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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軟法

目前，國際社會還未形成統一的具有強制約束力的關于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法律文件。但隨著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的日益突出，各國際組織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規范以借助軟法對跨國公司的行為進行約束，使其承擔相應的人權責任。1.全球契約。聯合國是當前國際社會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在推動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發展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在199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約”（GlobalCompact）的概念，重新定義了私營企業與聯合國間的關系。自“全球契約”于2000年正式啟動以來，已有來自近145個國家的8000多家企業及4000余個非企業成員正式加入了協議[2]。“全球契約”并不是聯合國為解決跨國公司問題所做出的第一次努力。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跨國公司發展巔峰時期，聯合國就已經開始關注跨國公司對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產生的影響[3]339~357?！叭蚱跫s”共提出了十項原則，分為人權、勞工標準、環境保護、反腐敗四個方面，其中前兩項原則直接涉及跨國公司與國際人權問題①，該人權原則的提出也反映了國際社會承認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應承擔人權責任的理論趨勢。“全球契約”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全球各企業和組織可以自愿加入。近年來，“全球契約”也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以建立問責機制框架來保障該契約的完整性，這些舉措包括嚴格的全球契約標識使用政策，全球契約辦公室申訴程序以及要求所有參加的企業每年提交進展情況通報等。2《.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以下簡稱“原則”）（GuidingPrinciplesonBusinessandHumanRights：ImplementingtheUnitedNations“Protect，RespectandRemedy”Framework）的制定可以追溯至2003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下屬的增進和保護人權小組委員會通過的《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人權責任準則草案》（以下簡稱《草案》）（TheNormsontheResponsibilityof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andOtherBusinessesEnterpriseswithRegardtoHumanRights），該《草案》曾一度被認為是第一部直接賦予跨國公司以人權責任的法律文件?！恫莅浮分袑H人權法中所承認的權利與原則作為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在人權問題中所應參照的標準。由于一些利益相關者對于《草案》中的內容及適用問題存在較大分歧，該《草案》最終被擱置了，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仍致力于尋求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業人權責任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因此，2005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任命約翰•魯格（JohnRuggie）作為聯合國人權與跨國公司和其他工商企業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著手進行相關工作。經過多年探索與努力，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最終于2011年通過了《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并確立了國家保護人權的義務、公司尊重人權的責任和受害者獲得補救的三支柱理論基礎?！对瓌t》中吸收借鑒了《草案》里的相關內容，并針對不同主體具體規定了相關基本原則和實施原則。《原則》并未創設新的國際人權義務，而是直接來源于國際人權公約的相關規定，明確了國家以及工商企業所應遵循的標準和實施辦法，并在各項原則后附評論意見，對條文內容進一步進行解釋與說明?！对瓌t》雖為軟法，但對于跨國公司以及其他工商企業來說提供了一個普遍適用的標準，是聯合國在企業與人權保護問題上的又一里程碑。3《.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以下簡稱《準則》）（OECD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是1976年通過的《國際投資和多國企業宣言》的一部分，它最初的目的是通過制定成員國協商一致的國際標準以實現外國投資利益的最大化并降低因對跨國企業施加相互矛盾的要求而產生的風險[4]233?！稖蕜t》一開始并未對跨國企業對東道國人權及社會問題產生的影響予以關注，但隨著跨國企業人權責任問題的日益凸顯，《準則》在其修訂過程中對跨國企業遵守東道國相關法律政策規定以及尊重人權等內容進行了規定。在2000年6月《準則》的修訂中增加了獨特的實施機制，即要求各國設立國家聯絡點（NationalContactPoint）以解決爭議并對企業行為進行咨詢。《準則》在2011年進行了最新一次修訂，并在此次修訂中增加了新的人權章節?，F行《跨國企業準則》所實行的跨國企業尊重人權框架遵循2011年《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中三大支柱理論。除要求企業遵守東道國國內相關法律并履行國際人權義務外，《準則》還建議企業通過政策聲明以承諾尊重人權并開展人權禁止調查。但是由于《準則》是成員國自愿加入，其所提出的要求建議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國家聯絡點所做出的決定也無法律效力及強制執行力，因此從性質上更多為經濟性決定，而非法律決定。4《.多國企業與社會政策三方原則宣言》。國際勞工組織是聯合國中唯一具有三方性結構的組織，并一直致力于解決跨國公司行為中產生的各類社會問題。1977年國際勞工組織了《多國企業與社會政策三方原則宣言》（以下簡稱《三方原則宣言》）（ILOTripartiteDeclarationon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SocialPolicy），并分別于2000年和2006年進行了修訂?！度皆瓌t宣言》包含了一系列一般性政策，其中要求多國企業遵守國家法律和法規；適當考慮地方的作法；遵守有關人權和勞工權利的國際勞工標準（包括國際勞工組織關于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并兌現符合國家法律和已接受的國際義務的承諾。同時還對就業、培訓、工作和生活條件、勞資關系等與人權相關的敏感問題制定了具體的指導原則。《三方原則宣言》明確規定這些權利是普遍享有的并且不考慮經濟發展水平而適用于所有國家與個人。它對包括移民勞工在內的具有特殊需求的群體進行了特別關注，同時表明僅靠經濟增長是不足以保證平等、社會進步以及消除貧困的。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需完全適用《三方原則宣言》中的規定并由政府按時提交相關報告。盡管《三方原則宣言》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由于其規定詳盡且為國際社會絕大部分國家所認可而被認為是目前勞工與人權領域最為完備并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國際標準。

