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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農產品貿易逆差對策

一、中國與東盟農產品逆差產生原因

（一）中國的農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土地密集型農業不具有競爭優勢

雖然中國的耕地總面積排名為世界第四，僅次于美國、俄羅斯和印度，但是由于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耕地面積卻在126位以后。并且由于中國的城鎮化建設不斷加快，導致中國的現有耕地不斷減少。“1997年到2010年的非農建設占用耕地面積———2746.5萬畝。”所以水果、蔬菜、肉類產品、水產類產品、加工食品等需要密集的勞動力為支撐的農產品，成為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主力。而大豆、稻米、小麥、食用植物油、棉花等需要土地密集型為基礎生產的農產品，則需要大量進口以滿足國內需求。東盟國家作為大米、天然橡膠、熱帶水果、棕櫚油、椰子油等一系列熱帶作物產品和水產品的主要出口國，由于地理位子臨近中國，所以為中國主要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進口來源。

（二）中國農產品競爭力較弱，缺乏規模效益和標準化質量安全意識

由于瘋牛病、口蹄疫等疾病在世界范圍類頻頻出現，世界各國消費者對食品質量以及安全性的要求越來越高。而中國在標準化質量安全保證意識及監管上的薄弱，導致近年來出現“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一系列農產品安全問題事件頻發，使得中國成為國際上農產品安全及殘留物的主要被檢測對象。并且中國以家庭為單位的農產品生產模式大量的存在，缺乏大農產經濟帶來的規模效益，所以中國整體農產品競爭力較差。

二、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政策建議

（一）針對中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對農產品結構進行調整

由于中國的地形地貌與東盟地區存在較大區別，并且中國人口眾多，所以在農產品生產上應該注重對勞動密集型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在《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大環境下，只有通過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對產業進行調整、升級。建設有利的農產品結構，才能促進中國農業的良性發展。

（二）建立良好的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以及相應的監控體系

目前中國已有自己的農產品質量標準監控體系，但是由于監控力度的不足，造成“瘦肉精”、“紅心蛋”等農產品安全事件屢屢發生。怎樣使農產品檢測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進一步完成市場準入制度，成為健全中國的農產品監控體制，擴大中國農產品在東盟地區的影響力的重中之重。

（三）積極擴大與東盟地區的農業投資與合作

由于中國與東盟存在客觀的自然環境的差異，并且如老撾、越南、柬埔寨等東盟國家擁有廣闊的土地資源，但是人口較少、農業技術落后。中國可以通過資本輸出、技術輸出等方式，進行投資與合作，發展規模化大型農產經濟，實現雙方的互補與共贏。

（四）提升中國農產品的品牌意識，增強國際知名度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產品銷售需要從以前的粗放型發展戰略轉向品牌戰略。一方面，品牌戰略可以激發農產品生產企業自身的食品安全意識、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通過國際品牌戰略可以提升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知名度、增進出口。

作者：鄭艷單位：貴州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第二篇：農產品貿易發展影響

一、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歷史及現狀

1、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總量及變動情況

中國—東盟的農產品貿易總額自1999年來呈上升趨勢。農產品貿易總額從1999年的39.8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39.1億美元，增長了近3.5倍，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后，雙邊農產品貿易額更是直線上升，至2011年，東盟已經成為中國第二大農產品貿易伙伴（注：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網站）。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呈現波動上升態勢，不但是貿易總量波動上升，而且貿易逆差也不斷增大。雖然中國是亞洲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但是近年來東盟國家無論是在總量還是在人均水平上均表現出了強勁的出口能力，在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中，中國進口總額增長遠高于出口，貿易逆差加大。在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總額上升的趨勢下，農產品貿易占總商品貿易額的比重在2010年以前卻有不斷下降的趨勢，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后占比有所回升。

2、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結構及變動情況

明晰的產品分類是進行農業貿易經濟研究的基礎，為了方便中國和東盟農產品貿易結構分析，農產品進行分類是必要的。農產品分類的方法眾多，本文將采用《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目錄》（SITC）按產品屬性和要素密集性劃分的農產品分類方法將農產品分為大宗農產品、加工后的中間產品、園藝產品、可用于直接消費的農產品4種類型。按照SITC的分類方法，大宗農產品主要包括糧食作物、天然纖維（橡膠、棉花等）、含油種子（棉籽、花生等）等生產消費量、貿易量較大的農產品；加工后的中間產品是指未達到最終成品狀態仍需進一步加工的中間產品，如面粉、飼料、動物源性纖維、活動物等；園藝產品則主要包含果蔬、茶葉、花卉等；可用于直接消費的農產品是指可以直接消費的最終產品，如堅果、采摘切洗好的果蔬、或新鮮或冷凍后或加工好的魚、蛋、肉、奶制品。雖然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總額呈現上升趨勢，但不同種類的農產品出口貿易額的變化趨勢卻呈現出明顯差異。大宗農產品表現出了很強的波動特征；加工后的中間產品波動不大，除了在1998年突然大幅增長以外，基本走勢比較平緩；園藝產品則在1998年后總體保持著穩定的上升趨勢；可用于直接消費農產品90年代初呈現爆炸式增長后1995年開始下降，至1999年開始持續上升。可見這四種分類農產品的出口變化并沒有明顯的規律性。從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資料中可以看出，對于不同種類的農產品來說，出口貿易額變化趨勢存在較大差異，沒有明顯規律，但是，在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的農產品中，不同分類的農產品所占的比重卻層次分明。中國從東盟進口的分類農產品中，大宗農產品和加工后的中間產品占比重比較大，基本保持在50%以上，占了中國從東盟進口農產品的絕大多數。相比之下。可直接消費的農產品和園藝產品所占比例很小，但是呈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通過以上對中國—東盟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及分類貿易趨勢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雙邊農產品貿易有以下特點：其一，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占總貿易額比例下降，但總量增長迅速；其二，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中，貿易逆差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其三，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中，不同種類的農產品出口貿易額的變化趨勢差別很大；其四，在農產品進口貿易中，不同種類產品所占的比重差別較大，大宗農產品和加工后的中間產品占比較大，可直接消費的農產品和園藝產品所占比例很小。

二、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發展潛力

中國農產品貿易自2000年開始已經實現連續快速增長，但從中國海關的統計資料看，中國同東盟農產品貿易規模與其對全球貿易規模相比還處于起步階段。2012年，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757.7億美元，其中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總額為328億美元，僅占18.66%（注：數據來源：商務部公共商務信息服務.新農村商網）。1999年中國—東盟農產品雙邊貿易額39.8億美元，2005年達到61.03億美元，2010年增加到168億美元，圖5顯示了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額占總商品貿易額的比重，從中可以看出，各自的農產品在對外貿易額中比重不大，1999年到2012年來，雙邊農產品貿易額平均占比總貿易額僅為8.98%。雖然農產品貿易額雙邊增長速度較快，但占比雙邊總貿易額不大，雙方農產品市場仍存在巨大的貿易潛力，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1、資源互補性特征利于雙邊農產品貿易發展

由于地理位置和資源的不同，東盟和中國的農產品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東盟生產，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氣候基本屬于熱帶季風氣候區，文萊、印度尼西亞屬熱帶雨林氣候區，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屬熱帶海洋氣候區。東盟十國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盛產熱帶和亞熱帶農作物。而中國農產品則以溫帶為主亞熱帶為輔，雙方在農產品貿易市場上有較強的互補性。另外，中國在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而東盟國家則在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這點也顯示在雙邊分類農產品的進出口趨勢上。從第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從東盟進口的農產品中，土地密集型大宗農產品和加工后的中間產品占比較大，而從出口數據上看則截然相反，勞動密集型可直接消費農產品和園藝產品占中國出口東盟農產品額50%以上。雙邊農產品生產資源的互補性，有利于雙方各自發揮優勢條件，促進雙邊農產品貿易發展。

