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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指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為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一套公共證明的政治倫理價值框架，它表明我黨的治國理政的價值理念是依托法治，維護公平正義、保護人權和建立政治法律共同體中人們共同接受的道德行為標準。從核心價值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系出發，我國在國家治理方面應堅持三個原則：政治的人民原則、責任原則和正義原則。由此，構建權力與責任相統一的政治，構建情感、對話的新型民主政治，以及構建既要維護主權又要維護人權相統一的新型政治。同時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將面臨六大挑戰：社會矛盾復雜性的挑戰；應對各種突發性事件不確定性挑戰；政治全球化的挑戰；西方民主制度的挑戰；公開透明的挑戰；民主監督的挑戰。

關鍵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治國理政；新理念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指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它不僅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而且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一套公共證明的政治倫理框架。它表明：我黨的治國理政的價值理念是維護公平正義、保證人民當家做主和建立政治法律共同體中人們共同接受的價值（法律）行為標準。它既符合國際政治發展的潮流和趨勢，又回答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并不是各國治理體系的唯一選擇，更不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終結。要想超越和擺脫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狹隘性，我黨必須根據自身民族的特點，本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目標，尋找符合本國特色的文明治國之道。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原則，要求我黨在新形勢下全面轉型治國理政的理念。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治國理政的價值原則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要求對“政治”的理解，要有一個“去蔽”的過程，才能復歸政治的本義。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政治’這個詞的原始意義就是依據法律而建立起來的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們的共同生活”［1］205。如果執政者不尊重公民的權利，不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就改變了政治的原旨，是對政治的一種“僭越”。孔子說：“政者，正也”，是指國家的統治者應以公平、正義為表率，率領人民過上有德、有信、有忠、友愛的幸福生活。由此觀之，政治的本義就是讓老百姓過上一種平等的幸福生活，建立一種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制度，維護公共和平的社會秩序。這說明政治本身就蘊含著強烈的倫理價值色彩，正如拉貝萊說：學問無良知即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則是社會的毀滅。蘭德也認為現行政府存在著最大弊端是道德與政治的顛倒，政府為著單一的政治目的僭越道德，使道德服從于政治。政府一旦把道德作為政治的婢女，其政府行為也就失去了應有的約束而成為強權政治，這樣一來，政府的有限絕對權力就會無限度地膨脹為沒有任何邊界的絕對權力，其所造成的直接結果是：整個社會權力平衡系統被打破，公民個體利益遭受無止無盡的損害。而在我國傳統治理觀念中體現為“民本政治”。

孟子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守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從政治的原旨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關系出發，筆者認為，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應包含三大價值原則：第一，人民權利優先于政治權力，這是政治的人民原則，它表明不管是國家治理體系，還是治理能力的提高都應圍繞人民為本的理念，這既是我國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又是落腳點；第二，政治合法性的倫理基礎是讓人民群眾過上和諧、幸福、平等的生活，這是政治的責任原則；第三，政治應當追問社會生活中的平等與正義如何可能，由此表明政治本身就隱含強烈的道德規范性，這是政治的正義原則。這三個原則構成我國治國理政的價值基礎。它是衡量國家治理是否現代性的政治標準，其預示著國家治理美德的主流趨勢是朝向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正義、人民幸福的方向發展，從而體現我國治理體系的先進性、現代性和科學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要求我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必須行政規范，要求通過法制化和民主化來理順社會各方面關系，乃至政治自身的內在關系。從行政模式上必須做到依法行政，要求每一個人應服從理性的社會秩序；從治理的價值取向上，關照的是人的生命價值，它不僅關照生命，而且要關照生命的表現形式，關注廣大老百姓的生存狀態和各種權益的維護，這是現代政治對社會的一種使命和責任。政治這一價值取向，也體現了政治的親民性，其落腳點是要求我們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狀況和各種權益的保障。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賦予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一些新的內涵：（1）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當家做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擴大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建設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共產黨執政治國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做主，最廣泛地動員調動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自覺性、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把他們的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在體制和機制上，使人民感到他們才是社會主義的主人。（2）作為執政黨須以開放的態度面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主流趨勢，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可以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西方民主政治可以借鑒，但不是我們的唯一選擇。（3）人類的政治文明不能在資本主義時代就終結了，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走出一條符合中國特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治國之道。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構建我黨治國理政的新型政治理念

治國政理奉行一種什么樣的價值原則，不僅涉及我黨自身的形象以及黨與人民群眾關系的問題，更會影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總目標，因此必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框架內，重建我黨治國理政的新理念：

