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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雜志》2015年第九期

一些廣受關注的關鍵事件(criticalevents)往往會對特定產業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如汽車產業的“吉利收購沃爾沃”、輕型電動車產業的“電摩新國標爭議”和乳制品產業的“三聚氰胺污染”等。這些事件在推動產業制度變遷以及產業發展演化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1］，對產業成員和利益相關者也將產生重大影響。而這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于有關參與主體對這些事件的關注與解釋———這實質上是一種群體認知過程［2］。本文嘗試在厘清產業關鍵事件及其認知的相關概念及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典型案例對不同類型事件的認知演化過程進行比較研究。關注的核心研究問題是: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普遍存在穩健性不足的背景下，不同類型產業關鍵事件的群體認知演化過程存在哪些共性與差異性特征，以及這些特征對事件演化與事件應對可能產生的影響。明晰上述認知演化過程與特征機理，對于進一步把握產業演化規律、有效應對事件影響和提升產業發展的穩健性將具有重要意義。

1產業關鍵事件的概念內涵與類型劃分

1．1產業關鍵事件的概念與特征事件導向方法已經成為當前組織科學與情報研究的新方向，事件所具有的“觸發變革”“開啟新進程”和“為組織慣例化運作帶來風險”的潛在力量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視，這里的“事件”通常被界定為“存在于感知主體的外部環境或情境中、具有時空限定的不同主體及其行為的交互點”［3］。而產業關鍵事件則是特指受到公眾廣泛關注，對特定產業發展具有重大和深遠性影響的一類事件，如產業中的并購活動、重要會議召開、關鍵性政策、突發性質量安全事故、國際貿易摩擦事件等。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公眾廣泛關注，即事件與公眾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這可能為事件發展帶來較大的外部輿論壓力，進而左右事件的發展方向、進程與結果;其二，影響重大而深遠，即事件極有可能成為產業發展的關鍵性轉折點，如推動產業發展實現質的飛躍或者導致嚴重困難乃至生存危機;其三，非常規偶發，即這類事件不屬于頻繁發生的常規性事件，這一方面容易引起關注與重視，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事件經歷者因為缺乏經驗或準備不足而陷入困境;其四，階段演進，即事件一般會持續一定時間，且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此外，負面事件頻發、事件發展不確定程度高以及事件參與主體之間缺乏信任，也可能是這一類事件在我國當前轉型環境下所體現出的新特點［4］。

1．2產業關鍵事件的類型對產業關鍵事件進行類型劃分，有助于進一步明晰不同類型事件的發展演化特征及其影響機理。本文在參考有關研究觀點的基礎上［5］，將產業關鍵事件劃分為三種典型類型:一是里程碑事件，是指產業發展中的一些重大標志性事件，或具有特定意義的典型事件，如開創性意義、學術理論價值等(維基百科“里程碑”詞條)，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就是中國汽車產業的里程碑事件，其對中國汽車產業未來的發展和基因改造，以至于提升在世界汽車產業版圖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二是規制性事件，是指產業發展相關法規、標準、政策等方面的變化所引發的事件，實質是政府或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或施加影響的行為［6］，如對輕型電動車產業產生重要影響的“電摩新國標爭議”、對中國輪胎產業出口產生重要影響的“中美輪胎特保案”;三是危機性事件，是指對產業發展造成危機性負面影響的一些突發性事故，較為典型的是由于質量安全、環境污染等引發的危機，前者如乳制品業的“三聚氰胺污染”、肉制品加工業的“雙匯瘦肉精事件”;后者如上市公司瞞報重大環境污染的“紫金礦業銅酸水泄漏事件”等。由于不同類型的產業關鍵事件一般具有不同的特征與事件演化規律，因此，產業成員及利益相關者對事件很可能會形成不同的認知過程與解釋結果，進而對產業發展演化及事件應對處理產生極具差異性的影響。

