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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的穩步推進，安徽省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城鎮化水平逐步提高。城鎮化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對于加快國民經濟發展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本研究中，筆者旨在研究安徽省城鎮化和產業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文獻綜述

針對產業結構和城鎮化與農民收入之間的影響關系，已經有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有意義的研究。國內方面，宋元梁、肖衛東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運用現代經濟計量方法論證了城鎮化發展和農民收入之間的影響關系［1］。甘春暉、鄭若谷、余典范的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較強的穩定性。陳垚的研究指出:城鎮化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既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也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3］。國外方面，WallHershey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的轉移過程同時也是農村向城鎮化轉化的過程，農業生產活動向非農業生產活動轉變，促進了城鄉經濟結構轉型。Berry教授通過調查全球95個國家和地區的城鎮化發展水平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等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鎮化之間存在密切相關性［4］。

二、數據來源

筆者選取安徽省1978年～2013年度時間序列數據，采用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鎮化率(Czh)，農民人均收入采用農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GDPg)(1978年的數據取為100)表示，以Mcy(第二、第三產業總值/第一產業值)作為安徽省產業結構指標。考慮到價格因素的影響，采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收入和產值換算為1978年基期指數。以上數據全部來自《安徽省統計年鑒(2000～2013)》，由于個別年份的數據無法獲取，對于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

三、計量實證分析

(一)ADF平穩性檢驗利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各變量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為了消除數據的異方差性，進行對數化處理，分別為lnGdpg、lnCzh、lnMcy，其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得，變量lnGdpg、lnCzh、lnMcy的ADF檢驗值不顯著，因此，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原變量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三個變量一階差分序列在5%水平下都顯著，說明原序列為一階單整，即:lnGDPg－I(1)、lnCzh－I(1)、lnMcy－I(1)。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時間序列，滿足協整要求。

(二)協整檢驗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檢驗變量lnGdpg、lnCzh、lnMcy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通過建立無約束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綜合赤池信息準則(AIC)、施瓦茨準則(SC)和LR值，確定該VAR模型最優滯后階數為3階，其結果如表2所示。構造滯后階數為3的VAR模型，對該VAR模型作序列平穩性檢驗，其結果如圖1所示。由圖1知，全部特種根的倒數值均在單位圓內，表明該VAR模型是穩定的。根據樣本數據特點，選擇有截距項無趨勢項的協整檢驗方程進行協整檢驗，其結果如表3(見下頁)所示。由表3得知，在5%顯著水平下，特征根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拒絕了協整關系少于兩個的假設，說明安徽省城鎮化發展水平、現代產業結構和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變量之間的協整方程如下。方程(1)表明了在1978年～2013年間，上述三個變量之間存在確定的均衡關系，城鎮化發展水平、現代產業結構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城鎮化水平和現代產業結構每提高1百分點將分別帶動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上升0.85%、1.08%，說明現代產業結構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在長期內要比城鎮化顯著。

(三)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從長期來看，安徽省城鎮化發展、現代產業結構和農民收入水平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為了增強模型的精確度，研究變量短期波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通過建立帶有協整約束的VAR模型，來描述均衡誤差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VECM模型描述了均衡誤差對農民收入變化短期動態的影響，誤差修正系數估計值為－0.2160443∈(－1，0)，符合相反修正機制，說明長期均衡趨勢誤差校正項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調整幅度為0.2160443，當農民收入與影響變量之間的關系出現短期波動偏離均衡時，具有良好的自我恢復能力。

四、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能夠分析VAR模型中每個內生變量對它自身以及其他內生變量的擾動作出反應，可以直觀地描述安徽省農民收入對單位沖擊的動態反應。為了進一步確定各變量與農民收入變化的關系，應用脈沖響應函數進行分析。農民收入對各變量的脈沖響應路徑如圖2所示。從圖2中看到，安徽省農民人均收入對來自自身的沖擊從第1期開始就為正響應，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步下降，在第7期時到達負峰值－0.065，之后總體上保持收斂狀態;對城鎮化施加一個標準差擾動后，在第3期達到正響應峰值0.004，帶動農民人均收入增長0.4%，但之后逐步減弱為負響應，從第7期開始重新回升，可以得出安徽省城鎮化發展在短期能夠帶動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但中期效果并不顯著;農民人均收入對來自現代產業結構的沖擊從第2期開始做出正響應，在第5期達到正峰值(0.057)，帶動農民人均收入增長5.7%;之后逐步減弱呈收斂狀態，其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得知，農民人均收入在第1期只受到自身殘差波動的影響，隨著時間推移，自身波動的影響逐步減弱，但總體影響比較顯著，到第10期時仍有57.93%由自身殘差沖擊所致。城鎮化滯后1期影響，隨著期數增加影響逐步增強，但在中期影響效果有限。現代產業結構同樣對農民人均收入的影響存在時滯，在第2期開始顯現，但影響效果顯著且持續，直到第10期仍可解釋35.38%的沖擊影響。

五、結語

通過對安徽省1978年～2013年間年城鎮化、現代產業結構和農民人均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出安徽省農民收入與城鎮化和產業結構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根據脈沖響應分析的結果顯示，城鎮化發展在短期能夠帶來農民人均收入的改善，但在第3期～第10期城鎮發展與農民人均收入呈負相關關系，會阻礙農民收入的增長;在第10期后開始轉向正響應，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農業人口涌向城市，造成農村勞動力相對缺乏，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促進效應在短期內得不到充分發揮，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深入，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將會逐漸釋放［5］。安徽省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農民增收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隨著安徽省第二、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吸引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就業，提高了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作者：陳昊 王強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 華東師范大學 金融與統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