（一）應構建權力與責任統一的新型政治從政治學理的角度來看，權力構成政治的核心；從人類政治的運行歷史來看，沒有權力的政治是不存在的。如果政治沒有權力，就不能有效地組織動員社會各界力量進行社會建設，也不能樹立社會的權威中心，然而政治上的權威應立于政治倫理和對人民負責任的基礎之上。在我國，政治權力不能優先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能高于廣大民眾之上，缺少人民權利的政治就是一個空殼。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說：“任何時候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依靠人民群眾推動歷史前進”。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理念，說明了在我國權力與權利之間有著共享的價值基礎，政治權力是從人民權利的價值中推導出來，也說明我黨治國理政的理念與“制度正義”、“民本政治”存在著一種自證關系。正如德沃金所說：應當把倫理和政治結合起來，其辦法是建構一種關于好的生活之本質或特征的觀點。政治倫理化其所關照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生存權利。在西方傳統的政治理論中，人民的基本權利僅僅是針對國家暴力的個人自由權利，而不是對法律所有領域有約束力的客觀原則規范。這說明西方人權理論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從法哲學的角度看，法律從政治那里獲得強制性品格，相反，只有法律才賦予權力以法律形式，這種法律形式又進一步賦予權力以約束力，這就是在現代政治運作條件下，法律與權力之間的一種張力，它們之間的緊張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視角。法律要求的是一個規范性視角，權力要求的是一個工具性視角。從法律的視角出發，政策、法規和法令都要進行規范性論證；從權力的視角出發，政策、法規和法令則作為權力再生產的手段和權力運作的程序。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體系中，法律與權力的緊張關系，在某種意義得到了化解，法律成為行政的準繩，權力是在法律約束下的權利，在權力之內沒有法律的真空。

（二）應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上構建情感、對話的新型民主政治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們認為政治源于外在強制，而不是源于人性、源于人民生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要求我們關注人民生活，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這樣，我黨的執政能力如何，是同人的全面發展程度和人民的生活質量密切相關，因此，我黨執政的一個基本的價值目標是讓人民過安居樂業、自由和平等的生活。人民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生活權利，和以人民生命為價值取向的治國理政理念，會改變我國政治運作的實質性立場和運作模式。民主政治依賴于公民在運用其交往權利和參與政治生活時對于共同之善的價值取向。而民本政治催生出來的是一種親民政治，為政治上層建筑平民化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因此，要“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從人民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這充分體現了現代政治對人民的忠誠與責任。

（三）應構建既要維護主權，又要維護人權的政治帕森斯從規范功能主義出發，認為主權政治的價值普遍化和其包容性理念，與現代政治的道德普遍主義是相符合的，這樣就可以把所有的社會成員被相繼包容在自由和平等之法人的聯合體之中。因為人民的主權意志只能表達于普遍和抽象之法規的語言之中，這種語言中直接銘刻著每個人的平等自由的權利，也就是康德作為基于道德之上、置于政治意識形成過程之先的人權。應該看到，人權和人民主權這兩個政治原則迄今為止規定了對民主法治的規范性理解。這種規范性理解既深深地扎根于我國憲法的表述之中，也深深地體現在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之中。在西方，美國學者米歇爾曼針對西方傳統的人權理論和主權理論認為：一方面是以天賦人權為基礎的無人稱的法治，另一方面是通過人民的主權意志立法而自發產生的共同體組織。前者是抽象的，而后者是虛偽的。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可以觀照出，我國的政治自主也可以用人民主權與人權之間的內在關系加以解釋。其政治自主可能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作為道德價值的內容，即對人權的維護；另一方面作為民主原則的內容，即對主權的維護。這說明人權與主權之間并不矛盾，有著共同的價值基礎。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框架內重建我們黨的治國理政理念：第一是對西方政治功能主義的超越。因為不管是帕森斯的“規范功能主義”，還是默頓的“沖突功能主義”都把社會看作是一個需求的系統，無視人的主體性和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第二是對傳統二元政治思維模式的超越。這種政治上的二元思維模式，一方面把治理問題簡單化，如敵與友、左與右、“社”與“資”的劃分邏輯，不利于深化政治理論的研究；另一方面把整個社會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之中，這種“非此即彼”治理模式給人們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創傷。這些教訓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都曾有過。

三、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在宏觀方面的指導作用。這一表述說明在一定意義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要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其目標是在尋求新的社會發展動力機制與平衡機制的基礎上，如何建立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也說明，市場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關系的本位。圍繞著市場本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建設，這將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就是使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推進國家治理的法制化，是一場國家、社會、公民合作互動的治理模式的建構過程；這將是一次市場、政府、社會與個人從配置結構性變化牽引出的國家功能性變化，再到公民主體性變化的一次治理模式的轉換。其目的是形成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個人自立，實現自治與共治的統一。

（一）通過市場配置解決“公平”問題就市場與公平關系而言：其一，通過開放市場來推動制度公平、正義的建設，由此倒逼國內各領域里的深化改革。其二，通過開放能給人民帶來機會正義，就可以實現每一個中國人有夢、追夢和圓夢的理想。其三，通過有序的競爭確保公平環境的建立，通過市場競爭可以避免條塊分割導致市場的碎片化；也可以避免壟斷和行政干預使市場失去競爭性。其四，通過社會保障機制的建設，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以實現結果的公平。