2產業關鍵事件認知及其理論溯源

產業關鍵事件認知可以從過程與結構兩個維度進行界定［7］。從過程維度來看，主要是指產業成員及利益相關者之間基于溝通與社會互動而對特定事件進行關注與解釋的過程，實質也是獲取、保留及處理該事件領域信息的過程;從結構維度來看，則是指產業成員及利益相關者對于關鍵事件事先具有以及經歷事件后重新建構的認識與信念，實質是一種與事件相關的知識結構或心智模式。到目前為止，理論界對產業關鍵事件認知的研究主要源于產業認知建構視角、組織注意力基礎觀以及事件認知理論。

2．1產業認知建構視角認知建構視角源于Ber-ger和Luckmann所提出的社會建構理論［8］，該理論認為現實世界是社會建構的和共享的現象，某種社會情境(如產業、社會、組織)中的成員彼此之間會通過相互作用發展出對行動的共同認識，這些認識不僅根植于成員個體的頭腦中，而且會成為社會因素存在于群體社會環境之中。基于上述觀點，產業認知建構視角認為產業成員及利益相關者會通過在產業內外發展社會網絡以促進信息交換及解釋從而集體建構特定產業的價值觀、規范、規則以及那些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9］。這些社會建構的信念或集體認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產業成員的行動選擇與行為模式，并形成了特定產業的特征［10］。

2．2組織注意力基礎觀按照組織行動的注意力基礎觀(attention－basedview)［11］，個人與組織在面對環境刺激(如特定事件)時僅具有有限的認知能力，為了進行有效的決策就需要其將注意力聚焦或配置在那些他們認為需要采取行動的領域，因而其認知狀況及其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續的行動選擇。也就是說，要想更好地理解組織行為，就需要了解組織如何管理及配置決策者或高層管理者的注意力，包括注意力聚焦、注意力配置和注意力情境化［12］。此外，Hoffman和Ocasio還將該理論進一步拓展到產業研究層面［2］，提出了“產業層面注意力”(industry－levelattention)的概念，認為產業成員之間通過溝通與互動將會選擇性地將注意力聚焦在那些代表著產業發展機會及存在問題的有限議題、情形及活動上。

2．3事件認知研究組織從環境事件中學習，汲取經驗與教訓，進而做出戰略決策及行動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決于其對事件的關注與解釋。相關學者圍繞事件認知的模式、前因與結果展開了研究。模式方面:一是過程視角，如Isabella［13］、Beck和Plowman［14］所探討的“預期－確證－鼎盛－余波”四階段事件認知過程模型;二是階層視角，即組織不同層級對事件的認知差異，包括了產業層次［2］、企業層次［15］、組織內部不同層次［14］;三是結果視角，即產生積極或消極行為結果的不同認知模式［16］。前因方面主要集中在:集體的社會互動、情感因素、政治因素與制度因素等方面。而結果方面則主要聚焦于事件認知對組織學習［17］、制度邏輯演化及制度變遷［18］的影響。Morgeson等學者［3］在最近還提出了“事件系統理論”這一基于事件導向的組織科學研究新方向。

3產業關鍵事件認知演化過程與特征分析

在厘清產業關鍵事件及其認知的概念及理論的基礎上，本文依據前述事件類型劃分，對我國近年來一些產業發生的典型關鍵事件及其群體認知演化過程進行比較分析。

3．1典型事件的背景及發展過程本文所選取典型事件的發展歷程及標志性節點如圖1所示。

3．1．1里程碑事件:“吉利收購沃爾沃”2010年3月28日浙江吉利汽車公司正式從美國福特汽車集團收購瑞典沃爾沃汽車100%股權，從而為中國海外最大的整車資產收購案畫上句號。實際上早在2009年有關收購傳聞就已經引發關注，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這是中國海外整車的最大并購案，一旦成功，業界普遍認為將對中國汽車產業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但具體會產生哪些影響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各方觀點也有較多分歧;其二，關于此次收購一直存在諸多質疑，以生產廉價轎車起家的吉利是否有實力并購沃爾沃這一老牌豪華車品牌?此外，即使收購成功，如何讓兩家具有巨大差異的公司實現有效整合并發揮協同效應也是棘手的難題。時至今日，有關該事件的影響以及吉利公司高層與沃爾沃管理層在有關經營理念上的分歧仍在持續引起業界及公眾的關注和討論。

