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述收入分配職能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容摘要：在財政聯邦制下，收入分配職能一般歸中央政府。然而，隨著財政聯邦主義理論的發展和一些國家福利改革的實踐，出現了收入分配職能的微觀化趨勢。收入分配職能不能簡單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分配，收入分配的結構多元化需要良好組合多級政府的決策，構建和諧社會也需要對收入分配職能進行重新定位。

關鍵詞：財政分權，要素流動，收入分配職能

早在20世紀50年代，馬斯格雷夫就提出了現代財政的三大職能：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穩定。其中，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主要通過稅制結構、社會保障、福利、針對貧困者的其他形式公共援助項目，以及醫療保險和教育補助等這樣的政策來實現。

在傳統的財政聯邦主義的框架下，一般認為資源的配置職能歸地方政府，而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職能歸中央政府。然而，隨著財政聯邦主義理論的發展和一些國家福利改革的實踐，出現了收入分配職能的微觀化趨勢以及這種趨勢所引起的爭論。本文就收入分配職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組合效率作理論和實踐上的分析，這種分析對于中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框架下重新定位收入分配職能將有所裨益。

一、財政分權理論與收入分配職能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認為在一定的條件下，競爭性均衡的結構可以實現任何帕累托最優配置。從這個意義上，收入分配是一種公共產品，那么這種公共產品應該由中央政府來提供還是由地方政府來提供？以阿羅-馬斯格雷夫-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的第一代財政分權理論強調財政的均等性，主張中央政府必須而且能夠在建立平等的收入分配方面發揮比地方政府更大的作用(Musgrave,1971；oates,1972)，他們認為收入分配的分權會導致逆向選擇。假設窮人和富人是可以流動的，當一個地區使用負所得稅進行比其他地區更平均的收入再分配時，富人會從這個地區遷移到其他地區，而窮人則會流向這個地區，這種結果有時被稱為溢出效應，溢出效應限制了次級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潛能。類似地，Wildasin(1991)指出分權化的收入分配會導致外部性，一個地區的政策制定者只關心該地區收入分配過程的凈收益，如果其他地區的窮人流入該地區，則會導致該地區更高的政策成本從而使收入分配的提供不足。無論收入分配由哪級政府實施，都必須涉及政府的收入能力。如果由次級政府實施，那么富人將遷到稅率較低的地區，從而使原來地區的收入分配由于政府的收入能力難以持續。然而，Pauly(1973)指出分權化的收入分配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每個人不僅關心他自己的收入分配狀況，還關心其他人的收入分配狀況，窮人的效用水平是富人效用函數的變量之一，如果地區間的收入分配目標存在差異時，這種有差異的收入分配政策就是帕累托最優的一個必要條件，很明顯，Pauly的分析是基于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假設。結論的分歧主要來自于要素流動性的假設，Wellisch(1992)在富人利他的假設下分析了富人能夠流動而窮人不能流動的收入分配，結論是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數是地區收入分配目標的原因，分權化的收入分配是有效率的。Lee(2002)將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分別考慮，認為在資本或勞動流動性的條件下，地區的收入分配降低了效率；而在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同時具有流動性的情況下，地區的收入分配政策并未降低效率，因此，要素的流動性并不必然影響收入分配的效率。

第一代財政分權理論暗含的一個假設前提就是政府官員最大化公民的利益，然而，公共選擇理論和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表明政府官員具有自己的目標函數，如何考慮財政分權過程中的政府官員行為？這便是第二代財政分權理論關注的焦點。該理論考察非對稱信息下的集體選擇結果，將信息問題推向更深的層次，在分權的框架下借鑒企業理論中的激勵相容與機制設計理論，通過機制設計以實現對各級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勵、協調各級政府間的利益、對各級政府進行監督與制約，這些恰恰是第一代財政分權理論所忽視的。其關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針對傳統財政分權理論中收入分配職能的要素流動問題，使用新的視角重新作出分析，并得出不同的結論。EppleandRome(1991)研究了地區收入分配的多數投票模型，他們認為盡管要素的流動可以導致人口的分層，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分配仍然是可行的，原因在于靠固定利息收入居民的比例是地方收入分配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Mayr(2006)通過在勞動要素的技術技術性以及移民的投票權的基礎上建立收入分配的投票模型，最后得出多重均衡。第二，在不完全信息下，通過政治經濟模型的建立實現收入再分配職能的有效分權。Padovano(2004)創建了一個政治經濟模型用來說明次級政府在收入分配程序中更有效率。有些文獻將二者結合起來，設計新的機制避免要素流動帶來的收入分配無效。Kolmar(2003)研究了在資本要素流動甚至在分配偏好的信息是分散的情況下，推導出充分設計的制度能夠實現最優結果的條件，并指出，如果分權當局能夠實施雙邊甚至多邊協議，收入分配政策的適當分權將與效率相容。