二、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國內法依據

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國內法依據主要分為東道國法律規制與母國法律規制。前者主要是各國相關公司法、勞動法等法律法規中具有強制執行力的規定，當跨國公司違反相關規定時，東道國可以基于屬地管轄原則對其進行管制。后者中當前對跨國公司侵犯人權行為進行規制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的《外國人侵權請求法》。《外國人侵權請求法》（TheAlienTortClaimAct，ATCA）規定在《美國法典》第1350條，它確定了聯邦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對外國人提起的侵權民事訴訟具有管轄權①?！锻鈬饲謾嗾埱蠓ā酚?789年通過后的近兩個世紀里幾乎無人問津，直至1980年Filartiga案才正式崛起。1995年在適用該法審理Kadicv.Karadzic一案中美國聯邦法院第一次將其對外國人提起的民事訴訟管轄權擴張至非國家行為人，但是各地方法院對于公司是否可以作為國際人權責任的承擔主體以及所應適用的標準產生爭議。因此，200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Sosav.Alvarez-Machain案，首次對《外國人侵權請求法》表明立場，認為該法不包含任何實體權利，只賦予美國聯邦法院受理特定情形下的侵權民事訴訟管轄權[5]。在該案中，作為法庭之友而提交意見的除了代表支持各方當事人的各式各樣的團體之外，還包括美國政府、澳大利亞、瑞士等過政府以及歐洲委員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在判決中澄清了一些問題，然而就《外國人侵權請求法》的歷史、性質、范圍、訴因、合法性、合理性、管轄權、法律選擇、跨國公司的人權責任等問題，仍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6]4。盡管如此，《外國人侵權請求法》在之后十余年間仍在一系列跨國公司侵犯人權案件中得以適用，可以肯定地說，該法在其理論與實踐上較他國國內法及國際法傳統理論與實踐已有巨大突破，尤其是域外管轄制度的適用。但在2013年4月17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適用《外國人侵權請求法》提起侵權民事訴訟的又一熱點案件Kiobelv.RoyalDutchPetroleumCo.案所做出的判決中認為，美國聯邦法院對Kiobel案并沒有管轄權，這一判決被學界認為是《外國人侵權請求法》域外管轄制度的終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聽證會上要求控辯雙方論證聯邦法院行使外國人侵權案件民事管轄權的基礎。在終審判決中，法院認為《外國人侵權請求法》排除域外適用假設（presumptionagainstextraterritoriality），原則上該法僅適用于發生在美國領土內發生的外國人侵權民事訴訟案件，除非案件本身與美國有足夠充分的聯系（sufficientconnection）。盡管判決中并未對“足夠充分的聯系”做出明確規定，但排除域外適用假設在極大程度上限縮訴權，降低了適用該法解決外國人侵權民事訴訟的可能性。對于美國國會制定《外國人侵權請求法》的最初意圖并未有相關國會討論記錄。但主流觀點認為《外國人侵權請求法》的出臺，一方面是幫助新生的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外交中贏得尊重，另一方面是給外國人提供救濟以消除國家安全隱患和發展國際經濟貿易[7]62。根據該法規定，聯邦法院在原告證明存在違反萬國法或美國締約的條約內容時對人權案件具有事項管轄權（subjectmatterjurisdiction），但從該法管轄權適用的發展來看，目前美國聯邦法院對于外國人侵犯人權案件原則上適用屬地管轄權，并結合密切聯系原則。筆者認為，《外國人侵權請求法》的出臺目的在于為外國人在特定情形下的侵權行為提供民事救濟，并通過判例法減少各地方法院在審理此類侵權案件中存在的分歧。但由于美國法律制度中原告起訴所承擔的風險較小，并易獲得懲罰性賠償，這就使得侵權受害人在滿足原告資格的情形下更傾向于在美國提起訴訟。在其他國家對案件具有管轄權時，法院通常會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撤銷訴訟。隨著相關案件的增加，美國最高聯邦法院在Kiobel案判決中將《外國人侵權請求法》的適用范圍加以限定，這一做法一方面符合涉外侵權案件管轄權適用的主流觀點，一方面也可提高司法效率，節約司法資源。

