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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的變革會對人的思想觀念帶來巨大的變化。但這一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瞬間完成的，而是有其具體的特點和規律，并與經濟變革所帶來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經濟變革首先影響的是人的行為，影響了人的生產生活方式，而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則影響了人的思想觀念的變化。正如哈耶克所說：“倫理和公共精神并非人類設計的記過，而是人類行動的結果。”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經經過了二十多個年頭，而與之配套的公民精神卻并未成熟，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公民公共精神的發育遲緩，而在公共精神的發展過程中，市場經濟所特有的一些屬性對其有著或好或壞的影響。

一、市場經濟改革對公共精神的啟蒙

現代公民精神的形成，是與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密切相關的。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之所以為公共精神的產生奠定了重要基礎，其主要表現在于市場經濟衍生出的自由、平等、契約、法制精神對公共精神發生發展有著重要的啟蒙作用。

（一）自主經營、自主工作對自由、平等精神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最大特征在于資源配置的自由性，市場主體可以運用自己的自決權，在把握價值規律的同事，結合市場需要、自身實力等各方面，進而決定自身的生產、交易、投資、經營等經濟活動。它擺脫了原有計劃經濟的限制，在遵循法律的基礎上遠離了嚴格的政府控制，進而參與到平等的時常競爭中去。這種生產經營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使得市場經濟得以存在和發展，更使得自由精神得以產生。以19世紀的美國的西部拓荒運動為例，富有活力的市場再加上遼闊的土地，它們共同促成了人的自由解放，從此依附性勞動再也沒有了市場，自主工作和自定權威成為了社會的主流。特別是1821年美國的眾多法院宣布拒絕強制執行違背一個成年人意愿的合同，這一判決徹底消滅了依附性勞動的法律基礎。“如果奴仆可以輕易地離開，那么誰又是主人？”自主工作，成了這一時期美國人最明顯的勞動形式。社會的變化永遠不會只停留在經濟層面，隨著自主工作的確立，自定權威也逐漸發展起來。例如在1822年，一名美國醫生發表了《新健康指南》，矛頭直指自詡為醫術權威的醫學貴族們，打破了醫療業的壟斷，使每個美國人都能自己指導自己的健康。通過美國的例子可以看出，市場經濟在使得市場主體可以自由選擇的同時，也使得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正如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兼倫理學家亞當•斯密分析的那樣“:以商業、大工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打破了傳統的縱向的人身依附、隸屬和支配關系,確立了國民的獨立人格和個人自由,市場具有趨向自由的內在力量,商業的發達即意味著自由。”與自由精神相對應，市場的運行也培養起了平等精神。市場經濟不僅培養了自由觀念，也促成了人格平等、地位平等和機會均等。無論是曾經的貴族、地主，還是之后的雇主、企業家，雖然各自在市場競爭中的起點不同，但畢竟所有人都被裹挾進市場的洪流，且在這洪流中沒有任何特權，只能依照市場特有的規律辦事。在激烈的競爭下，原先等級特權者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失去了受特權的保護的永遠世襲，“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家富不過三代”，市場經濟不僅在現實運行中打破了人身依附，更在人的意識中積蓄了打碎特權思維的力量。因此，市場經濟中的平等競爭精神在生產生活中不斷衍化，進一步啟發和帶動了人們對政治、法律等權利和義務平等的追求,排除了等級、身份、特權對人們的禁錮。

（二）合同、契約在市場中的廣泛運用對法制、契約精神的發展在市場的平等競爭帶給人們以自由、平等精神的同時，在市場運行中廣泛使用的合同、契約同樣給人們帶來了法制精神和契約精神。雖然歷史上自巴比倫十二銅表法之后便出現了真正的法律，中國在戰國時代也出現了以律法為思想出發點的法家，但這些還遠遠只是法制精神的萌芽，它還缺乏使其生根發芽的土壤。在市場經濟之前，法律僅僅是為人治提供了一種手段，它只是統治者手里一個隨心所欲工具，法律本身沒有權威，其權威只來源于統治者。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在生活中對合同、契約的不斷運用和遵守，并通過自由、平等精神的推動，使得法律的權威不斷上升，并最終在整個社會中真正形成“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精神傳統。由此，通過經濟生活中不斷運用的合同、契約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法律才真正通過自身的力量成為了社會的權威，法制精神的萌芽才能通過市場這片土壤從而生根發芽。與法制精神相同，契約精神也逐漸融入了民眾對于政府的認識和態度中。與臣民眼中的“父母官”不同，公民眼中的政府不再是一個履行統治的階層，而是人民通過出讓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以組成的以服務人民為目的的組織，也就是由主權在“官”轉向了主權在“民”。而這一轉化，正是在經濟運行中的種種契約增加了人們對主權在民的認識，而契約這一在經濟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工具也變成了主權在民的經典表述。

