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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現狀

（一）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緩慢從消費結構上看，我國農村居民正經歷由溫飽型消費向小康型消費轉變的過程。如表1所示，隨著農村居民吃穿住等各項消費支出逐步下降，家電、保健類消費支出穩中有升；交通、通信、文教娛樂及服務的消費正表現出極大潛力。交通通信比重從2000年的5．58％提高到2012年的11．05％；消費家庭設備及用品的比重從2000年的4．52％提高到2012年的5．78％；醫療保健的比重從2000年的5．23％提高到2012年的8．70％。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緩慢升級。

（二）我國農村地區消費空間不平衡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一直以來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反映在農村居民消費方面呈典型的梯度性特點，地區間購買力水平不平衡。2012年，我國東部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為7682．97元，西部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為4798．36元，遠低于東部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支出。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最多的三個省市為上海、北京和江蘇，分別為11971．50元，11878．92元，10652．73元；消費支出最低的三個省份為西藏、貴州、甘肅，分別為2967．56元，3901．71元，4146．24元，可以看出我國地區之間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差距十分明顯，顯示出農村地區消費空間不平衡。

（三）我國農村地區消費時間不平衡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在時間上表現為消費的時間性和季節性突出。農民的生活性消費基本是長期積累，一次性大量消費，農民平時省吃儉用具

（四）我國農村居民消費與儲蓄不協調目前，我國農村地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這些年輕人高校畢業后，很多人選擇留在大城市發展，這樣他們就面臨著買房等一系列潛在支出。盡管其家庭收入在提高，但是隨著潛在支出壓力增加，農村居民越來越傾向于儲蓄，不敢進行消費。再加上與市場化改革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遠未建立起來，農民對醫療、養老等憂患意識增強，預期支出的增加對其他消費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抑制了農民即期消費。

二、農村居民收入預期不確定的變化機理

（一）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不確定性的變化機理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收入，指農村住戶以家庭為生有極高儲蓄率，把資金留到建房、子女教育、婚嫁等重要時刻使用。一年中最主要的消費集中在出售農副產品之后以及逢年過節，迎喪嫁娶等重要時間，在這些時間通常出現集中消費的情況，其余時間或不消費，或很少消費。由于我國農村地廣人稀，村落分散，再加上水、電、道路等基礎設施相對較差，很多地區沒有大型超市，居民消費仍采用傳統趕集方式。

按照收入來源不同，目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可以分為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種收入類型。從表2可以看出，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是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兩部分的收入所占比重達到總收入的90％以上，而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及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構成中所占比重僅為10％左右。這部分收入對增加農民消費沒有太大的作用，因此，本文略去了對這部分收入的研究。可以說，我國農民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不確定性和波動性。下面來分析這兩部分收入的不確定性變化機理。產經營單位進行生產籌劃和管理而獲得的收入。我國農民在獲得家庭經營性收入時需要經歷生產和銷售兩個的環節。1．在生產環節，農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環境條件。當風調雨順的時候，農業就會五谷豐登；當遇到自然災害時，農業產量就會減產，使農民遭受經濟損失。2000年、2001年和2003年成災面積均超過30000千公頃，其中2000年成災面積最大，高達34374千公頃，占播種面積的22％。［1］相關研究表明，我國受災面積變化量和成災面積變化量分別與我國農業產出變化量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自然災害對我國糧食產量的影響效果顯著，對農民的農業收獲量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正是由于這種自然條件的不確定性造成了農民收入的不穩定性。［2］2．在銷售環節，農民要在農產品市場把生產的農產品銷售出去。和其他商品市場相比，農產品市場風險性較大，如市場行情的變化、消費需求的轉變等，都會給農村居民帶來經濟損失的可能性。在這一環節，一方面由于農民受到市場環境和自身素質等因素的限制，他們往往只能在其所處的當地市場將農產品以批發的形式銷售給農產品經銷商，從而獲得低于農產品價值的現金收入；另一方面，從農民所在的局部市場來看，農業生產具有地域性特點，再加上信息閉塞，這導致我國許多農產品在當地的局部市場范圍內往往供大于求，出現局部過剩現象，導致農產品價格不是很高。由此可見，在銷售過程中，我國農民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其家庭經營性收入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二）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不確定性的變化機理隨著我國城鎮化的迅猛發展，如今農村居民外出打工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工資性收入在農村居民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已成為農村居民收入的重要來源。農民獲取工資性收入不受自然風險的影響，所以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對于抵制自然風險具有積極作用。農民主要通過在企業里工作獲取工資。在這一過程中農民的工資性收入主要是在企業內部實現的，企業是市場風險的主要承擔者，農民工資性收入受市場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程度較低。我國農民工資性收入不確定性最重要動因是我國農民的非農就業面臨較多的困難和較高的不確定性。1．我國農村居民整體文化技能水平較低。目前，我國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8年，僅相當于初中二年級水平。而企業對農民工文化技能的要求卻越來越高。因此，農民的低人力資本與現代企業對人才的高要求之間形成了一定的缺口，這導致農民工就業難度逐年增加。與之同時，我國鄉鎮企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逐年減弱，每年僅增加90多萬人，只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9．2％左右。這樣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加大了農民的就業難度。［4］2．農村居民進城務工所獲得的工資較低且經常被拖欠。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被拖欠工資的返鄉農民工占返鄉農民工總數的5．8％。其中，保留工作只是回家過年的農民工中有4．4％被雇主拖欠了工資，而需要重新找工作的返鄉農民工中有8％被拖欠了工資。［5］這些都造成農村居民面臨巨大的收入不確定性。此外，農民工是非農產業中勞動權益保護狀況最差的一個就業群體，并且其往往是在規模小、技術水平低、管理比較落后的中小企業就業。農村居民在這些企業務工往往遭遇一些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限制，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切實的維護，工資偏低、被克扣和拖欠，勞動條件差，缺乏基本社會保障等問題相當突出。面對這種現狀，已進城的農民工缺少就業的穩定感；而且在企業經營狀況變化的過程中，農民工最容易被拋入失業者的隊伍，從而給其帶來收入損失。