2、寬松的外部環境有利于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發展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得到了中國和東盟國家政府的，農業合作包括農產品貿易在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中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雙方政府在農業合作的過程中制定了互利雙方的多方面優惠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取消農產品貿易關稅。中國還分別同新加坡、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老撾、文萊等六國簽署了《相互投資保護協議》，2003年6月18日中泰兩國又簽署了200多種果蔬農產品進出口零關稅的協議。這些優惠政策都大大地促進了我國和東盟間的農產品貿易發展。中國—東盟自貿區自2005年7月實施《貨物貿易協議》以來，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進出增長迅速，自貿區降稅對雙邊貿易的促進作用也日益凸顯。2007年以來，中國與東盟的平均關稅水平降低明顯，已由降稅前的9.9%降低到6.6%。以關稅較高的泰國為例，2005年其平均稅率由12.9%降低到10.7%，2007年則進一步降至6.4%，巨大稅率的下降進一步打開了雙邊貿易增長中國東盟分類農產品出口貿易變化趨勢的空間。2009年1月1日，平均關稅降到2.4%。2010年中國自東盟進口的產品有90%實現零關稅。中國與東盟國家正在努力實行的各種開放政策為雙邊農產品貿易營造了寬松的外部條件，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尤其是“零關稅”優惠政策的實施和伴隨著各國投資市場開放，對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起到更大的促進作用。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增長迅速但是在雙方貿易總額中占比還較小，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雙邊農產品貿易結構具有互補性，同時雙邊農產品生產資源也具有互補性，加上雙方各政府開放政策營造的良好外部貿易環境，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具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三、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發展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市場潛力巨大，在全球經濟往來趨勢加強的大環境下，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也收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本章將簡略分析影響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有利及不利因素，理出雙邊農產品貿易的機遇及威脅。

1、有利因素分析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資源重要的特征是互補性，這一特征將更好地促進雙邊農產品貿易發展，農產品貿易結構及農產品生產資源的互補性都是雙方農產品貿易的有利因素，這點我們不再累贅。

（1）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濟往來加強

全球貿易市場和區域間經濟往來趨勢加強的大環境，給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提供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過程中，我國與東盟的相互投資也不斷擴大。2009年8月15日，中國—東盟自貿區《投資協議》簽署，根據該協議，雙方政府將本著互利共贏的態度，逐步減少合作過程中的障礙和限制，營造更加開放的投資環境，為雙方企業創造更多地投資和貿易機會。2010年東盟對華直接投資為63.2億美元，同比增長35.2%；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為44億美元，相比2003年的1.2億美元增長了42.8億，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4%。在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投資流量和存量不斷增長的大環境下，農業貿易作為對雙方而言都舉足輕重的產業貿易，也將獲得更多有利條件，通過直接或間接投資等多種形式在雙方政府、企業間實現更緊密的合作。

（2）中國與東盟人均收入水平相似

根據袁曉梅等對中國—東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分析，在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差異、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差異及地理距離及區域貿易六個因素中，人均收入平均水平、市場規模平均水平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產業內貿易有正向的影響作用，且首要因素是人均收入平均水平這個變量。從影響程度看，人均收入平均水平的影響力最大，這與需求偏好相似理論一致。中國與東盟同屬發展中國家，雙邊大部分國家的支柱產業是農業，人均收入水平相近，農產品的消費需求具有相似性，有利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的發展。

2、不利因素分析

所謂機遇和挑戰并存，由于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剛剛建成不久，還處在磨合階段，因此各國不同的外貿政策都容易出現矛盾和問題，同時近年來人民幣持續升值，周邊國家貿易保護抬頭等因素都對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長久健康發展產生了威脅。

（1）中國—東盟不同的貿易政策限制農產品貿易

農產品貿易中，大部分是食品，各國都需要執行嚴格的質量控制及檢驗檢疫認證程序，中國和東盟國家不同的質量檢驗標準及通關程序將對兩國農產品貿易產生限制作用。我國與東盟各國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認識存在差異，質量檢驗標準也不盡相同。東盟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并沒有統一的管理規定，而是由各個國家根據本國的國情進行進出口控制和制定質量安全標準。標準的不統一不僅加大了雙邊農產品進出口的難度，也打擊了雙邊企業的積極性，因為為了保證出口農產品的質量符合標準農業企業的貿易成本必然會增加。不同的通關程序也同樣制約著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發展，UNCTAD（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協會）研究報告曾指出，在國際貿易中為通關所必須進行的各種程序付出的成本約為貿易總值的7%~10%，如果相關領域的標準能協調一致，貿易成本將減少25%。目前在檢驗檢疫標準、法規體系、通關流程等領域我國玉與東盟各國還沒有建立起統一的標準，各機構在法規執行層面也有較大差異。便利的通關體制才能為企業帶來更實際的幫助，標準和認證等通關程序的不統一，無疑加大了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難度。

（2）人民幣持續升值不利雙邊農產品貿易平衡發展

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對我國外貿行業造成了較大壓力。對我國農業來說，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會提升我國農產品的出口價格，不利于農產品出口；另一方面，國外的農產品將以更低廉的價格進入我國，沖擊本國農產品市場。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競爭力較為薄弱，這樣的情況下面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中國—東盟的農產品貿易逆差會加劇，不利于雙邊農產品貿易健康平衡發展。

（3）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雙邊農產品出口

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經濟的影響較大，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雖然東盟對我國農產品貿易整體上順差有不斷加大的趨勢，但也有國家對中國的農產品貿易處于逆差，如文萊、新加坡等，這些處于貿易逆差的國家極有可能采取貿易保護政策。并且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體系并不完善，各國為了保護本國利益產業，紛紛采取了反傾銷、反補貼、綠色貿易壁壘等對本國農業的保護政策，通過各種手段干預雙方農產品貿易。以馬來西亞為例，從2004年3月起，該國規定罐裝水果和罐裝蔬菜等加工食品必須在外包裝上粘貼營養標簽，成為全球第六個實施強制性粘貼營養標簽的國家。類似的貿易保護政策將加大雙邊農產品進出口的難度，導致我國相關農產品領域及行業出口受影響，阻礙農產品貿易健康發展。

四、促進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發展的基本對策

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發展既受有利因素影響也受諸多不利因素阻礙，針對以上有利及不利因素對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更深層次發展的影響。基于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特征，加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雙邊農產品貿易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農產品貿易結構也在不斷調整，更適合雙方共同的利益。中國出口東盟農產品聚集在可用于直接消費農產品和園藝農產品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上，在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上具有優勢，而東盟則在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上具有優勢。對中國與東盟國家呈現農產品生產資源互補的地區進行有針對性的扶持，繼續利用雙邊國家農產品生產和需求上的互補性，可以加強和深化雙邊的農業合作，促進農產品貿易。

作者：胡躍單位：寧波大紅鷹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第三篇：東西方農產品貿易的比較

一、理論分析：影響中泰農產品貿易的因素分析

（一）中泰農品貿易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現狀和存在問題主要有以下方面：中國農產品出口下降，雙邊農產品貿易比重及規模仍然較小、并且存在失衡，產業內貿易水平仍然偏低，兩個國家農產品的競爭力均在下降，兩國貿易關系呈互補性。

（二）原因分析

1.資源稟賦的差異性

泰國有著適宜種植業發展的良好的地理位置

和氣候條件，可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將近一半，湄南河流域因土壤肥沃其種植的大米品質優良，南部雨熱同期生產了全國87.5%的橡膠，狹長的海岸線是魚蝦的天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和木薯出口國，第三大橡膠出口國，第四大玉米出口國，龍眼、榴蓮、芒果等熱帶水果都在世界上享譽盛名。而中國主要以溫帶和亞熱帶氣候為主，主要生產蘋果、梨等溫帶水果，在傳統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如水產品、棉花等具有競爭優勢。因此兩個國家形成互補性貿易關系。

2.農產品進出口結構的差異性

中國國土面積較大，跨越的氣候帶較多，適宜耕種的農產品種類較多，因此，農產品出口多元化水平較高，而且中國人口眾多，國內需求較大。而泰國長期以來實行出口導向型農業政策，以出口特色農產品為主，農產品多元化水平不高，導致了兩國農產品貿易比重失衡。

3.農業生產及貿易政策的差異性

泰國政府相當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重視農業科研、應用與推廣；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農業發展模式；把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與之相反，我國農業長期以來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尤其是在邁向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進程中，資金、政策等一系列瓶頸問題制約著農業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棄田拋地外出打工，使得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競爭力下降，從而使我國對泰國的農產品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

