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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我國匯率安排和本次推進匯改的基本判斷

中國人民銀行2010年6月19日公布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注：文中將這一決定簡稱為“推進匯改”）對此，我們有以下判斷：

（一）對我國匯率安排的基本判斷

1、我國的匯率安排（即匯率制度安排和匯率政策安排）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會不斷遭遇到利益沖突方發出的責難，甚至是施加強大的壓力。一國（或地區）的匯率安排體現了自身的利益，國家（或地區）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例如，德國、日本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也遇到過這樣的困境，而被迫進行匯率改革。這次匯改公布后，美國一邊表示贊賞，一邊繼續施加壓力就是明證。

2、1994年以來我國實行的平常時期放開匯率波動，危機時期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會使人民幣匯率偏離匯率的自然升值率（或貶值率）。所謂匯率的自然升值率（或貶值率）是與貨幣比價對應國（一國或多國）在匯率決定基本因素發生根本性變化時形成的自然升值趨勢（或貶值趨勢）下的一種匯率，它與名義匯率會產生缺口。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的“跳升”是一種缺口過大情形下的“糾偏”，但這樣的調整存在弊端，因而不會成為常態。

3、我國現行的匯率安排利大于弊，是因為其遵循了兩個基本點：第一，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符合本國的根本利益；第二，主動、可控、和漸進地進行匯改，向代表發展方向的匯率安排邁進。現階段，我國如果采取不適當的匯率安排，任由市場發揮作用就會造成匯率大幅波動，出現超調，這顯然讓本土經濟主體難以適應，缺乏必要的防范匯率風險能力。

4、我國匯率安排變化的主要動因來自對這種安排所產生的成本和收益的考量。這是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做出綜合比較和評估基礎上得到的對匯率安排帶來或可能帶來的成本和收益的測定。一種匯率安排對我國帶來的成本大于收益，就要擇機改變。總體上看，我國現行的匯率安排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

（二）對本次推進匯改的基本判斷

1、退出金融危機時期匯率政策的決定是我國在一個適宜時機做出的。該政策已起到了有利于全球經濟復蘇和我國經濟增長的實際效果，并獲得了國內外的充分認可。但在世界經濟，特別我國經濟恢復向好的形勢下，繼續維持這一政策的困難不斷加重，主動選擇退出是我國維護本國利益的一種智慧的體現。

2、本次推進匯改的動因還在于我國維持特殊階段匯率政策的成本與收益比發生了傾斜。經濟成本，一是顯明成本，例如央行用于外匯沖銷運作的成本；二是隱性成本，例如本國經濟主體外匯持有的成本正在迅速積累；還有當前政治成本積累有可能轉化為更大的經濟成本。推進匯改能及時扭轉這一被動局面。

3、本次推進匯改與2005年那次匯改相比，可能出現情形的不同：

第一，前次是在人民幣匯率自然升值率壓力很大的情況下進行的，匯率“跳升”是這種壓力釋放的集中表現，引起了人民幣資產價格普遍大幅的上升；這次人民幣匯率自然升值率的壓力沒有那么大，人民幣匯率可以在一個時期中，在保持相對平穩的態勢下緩慢升值，但在內外綜多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幣資產價格不會出現上次那樣競相大幅上升的情形，更多地是跟隨基本因素和市場因素變動。

第二，企業在近十五年人民幣升值環境中經歷了前次較大的匯改，培養了一定自我調整的能力，這次推進匯改對企業產生的不利影響不會超過前次，對出口企業生存空間的打壓程度也不會超過前次。取消出口退稅給出口企業帶來的直接影響會超過這次推進匯改。

第三，本次推進匯改不是簡單地“恢復常態”，而是在新形勢下我國匯率改革的深化。僅從金融領域看，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以及微觀金融層面改革與創新的向前突破，這次匯改無論是從其本身設計、運作上，還是其產生的影響和作用上都會超過前次。

第四，從匯改宣布后外匯市場的表現看，人民幣匯率有升有降顯現的靈活性和雙向波動性（浮動性）有助于降低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少投機性熱錢流動，也表明了國家對控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信心。預計人民幣匯率到年底的升值幅度在3%左右，大幅度波動和變化的基礎當前不存在，僅這一升幅本身不足以驅動短期投機資金的大進大出。

二、推進匯改對上海經濟發展的機遇

總體而言，推進匯改是將人民幣進一步融入國際貨幣體系中，是將人民幣的定價進一步融入與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定價系統中。這一改革既符合我國經濟金融深度融入全球化條件下的國家利益的需要，對在通過國際化實現國家利益中起著引領作用的上海來說，充滿機遇，存在挑戰。

（一）推進匯改對上海實體經濟發展的機遇

實體經濟是創新、生產和交易實物產品的經濟。推進匯改給上海實體經濟發展帶來的主要是“被動性的利好”。所謂“利好”是指這一改革有利于落實國家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所謂“被動性”是指上海有關政府部門和多數企業主動轉變和積極調整的意愿并不強，被匯改“倒逼”。推進匯改的核心是貨幣比價的變動，其直接影響到利益格局的變動，迫使這些企業變被動為主動，能動地去調整結構，改變發展方式，具體表現為：