（二）通過市場重新界定“權利”與“權力”的劃界問題就權利與權力的劃界而言，其一，是指以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為本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政府職能配置，建設法治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使政府從不該的地方退出，把缺位的補上。就權利而言，通過市場來維護老百姓應有的權利，賦予人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其二，是指在堅持權力來自人民，權力為了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根本宗旨的同時，但也不能回避如下幾個問題：第一，政治權力與人民權利的邊界如何界定？現在政民關系、黨群關系如此緊張，就是它們各自的權利（力）邊界不清，出現了以權利對抗權力的暴力抗爭現象，如何做到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共享，實現由“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向“民生工程”的轉換，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第二，針對如何消除政治領域的特權現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方面出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因為特權階層的存在，使黨與人民、政府與群眾的關系出現了斷裂與對抗。于是決定提出：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優良黨風凝聚黨心民心、帶動政風民風建設。

（三）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建立社會發展的兩種機制：動力機制和平衡機制從人類的發展經驗來看，到目前為止，市場經濟還是最有活力的一種經濟體制，一方面可以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化、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實現不同所有制經濟的自我改革、自我創新和自我完善。

四、國家治理范式轉換所面臨的挑戰

我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建設過程中，會遇到如下六個方面的挑戰：

（一）社會矛盾復雜性的挑戰在我國現階段，經濟市場化、實現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改革，三大社會變遷融在一個時空中，同時，又處在“現代化運動與中華文明復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與全球化趨勢”的三大張力這中，很多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這些矛盾深深影響著我國的社會各個階層的變換。這不僅要求我黨具有宏觀把握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和微觀診斷社會病變的能力，而且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的建設，通過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匯集力量、增強合力，不斷提升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二）各種突發性事件不確定性的挑戰當代社會各種突發事件頻頻發生，而且這些事件的發生往往具有不可預測性。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除了依法行政、執政為民外，還要增強抵御抗突發事件的風險能力。

（三）政治全球化的挑戰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國際政治相互依存和的深化，無論是自然資源、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政治事務、公共安全以及自然災害都打上了國際化烙印。政治全球化的表現是國內政治國際化，國際政治國內化，超越了國家、地區、民族的政治權力范圍，尋求各國共同參與的治理模式和機制。傳統上屬于一國內政的事務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甚至介入，而國際舞臺上發生的政治事件又會引起國內的連鎖反應。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互動效應得到了空前加劇。國際政治力量往往表現出雙重性，即協商性與強制性。這種權力是在協調基礎上，以國際法、國際公約、國際協議等形式，通過國際組織加以實施并發揮其作用。它的強制性雖尚不能同主權相提并論，但其約束力決不可忽視。［3］總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界限的日益模糊和超國家權力的強化，使得政治有了明顯的全球性特征。這就要求國家治理不僅具有應對國內復雜情況的能力，而且要具有應對國際復雜形勢的能力。

（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提出，說明自由主義所標榜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不是各民族政治體制改革的唯一選擇。盡管由于西方世界推行強權主義的政治理念，把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滲透到全世界，等于迫使復雜多樣的人類文明屈從于一種單一的自由主義的原教旨主義，這是對人類多元文化的一種扼殺。筆者認為：極其不同的政治架構可以是同樣合法的，同樣合法的政治架構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十八大報告指出：“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此，合法的政治架構不是一種特殊理想、利益、價值觀念的反映，也不是奉行對一個所謂普遍理想、利益和價值準則的推廣，而是在最基本的有關人權（利）、善惡的共同準則基礎上，維護多元理想、不同利益、相互沖突的各種價值觀念的和諧共存。（五）公開透明的挑戰公開透明是當代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各級領導干部也要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使他們做到潔身自好、廉潔自律，因此公平透明也是建設政治生態的良好保證。總體而言，未來中國政治運行趨勢是：用制度來規范權力的運行，用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來保證權力的正確運行。十八大報告還明確提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

（六）民主監督的挑戰解決腐敗問題關鍵要靠制度，但制度也要靠監督去執行。在權力集中、監督制衡不到位的情況下，僅僅依靠領導干部個人的思想道德覺悟，很難真正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只有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才能從根源上消除滋生腐敗的土壤和溫床。同時要“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這些都需要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要依靠人民群眾參與監督，中國的政治民主生態才會有質的提升，民主監督才能有效實施。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內在關系可以看出，未來中國，不管是國家治理，還是社會治理，以及個人治理，都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為本的治理理念，通過法治逐步建立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和諧的社會，通過自由和民主，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情，逐步把我國建成富強、和諧、友善、文明的新社會。

參考文獻：

［1］黑爾德.世界現象學［M］.北京：三聯書店，2003.

［2］蔡拓.全球主義與國家主義［J］.中國社會科學，2000（3）：16-27.

作者：楊桂森 單位：惠州學院 思想政治理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