4.農產品營銷策略的差異性

以水果為例，泰國的榴蓮、山竹在世界上享譽盛名，且價格不低，其原因不外乎發展優質的品種，嚴格的質檢標準，良好的保鮮冷藏運輸技術，精美的包裝、在商品上貼標簽建立品牌形象等。而在泰國超市里見到的中國蘋果，都是堆在貨架上，從未擺放好過。不知品牌，也不知產地。除了口感好和價格便宜外，基本無產品形象可言。產品規格十分不清晰，難以識別。相反，泰國的水果不但任何時候都能看到商標，而且同一種規格下的水果大小品質絕對一致。再有，中國的水果不乏優質產品，但是由于采取低價位策略，使中國水果成為泰國市場上的檔次較低的產品，因而利潤不高。總體而言，由于中國農產品在營銷策略和包裝技術上的差距，中泰水果產業內貿易水平不高可見一斑。

二、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通過采用G-L指數、TC指數、產品出口相似度指數分析了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發展情況，其結果表明：中泰兩國的農產品貿易結構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專業化分工程度不斷提高，互補性在增強，又由于兩國具有競爭力的農產品差異較大，所以，雙邊貿易以互補性為主，競爭性為輔。具體來看,在貿易產品上，其他動物產品，咖啡、茶及調味香料，蟲膠、樹膠，谷物，肉、魚、甲殼動物，動、植物油、食用油脂，動、植物蠟糖及糖食等產品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隨著中泰兩國的農產品貿易結合度不斷提高，這幾類農產品貿易將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貿易方式方面，產業內貿易是中泰農產品貿易的發展態勢。綜上所述，對中泰兩個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來說，其發展的潛力是很大的，發展態勢較好。又基于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平臺，中泰兩國應該本著坦誠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農產品貿易上加強合作，發揮農產品貿易在兩國的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在中泰兩國的農產品貿易空間大，發展態勢良好的情況下，對于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而言，其雙邊農產品貿易規模及比重還是比較小、產業內貿易水平仍然偏低、兩國農產品進出口失衡、中國農產品出口下滑、中國農產品競爭優勢不斷下降等問題，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發展規模農業，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力度

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可考慮發展規模農業，并提高機械化生產水平和加大對資本及技術的投入力度，通過生產工具的機械化從而擴大生產規模，逐步實現生產結構的轉型，并取得規模經濟效益。該措施有利于提高產業內貿易水平及擴大雙邊農產品貿易規模。

2.充分發揮兩國農產品各自的競爭優勢，及時調整農業產業結構

中泰兩國農產品貿易互補性與競爭性并存。兩國應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利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一是從產品互補性來看，中泰兩國可向對方出口競爭力較強的產品，進口競爭力較弱的產品。二是從產品競爭性來看，要加強產品細分及專業化分工，使兩國的農產品具有更多的互補性。

3.加大技術創新，提高農產品競爭力

中國一些具有傳統競爭力的農產品由于生產技術和產品品質等問題，在泰國市場上的占有率不斷下降。因此，為了達到提升中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的目的，應該對中國農產品的生產技術進行改進，尤其是研發農產品深加工技術，延長農產品產業鏈，不斷擴大農產品出口的增長空間。

4.優化營銷策略

提高品牌意識和營銷技巧。深入了解當地消費偏好、市場特點和檢驗要求，加強產品宣傳。多向泰國學習，提高產品檔次，建立商品識別系統，統一產品規格，改良產品包裝，優質產品要放棄低價位的營銷策略，努力塑造農產品的品牌形象。

5.加強中泰農業合作

泰國實行優先發展農業的政策歷史悠久，農業技術水平、產業化程度和管理水平都很高，但泰國國土面積有限，資金和勞動力及各方面資源較中國相去甚遠。中國發展農業的歷史可追溯至上千年前，但是農業水平一直不高，小農經營的體制根深蒂固，但中國地大物博，勞動力資源豐富。中泰之間應利用地緣優勢和CAFTA平臺加強合作。既引進技術，也可以引進資金，建立人才相互交流、參觀學習的渠道，鼓勵泰國老板來中國云南、廣西建立種植園、開辦加工廠等。

作者：廖東聲周媛單位：廣西民族大學商學院供職于廣西武鳴縣地方稅務局

第四篇：農產品貿易發展因素

一、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含義

有關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實踐活動與學術探討在我國剛剛興起，以往其受重視的程度不足，僅有少部分學者深入研究過其內涵特征。有學者從區域品牌營銷主體視角出發，指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是由地方政府部門、行業協會或農產品龍頭企業等相關主體通過有組織的管理與運營區域特色農產品，進而形成擁有明顯地方區域特征的貿易品牌。還有學者從公共品牌標志角度出發，認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是在某區域內產生的一個本地生產經營者共用的公共品牌標識，該公共品牌標識是該區域農業企業（或農戶家庭）所擁有私人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總和。也有學者從農業集群品牌角度分析，認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發展基礎是地方特色農業產業集群，區域品牌則是集群內所有生產經營者共用的以地理標志為主的品牌標識，是消費者對農產品貿易區域形象的認知。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內涵與我國商標法及國際貿易知識產權領域中的集體商標、證明商標、地理標志、原產地名稱、貨源標記的概念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后幾者是對產自于某一特定地區的產品的一種法律制度，其所屬產品擁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優勢，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繼承和發展了該優勢，但目前我國對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還沒有明確的法律制度進行界定。區域品牌可表現為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也可體現為地理標志，還可以以產業集群中龍頭企業知名品牌為依托，成為集群中既體現區域性又兼容企業性的品牌。地理標志是國際貿易領域中的一項重要知識產權，在我國的具體實踐中通常體現為證明商標和集體商標。原產地名稱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地理標志。貨源標記則是構建商品和產地的一般性聯系。總之，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含義特征與地理標志、原產地名稱和貨源標記的概念是有關聯的，其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均是區域要素，既包括區域資源稟賦等自然因素，又囊括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等人文因素；既具有產業集群的區域屬性，又具有品牌的效應。筆者認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是以區域自然資源及具有一定生產經營規模的農產品為基礎，經過較長時期種植、養殖、手工藝加工等歷史傳承沉淀而形成的、由特定區域內相關機構、企業、農戶等所共有的、被消費者認可的農產品名稱與標識。

二、影響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形成的因素

（一）生產要素———自然、人力、技術、資金資源等

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形成需要有一定規模的特色農產品的產量作為支撐，產出產品需要投入多種生產要素。對于生產農產品來說，其生產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資金資源等。由于農業不同于其他產業，其發展必須依托于區域自然資源的稟賦。如氣候、土壤、溫度、濕度、光照、水源等因素對農產品的類型、品質、產量、成本等都有很大的影響。雖然現代科技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農產品對自然資源要素的依賴度，但農產品的生長特性決定了農產品區域品牌若要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依然取決于區域自然資源因素。倘若離開了本地區特定的自然要素，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所依附產品的市場認知度、美譽度及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從國內外的實踐經驗來看，自然資源稟賦較好的區域，有利于形成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但在區域品牌發展的不同階段，自然資源稟賦的作用有所不同，通常在初始階段影響較為明顯。人力資源是農業生產中最重要、最活躍的組成部分。人的能力和觀念決定著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能否創建成功。品牌的建立需要具備企業家才能的人予以推動，企業家才能是使得各種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并不斷提高產出效率、經濟效益的決定因素，而經濟效益高低直接影響著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競爭力。因此，一個地區所擁有的企業家人才數量和質量對區域品牌發展起著關鍵作用。先進的技術將提高勞動生產率，用于農業生產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消耗將減少，有利于提高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生命力和競爭力。區域技術發展水平、科技創新能力等因素不僅決定了區域優勢產業的專業化領域，也決定了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演化階段。品牌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企業品牌因私人物品屬性，其建設由企業和經營者自行投入資金，并排斥他人使用其品牌。具有準公共物品屬性的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多數企業和經營者不愿意支付其建設成本，特別是建設初期，因品牌經濟效益尚未顯現，只有依靠政府通過財政政策投入資金或者借助政府力量，宣傳帶動其他經營主體進行投資。