1、有利于推動上海實體經濟中的主體-企業，實現國家的發展戰略，按世界一流水平去發展先進制造業，讓先進制造業（以大飛機生產為代表）對上海經濟

發展的貢獻率（GDP的占比）加快上升；讓傳統產業的結構加快升級（以低能耗清潔能源汽車生產為代表），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引進一流設備、技術和人才；以及讓不適應在上海生存的產業（以低端代工、加工為主的生產）加快轉移到外地。如果依靠政策或財政補貼來保護這些落后產業，其結果是適得其反的。

2、有利于上海出口企業的產品結構調整和低端代工、加工的出口企業的轉移。推進匯改，還有取消出口退稅、提高工資等措施的推出，實際上是變動了出口企業產品的價格，直接影響到上海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和經濟利益（以鋼鐵、化工業為代表），及生存空間（以服裝、家電業為代表）。在人民幣升值的條件下改變虧損或淘汰狀態的唯一出路是調整產品結構或轉移產地。

3、有利于引進和培育高新產業在上海的落戶和成長。人民幣堅挺，以及人民幣可兌換程度和國際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有利于高新產業的產生和引進，使在本土生根、發芽和結果的高新產業的含金量和附加值上升，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壟斷性使生產企業擁金融與經濟有壟斷利潤，促進高新行業步入茁壯成長期。

4、有利于上海企業到國外投資，到內地投資，由單向引進轉為雙向進出。政府要鼓勵上海企業，或聯合國內外有經濟資源和實力的企業共同組團對外投資。遼寧省和大連市兩級政府為促進本地軟件企業在海外市場收購兼并提供總額為40%的補貼，這一政策值得借鑒。

（二）推進匯改對上海金融經濟發展的機遇

金融經濟是創新、生產和交易金融產品的經濟。推進匯改給上海金融經濟發展帶來的主要是“主動性的利好”。所謂“利好”是指這一改革有利于上海金融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家戰略的實現；所謂“主動性”是指推進匯改有助于清除“中心”進一步發展的制度性、政策性障礙，上海可以推行設計中的、具有“突破性”意義的舉措，實現“超越式”的發展，努力將金融經濟為上海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在GDP的占比）從現在的近22%提高到2020年的30%，甚至更高，具體表現為：

1、有利于突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發展在基礎條件上的“瓶頸”，促進“中心”國際化發展邁上新臺階。推進匯改完善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條件：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必要條件）；人民幣國際化（充分條件），因為推進匯改和貨幣可兌換、貨幣國際化之間可以形成一種互動和相互促進的關系。這樣有助于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戰略目標、實施方案和具體步驟的實現。

2、有利于改善上海金融經濟發展的“短板”，促進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多樣化、高質化和深度化。數據顯示上海現在的金融機構的數量規模，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在世界范圍內都已名列前茅，但在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的相關指標上落后，其關鍵是上海缺乏金融家精神的所在和金融一流人才的集聚。推進匯改帶來更多的是能夠改善上海金融生態，培育精神，吸引人才，創新服務和產品。

3、有利于推動上海金融經濟領域的金融創新，增強經濟主體防范、規避匯率風險及其他金融風險的能力。進一步推進匯改可能引起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及其他金融（或金融性）資產價格波動會加劇經濟主體的風險承受，為自身和客戶防范和規避金融風險，會形成一個上海金融業金融創新的環境。

4、當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樣政策環境下，條件相對有利的上海在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外地。例如，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是國內幾個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重要突破口。這一業務試點在主要兩大地區啟動將近一年，截至5月下旬，上海地區的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金額達到近120億，連廣東省370億的一半都不到（當然其中有客觀原因）。推進這項業務試點范圍，再加上推進匯改增加了匯率風險，會使企業轉向用人民幣結算。如果在這項業務的便利化、人民幣投資產品的國際化、人民幣回流業務的拓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的拓展，以及非居民人民幣業務的拓展等方面上海進行得不力，那么，由此可能帶來的發展優勢就不一定落在上海，甚至除廣東外的其他省市也會超越上海。

（三）推進匯改對上海其他經濟發展的機遇。

1、有利于上海國際航運經濟進一步發展，促進形成上海國際航運中心。

第一，推進匯改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發展的推動力也會作用于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形成。世界經濟發展表明：國際金融中心所在的港口城市同時擁有國際航運中心，兩個中心間具有相互依存、互相推進的作用。上海金融中心發展可以推動航運、船舶投融資體系、支付結算體系、航運保險及衍生產品和現代物流等高端服務體系的建設和完善，支持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建成。

第二，有利于上海國際航運經濟從低、中端以提供國際貨物運輸中轉及簡單服務為主到中、高端以提供航運綜合要素、航運相關交易及海陸空復合服務為主的國際航運樞紐轉化。從中可以加快上海在現代航運集疏運要素的交易和配置體系，以及現代中、高端航運服務體系形成和完善中起到主要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加快航運集疏運業的結構調整，促進航運業與造船業協調發展，激勵上海港及航運企業與我國金融貿易保險企業、我國沿海及長江沿線港航運企業建立多種形式的合作關系，促進跨行業、跨區域聯合，服務于并帶動長三角以及長江沿線經濟的發展。

