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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權結構變化與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

（一）集體土地所有權是集體經濟形成的基礎

集體是相對于個體而言的組織概念。集體經濟是指集體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組織形式和獲得共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集體經濟的生命力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作為利益表現出來”。②列寧在批評發展集體經濟的錯誤觀點時指出，“必須永遠不再把事情建立在熱情和勇敢精神的基礎之上，因為人們不能夠成年累月地處于神魂顛倒的熱情狀態之中，迫使他們工作的只能是經濟上的必要。”③可見，利益是形成集體的有效連接，共同利益是集體經濟形成的前提條件。生產資料共同所有的產權關系是集體共同利益的來源。早期政治學的經典文獻，大都認為財產共有是形成家庭、氏族或城邦共同體的基礎。如柏拉圖認為，理想的城邦應該實行財產共有，共同分配，共同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通過對古代社會發展規律的考察揭示了原始公社或氏族部落與土地共同所有之間的相關性。④明確提出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概念，并把它作為土地個人私有和國家所有之間的一種所有制形式，是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西歐大陸特別是法國農民狀況的考察以后提出來的。馬克思認為，“凡是農民作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將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從而把他們吸引到革命方面來；這些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⑤在“農業公社”中，土地是“共同體的基礎”，⑥“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構成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的自然基礎。”⑦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提出了農民合作制的思想，將發展合作社作為實現土地私有向集體所有過渡的具體措施，即農民“把自己的土地結合為一個大田莊，共同出力耕種，并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分配收入。”⑧可見，實現土地的聯合占有，是最終實現土地集體所有，實現集體經濟的方式。此后，列寧、斯大林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集體所有制的思想并對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實踐。列寧認為，對土地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作方法具有優越性，能夠吸引農民參加集體經濟。⑨列寧雖沒有使用集體所有制這一概念，但他關于“集體制”、“共耕制”、“合作制”的表述，即集體所有制的含義。斯大林進一步發展了集體制的思想，并將集體農莊和合作社作為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統一起來，提出了“集體農莊所有制”，并將集體農莊所有制視為小農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過渡形式。⑩可見，集體經濟作為集體內成員組成的共同勞動共同經營的利益共同體，其形成的前提條件即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這一產權關系。

（二）集體土地產權結構的變化與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

產權結構的變化，是指產權內部的相互關系及其制度安排的改變。本文將集體土地產權結構的變遷是定為產權內容的完善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的權能流轉。前者賦予農民權利體系，后者決定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

1．產權內容完善賦予農民豐富的權利體系

集體經濟是集體成員共同擁有生產資料，實現成員共同發展的經濟形式。在集體土地產權制度下，所有權主體雖然歸屬于集體，但集體經濟并不排斥個體成員的發展。相反，它以集體內成員能夠獲得比分散狀態下的個體更有利的發展空間為前提條件。這一條件的實現有賴于集體產權的內容不斷豐富，并賦予個體成員完整和穩定的權利體系。在經濟學產權理論的話語框架下，一個基本的命題即“產權是一束權利”。產權不完全等同于所有權，它是與所有權相關的權利組合，或者說是在財產歸屬基礎上引申出來的一套權利體系，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等一束權利。產權經濟學家阿爾欽認為，產權具有可分割性、可分離性和可讓渡性的特點，即特定產權的各項權能可以分解并分屬于不同的主體。這意味著，一方面，產權的一束權利具有可分性，并由此決定了利益的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分解以后各項獨立的權能具有可組合性。權能的重組、耦合形成新的權利體系。產權的分解和組合都是產權配置的基本手段。集體土地產權制度界定了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歸屬，在此基礎上，產權結構的完善表現為衍生出承包權、經營權、收益權、處置權等一束多元的權利體系。當產權的分解程度較低時，與土地最終歸屬有關的一束權利高度集中于所有權之中，此時的集體，作為土地的所有者，擁有與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處置有關的一切權利，集體經濟的實現具有高度共同性的特點，共同占有土地，共同經營，共同分配。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幾乎不擁有或擁有較少的權利空間。在集體經濟內部，農民不具備支撐個體發展的產權基礎。當產權的分解程度較高時，與土地有關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權利可分屬于不同的經濟主體。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在共同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可獲得土地承包權、經營權等相對獨立的權利內容，即擁有并完善個體的權利體系。相比較不可分解高度集中的土地產權制度而言，產權分解所帶來的產權結構的變化不僅賦予農民獨立的權利體系，而且為農民拓展自我發展的空間提供了產權基礎。首先，權利主體身份增強個體行動效率。一方面激勵權利主體為排他性的獲得收益而增加努力程度，另一方面，也強化其權利行使的成本約束，二者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權利主體的行動效率。其次，有效的權利行使能力提升集體共同勞動共同經營的管理效率。一方面，農民通過行使對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的決策權，增加對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利益一致性的激勵；另一方面，當個人的利益期望和集體統一經營產生的利益所得存在較大的偏離時，通過權利的出售或轉讓，即“用腳投票”的機制對利益偏離進行約束和糾正。