二、市場經濟改革對公共精神的消弭作用

市場經濟為公共精神的發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往往會讓人產生一種觀念，即公民精神特別是公共精神是否會因為市場經濟的作用從自然地成熟發展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僅不會，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對公共精神產生消弭作用，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私利而非公利——市場主體的目標對公共精神的消弭公共精神的發生發展，首先需要人們意識到公共領域的各項事務對所有人的重要作用，即公利與每位公民的關系，而市場主體在市場中的行為出發點卻往往是私利。如果社會發展僅僅以市場原則進行，社會不僅不會形成公共精神，還會對公共精神造成損害。由于個體在市場經濟中對于利潤的不斷追求，也使得個體在公共事業中更專注于私利。當公利被破壞需要人為進行修補時，人們只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政府。而對個人來說，一切與公利有關的公共事業只要交給這個人就好，個人則不需要參與其中，因為這不會帶來任何個人私利。殊不知這僅僅是依照市場原則建立起來的烏托邦，因為除政府外，公民自身對親身實踐公共事業的意愿和能力都在降低，在加上對私利的瘋狂追逐，個人讓政府擔當了越來越多的公共職能，出讓了越來越多的公共權力，個人與國家相比越發顯得渺小。隨著公民在公共領域中的真正參與越來越少，公民之間越發成為一團散沙，公共精神也就開始逐漸消亡，而這也就為那些具有野心并且言辭華麗的專制統治者提供了基礎。就像梁啟超在《新民說》里所說：“夫聚群盲而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故無一私人而無私有之德性，則群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

（二）效益而非公正——市場的經營方式對公共精神的消弭除了公利和私利之間的問題，市場對公共精神消弭還出現了更深的層次，那就是注重效益而非公平公正。所謂重視效益，即為重視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系。雖然在市場中這種觀念是非常正確和非常重要的，但當其演化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公共精神方面時，則帶來了不小的波動和損害。與市場相比，公共領域的建設更注重社會的公平公正和協調發展，公共精神也需要人們有這樣的思想觀念。可如果過分注重效益、注重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比重，則會或多或少地破壞公平公正原則，因為利益分配在私立上可以以效益為原則，但在公共領域中效益只能作為借鑒而非原則。如果以效益為原則，公共精神就會發生畸變，其對公民社會的協調整合能力就會下降。美國的中產階級在經濟大蕭條時代就開始極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并不斷疏離和排斥下層階級，在公共政策上傾向于禁錮下層階級的社會地位，限制其公共資源的使用。而支持中產這些行為的一個思想原因就在于社會普遍認為將公共資源投入到下層階級中不會產生相應的社會回報。而這種思想在那個時期也造成了對弱勢群體的種種不公。

三、明晰市場經濟改革的影響對公民教育的啟示意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市場經濟對公共精神有著重要的啟發作用，但不能決定公共精神的成熟發展。因此，我們由此得出以下兩點啟示意義。

（一）明晰市場作用，塑造公共精神在談論市場經濟與民主社會的關系時，一直都認為市場經濟會推進民主的發生發展，但市場的正向作用往往被夸大了。市場經濟對于民主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塑造了獨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但公民具有獨立人格并不意味著就會形成完善的民主社會，它并不會自發引導人們參與社會公共治理。市場經濟是原動力，但民主社會的車輪駛向何處、順利與否卻并不能單單由市場決定。因此，在塑造公共精神時，并不能完全放任其自發形成或是依照市場原則塑造公共精神，而是發掘市場的正反兩方面作用，使其適應培養公共精神的需要。因此，明晰市場作用，塑造公共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注重公共事務實踐，實施公民教育培養公共精神如果要培養公共精神，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而公共精神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與社會實踐不斷緊密相連的，并在這一過程中與其他思想交流、碰撞不斷成熟。因此，要培養公共精神，公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公民教育中，公民實踐又是最重要的。對此美國二十世紀的教育家杜威曾有一段至理名言：“物質的東西可以在空間搬動，可以轉運。信仰和抱負卻不能再物質上取出或插入。那么它們怎樣溝通呢？……一般地說，問題的回答就是：依靠環境的作用，引起某些反應。”因此，自治精神的培養除了要重視公民教育，還應在社會中營造適于自治精神發展的環境。現今實行的基層自治，特別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制度，就為公共精神的塑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在此之后，如何進一步發揮公民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協調公共事業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進而協調它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就成了最為重要的問題。

作者：李伯遠 單位：西安財經學院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