（二）相關支持性產業———區域特色農業產業集聚

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相關支持性產業主要是指上下游產業以及其他相關產業，這些產業由涉農企業、農戶（農場主）、各類中介機構等主體構成。這些相關支持性產業在特定農區內的大量集聚，就形成了特色農業產業集聚區。特色農業產業集聚區的形成與發展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創建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涉農企業是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形成過程中的主體之一，是構建區域品牌的核心。特別是區域內的一些龍頭企業通過“公司+基地+農戶”等模式，將分散經營的農戶組織起來，促使農資供應、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環節中的各個主體相互合作，不斷提升特色農業產業的集聚程度，增大特色農業產業鏈的產品附加值，提高整體品牌價值，從而獲取規模效益和品牌效應。在一家或多家龍頭企業的帶動下，各類農資供應類企業、農產品生產和銷售類企業等相關產業在區域內集聚，使得該區域成為某類農產品的主要供應地，其影響范圍和知名度逐步擴大，就形成了在市場上與其他同類農產品區分開的標志，即形成了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農戶是農產品的直接生產者，只有區域內眾多農戶共同生產某類農產品，才能保障該類農產品的大規模化產量，才能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發展奠定實物基礎。各類商會、行會、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協會等中介機構在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發展過程中擁有不可或缺的中介地位。借鑒國內外成功的經驗可知，各類中介機構不僅為區域品牌建設搭建了良好的平臺，其本身也是區域品牌的經營與管理者。以中介機構為核心所形成的正式網絡結構能使其成員更多分享規模效應和外部經濟所帶來的利益。各類中介機構通過在品牌整合、行業服務、行業協調、提供信息、對外溝通以及促進成員間的協作行為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能夠促使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不斷發展成熟。

（三）各級政府———政策扶持、基礎設施建設及市場服務與監管體系建立等

在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形成的過程中，由于區域品牌產權模糊和準公共物品的特性，使得區域內任何一家企業、農戶或中介機構都缺乏單獨創建區域品牌的內在動力，而地方政府作為區域公共利益的代表，能夠在區域品牌創建中發揮組織者、推動者和服務者的作用。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服務體系是否健全，都直接影響著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形成與發展。各級政府大多是通過政策措施來影響區域產業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不僅是構成企業生存發展的基礎資源，而且是決定能否形成區域品牌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可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以建立清晰的區域產業形象定位，挖掘地方資源進行培育區域品牌。同時，通過優惠的政策扶持區域內龍頭企業及各類涉農企業共同創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區域產業經濟的發展需要良好的基礎設施予以支撐。農產品生產經營過程中生產和流通等成本的降低，需要依靠較為完善的道路交通設施、水利灌溉條件、農田生態環境和信息技術平臺等基礎設施，這些設施只有政府部門才能提供。基礎設施的健全與完善能夠促使農業生產經營向優勢區域集聚，為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發展奠定基礎。區域品牌的發展需要有相對健全的市場服務體系，該體系的建立需要地方政府的引導。地方政府通過聯接區內各中介機構，并協調組織官方、企業、學界、農戶、媒體共同參與，從而建立起專業化、規范化和社會化的市場服務體系，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提高各經營主體間的合作效率，促進區域品牌整體形象的塑造與宣傳。由于我國農業生產經營普遍存在規模小、過于分散等特征，且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產權較為模糊，這就很容易產生“搭便車”的不良現象，同時，因農產品品質的隱蔽性，“檸檬市場”效應也經常會在各類農產品銷售領域中顯現出來，使得劣質農產品充斥市場，以至于損害整體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形象，為了避免“搭便車”行為和“檸檬市場”效應，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市場監管體系。

（四）區域文化傳統———種植、養殖、手工藝加工等文化傳統

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發展離不開區域特有的種植、養殖、手工藝加工等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往往經過不斷的歷史傳承和積淀，形成具有區域特性的特色農產品，只有借助特色農產品，區域品牌才有發展的基礎。不同區域的文化傳統習俗不盡相同，文化習俗的差異會引起消費者需求的差異，從而影響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創建。品牌是一種文化的表現，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也同樣，其蘊含了區域特有的文化價值。具有獨特文化內涵的農產品，可增強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利用區域文化傳統可建立鮮明的區域品牌定位，可在消費者心中樹立品牌忠誠度，從而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提升區域農產品市場占有率。區域內具有悠久歷史淵源的種養殖及手工藝加工業，才能形成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農產品，進而保障其維持市場競爭優勢。

（五）社會關系網絡———個人關系網絡、商業交易網絡、服務網絡

由于區域內眾多利益相關主體共同參與發展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這些主體相互支持、彼此合作就形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有機網絡體系，即社會關系網絡。社會關系網絡具體包括個人關系網絡、商業交易網絡以及合作服務網絡。完善的社會關系網絡能夠為區域內各行動主體提供降低成本的保障，構建相互信任的體系，約束機會主義行為，進而營造優良的區域社會人文氛圍。在共同發展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社會關系網絡體系中，存在若干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行動主體，而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就是要協調區域內不同利益主體在滿足自身利益訴求的前提下與共建區域品牌的公共目標保持一致。只有區域內形成了穩固健康的社會關系網絡，才能使得以上目標保持一致，促使區域品牌的發展。

三、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影響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發展的因素有很多，通過對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及當前實際情況的考察，得出豐富的區域生產要素資源、較為完善的相關支持性產業、積極服務的各級政府、優良的區域文化傳統以及成熟的社會關系網絡是支撐其發展的主要因素。

（二）啟示

通過分析影響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發展的主要因素，能夠為促進我國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建設提供一些管理啟示和建議。

第一，充分利用地方優勢要素資源。應依托區域優質的水、土壤、礦藏、氣候等資源，發展特色農產品，例如贛南臍橙、寧夏枸杞、新疆棉花等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均是在當地優勢資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二，培育并壯大農業產業集群。應積極引導資源合理配置，促使農產品生產、加工、貯藏、銷售、運輸等企業在區域內集聚，形成農業產業集群式發展。強化集群內部各涉農企業間的相互協作，使之產生協同效應，并著力培育大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區域品牌的建設。

第三，地方政府應采取相關措施，促進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創建和推廣。首先，應明確區域品牌發展戰略，將區域發展與區域品牌建設聯系起來。其次，應營造良好的區域環境。改善區域自然、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在政策制度、法律法規、稅收、融資、基礎設施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給予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建設全方位的支持，并加強區域品牌保護力度。再次，針對區域品牌的準公共物品特性，應增加政府財政投入，安排專項資金扶持區域品牌發展。最后，應發揮地方政府的宣傳作用。通過舉辦各種農產品展銷會、新聞會、招商洽談會、研討論壇會等公關與媒體宣傳活動，打造積極健康的品牌形象，擴大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的影響度、知名度和美譽度。

第四，挖掘區域特色文化傳統，賦予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文化底蘊。應將地方特有的歷史文化傳統資源整合到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體系中，真正形成具有文化價值且不可被模仿的品牌資源。

第五，構建并完善區域內促進區域品牌建設的社會關系網絡。通過健全區域內社會關系網絡，協調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統一各主體的行動準則，約束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使得各主體共同支持農產品貿易區域品牌建設的整體目標，并積極提升區域品牌的美譽度。

作者：劉婷單位：洛陽師范學院商學院

第五篇：農產品貿易統制與績效評估

一、豬鬃成為統制商品的成因

豬鬃古稱“剛鬣”，系豬脊背之長毛，因其富彈性、耐磨擦、抗酸堿，為制刷工業的重要原料。其產品除用于建筑業、化工等行業外，也廣泛應用在軍事工業上，是洗刷槍炮和油漆軍艦等軍事裝備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因此，一遇戰爭，豬鬃必為交戰雙方爭購、儲存的對象。二戰爆發前夕，美、德、日等國為滿足其擴軍備戰的需要，都加大了中國豬鬃的購入。1936年美德日購入的數量分別為22，844公擔、8，467公擔、8，963公擔，較之1934年分別增長172%、178%、186%。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隨即下令對日經濟絕交，禁止豬鬃輸入敵國。美國政府頒布《M51號豬鬃限制法令》，把豬鬃列入A類戰略物資，與槍炮等同。同時，軍方特攝制電影《毛刷參戰》，在美巡回放映，宣傳豬鬃對于戰爭的重要性，要求人民合理處理及使用豬鬃。日本則強化對華豬鬃掠奪與統制，在淪陷區，一方面，慫恿地方敗類組織商業維持會，派浪人下鄉，從源頭上控制豬鬃的生產與收購，另一方面，在上海設立興亞院聯絡部，頒布《豬鬃輸出許可統制條例》，同時，命令三井、三菱等日籍公司在大連、青島、清苑、漢口等地設立貿易公司，負責對豬鬃等物資的統購;在國統區，指使特務及商人于鄰接戰區之交通孔道，巧立商號名目，建立了走私據點，并用高于國統區數倍的價格，誘使不法奸商走私豬鬃。廣西天保區毗連越南邊境，為黔、桂對外聯絡重要孔道，走私猖獗，在私梟活動下，“1940年底偷運出口的豬鬃達3萬2千斤，合320余擔之多，值國幣47萬元”。正是由于東西方列強對中國豬鬃需求激增，加之一些傳統出口商品，由于技術落后，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喪失殆盡，我國對外商品輸出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30年代之前從未進入出口商品前十位的豬鬃，不僅成為中國十大出口商品之一，而且出口價值逐年上升。1944年，豬鬃貿易額“占大后方出口貨物總值的41．6%，高居所有出口貨物的首位，向居高位之桐油、生絲、茶葉、棉花以及鎢砂等無不瞠乎其后”。期間，基于特定的政治與經濟情形，國民政府先后與德、蘇、英、美等國簽訂的易貨貿易貸款協定，豬鬃均被指定為國民政府易貨償債的主要物資。如，1938年中蘇兩國簽定的《關于使用5000萬美元貸款之協定》規定:蘇聯向中國提供5000萬美元的易貨貸款，用以購買蘇方的兵工器材與武器裝備，中國政府則以豬鬃、桐油、茶葉、銻等物資抵償。1938年7月，第一批價值257萬、1，260公擔之償債豬鬃，按貿委會與蘇俄協助會于6月所訂立合同，自漢口輸往廣州轉運香港，然后運往蘇聯。正是由于大戰爆發前后，豬鬃作為戰略物資的地位凸顯，貿易額大增，成為我國出口商品的大宗，且先后成為政府用于償債的商品，為防范走私、維持債信，保證供給，國民政府把豬鬃作為統制對象自在情理之中。