2．權能流轉創新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

產權具有可交易性的特點。產權分解出來的全部或部分權利在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可進行自由轉讓。產權經濟學家阿爾欽認為，產權可交易性的特點使得不同權利主體之間合作性的聯合生產成為可能。這種合作性的聯合生產的實現取決于“團隊生產率”。在團隊中，產出并不是每個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產出之和，而是由一個團隊所生產的不可分解的沒有“投入歸屬”的價值。瑏瑡產權可交易的特性為權利主體自主進入和退出某種組合形式提供了有效的實現途徑。中國農民善分也善合，一切取決于一定時間、地點和條件下的利益，是利益驅動下的選擇。瑏瑢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可以獲得比單個經濟主體行使權利的利益之和更大的收益，即獲得由“組織化”生產所帶來的增量收益，這是集體經濟組織賴以形成的經濟基礎。受市場競爭的影響，分散的、相對弱小的權利主體即意味著有限的利益獲取能力。集體行動能夠增強單個主體的利益實現能力，只要合作性的生產能夠帶來超過個體單獨生產所得的利益增量，分散的權利個體就具有了合作的動力，即合作成為一種低成本的、基于合作收益而做的理性選擇。瑏瑣可流轉的權利為這種理性的合作選擇提供了實現條件。集體產權的完善和發展，不僅表現在農民可擁有獨立的權利體系，而且表現在權能流轉的可實現性。當產權高度分解以后，與土地占有和經營有關的一束權利通過在農民個體之間的不同配置和組合，使得農民可以理性選擇并創新最大化實現個體收益的有效組織形式和經營制度。農民獲得的集體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可選擇自我耕作的家庭經營形式獲取家庭經營收益；也可通過處置權實現自由轉讓，通過市場機制拓展其利益獲取途徑。通過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的流轉。如可以通過將土地承包權的出租，實現土地的集中和規模經營，并獲取高于個體分散耕作的規模收益。也可通過承包經營權入股，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組織，通過集體自營或委托經營的方式實現規模經營，享受經營權流轉而來的股份收益。通過權利流轉和組合，在保證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增強農民的利益獲取能力，創新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

二、集體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產權結構變遷

從產權結構的變化來看，建國以來，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發展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的單一產權結構階段、改革開放以后的二元產權結構階段和現在的產權結構多元化階段。以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的發展也經歷了三個波段：政社合一的集體經濟時期，、家庭經營基礎上統分結合的集體經濟時期和家庭承包權為基礎的合作經營時期。瑏瑤

（一）“單一產權”結構與政社合一的集體經濟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中國農村的集體化運動是一場徹底的產權變革和重構過程。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互助組的出現，經過初級農業合作社和高級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我國集體經濟的實現最后被固化為的形式。在這一進程中，完成于20世紀初期的賦予農民的土地私有權也被逐步集中到這一政社合一的集體組織手中，確立了我國的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和統一經營的集體經濟實現形式。首先，農民權利缺位制約其個體發展能力。1958年中共中央在建立農村的決議中寫明，帶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并且這種成分將在發展中不斷增長，逐漸代替集體所有制。瑏瑥作為一種類似全民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土地產權歸集體全體成員所有。但是，在全體成員內部，產權不具備量化可分性。因此，農民作為權利主體的身份是不可界定的。農民權利主體的身份缺失，意味著農民個體發展的空間缺失。雖然在“饑餓邏輯”和“過好日子”的驅動下，農民并未對國家政權的組織力量表示太大的反抗，但是，因為缺乏利益最大化的產權激勵功能，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源于國家政權的動員力量，集體經濟的發展缺乏對個體勞動可持續的效率激勵。其次，高度集中的單一產權結構最終導致集體經濟缺乏有效的實現形式。由于農民的個體產權缺位，的出現更大程度上是國家權力向農村滲透的結果，而非農民的自發選擇。因此，生產隊的合法性源于國家授權，而非基于產權共同體的農民認同。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由于缺乏個體產權的基礎，在集體經濟的治理結構中，也難以發揮有效的治理和監督能力。生產隊和農民之間是一種單向的監管和被監管的關系，而非雙向的監督和約束關系。雖然“農業六十條”規定，生產隊的生產和分配等重大事情，都由生產隊社員大會討論決定，生產隊的隊長、會計等其他管理人員都由生產隊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但這種文本意義上的民主范式在實踐中并未得到有效表達，農民更多被排斥在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活動之外。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和約束，一方面，大量的干部和管理人員脫離直接的生產勞動，增加了農民群眾的負擔。另一方面，干部和管理人員對生產費用的浪費、不合理的開支及貪污挪用等現象得不到約束。更重要的是，生產隊作為土地產權的單一主體，對生產經營管理權利的行使是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非真正體現社員意志或遵循農業生產規律的方式，最終損害了集體經濟的實現能力。