3．1．2規制性事件:“電摩新國標爭議”2009年12月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頒布的《電動摩托車和電動輕便摩托車通用技術條件》等國家標準，將重量在40公斤以上，車速在20公里/小時以上的兩輪電動車劃入機動車管理范疇。該標準的產生了巨大爭議:一是標準的公平性備受質疑。輿論普遍認為該標準是由汽車及摩托車行業有關機構和廠商主導制定，剝奪了電動自行車利益相關方的話語權;二是該標準對電動自行車與電動摩托車的劃分存在爭議，各方對一些關鍵質量標準及技術規范的認識分歧很大，如車重與速度的限制等;三是該標準將進一步加劇目前對輕型電動車交通地位認識的分歧，由此不僅導致消費者面臨巨大的購買使用風險，也給產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雖然主管部門最終決定對該標準中涉及電動輕便摩托車的內容暫緩實施，但直到今天，我國輕型電動車產業仍然在爭議中踉蹌前行。

3．1．3危機性事件:“三聚氰胺污染”2008年發生的乳制品“三聚氰胺污染”是一起典型的食品安全事件。事件起因是很多食用石家莊三鹿集團所生產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后在其奶粉中被發現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事件導致消費者對我國乳制品業的信心跌入谷底，產業受到致命打擊，經過多年才有所恢復，目前在公眾認識中仍存有巨大的事件陰影。圍繞該事件公眾所產生的關注與質疑主要集中在:事件發生前期已經有較多征兆，但為何一直得不到足夠關注與妥善解決?地方政府及有關主管部門是否在該事件中盡到應有的監管責任?如何改進現有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以切實保障消費者權益，重建人們對中國乳制品質量的信心，并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

3．2不同類型事件群體認知演化的共同特征通過對上述典型事件發展過程的考察及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盡管事件類型不同，但這些關鍵事件認知演化過程仍然存在一些共性，如表1所示。

3．2．1認知模式嵌入與共演Kaplan和Trip-sas［19］研究了技術演化周期中廠商、客戶及政府等制度性主體的認知嵌入與互動對技術變革軌跡的影響，實際上在產業關鍵事件演化發展中也存在類似機制。這里的認知模式嵌入是指事件參與各方在認識事件的時候一般都會事先具有某種心智模式，或者說知識結構，如對事件與自身關聯性強弱的認知、事件可能引致積極或消極結果的預判、自身應對事件能力的感知等。這些基于以往經驗所形成的信念可以幫助參與者在較短時間內形成對事件的初步認識，為隨后的事件應對與行動反應奠定基礎。如“吉利收購沃爾沃”事件中業界及公眾的“懷疑”“電摩新國標爭議”中各方的“質疑”以及“三聚氰胺污染”事件中公眾的“不信任”?？紤]到我國轉型環境下制度、市場與文化因素的復雜影響，這三種模式幾乎已經成為相關類型事件在當前最具代表性的群體認識表現之一。然而，這些原有認識一旦嵌入到事件進程也會發生變化:或者是印證原有觀念而進一步強化已有認知模式，或者是通過新的事件體驗而調整抑或更新現有模式。也就是說，產業關鍵事件的演化發展必然伴隨著事件參與主體認知模式的動態變化，并形成二者的互動與共演。