二、豬鬃貿易統制的過程

豬鬃統制從1939年9月開始到1945年10月結束。六年時間里，伴隨國內貿易行政的變化，豬鬃統制機關幾經更疊，從最初的中央信托管理局，到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再到富華貿易公司，最后歸為復興商業貿易公司。期間，國民政府行政院先后頒布《全國豬鬃統銷辦法》、《修正全國豬鬃統銷辦法》、《修正全國豬鬃統銷辦法施行細則》、《全國豬鬃統購統銷辦法》等統制法規，從價格、收購、儲存、運銷等四個方面對豬鬃進行管制。

(一)核定牌格

以“牌價”形式公布豬鬃的收購價格，是實施豬鬃統制的核心。所謂牌價，就是在某一時期，由統制機構根據豬鬃生產成本及運銷費用，參照市況，公布的一個價格，作為政府對豬鬃的收購價。由于牌價關系行業發展的盛衰，其頒布后，自然成為各界人士關注的焦點。因為統制的價格與統制政策的實施，經營方式的運用關系殊切。所訂價格的高低，直接影響收購之數量，國庫之支出，生產之促進，品質之改良，產制者之利益。若定價過低，鬃商裹足不前，洗產數量將趨減少，反之，若定價過高，則影響國外市場的銷路，故定價之“公平”實為政府核定牌價最主要的原則。正是由于各界人士對豬鬃牌價的關注，統制機構核定牌價時都力求“公允“，盡量兼顧國家與個人的利益，以保證豬鬃生產得以維護，同時豬鬃易貨與外銷得以進行。1939年9月，行政院頒布《全國豬鬃統銷辦法》，明確規定:在各產銷集中地點收購豬鬃時，應依照各色豬鬃生產成本及商民正當利益，訂定公平價格收買。統銷法令實施以后，中央信托管理局隨即按此原則，規定當年在“四川各地收購27號配鬃的牌價為900元，在湘贛各地的牌價則為850元，而在江、浙一帶則以1100元的價格與日偽展開競購”。1940年2月牌價的核定權由中央信托局移交貿易委員會。貿易委員會接手后，斟酌市況，于是年春天將牌價改訂為1，250元。進入1941年后，富華貿易公司鑒于國內通貨膨脹加快，而國外鬃價堅挺，遂順應鬃商的要求，在5月調高豬鬃牌價至2，400元。由于收購價格較為合理，當年輸出豬鬃4，045公噸，為抗戰以來輸出的最大數量。可以說，1939年—1941年，統制機構核定的牌價較好地貫徹了最高當局的初衷，即“出口物資之增進與價格之提高，以嘉惠于農商”，核定的牌價較為合理，究其原因，除政府要作出“公允”的姿態外，也是行業努力抗爭的結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滇緬國際運輸線斷絕，豬鬃外運遭遇嚴重的困難，僅賴空運及漫長遙遠的西北運輸線，輸出成本上升。期間，紐約鬃價從1937年的1美元/磅，最高漲至1942年的5．5美元/磅。在此背景之下，單以豬鬃生產成本及商民正當利益核定牌價，不利于國內豬鬃業發展，對商民也有失公允。為表明政府無壓榨商人之動機，1941年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全國豬鬃統購統銷辦法》，對豬鬃牌價的核定原則進行了修正，規定:富華貿易公司收購各色熟漂豬鬃，價格應參酌國外市場價格，生產成本，運輸費用，并顧及商民合法利益，分別訂之，而且價格之訂定，至少每三個月核定一次。但遺憾的是，該項辦法自頒布以來，除1944年外，豬鬃的牌價，并未完全依照法令，每隔三月調整價格一次。況且政府每次調整牌價，都力圖控制牌價增長的幅度，結果，新核定的牌價只能適應調整以前，致使牌價在促進商民生產上未能發揮應有的效力。牌價未按時變更及核定，主要在于統制機構始終抱有“國家資本的經營要以謀取壟斷利潤為目的”的想法，因而在核定牌價的時間上，故意拖延，互相推諉。而各豬鬃公司及商號在核定牌價的訴求上，分歧較大，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官方不能如期核定及公布新的牌價。1943年7月，中印航路開通，豬鬃在海外市場銷售數量及價格回升，每關擔豬鬃在昆明、敘府交貨時，售價大致在470—600美元之間。“按美金與法幣的匯率，則每關擔豬鬃，應值國幣67萬余元，而1943年每關擔豬鬃的最高牌價僅為1．56萬元”。國內牌價與海外售價的巨大差異，引起國內豬鬃商民的不滿，要求復興貿易公司，應將所獲的高額利潤，劃撥一定比例，由商人分享，以補貼牌價的虧損。1945年2月，統制機構向重慶四大豬鬃公司訂購和約鬃時，在鬃商的強烈抗議下，決定牌價上調到65，500元。到了6月，因法幣猶如脫僵的野馬，惡性膨脹，牌價上調到121，000元，較之四月前幾乎翻番。但與該年外價470美元相比較，兩者仍相差1/5。同年8月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在鬃商的強烈要求下，結束了復興公司對豬鬃的統制，準許豬鬃自由貿易，豬鬃牌價體制也告壽終正寢。

(二)統制收購

戰前，大后方豬鬃主要由商販直接到產地收購，在重慶工廠加工后，轉運上海，由當地經營出口的外國洋行銷往海外。《全國豬鬃統銷辦法》頒布后，從立法角度確立了豬鬃的收購及外銷權由政府指定的統制機構掌控。原直接經營出口的古記青、鼎瑞等商行，均失去外銷權，它們生產和加工的成品鬃只得售與統制機構。隨著國民政府與蘇聯、英國、美國的易貨貸款的達成，貿易委員會被授權負責國外貿易，辦理對外易貨，對于豬鬃的收購，自不能不有統籌全局的措施。為此，貿易統制機關在貿易統制過程中，通過在產地市場設立辦事處或收貨處，在集中市場投資興建加工工廠，直接插手基層市場豬鬃的收購與加工。但是，統制收購并非易事，豬鬃為初級產品，分散于廣大的農村，且出口前需要整理、分類及加工，由政府插手基層市場豬鬃的收購，不僅網點設立、人員調配、資金籌措、工廠分布等問題操作起來難度很大，而且還存在剝奪豬鬃商人生計，與民爭利的嫌疑。為此，經過一段時間的收購實踐后，統制機構開始改變豬鬃收購最初的設想，把生鬃收購及加工權讓渡給各級商人，轉而控制成品豬鬃的收購權，并明令禁止偷運熟鬃出口。統制機構在生鬃收購上的放權，并不意味著對生鬃收購市場不聞不問。為維護豬鬃初級收購市場穩定，統制機構也采取了一些辦法，對收購市場出現的混亂與無序進行必要的干預。主要體現在:

1.禁止商人提價收購生鬃。

對于一些商人通過提價競購，助長市價上漲從而操縱市場的行為，統制機構歷來都予以取締，加以重罰。如“1942年8月寶豐、崇德、秦積臣三家公司在宜賓競購生鬃，推動生鬃價格上漲30%，實開歷年之新記錄，引發各地商人待價而沽”。對這種擾亂豬鬃市場價格的競購行為，統制機構多次發函要求各公司停止這種無序的競爭，否則削減合約鬃的數量或取消從業資格。

2.調解豬鬃收購引發的糾紛。

抗戰以后，大后方豬鬃加工不再完全以重慶為中心，萬縣、宜賓等城市的豬鬃企業有了較快的發展。在豬鬃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工廠的增多與分散，極易滋生地方保護，從而引發地方工廠與外地商號的矛盾。1943年2月，為阻止外地商人運鬃出境，萬縣豬鬃洗煉工人打傷了20名外地收貨人員，并扣留了120擔生鬃，引發了騷亂。該案經統制機構調查后，查明騷亂的成因系川畜、寶豐兩公司在萬縣收購生鬃后，拒絕在當地工廠洗制，致使洗房工人失業、生活困難，從而引發阻運糾紛。為此，統制機構責令川畜、寶豐公司所收生鬃須在當地洗制，以撫人心，事件才告以平息。

3.查處商人有無私收熟鬃、偷運出口。

《全國豬鬃統購統銷辦法》規定:各色熟鬃應由統制機關統一收購及出口，不得向同業輾轉收買，如有上項轉賣行為發生，將予以相當處罰。但是，由于自營銷售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因此，部分簽約商人在為統制機構生產合約鬃的同時，也暗地里私收熟貨，偷運出口，以博高利。1943年3月，四川畜產貿易公司姚肇初在陜西以高于牌價1，000元的價格，向華隆廠購進熟鬃352擔，擬通過云南蒙自報運出口。但貨物運銷途中，為統制機構所查獲。案發后，統制機構依法對畜產公司予以10萬元罰款，同時“札飭當地貨運管理處迅照當地牌價依法收買，畜產公司駐外人員不得擅自收買熟鬃，以犯統制法規”。

(三)限制儲存

鬃價上漲與商人囤積互為因果。鬃價上漲，易引發商人囤積居奇，而商人囤積，則又推動價格上漲，影響豬鬃收購。要維護收購市場價格穩定，單憑行政命令抑制鬃價上漲，是不夠的，在豬鬃漲價帶來的高額利潤驅使下，一些商家鋌而走險，無視統制法規中關于“經營豬鬃業之商號、行棧，囤積黑鬃至多不得過100擔，白鬃不得過10擔，囤積時間不得過3個月”的規定，對豬鬃進行囤積居奇，以牟暴利。此種行為，嚴重擾亂市場，致使一些豬鬃產地，鬃源緊張。1940年四川畜產公司在云南產鬃地區購買豬鬃時，竟然面臨無鬃可購。就其原因，正如其昆明辦事處寫給總公司的信函所言:“近來昆市生毛來源并不多見，滾販及同業洗房對于零星生毛幾見貨成盤，使市價日日提高，該行情為昭幫囤積所致，意圖居奇，引發各地鬃販仿效。而囤積居奇又刺激鬃價上漲，昭通元莊生毛價每擔漲到2500元，幅度達到40%”。面對部分鬃商囤積居奇、擾亂市場，一方面，統制機構對“存儲豬鬃的數量及時間”進行了更嚴格的限制，黑鬃“從100擔調整為50擔，且囤積時間不得超過1個月，違者沒收囤積之豬鬃，并以私囤罪懲處”。同時，加大了對囤積者的打擊，1941年3月，根據舉報，統制機構查處了青海西寧“裕豐昶”商行的廖靄庭，此人不遵統制法令，私自囤有大批生鬃，數量約在5，000斤左右，占全省收購量的30%。

(四)管制運銷

豬鬃運銷統制是以實施豬鬃內地轉運證和強化海關緝私監管來實現的。1940年，貿易委員會按《修正全國豬鬃統銷辦法施行細則》，對豬鬃的運輸實行轉運證制度，規定:凡屠夫、鬃販及核準登記的商號，移運生鬃每次不滿十市擔者，準予免領準運證，但不得運往接近沿海岸線、陸地國境線或接近敵區100里以內地帶，至于熟鬃轉運，無論多寡，均須請領轉運證，違者以走私論。政策實施后，大部分商家都能按有關規定申辦轉運證，憑證轉運豬鬃。但也不乏商人無視政府法規，無證轉運。1943年12月，“商家裕森號為求高價，由遵義偷運6900斤豬鬃至四川江津白沙，在貴州松坎緝私分所查驗時，無豬鬃內地轉運證，有走私的嫌疑。松坎緝私分所依據有關規定，對貨物予以沒收”。此外，偽造轉運證，逃避關卡查驗也不乏其人。例如，1942年初，河南商人胡開塵私造統制機關發放的準運證，以四川畜產貿易公司的名義，在河南鞏縣一帶收購豬鬃2，380斤，欲運往鄭州，途中，為周家口緝私處所截獲，經畜產貿易公司來電核實，胡開塵非公司特約商家，所帶準運證為冒制證章，故依法移交司法機關嚴懲。轉運證有效時限為3個月。但商人在實際運輸過程中，轉運證逾期之事時有發生，遭查辦的商人苦不堪言。1942年12月，榮隆商人余德民遠赴陜西鄭縣收購豬鬃4，500斤，因路途遙遠，耽誤時日較多，所持畜產貿易公司請領之轉運證過期，被陜西緝私處以貨證不符扣留。為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1943年初，貿易委員會規定，如因特別事故以致逾期者，可向發證機關電敘理由，對鄰省或交通困難地方，預計3月不能運達目的地者，酌與延長1月或2月，但至多延長3月。與此同時，為了預防和緝查私下交易或秘密輸出現象，統制機關通過強化緝私力量，于接近戰區之貨運要道與走私據點，督飭緝私處及海關盡量添設貨運稽查處所嚴密防緝。1941年3月，“長沙貨運緝私處在美輪神福號上，查獲冒芝麻報關出口的豬鬃50余箱，此次豬鬃走私，非僅是奸商活動，且牽連到出入口貨物查驗處”。至于查獲的走私豬鬃的處理，按相關規定，除將走私者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懲處外，沒收的豬鬃概由統制機構按牌價收購，貨款用以獎勵相關緝私人員。

三、豬鬃貿易統制的評述

通過上文的分析，不難看出豬鬃統制是國民政府戰時農產品貿易統制的一個縮影，透過這一個案，我們較為詳實地了解國民政府的戰時貿易統制政策在行業運行的實態，以及各利益主體圍繞利益爭奪進行的博弈。盡管統制政策實施不可避免產生壟斷，在理論上確是違背自由競爭的原則，但考察豬鬃統制法規在行業的具體實踐，不難發現，“扶助商民、充裕國庫、易貨償債”的思想始終是貿易統制政策的核心。同時，統制機構在實施統制的過程中，也并未完全以“統制”為由，剝奪行業商人參與統制的權利，而是兼顧了他們的利益，帶有一定的靈活性。為此，就豬鬃為代表的農產品貿易統制而言，筆者形成以下觀點:

1.戰時貿易統制的推行，實現了國家對豬鬃等農產品資源的有效控制，為易貨貿易的開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發揮了經濟抗戰的作用，政治和經濟意義顯著。通過與德、蘇、英、美等國開展的易貨貿易，中國“輸出的豬鬃、茶葉、桐油、羊毛等等，都變成了飛機大炮炸彈運回到中國，以供給前方軍隊浴血抗戰，保衛國家。”而戰時“易貨貿易”能夠順利開展，正是政府實施貿易統制政策的結果。倘使政府不實行戰時貿易管制，不采取積極措施搶運銷售這些農產品，仍像戰前依靠商人經營，農產品出口貿易將會難以為繼，政府也將難以履行易貨償債合約，中國的債信將受到懷疑。據統計，從1938年—1945年，政府共動用國幣25．55億元的資金收購各色豬鬃85，140公擔，其金額占同期貿易委員會收購貨物價值的33%，高于桐油(18%)、生絲(22%)、茶葉(4%)等中國傳統出口大宗。而同期易貨和商銷的價值，據《貿易委員會檔案》統計，1939年至1941年，政府外銷和易貨的豬鬃共62，351公擔，銷售額(包括易貨和商銷數額)為國幣22．5億元;1942—1945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外運豬鬃共22，789公擔，易貨和商銷豬鬃數額共計2．49億美元。。