（二）“二元產權”結構與家庭經營基礎上統分結合的集體經濟

時期農民“從分到合”的集體化進程踐行著“土地歸公”的邏輯，但因產權結構單一，集體經濟最終變得不可持續。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踐行的是“地權屬民”的行為邏輯。瑏瑦這一時期的集體土地產權結構有了較大變化，一方面，它保留了土地最終所有權的集體歸屬，另一方面，集體土地產權結構不斷完善，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實現二元分離。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主要特點，是農戶與生產隊或生產大隊簽訂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一定數目的土地經營權，并在每年按照合同約定的數量上交國家稅收和集體提留后，享有余下的土地產出收益。即通常所言的“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瑏瑧這一制度安排下集體產權結構有了較大變化，主要體現在產權結構的細分和變革，土地承包權和所有權發生了二元分離。土地所有權仍然歸屬于集體，但農民通過合約的方式獲得了土地承包權，且其權利在國家政策和有關文件中得到制度性表達。農民和集體之間，形成了一個由集體所有權和農民承包權構成的產權共同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明晰農民享有土地承包權的主體身份，極大增強了農民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性，釋放出家庭經營的個體效率。但是，這一時期農民的權利體系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土地承包權的不穩定性，以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不可分性。從產權功能而言，權利的不穩定性和權利主體的長期投資激勵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在家庭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初期，承包期一般較短。1984年，土地承包期限延長到15年以上。但在人地矛盾的壓力下，頻繁調整土地的情況并不鮮見。1993年，在第一輪土地承包到期以后，雖然國家政策層面做出了再延長30年的規定，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土地產權的不穩定性削弱了農民對土地長期投入的積極性，并進而降低了土地產出的效率。瑏瑨相對于承包權的不穩定性而言，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不可分性對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產生了更大的產權制約。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雖然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但只允許“交給集體統一安排”或“自找對象協商轉包”，“自留地、承包地均不準買賣，不準出租”。這一規定導致了農民作為分散經營的個體，在面臨強大的市場風險時，失去了通過權利組合規避風險保障利益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承包經營權不可流轉，農民土地收益的實現途徑完全依賴于農民個體的直接勞動投入。當個體勞動投入能力不足時，農民并不具備將土地流轉給能力更為強大的經營主體的途徑；另一方面，由于承包權和經營權不可分割，讓渡土地經營權的同時也意味著失去了土地的承包權。承包權的喪失則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土地作為“生存保障”的最后防線。這一制度約束極大降低了農民進行土地流轉的意愿。即使在農民無力經營土地的情況下，農民做出的是保有承包權而放棄經營權的土地撂荒的選擇。這一產權約束既無力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充分實現，又使得集體產權無法獲得有效的實現形式。總體來看，這一時期集體產權共同體內部，雖然農民的權利主體地位得到一定體現，但由于產權分解程度較低，農民權利不具備再組合的制度基礎，集體經濟的實現缺乏有效的組織形式，作為產權共同體的集體經濟處于事實上的瓦解狀態。