二、實踐中財政聯邦制度下的收入分配選擇

財政聯邦制下的收入分配必須考慮財政能力，因此，簡單地認為收入分配職能應該由中央政府來實施可能會帶來實踐上的誤區。收入分配的結構多元化需要良好的多級政府的決策組合，而這又關系到整個政府的效率(InmanandRubinfeld,1997)。RaffandWilson(1997)將問題延伸到地區間的入分配，通過設計最優轉移支付函數，轄區間的收入分配可以有效率地進行。實踐中，實行財政聯邦制國家一方面通過收入進行再分配，比如累進的個人所得稅，一般由中央政府執行。另一方面通過支出進行再分配，比如社會保障、福利、教育、醫療等，其中社會保障、福利是通過聯邦政府來進行，而教育、醫療則通過地方政府或聯邦和地方政府共同負擔。然而，一些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將一些社會福利的職責從聯邦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比如美國、加拿大和瑞士。

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一類是社會保險，主要有五類：老年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傷殘保險等；另一類是公共援助與福利，是幫助貧困階層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和享有某些權益的社會福利，主要有八大項：即撫育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補充保障收入；公共醫療補助；食品券和兒童營養項目；一般援助；社會服務和兒童福利服務；住房補助；教育補助。其中，撫育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是核心。這標志著救助貧困者的責任由地方政府、民間組織轉向了聯邦政府，但是，到上世紀90年代，美國傳統的福利政策，特別是撫育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項目，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猛烈批評。

1996年，克林頓政府頒布了《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協調法案》，主要內容是用“貧困家庭臨時救助”替代原來的方案，把更多的社會再分配責任轉移給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授予他們提供貧困援助項目的權力。這一改革提高了收入分配本身的效率，而收入分配效率的提高必須依賴地方政府的信息優勢以及收入分配責任在多級政府間的有效率地組合，美國在醫療、教育方面的支出就是通過政府支出的組合—縱向轉移支付進行的，比如用于醫療補助的資格性撥款計劃。美國的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但是不僅聯邦政府要對地方政府進行教育撥款，州政府也要向自己所屬的地方政府提供撥款，這些撥款使外部性內在化。美國的改革對其他國家也產生了影響，加拿大已在社會救濟計劃上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控制權。

三、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收入分配職能的重新定位

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不斷擴大，2006年，中國基尼系數達到0.496，收入分配問題必須重新引起重視，構建和諧社會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反應。從政府層面上必須對收入分配職能進行重新定位，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職能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地方政府承擔了所有收入分配責任的85%以上(表1)，這似乎與發達國家財政職能改革的實踐不謀而合，然而，它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財權不斷擴大、支出責任不斷縮小的結果。養老統籌的責任由市級或縣級政府負擔，醫療保健和教育幾乎完全依靠地方政府提供，這種制度安排不僅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狀態，導致某些公共產品在貧困地區的完全缺失，并給當地政府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使得地方政府有強烈的動機去進行資源的配置，參與社會收入的“初次分配”，這樣不僅使資源配置在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下扭曲，同時加劇了經濟運行的波動性，從而帶來經濟不穩定。政府間收入分配職能的不規范與市場經濟的改革要求并不相符，因此，必須針對這種現狀進行徹底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既不是將收入分配的職能全部收歸中央、也不是維持甚至加大地方政府實施收入分配職責的現狀，而是要將收入分配職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進行有效率地組合，有些收入分配責任應由中央政府來承擔，有些則由地方政府承擔更有效率，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支持。