2.豬鬃統制推動了行業的發展與整合，貿易方式、經營條件、標準化水平有了較大的提升，行業近代化轉型的步伐加快。統制下的豬鬃業并未出現行業的蕭條，相反，大后方豬鬃行業在政府的“預付貨款、熟鬃抵押、外匯補貼”等具體措施推動下，進入了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從事豬鬃收購、運輸、加工、包裝、交易等項工作的工人達300余萬人”。在國家資本的介入下，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豬鬃企業得以產生。它們引入機器，按國際標準化要求，進行加工生產，行業近代化程度明顯提升，一些貿易技術壁壘得以消除。如古耕虞創建的四川畜產公司擁有職員257名，技工、粗工3，000余人，使用馬達、磨頸機，漂洗機等機械工具，從事生鬃加工，月產熟鬃675余擔，資本額在四川全省390余家工廠中排名第8位。

3.推動了四川生豬改良事業的發展，產肉率高、鬃毛優良的改良豬在大后方定型，并開始推廣。作為易貨償債的重要物資，豬鬃關系抗戰及民生至深且巨，隨著豬鬃統制的實施，國民政府對于豬鬃生產的推動，乃日趨積極，1938年貿易委員會特設外銷物資增產推銷委員會，籌劃外銷農產品之增產與改良。計劃之一，是與各省農業改進機關及農林部合作，通過豬種改良，培植豬鬃資源，致力于豬鬃產量之增加與品質之改進。1939年四川家畜保育所與中央農業大學合作，以中外多型豬種為對象，開展育種雜交飼養試驗，發現內江黑豬和榮昌白豬能較好兼顧肉與鬃的問題，應為四川首選的飼養豬種。同時，依據區域自然地理環境，建議內江、資陽、資中、簡陽四縣為內江黑豬推廣區，以獲取優質黑鬃;隆昌、瀘縣、榮昌、合江、永川、壁山為白鬃推廣區，以獲取優質白鬃。但也應該看到，由于統制帶來的弊端也是十分明顯的:首先，統制體制下，由于定價及外銷權的喪失，官與民爭利一定程度存在，致使大后方豬鬃資源并未完全獲得有效的利用。正如當時社會輿論所言:戰時，復興貿易公司購買豬鬃的基金共10億元，四川、湖南所產的三萬公擔豬鬃價值90億元，為民間資本介入留下了大的空間。但是，由于政府對豬鬃實施統制，禁止民間資金自由購銷，使得政府每年購銷豬鬃數量有限，以致出現了“盟國急需豬鬃時，復興公司無鬃可輸，從中國返美的運輸機，為增加重量，只好裝滿昆明的石頭、沙子，飛回美國”，而期間所出現的豬鬃走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鬃商外銷權的喪失而引發。正因如此，抗戰后期，請政府重訂貿易政策，取消統購統銷這一貿易政策，給商民以喘息之機的呼聲與呈文在社會上不絕于耳。其次，“牌價”對底層豬鬃生產者的危害也不容忽視。面對“牌價”，如果說大的豬鬃企業可以轉嫁，或者借助社會輿論、依靠行會組織與統制機關博弈減少損失的話，而毫無話語權的底層從業者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1940年，政府收購豬鬃的平均牌價是實際生產成本的65%，1944年僅為38%。而與國外市價相比較，1943年，復興公司所核定的平均牌價僅為其銷美售價的1/13。這一苛剝商民的行徑引起豬鬃行業的抗議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1944年近千名重慶南岸龍門浩豬鬃工人，在彈子石渡江，前往曾家巖國民政府行政院前請愿示威，要求增加工資，取消不合理的牌價。

四、結語

綜上所述，豬鬃統制是戰時國民政府為爭取物資、保護資源而采取的一個符合實際的應變之策。盡管統制政策本身以及執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弊端，但從實際效果上來看，該政策的實施不僅達到了“易貨償債、爭取外匯”的目的，同時也推動了豬鬃業的現代化轉型。所以，對國民政府戰時豬鬃管制及其實施，應將政策的基本內容及個別問題和執行中的弊端區分開來，給其以客觀的論斷。

作者：陳崗單位：四川文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第六篇：農產品貿易中的電子商務

一、優勢分析

(一)特色農產品豐富

新疆是農產品出口大省，地域寬廣，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雨水少，特色瓜果園藝產品品種眾多。同樣海拔高，熱量充足，無霜期長，獨特的地理氣候使新疆成為了優良的產棉基地。新疆的棉花年產量約占全國總產量的1/3以上。林果業也是新疆農業的重要部分，有相當多的林果產品屬于本地獨有，只適宜在在新疆或少數西北地區開發利用，如庫爾勒香梨、吐魯番葡萄、哈密大棗等，所以新疆素有瓜果之鄉的美譽。當農產品擁有規模大、品種獨特、質量高等特點時，農民及農業企業發展電子商務貿易才具有優勢。如此豐富的農產品為新疆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地理位置優越

新疆雖然遠離內地市場，卻是中國向西開放的陸路通道和橋頭堡，是我國開拓中亞、南亞、西亞和歐洲市場的前沿陣地和重要門戶。新疆將電子商務運用到農產品貿易中既方便了同內地市場的交流又可同國外加強聯系。電子商務便捷、低成本的引入到新疆農產品貿易中是非常適合新疆商貿流通發展的需要。2013年6月29日，新疆電子商務科技園區在烏魯木齊高新技術開發區正式掛牌成立。今后，新疆豐富的農牧、林果等特色產品將通過電子商務平臺拉近與內地和中亞市場的距離。“為做好新疆電子商務發展頂層設計，商務部門將制定出臺《新疆電子商務“十二五”發展規劃》。”楊東升說，目前，新疆電子商務發展總體上規模較小，但有了一定基礎，與全疆網絡消費規模迅猛增長的勢頭和擴大消費的要求不相適應。各級各部門要在電商企業品牌推廣、倉儲物流設施建設使用、人才培訓、融資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盡快研究出臺政策措施，為電子商務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自治區政府的大力支持為電商企業發展農產品貿易提供了堅強后盾。

二、劣勢分析

(一)網絡基礎差

新疆網絡基礎較差，農民上網比例不高，互聯網普及率較低。僅有33.6%的企業開展淺層次的電子商務應用，深入到網上采購和銷售等交易的企業不到10%。新疆總體處于電子商務運用的初級階段，電子商務服務企業數量僅有200余家，普遍規模小、服務能力弱，且各自為戰，生存能力、服務及創新能力也弱。

(二)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不健全

成功的電商企業需要有完備的流程，同樣農產品也需要品牌化和標準的質量體系。新疆農業發展中一直沒有重視品牌化建設，農業生產者缺乏品牌意識。例如，新疆的番茄醬產量和出口量巨大，但卻沒有我們熟悉的大品牌，也沒有品質分級、包裝規格等方面的統一標準。盡管新疆農產品豐富，但缺乏規范的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仍舊是制約其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的重要因素。

(三)物流配送體系不完善

不管是從國外的發展現狀來看，還是從電子商務企業成功的經驗來分析，物流配送環節都是發展電子商務十分重要的環節。新疆的物流業基礎薄弱，物流配送的網絡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很少能延伸到農村，這會嚴重阻礙農產品的交易。而且地理位置特殊，距離內地遙遠，地緣寬廣加重了物流的成本，間接增加了農產品的成本。所以目前新疆物流配送體系的不完善也是其劣勢條件。

(四)缺乏農產品的電子商務人才

專業人士表示，對電子商務了解甚少、缺少專業人才，這是造成目前新疆企業對電子商務認知和應用程度均低于全國水平的原因之一。農村的網絡普及率低，農業企業在網絡方面的建設遠不如其他行業，使得農民的電子商務知識缺乏，農業企業缺乏人才。而一些從事電子商務的人才又缺乏對農產品貿易的了解，所以現在的農業企業缺乏的是既懂電子商務又懂農產品貿易的復合型人才。