三、現行跨國公司人權責任法律規制之障礙

（一）國際法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規定的局限性現行國際法具有國家本位性特征，強調人權義務承擔主體主要是國家，因此依據國際法追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主要存在理論上的障礙，即目前國際法還尚未明確跨國公司的國際法律人格。傳統國際法是賦予主權國家以人權義務，其主要解決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在現行國際法框架下，國家的人權義務是雙重的，一方面國家負有尊重其領土內個人人權的義務，另一方面國家要防止其他行為人侵犯本國國民人權[8]309。這一雙重義務也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2條中明確規定①。但隨著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的變化，國際社會已存在針對跨國公司和其他企業等非國家行為人人權責任的規范，但多屬于軟法性質。目前國際法對跨國公司承擔國際人權責任屬于間接規定，跨國公司的人權義務主要是由國內法規則管制，即國家需要在國內法層面采取國家措施調整公司行為以保障人權，因此在這些條約義務項下的公司義務更多為國內法性質而非國際法性質。

（二）國際軟法對跨國公司人權犯罪規制不具有強制性截止目前，國際社會還未形成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進行直接規制的國際法。目前對于跨國人權責任多是通過軟法，國內司法機制等途徑進行規制。但是從法律性質上來說，軟法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不能解釋為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承認。同時，如“全球契約”雖然制定了書面申訴程序，但是其對跨國公司采取的措施也并非具有替代性。因此，軟法中的規定只能看作是一種理論發展趨向，并可以對未來法律制定與修訂起到指導性作用。就制定具有強制執行力的跨國公司人權責任條約這一問題來看，國際社會多國通常缺少建立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的政治意愿，而且建立這種法律文件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這些現實原因會使得這一工作進程更為緩慢[9]41。