3．2．2集體建構共識的競爭與沖突這是指各方在認識與解釋事件時，將會基于各自已有認知模式并通過社會互動來集體建構一些共識或普遍接受的觀點，同時努力謀求自己的觀點與意見能夠在達成的共識中占據主導地位或有利位置，因而認識與觀點的競爭與沖突常常不可避免。就本文案例來看，“吉利收購沃爾沃”事件中，各方對收購成功所具有的里程碑意義基本能夠形成共識，但在收購成功的可能性、收購一旦成功可能產生的后續影響方面則存在很大爭議?！半娔π聡鴺藸幾h”事件中，除少數受益方外，大多數事件參與主體在盡快修訂并出臺更為合理的新標準方面基本能夠達成共識，但又對標準修訂由誰來主導、如何確保標準的公平合理與科學、以及標準一旦可能產生的影響方面又存在較大爭議?！叭矍璋肺廴尽笔录懈鞣綄τ诒M快改革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防范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以及重建消費者信心方面基本能夠達成共識，但又對事件責任的劃分、如何完善防范機制以及后續影響的認識方面存在較大分歧。在上述事件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各方觀點的競爭與沖突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們對該事件的認識，有助于事件發展產生積極結果。但是，如果觀點的競爭與沖突不可調和，則又可能會對事件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3．2．3認知的路徑依賴與路徑創造這是指有關事件主體對事件的認識往往是基于以往經驗，具有很強的認知慣性，體現出一種歷史性的路徑依賴特征;但另一方面，通過事件發展所創造并形成的新體驗，也有可能促使已有認識產生“有意識”的偏離，創造出新的認識路徑———也即新知識［20］。就本文案例來看，吉利收購沃爾沃的舉動雖然最初廣受懷疑，但是收購成功的結果又大大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及吉利公司的認識及印象?！半娔π聡鴺藸幾h”中有關事件主體的意見申訴及整個社會的輿論影響是促使事件進程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在最后關頭有關標準得以暫緩實施也改變了人們對事件所固有的某些認識，形成了新的事件評估與解釋結果?！叭矍璋肺廴尽笔录彩侨绱耍m然公眾對食品安全及地方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存疑，但事件自身的發展走勢及影響還是超出了人們的已有認識。上述案例實踐表明，事件的認知過程既有路徑依賴特征，也具有路徑創造的可能，而據此形成新的事件認識、解釋及評價結果很可能是進一步推動產業制度變革與創新的重要前提。

3．3不同類型事件群體認知演化的差異性盡管不同類型事件的認知演化過程存在某些內在一致性，但事件類型的差異仍然會導致上述過程存在一些明顯不同的特征表現，如表2所示。

3．3．1認知演化的時間進程差異Pérez－Nor-dtvedt［21］等學者研究發現組織在應對環境事件時會存在一個時間適應過程，而事件參與各方對不同類型事件的認知也可能會體現出類似的時間階段性差異。在事件發生前，里程碑事件與規制性事件常常就已經充斥著各種傳聞與小道消息，圍繞該事件的認識與關注已然出現，一旦事件發生，一般有足夠的時間展開觀點的碰撞與交流;而危機性事件則不同，在預期階段通常僅有微小的事件征兆，極易被大部分人忽視，同時該類型事件經常會呈現突然性、爆發性等特征，事件發生后在短時間內迅速引發大量關注，各方觀點的沖突很快達到頂點，而有關事件主體則由于缺乏準備和應對經驗而極易陷入被動局面。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事件中，盡管有關主體最初否認，但有關收購傳聞早已被媒體廣泛報道;同樣，“電摩新國標爭議”事件中，在相關標準出臺前已經在一定范圍內引發了關注與討論。而對于“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由于相關主體極力掩蓋，一些重要的事件線索被忽視，例如早在事件爆發前幾個月，三鹿奶粉受到污染的事例就已經出現，但卻并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和有效處理。這樣的事件一旦發生，公眾在認識上由于缺乏準備，往往會激發嚴重的負面情緒并產生巨大的輿論壓力。