三、威脅分析

威脅可以分為國外威脅和國內威脅。獨特的地理位置，為農產品的銷售創造了條件。新疆每年農產品出口量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的份額，尤其林果產品，但隨著國際發達國家對農產品質量要求的提高，農產品出口受阻。發達國家技術壁壘不僅僅應用到了傳統農產品銷售中，同樣也運用到了農產品的電子商務中。據自治區商務廳發展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自治區電子商務交易額175億,占同期GDP的2.7%，低于全國12.5%平均水平。網絡零售交易額37億元，占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4%，低于全國4.2%的平均水平。新疆總體處于電子商務運用的初級階段，新疆電子商務服務企業數量僅有200余家，普遍規模小、服務能力弱，且各自為戰，生存能力、服務及創新能力也弱。而國內的農產品電子商務至少已經處于成長期，網絡基礎較自治區好，電子商務普及率也較高。最重要的是內地的交通比自治區發達這為物流體系的建設提供了基礎，同時內地農產品電子商務人才的培養也是其優于自治區的重要因素。

四、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對策研究

(一)政府應當大力支持

政府建立安全可靠的交易環境，對違法和失信行為給予處罰，為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提供公平、安全的環境。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建立質量標準體系

自治區位置靠近歐洲及中亞各國出口產品較多，長久發展之計就是緊跟世界步伐，按照國際標準和慣例對農產品劃分等級，建立高品質的質量標準體系，創造享譽全球的農產品品牌。

(三)加強農村網絡基礎建設，提高電子商務普及率

新疆地域寬廣，農戶居住分散，農村地處偏遠，網絡環境差，這對網絡基礎建設非常不利。自治區應當在國家建設新農村和信息化的機遇中，發揮各機構的作用，建立完善的基礎，為農產品電子商務提供硬件基礎。

(四)完善物流建設

對于新疆來說，物流體系的建設不容小覷。新疆是全國面積最大的省份，在最西邊，與內地距離遠。因此在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中物流成本高，進而成本高。自治區應當推進農產品的綠色通道的政策，減少運輸費用。同時減少流通環節，完善農產品包裝規格等問題，可以提高物流配送效率。

(五)培育懂農產品電子商務的復合型人才

首先，從各大高校及專業技校入手，開設農產品電子商務專業。這就為其制定了長遠的人才計劃。其次，針對懂農產品的人員及企業普及電子商務知識，對懂電子商務又對農產品感興趣的人才或企業普及農產品知識，培育出復合型的人才及競爭優勢強的企業。

五、小結

基于SWOT模型開展的論證分析說明，開展農產品電子商務對新疆來說是一個務實，可行的選擇。總之，在對策實施下，新疆的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發展定能不斷完善，最終走向國際化水平。

作者：湯金惠單位：新疆財經大學

第七篇：農產品貿易的問題及對策

一、黑龍江省對俄農產品貿易存在的問題

1.農產品的科技含量較低，缺乏競爭力

雖然黑龍江省是我國首屈一指的農業大省，且農產品種類繁多，產量很高，但由于農業高科技的使用不足以及農業種植培養技術水平較低，使得生產的農產品大都標準化程度低，產品的質量不高。以黑龍江省玉米的出口為例，技術水平的有限導致黑龍江在玉米含蛋白質、油脂量等方面遠低于一些發達國家的同類產品，嚴重影響黑龍江省再出口農產品方面的競爭力。而在一些具有優勢的大米、鮮凍雞肉、水果、蔬菜等一些農產品方面，大都以初級產品和原材料為主，缺乏經深加工和高科技附加值的農產品，而發達國家的農產品的加工附加值一般是農產品產值的3~5倍。而且對農產品的藥物使用方面缺乏嚴格正規有的管理規定，至使農產品經常出現藥物殘留等相關的食品安全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黑龍江省農產品在俄的信譽，也嚴重影響了黑龍江省對俄農產品貿易的友好發展。

2.農產品貿易規模小

長期、大宗的交易是對外農產品貿易的最突出特點，而黑龍江省對俄農產品貿易主要是通過邊境地區小額貿易來實現完成。但邊境貿易企業大都是一家一戶小規模式的家庭經營，普遍規模小且分散，缺乏具有影響力和帶頭作用的龍頭企業。且黑龍江省延邊地區的外向型經濟基礎薄弱，加工企業資金短缺，信息來源不夠靈通，大多企業只著眼于邊際貿易，農產品產業鏈不夠成熟，市場開發、產品宣傳以及運輸倉儲等方面的缺乏力度。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供應渠道和帶動區域發展的龍頭企業。這也將嚴重制約著黑龍江省對俄農產品貿易規模的擴大。

3.農產品出口的生產成本較高

隨著我國農業政策的不斷轉變，農產品的價格隨之提高，導致黑龍江省對俄農產品價格也隨著提高。而這兩年人民幣的升值也使得農產品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勞動力價格也相應提高，使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也逐漸消失，人工費用和物質費用不斷上漲，以小麥為例，種子費、農藥費、化肥費2012年比2011年分別增加了8.87%、18.17%、17.25%。2010~2012年，日雇工工價分別是49.19元、70.84元、85.76元，呈逐年遞漲趨勢。這都造成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的提高及價格的上漲，這將給生產企業帶來一定的壓力，也使得黑龍江省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有所下降。

4.貿易服務體系不完善

中俄兩國的海關通關程序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問題，這已成為兩國貿易發戰的一大障礙。在俄海關通關時間較長，手續復雜加大了農產品的貿易成本。進口檢驗檢疫要求的不斷擴大以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持續增加，都將影響著農產品的貿易發展。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高速發展，及時有效的信息在農產品貿易中也起著非常大的作用，而黑龍江省對于目前的農產品貿易信息的及傳播還不夠力度，網絡基礎建設也比較落后，缺乏有效的信息資源整合能力。大多基層農業成產經營者對于信息及時的電腦網絡應用不夠熟練，這就必然導致了對于國外農產品需求消息的滯后，這種信息的滯后也將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農產品對俄貿易的發展。

5.缺乏農業科技人才

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農業的現代化，要發展農產品貿易，就必須有充足的農業科技力量以及一些懂管理、懂技術、善于發現市場了解市場，根據國際市場信息進行組織生產、研發和銷售的知識型農民。農民科學種植、養殖水平不高，增收致富創業能力不強；缺乏帶頭人培養、選拔機制。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不足，基層的人員不足、人員老化、素質不高的問題。致使新技術的推廣及應用受到限制，也制約著農產品的進一步提高及準確運用市場信息進行農產品的推廣及銷售。

二、促進黑龍江省對俄農產品貿易的對策

1.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和科技含量

黑龍江省若想在對俄農產品市場中取得長遠立足的發展，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更大的優勢，那么，提高農產品的品質以及在農產品質量安全上，則是今后一段時期提高黑龍江省農產品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首先，政府和企業要加大力度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加大農業科研技術的研發和推廣，科學有效的提高生產力水平。其次，要擴大綠色食品的生產，進一步建設和完善農產品質量檢查管理體系，加強農業產業安全，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再次，加快農產品的精加工、深加工，這將有助于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質量。鼓勵產品的深加工，將初級化產品提高為高質量、高檔次、高科技含量的農產品。這有助于農產品在貿易中取得競爭優勢。此外，在提高農產品的品質與科技含量的同時，還應發展品牌戰略，發揮品牌的引領作用，創立龍江農產品的知名品牌，這將有利于提高并進一步打開對外的貿易市場，同時還能達到增加創匯的目的。

2.加大對農產品出口龍頭企業的培育

政府應加大力度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較大貿易規模、國際競爭力強、效益好的農產品對俄出口龍頭企業。積極協調銀行等金融機構放寬貸款條件對這些出口農產品的企業，給予出口企業適當的貼息支持，鼓勵企業積極對農產品方面的出口。充分發揮這些龍頭企業的帶頭拉動作用，鼓勵企業用收購等方式進行規模上擴張，延長企業產業鏈；以龍頭企業為主體，積極開發新市場，發揮資源優勢及產品優勢，提高農產品龍頭企業的綜合國際競爭力。

3.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體系

由于俄羅斯面積廣闊人煙稀少、勞動力缺乏、使農產品市場在俄具有很大的開發潛力。積極建立在俄的農產品生產加工基地，促進雙邊的勞務合作，不僅可以減少企業的生產成本，也可帶動黑龍江省的就業，還能促進農業對外的交流與合作。積極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對俄農產品出口企業進行有效大力的扶持。加強兩國的政治交流、積極磋商、降低關稅，減少繁瑣的海關運作手續，一方面保證了農產品的新鮮程度，另一方面也減少了企業對農產品瓜果蔬菜類變壞的風險，降低因農產品變壞而引起的成本損失，既保障了企業與農戶的利益，又加快了黑龍江省對俄農產品出口貿易的步伐。

作者：劉芳張曉東單位：佳木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