會、委員會、專家組和工作組所擔任的主席資格是各自在體制日常決策中發揮作用的重要標志。

多邊貿易體制的常設職能機構依據各自的權力和職責又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也是相對較重要的一類，包括GATT理事會、WTO總理事會及其下屬理事會，以及GATT時期的常設委員會和WTO總理事會和理事會的下屬委員會；第二類，主要包括眾多特別工作組(如加入工作組)和其他權責范圍較小的機構，如GATT時期的東京回合守則委員會、WTO時期的諸邊協定委員會等。從各類成員在這兩大類機構中擔任領導職位的分布情況和歷史演變看，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在各類機構中唱主角，而“非市場經濟”成員的領導作用盡管有所提高，但是，即使到2000年，在各類機構所擔任的正、副主席僅占總職位數的7％，大大低于發達成員的53％和發展中成員的40%。

三、中國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策略

中國的加入已使“非市場經濟”國家作為一類成員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如何提升自身以及“非市場經濟”成員在體制中的作用是中國面臨的一大難題。作為現今唯一全面承受“非市場經濟”待遇的正式成員，中國應將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提升在體制中的影響力與謀求市場經濟待遇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加大自身作為轉型經濟成員在體制中的參與力度，尤其是在重大和日常決策機制或機構中的參與力度，以贏得在體制各類決策中表達和爭取自身利益的機會，同時也為未來進一步影響體制作準備。

因此，中國首先應重視對重大決策非正式磋商機制的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歷史與現狀已經表明，成員數量的增長與協商一致的基本決策原則存在沖突，因此，基于同心圓模式的“綠色會議室”非正式磋商機制已成為多邊貿易體制重大決策的基本手段。而以往轉型經濟國家在該機制中的地位低、作用弱，中國的加入應有助于改變這種狀況，因為作為一個貿易和引資大國，中國在所有談判議題中均是主要利益方，理應是“綠色會議室”的固定成員。

當然，“綠色會議室”決策程序因其缺乏合法性、民主性和透明度而從西雅圖部長會議開始備受被排斥成員的指責，因此，改革和調整也已勢在必行。國外學者已提出了一系列方案，總體思路是借鑒IMF執行董事會和GATT“十八國咨詢集團”的經驗，建立一個涵蓋絕大多數成員的、基于協商一致原則的、由20至25個席位的正式機構——決策咨詢委員會(WTOConsultativeBoard)，以同時提高體制的決策效率和民主性。這類咨詢委員會盡管沒有最終決策權，僅限于對相關議題的磋商、討論和談判，最終向全體成員方提供決策建議，但因其是具廣泛代表性的一個正式機構而對最終決策有絕對的影響力。在此類體制改革過程中，中國同樣應有所作為。首先，中國應積極提供方案和建議推動這一改革；其次，作為一大國，中國理所當然應該在可能建立的決策咨詢機構中單獨占有一席；最后，中國可以借這類決策咨詢機構，與其他以聯盟合作或團體組合方式分享席位的轉型經濟成員協調立場、聯合提案，以維護作為轉型經濟成員的利益。

其次，中國應重視對世貿組織各類常設職能機構(理事會、委員會、工作組和談判組等)的參與。在中國加入之前，計劃／轉型經濟成員在此類機構中的參與力度并不大。例如，由成員方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團長(大使)作為政府代表組成的總理事會是多邊貿易體制常設決策機構，它不僅在體制最高決策機構部長會議休會期間行使部長會議的職能，而且履行著爭端解決機制和貿易政策審議機制的職責。因此，各成員大使或代表在總理事會及其下屬機構中是否擔任要職直接反映出對常設決策機構的參與程度和對日常決策的影響程度。在中國加入之前的2000年，僅有捷克一國作為轉型經濟成員擔任著相關機構的主席一職，而自中國加入以來，總體格局并未得到改變。2001年以來，在總理事會及其下屬理事會、委員會和工作組等16個常設機構中，轉型經濟成員的主席席位始終保持在1到2席，參與國也僅限于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4國。另外，在多邊談判期間，總理事會還下設貿易談判委員會，在多哈發展回合的8個談判小組中，2004年的8個主席職位分別由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平分。

另一方面，中國應加大對世貿組織秘書處的參與。事實上，這是中國實現上述2個目標的有效途徑。因為中國如欲在短期內大規模參與世貿組織的各類常設職能機構和非正式磋商機制，人才與經驗最重要，而作為多邊貿易體制的一個常設服務與支持機構，世貿組織秘書處的主要職責是為代表機構談判和協議執行提供行政和技術支持、為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提供技術援助、監視和分析世界貿易動向、組織部長會議，以及為爭端解決提供法律幫助。因此，盡管秘書處職責權限有限，處理事務也非常瑣碎，但卻可以為成員熟悉體制、積累經驗、培養人才、了解其他成員提供實踐和鍛煉的機會。因此，大多數貿易大國(或地區)的參與力度一般都很大。但是，轉型經濟國家在其中并不活躍，2003年僅有中國5人、波蘭5人和羅馬尼亞2人任職，在601個職員中僅占2％，2004年增加為中國7人、波蘭5人、羅馬尼亞2人、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和愛沙尼亞各1人，在630個職員中占3％。雖然中國的參與度有所提高，但與其大國的身份依然不相稱。

最后，作為另一日常決策機構，爭端解決機構不僅在貿易爭端中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且是多邊規則執行過程中規則解釋與澄清的權威機構，也就是說，多邊規則的真正內涵實質上是掌握在爭端解決專家組，尤其是具終裁權的上訴機構手中。因此，盡管專家組和上訴機構成員是以個人身份任職，不附屬于任何政府和組織，但他們的國籍來源依然可以說明各自母國在體制中的參與和對規則的影響。然而，轉型經濟國家在該機制中的參與力度很弱，尤其在上訴機構中，至少在其成立的前11年(1995年12月一2005年12月)中，始終被排斥在外。因此，中國應積極謀求對這一機構的參與，以提升自身對體制的影響力，并對“非市場經濟”成員起到示范作用。

注釋：

②應該承認，絕大多數“非市場經濟”國家屬于發展中國家，本文將“非市場經濟”國家分離出來，作為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并列的一類國家。

③肯尼迪回合談判主要集中在美國、歐共體、英國、加拿大和日本之間，這一非正式小集團被稱為“橋牌俱樂部”(BridgeClub)。參見Winham(1986)，第65頁和第272頁。

①盡管中國是否是“非市場經濟”國家是一有爭議的問題，但中國作為現今唯一全面承受“非市場經濟”待遇的多邊貿易體制正式成員是一基本事實。因此，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非市場經濟’國家”一詞來稱謂計劃經濟和(由計劃向市場轉型的)轉型經濟兩類國家。這樣，目前全球“非市場經濟”國家共計34個，除古巴和朝鮮外，均為轉型經濟國家。其中，多邊貿易體制中的轉型經濟成員有：捷克共和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共和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克羅地亞、馬其頓、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摩爾多瓦、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柬埔寨、中國和蒙古等20國。前南斯拉夫于1966年加入多邊貿易體制，1991～1992年間分裂成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馬其頓、波黑和南聯盟5國后須重新加入，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于1960～1970年代加入，捷克斯洛伐克是多邊貿易體制初始成員，1993年分裂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共和國后已于當年重新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