三、收入預期不確定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

根據2000－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農民收入和消費的年度數據作為樣本數據，用農民收入增長率波動指數來度量收入的不確定性，進行回歸分析，建立模型如下。上述回歸結果表明：農村居民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對其消費具有顯著影響，當其收入預期增加時，農民的消費會隨之升高；而收入預期減少時，農民會減少當期消費。由農民收入預期每增長1個單位，農民消費增長率的變化率會隨之增長0．863個百分點。四、穩定收入預期，拉動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的建議綜上所述，家庭經營收入是我國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工資性收入的水平近年來也不斷提高，這兩類收入的波動都會增加農村居民未來消費支出的不確定性。鑒于此，要穩定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預期，拉動農村消費需求，一方面，要穩定和增加家庭經營純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農村居民社會保障體系，使其無后顧之憂。

（一）建立健全保障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收入的政策體系農業生產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環境影響。要使農民對未來收入放心，這就需要建立健全保障農民收入的政策體系。1．完善農產品價格維持制度。目前，我國農村居民的家庭經營收入占其純收入的50％以上，如前所述，該部分收入水平直接受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狀況影響。因此要提高我國農村居民家庭的經營性收入，就必須著力穩定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完善的農產品價格維持制度是提高我國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有力保障。政府要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力度，提高農產品最低收購價格，同時要積極引導，支持擴大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等農產品的產量，擴大農產品的對外出口。并且對于自然災害等原因給農民造成的經濟損失，給予相應的補貼，提高其家庭經營收入水平，調動其生產積極性。2．發展現代化農業，拓寬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渠道。近年來，隨著農村居民整體素質和農村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傳統農業已經邁開了現代化的腳步。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不僅可以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而且有助于完善產供銷一體的農產品流轉體制，降低農產品的流通成本。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逐漸繁榮起來，這就有效的拓寬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只有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才能夠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穩定增長，提高其消費水平。

（二）建立促進農村居民就業的長效機制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向城市尋找工作。工資性收入在農村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農村居民進城務工，給予其平等的就業機會，加大對進城務工農民的保障力度，改善其在城市的工作環境，必要時設立相關部門監督管理企業的用工行為，一旦發現損害農民工權益的行為一定嚴懲不貸，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從而提高其工資收入的穩定性。通過建立促進農村居民就業的長效機制，改善其就業、生活環境，這樣可以穩定農村居民收入預期，提升其消費水平。

（三）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要改善農村居民收入預期，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其生活消費支出，必須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國家財政必須大力支持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讓農民真正感受到其“生有所依、病有所治、老有所養”。通過公共財政資金、集體公益資金、農民群眾、社會捐助相結合的模式，建立健全政府引導、集體決定、群眾參與、種類齊全、保障到位的全覆蓋的新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6］提高農民的參保積極性，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做鋪墊，實現農村居民醫療、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使更多的農村居民從中受益。通過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效減輕農民的養老和看病等負擔，這間接地增加了農民對于未來的穩定收入，降低他們對于個人未來生活的擔憂，提高其生活消費水平。

作者：韓梅單位：合肥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