1、社會保障應該進行全國范圍的統籌

中國的社會保障大多由級次的政府承擔，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社會統籌的層次低，東北三省作為試點，到目前還未建立完全的省級統籌，因此，必須進行改革，目標是全國統籌。全國統籌可以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進而降低地方政府為了緩解財政壓力進行資源配置的沖動，同時也提高了社會保障的長期可持續性，地方政府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最后必然由中央政府承擔風險，而這種風險的成本要遠大于開始對于社會保障的支付。

2、社會救濟、公共衛生、醫療保健、社會福利房等支出項目，由層級較低的地方政府來承擔會提高效率

正如前文指出的，地方政府在提供某些公共產品時具有比中央政府更有效的信息優勢，地方政府針對當地的發展需要提供社會救濟、公共衛生、醫療保健、社會福利房等公共產品時更符合當地居民的偏好，對于貧困家庭的財政支持不僅可以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減少腐敗，而且地方政府還可通過其他配套措施比如對于下崗職工的再培訓提高收入分配本身的效率。由地方政府進行社會救濟等不會出現溢出效應。溢出效應的前提是要素的完全流動，一方面，中國的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的流動，另一方面富人的流動性更強，其遷移帶來的收益要大于其遷移的成本。

3、教育補助

教育不僅是人力資本創造的源泉，教育在進行人力資本的創造中通過要素的流動產生正外部性；教育還可以通過改變代際的收入狀況從而達到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這一點往往在實踐沒有被足夠強調。中國的教育支出近年來有所增加，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仍然過少。2004年，中國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3%，這一比例不僅與4%的要求有距離，而且這些支出的大部分還用到高等教育上了，其結果不僅是義務教育、初等教育公共產品的缺失，而且滋生了大量的腐敗。由地方政府完全進行教育支出會導致全國教育產品提供的水平出現較大地區差異，最后引起教育消費的馬太效應，這主要是由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引起的；如果由中央政府完全提供，一方面公共產品提供的效率受到信息不完全的制約，另一方面教育是公共支出中極易產生腐敗的一個領域，中央政府完全提供教育并不能有效防止腐敗。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必須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支持。在絕大多數國家，教育支出是各級財政都必須承擔的最主要項目，比如教育支出是美國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支出項目，教育補助金與高中教育支出在州級財政經常性支出中的比例超過了30%。盡管聯邦財政直接投入到教育方面比重不是很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州與地方財政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來自于聯邦財政的配套撥款，配套撥款所導致的政治均衡會使公共產品的產出處于較高水平DavidF.BradfordandWallaceE.Oates，1971)。由于中國目前教育責任的層層下放，導致基層政府陷入財政困境，對于基層政府的教育撥款，中央可以考慮越過省一級，直接安排面對縣一級的轉移支付，進一步提高轉移支付的效率(楊志勇，2004)。

4、建立完善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

收入分配職能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要進行有效率地組合，這種組合的效率必須依賴于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轉移支付制度不僅能夠提高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分配職能的能力，而且對于縮小地區差距，改變目前收入分配的城鄉二元結構、構建和諧社會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的轉移支付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轉移支付模式的選擇、支付規模的確定、支付數額與事權的協調等等，因此，構建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框架是擺在目前的重要議題，只有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完善了，各級政府對于收入分配責任的履行才能有效地進行。

【參考文獻】

[1]DavidF、BradfordandWallaceE、Oates：towardsapredictivetheoryofintergovernmentalgrant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1(61).

[2]EppleandRome：MobilityandRedistributio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1(99).

[3]MartinKolmar：IncomeRedistributioninanEconomicUnion:DoesAsymmetricInformationLegitimizeCentralization[J].InternationalTaxandPublicFinance，2003(10).

[4]Musgrave：theTheoryofPublicFinance[M].NewYork:McGraw-Hill，1959.

[5]Karinmayr：ImmigrationandIncomeRedistribution：ApoliticalEconomyAnalysis[J].PublicChoice，2006.

[6]RobertP、InmanandDaniel：L?Rubinfeld、Rethinkingfederalism[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