（三）“多元產權”結構與家庭承包經營權為基礎的合作經營的集體經濟

近年來，以土地確權和流轉為核心的新一輪土地產權改革，實現了產權結構不斷豐富和完善，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再次分離，并在對農民承包土地的確權量化的基礎上，實現了對承包權的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的流轉。農民個體和村莊集體之間，通過產權的分解和組合，構成了一個由集體所有權、農民可流轉的承包權和經營權組合而成的有效的產權共同體。在這一產權共同體內，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解賦予農民完善的權利體系，同時，權利的流轉為農民創新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提供了有效途徑。集體產權結構的多元分解使得農民的權利體系進一步完善。首先，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得到法律保障，農民的權利主體地位和集體、其他個體之間存在清晰的權利邊界。其次，承包權和經營權從土地產權中分離，實現“一權變兩權”，農民擁有的土地權利體系更加完整。最后，通過土地確權，農民的土地權利得到制度上的固化和量化，前者有利于形成農民對產權收益的穩定預期，即形成持久的收益－成本激勵；后者為權利的流轉提供了市場化交易的依據。產權的流轉為農民自由組合其權利體系，創新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提供了實現途徑。近年來，我國農村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土地合作經營模式，尤其以山東東平等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為代表，農民通過自由組合其權利體系，創新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2013年，山東東平縣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權性質和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基礎上，通過引導農民將承包的集體經濟組織所擁有的土地以股份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將土地交由合作社統一經營，通過股份化流轉的形式放開放活了承包土地經營權，并依據土地股份份額分享土地規模化、股份化經營的增值收益。在東平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下，村集體通過集體土地、基礎設施入股，為合作社提供組織服務，獲取村集體土地收益；農民通過土地承包權股份化轉讓，不僅每年可獲得穩定的千元左右的租金收益，而且還能根據集體經營狀況獲取每股約200－300元左右的股份分紅。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出現，是農民作為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的權利主體，對自身擁有的財產權利進行自由安排，以拓展利益獲取途徑，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自主選擇，這一選擇創新了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一方面，農民通過承包經營權入股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另一方面，集體土地通過股份化實現了集中和規模經營，集體經濟通過土地股份合作這一經營制度得到實現和表達。

三、結論及進一步的討論

市場經濟的發展建立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之上，對于經濟活動的績效而言，重要的不是名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實際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配置。我國集體土地產權的改革進程，即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將土地的承包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清晰界定給集體成員的過程。集體土地產權結構的變化過程即農民個體權利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的過程，這一改革進程決定了不同階段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首先，集體產權改革的過程即農民個體權利體系不斷完善的過程。單一產權結構下，由于集體所有權的不可分性，農民的權利主體地位難以體現。隨著單一產權結構向二元產權結構的發展，農民獲得了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其權利主體身份得到一定體現，但這種身份不具有可轉讓性。土地確權及新一輪的，使得農民權利體系更加完善。這種完善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權利體系的穩定化。農民的權利得到法律制度的確認并得以固化，農民在集體產權中的主體地位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二是權利內容的量化。這為權利的交易和轉讓，通過土地規模經營獲取超過個體經營的市場化收益提供了操作上的可實現性。其次，農民個體權利的完善創新著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單一產權結構下，農民個體權利缺位。無論是生產活動本身，還是生產活動的組織和管理，由于缺乏農民個體權利的支持和參與，集體經濟最終被農民主張個體權利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取代。新一輪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通過土地確權使得農民的土地權利體系得到固化和量化，農民擁有的權利體系更加完善，并且獲得國家法律的保護，激發了農民自主選擇分散經營或者集體經營實現權利收益的動機。這種選擇的自主性，不斷創新著我國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從產權改革與集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來看，三方面的因素可能制約未來集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能力。首先，集體成員權的資格界定問題。農民個體權利的獲得以集體成員依附于土地之上的身份權為基礎。但在我國城鎮化進程和集體土地承包權的調整過程中，集體成員的資格界定存在諸如“外嫁女”、“生增死減”等身份界定的爭議難題。隨著農民承包經營權的長期化和穩定化，土地作為財產權的象征，日益受到農民的重視。伴隨著集體經濟和農民土地收益實現能力的增強，如何合理界定集體成員資格避免身份權的糾紛將成為影響集體經濟健康發展的問題之一。其次，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方式問題。土地股份合作社作為農民自主選擇的集體經濟的經營制度，其股權設置體現的是農民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治理方式，有利于保障合作社成員的個體權利。但是，如何確保集體經濟組織的民主治理方式與市場化導向下的經營效率的統一，決定著集體經濟的經營活力和可持續能力。最后，土地股權結構與集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從股權結構來看，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面臨股權分散和相對封閉的問題。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權設置比較單一，且社員股權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有限轉讓，從長期看，這意味著農民的權利并未通過市場化機制獲取最大收益。若股權開放，吸引外部資金注入，如何通過股權設置建立資金股份和土地股份爭利的防范機制，確保集體經濟的發展建立在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基礎之上，將成為制約集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難題。

作者：陳軍亞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