（三）國內法實施中存在的問題目前，多國國內法已對公司侵犯人權行為有所規制，多見于健康權，工作安全，環境保護及勞動權領域。很多國家還采取域外管轄制度以規制跨國公司人權犯罪，或通過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減少傳統普通法存在的不利影響。然而，大多數國家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均只有原則性規定，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母國在跨國公司侵權案件司法管轄權上更傾向于消極管轄。盡管實行域外管轄制度的國家可依據國內法相關規定主動對跨國公司侵犯人權行為行使域外管轄權，但實踐中這些國家一般會以國籍有效原則為由消極行使[10]347。其次，由于國內法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規定的原則性特點，絕大多數跨國公司侵權案件都是以一般侵權行為進行審判，但因相關規定較為籠統，審判裁決往往無執行力或以庭外和解告終。以美國《外國人侵權請求法》為例，該法未直接規定公司需履行國際法上的人權義務，而只是將國際法上的侵犯人權行為轉化為國內法的一般侵權行為。到目前為止鮮有跨國公司承擔人權責任的成功案例，更多的是以跨國公司與原告庭外和解告終。最后，東道國往往會調整相關法律政策以吸引發達國家在其本國建立子公司，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跨國公司在其領土內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尤其是在東道國侵犯了其本國國民或是東道國與跨國公司共謀侵犯人權的情形下，東道國會對跨國公司的侵權行為視而不見，使得國內執法機構往往難以有效執行。

四、我國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制度之完善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積極調整吸引外資戰略，使得跨國公司開始大量涌入我國市場。跨國公司為我國帶來大量資金、先進技術及科學管理模式，在其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為我國經濟及管理機制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給人權責任領域帶來了挑戰。2014年8月商業和人權資源中心（Business&HumanRightsResourceCenter）就大中華區企業與人權現狀公布的簡報中明確指出，目前我國企業（包括中資企業和跨國公司）和政府具體的人權實踐與到國際標準還有很大差距[11]。近些年來，有關在華跨國公司及海外中資企業的負面人權影響報道層出不窮。前者如強生公司出產的在中國內地及香港銷售的嬰兒洗發水中含有致癌物質，康菲和中海油合資建設的渤海蓬萊19-3油田的漏油事件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等等。中資企業在海外的人權影響則主要集中在沖突地區和高風險地區，如非洲等國中存在的勞動環境、勞工標準、環境污染等方面的問題。跨國公司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對其進行合理有效的法律規制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和國際社會的發展，反之則可能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存在潛在的威脅。僅憑現行的國際人權法以及具有國家本位性特征的傳統國際法已難以規制跨國公司侵犯人權的行為，因此確?？鐕咀鹬乇Ｕ先藱鄳ㄟ^母國、東道國、國際組織的法律規定及執行機制對跨國公司人權問題共同加以規制和監管。

