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制度視域下金融發展與經濟提升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法與金融學看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存在會使得金融契約所承諾的投資者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并進而降低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法律等正規制度以及信任等非正規制度為投資者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自身利益的權力，因此金融體系的發展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依賴于良好實施的制度環境（LaPortaetal，1998、Fergusson，2006等）。

盡管經過二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金融體系的規模已經發展到非常龐大，但還遠遠稱不上健全和完善。一方面，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比較嚴重的政府干預，據巴曙松（2004）的統計，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僅有20%是自身管理不善所導致的，而60%源自政府的信貸干預和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具體而言，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政策性目標或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晉升目標,地方政府會對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過程進行干預，以激勵轄區內企業符合地方政府利益的行為。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相違背的政策性負擔會使得企業的效率下降，盡管企業的這種損失會被當地政府提供的包括金融干預在內的一系列支持措施所彌補，但這會降低金融體系分配資源的效率以及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說一：政府干預的存在將降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相對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因此也更可能獲得地方政府給予的信貸補償，同時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聯系更為緊密，地方政府的“父愛主義”也使得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金融資源。例如林毅夫（2003）就指出國有企業獲得了四大國有銀行70%以上的貸款，而非國有企業特別是小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貸款。而在政策性負擔之外，國有企業本身相對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導致的低效率運營業又進一步降低了金融體系的效率。這意味著國有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和國有銀行信貸的所有制偏向會降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且這種影響與政府干預并不重合。

因此本文提出假說二：國有企業占比越高，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越小。另一方面，金融體系的有效運行需要良好實施的法律制度保障金融契約的有效實施，而Allen等（2004）參照LLSV的法律指標對中國法律體系進行了研究，發現中國的法律體系相對而言并不完善。正如LaPortaeta（l1998）所描述的，當法律制度難以確保金融契約的實施時，投資者參與投資的意愿降低，企業難以獲得發展所需要的資金，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也因此下降。具體而言，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會使得外部投資者要求更多的抵押品和信息以應對金融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中國的民營企業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規模相對較小，無力提供融資所需要的抵押品和要求披露的信息，難以獲得發展所必須的資金。因此本文提出假說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會降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數據與實證

本文收集了中國大陸31個省或直轄市2003-2008年的數據用于計量研究，其中大部分數據來源于政府的歷年統計年鑒。對金融深度的衡量，本文按照國內研究的慣例，選擇了各地區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相對于GDP的比值來表示，因為證券市場的規模相對較小，因此僅考慮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會影響我們的結論。對政府干預程度的衡量，本文選擇了樊綱和王小魯（2009）構建的市場化指數下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分指數來刻畫當地政府與官員的干預程度（intervention），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反向指標，指數越大則政府干預程度越低。關于國有企業的占比程度，本文選擇了國有工業產值占總工業產值的比重（state），這個指標實際上描述了各省的經濟結構。關于法律制度完善程度（lega）l，本文并沒有像盧峰和姚洋（2204）一樣選擇法院契約案件結案數這一指標，因為結案數的有效性受到廣泛的質疑，而是采用了每千人律師人數。

此外我們還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變量，包括文獻已經識別出的影響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績效的主要因素:人力資本水平（hum），參照陸銘等（2005）的做法，用人均教育年限表示，人均教育年限==(大專及以上人口×16+高中人口×12+初中人口×9+小學人口×6)/6歲及以上總人口；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值（FDI）；衡量對外開放程度的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trade）。

對假說一到三的檢驗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利用金融發展指標fdepth與政府干預（intervention）、國有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state）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lega）l三者的交叉項，分別為fintervention、fstate、flegal，檢驗制度環境的變化會如何影響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檢驗方程為：Lngdp=c+afdepth+bhum+cfdi+dZ（1）其中Z即為對三個交叉項分別或同時進行回歸。我們注意的是系數d的估計符號和統計顯著性，如果我們的假說是正確的，那么fintervention的估計系數應當顯著為正，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干預越小，金融體系的效率越高，類似地，fs-tate的系數應顯著為負，而flegal的系數則應顯著為正。

方程（1）可以通過協整檢驗，其經過豪斯曼檢驗選擇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的回歸結果如下表，結果顯示，除了回歸結果（2）之外，金融發展的指標fdepth的估計系數都為負，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驗證了在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向關系。fintervention和fstate的估計系數的符號與預期一致，且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即政府干預程度的降低以及國有企業占比的下降都會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緩解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

Flegal的估計系數不顯著，這意味著法律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沒有影響，法律制度的改善并不能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和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這個結論與盧峰、姚洋（2005）是一致的，法律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的支撐，在整個制度框架并不完善的情況下，單純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并不能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以及促進金融的全面發展。人力資源hum顯著為正，外商投資fdi的估計系數都不顯著，這個指標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普遍存在爭議，我們的結果是可以接受的。

結論

中國的金融體系的發展是否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做出了貢獻，一直是理論界關注卻沒有得出一致結論的問題。因為金融體系面臨的制度環境的不完善可能使得金融發展微觀層面對企業發展的支持難以加總成為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本文從宏觀層面上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研究的結果驗證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向關系，政府干預的降低和國有企業占比的下降能夠緩解這種負相關，而法律制度的完善則不能。

作者：黃翱李學環李佩亞單位：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