2、有利于上海國際貿易進一步發展，促進形成上海國際貿易中心。

第一，推進匯改，以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擴大使上海和外地經濟主體間出現了利益整合的需要，有利于上海聯合外地共同打造利益分享的上海國際貿易中心的條件。行政權利區劃形成利益分割是影響上海“中心”形成的最大障礙。沖破障礙的利器是利益均沾，這次匯改和其他改革營造了上海和外地尋求共同利益的環境。

第二，有利于中央和各地在上海營造國際貿易信息技術流（專業性電子商務平臺中心）、會展交易流（專業性綜合性會展采購中心）、定單配發流（簽單配發中心）、倉儲貨物流（倉儲貨物中心）及其相匹配的國際貿易資源流（包括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流）的交易和配置的集聚地和輻射地。特別是成為貴金屬、稀缺資源和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和定價中心。

第三，推進匯改在近期有利于上海企業展開進口服務和引進外資、技術等服務。由于人民幣匯率升值趨勢的存在，有利于我國的進口、引進外資、技術等對外經濟活動，上海企業應利用機遇，積極為本地和外地提供引進的各項服務，并滿足升值帶來的國內消費需求的上升。

3、有利于上海現代服務經濟發展，促進上海綜合性現代服務中心形成。推進匯改有利于資源向現代服務業轉移和配置，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內需求。

三、推進匯改對上海經濟發展的挑戰

（一）推進匯改對上海實體經濟發展的挑戰

1、人民幣升值趨勢和人均GDP的領先快速上升勢必推進上海在全國率先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而這一過程給上海帶來“陣痛”。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經驗表明，長痛不如短痛，不符合上海經濟發展趨勢，無內在動力轉變方式、調整結構的產業和企業就要果斷、迅速地關、停、并、轉，減少更大的損失。

2、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因素使上海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的外貿出口初級產品加工、代工的優勢（包括內資和外資的企業）逐漸下降，轉變方式、調整結構勢不可當。政府“搭臺”，拓展上海企業對內對外投資，建設、完善支持上海外貿出口的基地，有利于繞過“關稅壁壘”，也有利于吸引外地民工返回，減少上海流動人口壓力和生產成本。另外，上海進出口企業也要努力學會應對匯率波動帶來變化的本領，時刻做好準備，比如通過選擇交易報價幣種，運用多種貨幣對沖風險，調整不同幣種的收入占比等。

3、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因素使上海就業形勢嚴峻。隨著上海就業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找市場不找市長已逐漸形成共識。現在的上海已成為人才的全國高地，符合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適合高、中、低結構匹配的人才留下；不能適應的人才流走。政府該做的是培訓人才，為人才流動服務；并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就業問題。經濟轉型時期，上海特別要注意化解勞資矛盾，以及照顧到下崗人員的待遇。

（二）推進匯改對上海金融經濟發展的挑戰

1、匯率波動，資產價格大幅震蕩給上海金融經濟發展，乃至整個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本次匯改是在錯綜復雜的全球及我國經濟形勢下推進的，影響我國金融市場及其他市場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有可能加劇經濟主體的非理性預期。政府應做得是穩定經濟主體預期，增強市場信心，避免發生造成市場動蕩的、不夠慎密的舉動。對政府部門處于研究過程中的政策應嚴格保密；對可能引起社會恐慌的不實之詞應及時糾正，培育上海經濟金融發展的良好環境。

2、匯率波動，金融（或金融性）機構的經營風險上升，脆弱性增強。這就需要有關當局進一步加強金融風險預警、金融機構監管、金融風險防范。

3、原材料等上海經濟社會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基礎資源的金融性越來越強。匯率波動，這些基礎資源在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上的價格跌宕起伏，嚴重影響著上海經濟社會的運轉。推進匯改伊始，國際市場上基礎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價格就應聲而動，總的來說，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基礎資源的進口，然而，價格波動給上海帶來的影響不可小視，上海要充分發揮金融智慧，超前應對。

（三）推進匯改對上海其他經濟發展的挑戰

1、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使把發展航運經濟作為振興戰略的港口城市之間相互競爭更加激烈。上海應把握競爭中各方出于利益的考慮可能出現的聯合或合作的意愿，積極出手，爭取做大上海航運經濟，促成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推進匯改帶來的匯率風險還會降臨到上海造船業，造船企業應積極利用進口設備成本降低的利好，抵御銷售承受的人民幣升值風險。

2、人民幣升值等因素會使外省市重新布局對外貿易，各地之間的相互競爭進入白日化。上海應及時把握競爭各方的訴求，建立、完善內聯的利益共同體，齊心協力地建設、建成上海國際貿易中心。

3、人民幣升值，再加2010年上半年已經顯現出的外部需求增長放緩、成本上升和政策調整，上海外貿出口前景不樂觀。上海2010年下半年主要要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這也是長三角地區共同面臨的困境。面對難關，同舟共濟，為了促進長三角經濟金融發展再上臺階，各地區促進長三角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的內在動力會進一步加強，這也為我們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