（一）國際層面我國應當積極參與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相關的國際會議及論壇，并與國際社會各國開展國際法律合作，推動國際法及國際人權法自身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當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難以規制的主要理論原因是由于傳統國際法觀點認為只有國家是國際人權義務的承擔主體。隨著跨國公司侵犯人權行為的日益嚴重，我國應當明確立場，呼吁確立跨國公司在國際法及國際人權法中的責任主體地位，使跨國公司能更為有效地承擔起其相應的人權責任。同時應當促使國際社會探討直接予以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可能性，制定具有強制約束力的規制跨國公司侵犯人權行為的國際法律文件。就目前國際社會已形成的有關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國際法律規范來說，相關法律內容已通過現有國際法及國際人權法內容延伸而形成，但是仍然缺乏國際層面上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追究機制。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相關國際法律文件和追究機制的制定設立中應當增加話語權，切實維護我國的根本利益及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二）國內層面目前，國際社會有關跨國公司與人權責任問題相關的為多國所推崇的國際法律文件是2011年聯合國通過的《工商企業與人權：實施聯合國“保護、尊重和補救”框架指導原則》（以下簡稱“原則”），盡管該法律文件不具有約束力，但仍對各國政府與企業完善跨國公司人權責任有著重要指導作用，我國也一直肯定《原則》在工商企業與人權領域的積極影響。但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多數企業并未在其企業社會責任或應對相關人權訴求中提及這一原則。筆者認為，完善我國國內層面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制度可在《原則》三大支柱框架下進一步明確。首先，國家負有保護人權的首要責任，因此我國應當在國內相關立法中明確跨國公司的責任及追究機制。在實體法上，我國《公司法》第5條明確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痹摋l文中“社會責任”一詞較為抽象，但從國際立法與實踐來看，人權是“社會責任”的應有之義。由于我國并未對社會責任的內容具體化，這一原則性規定在實踐中缺乏一定操作性。筆者建議，我國應在《公司法》設專章或專節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進行明確，如對跨國公司侵權人權的具體內容、表現形式、追究機制、救濟方式及相應法律不利后果具體化。同時還可對我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中的條文進行修訂以明確跨國公司人權責任以切實保護勞動權、健康權、環境權等基本人權內容。在程序法上，應當確立人權公益訴訟制度。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中已承認了公益訴訟，其中列舉了污染環境和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兩類適用公益訴訟的情形，其他適用情形則以“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作為兜底條款。但何為“公共利益”一直以來是個模糊的概念，尤其在一些跨國公司侵犯人權行為中，對于該行為究竟侵犯的是個人權利還是集體權利很難界定，因此可采取列舉的立法模式，或由最高法院關于跨國公司侵權行為的指導性案例的方式，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予以明確界定，為跨國公司侵犯人權案件中的受害人提供相應救濟。除此之外，對于中資企業在海外進行的經濟活動對東道國造成的不利人權影響，我國應當積極采取應對措施，出臺符合國際標準的行業準則，加強行業監管，在尊重他國內政的基礎上有效預防中資企業在海外侵犯人權行為的發生。如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于今年了《中國對外礦業投資行業社會責任指引》，對礦產行業為武裝沖突提供資金及腐敗等問題的盡職調查和企業實施措施進行了規定，體現了我國對實行國際透明標準的大力支持，表明我國企業承擔相應國際責任的立場，為我國企業和東道國公民建立良好關系基礎。其次，由于國際法的不斷發展以及我國國內法相關法律規范的滯后性，適用跨國公司內部規則是解決當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問題較為有效的途徑，也是其積極履行人權責任的體現。結合聯合國全球契約的十項原則及國際標準化組織“社會責任指南標準（ISO26000）”，我國企業評價協會聯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發起研究起草針對企業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準則》，并于2014年6月在北京。該標準將跨國公司列入評價對象之中，對包括法律道德、質量安全、科技創新、員工權益、能源環境、責任管理等在內的十個一級標準，及63個二級和三級標準進行評估。目前部分在華跨國公司每年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但內容多涉及公司治理、員工權益、環境保護等領域，對東道國個人權益及公共利益的尊重、保護和相關救濟卻很少提及。筆者認為，有效推行跨國公司內部規則一方面可通過積極推動我國企業加入“全球契約”或在相關政策建議中強調跨國公司應將人權納入公司文化建設，以便在行業部門里促進“全球契約”及人權責任原則；一方面可通過實施人權實施情況通報制度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進行實時監管。盡管公司內部規則不能被當作跨國公司推行人權的法律工具，但它們依然對國內法及國際法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最后，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除國家權力保障外，還需要合理完善的監督機制。因此，完善我國跨國公司人權責任制度還應當對跨國公司行為進行全方位監督。這其中可以具體包括母國和國際組織對跨國公司行為的監督；東道國不定期對跨國公司人權問題進行抽查；行業組織對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進行評估；公司自律行為；強化公民、非政府組織、大眾傳媒等的社會監督作用等。以《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準則》為例，我國相關監管機構應根據各項標準評估跨國公司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對存在侵犯人權行為的跨國公司予以曝光，并督促其制定公司內部規則進行調整。此外還可建立公司內部的監督舉報機制以通過公司員工、工會等個人與組織對跨國公司行為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有效監督，并發揮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對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監督和引導作用，加強跨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人權保護意識。在建立國內有效監管環境的同時，我國還應對中資企業的海外經營活動進行有效監管，了解東道國最新法律政策及行業實施標準以調整中資企業的相關行為，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作者：薩楚拉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