3．3．2注意力配置差異基于組織注意力基礎觀，不同類型事件的認知演化過程很可能也具有不同的注意力聚焦點。對于里程碑事件，相關主體對事件的注意力主要側重于“意義與影響的評估”，也即需要評判該事件是否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會產生哪些里程碑式的重要影響?而人們對規制性事件的注意力聚焦點則是側重于“規制性政策的協商、調整以及應對”，其中協商與調整是一個多方觀點和利益討價還價以達成動態平衡的過程。群體認知的側重點在于如何平衡各方觀點與利益，如何應對政策影響等。對于危機性事件，相關認知焦點則主要側重于危機的應對處理、消除負面影響以及責任劃分方面。這些認知焦點或注意力配置的差異很可能是影響事件類型劃分并決定事件認知演化發展方向的重要基礎。

3．3．3集體建構共識的主導性與競爭性差異形成共識的主導性差異是指不同類型事件雖然都會通過集體建構形成某些共識，但不同類型事件的主體或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或發揮的作用很可能明顯不同。里程碑事件的共識主要由業界人士形成。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事件中判斷該事件具有里程碑意義，并持續進行關注與解釋的主體是業界人士，包括汽車廠商、專家、政府主管部門、行業媒體等，他們的意見與認識是幫助公眾形成對該事件總體印象并建構共識的關鍵主導方。規制性事件的共識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門或規制性政策制定者及利益相關方代言人構成，他們是形成規制性事件共識的主體，公眾相對而言則屬于較為被動的從屬地位?！半娔π聡鴺藸幾h”事件中，建構有關共識的是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及原標準的制定方、中國自行車協會等行業組織、相關廠商等。而危機性事件中有關共識的主導方通常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主流媒體及有關政府部門。此外，事件共識形成過程中各方觀點的競爭性或沖突性也會不同，總體來看，規制性事件與危機性事件中各方觀點的競爭性與沖突性相對于里程碑事件要更為顯著和激烈。

3．4共性與差異性特征的互動關系產業關鍵事件認知的共性與差異性特征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共性是事件群體認知內隱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基礎屬性特征，而差異性則是外顯的、依照事件類型不同而表現的多樣化具體特征。例如，集體建構共識過程普遍會出現認知的競爭與沖突，但不同事件類型的競爭性程度與主導性則會存在差異;事件認知發展過程中各方認知觀點集中顯現的時間進程差異和注意力聚焦點的動態變化，又與不同事件類型中各方具有不同的認知模式和認知創造路徑有關。未來研究可以結合更為多樣化的事件類型與事件情境，進一步研究事件認知內在一致的基礎性特征如何與具體多樣化的事件認知表現交互影響的機理。

4結論與建議

本文對產業關鍵事件的概念與特征進行了歸納，隨后對產業關鍵事件認知的概念內涵及理論進行了梳理，在此基礎上，基于典型案例對三種不同類型事件的群體認知演化過程進行比較分析后識別了相關事件認知的共性與差異性特征及其互動關系。當前，我國正處在從傳統產業體系向現代產業體系轉型升級的艱難蛻變期，環境的多變性和產業發展自身的穩健性不足將極易導致產業在面對突發性或負面性關鍵事件影響時出現嚴重問題，因此，本研究對于提升產業發展的穩健性及有效應對事件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而言，可以形成如下建議:首先，應當重視從微觀認知視角來把握產業關鍵事件的演化過程并關注宏微觀跨層次的互動影響，特別是結合更為多樣化的事件類型與事件情境研究群體認知共性與差異性特征的互動關系機理，這是對以往單純從經濟、社會組織等宏觀視角進行研究的一種有益補充，必將有助于我們更為全面深入地認識產業關鍵事件的演化規律和產業持續發展的驅動機理。其次，由于事件是集體建構的，應當重視建立合適的產業多方協商機制，在此過程中適度的觀點競爭與沖突可能有益于產生多元化事件認識甚至新知識，進而有助于事件的有效應對與妥善處理。但與此同時也要警惕一旦競爭與沖突超過一定限度，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競爭與沖突的程度，以及認知觀點的共存、互補與相互適應等其它機理也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第三，事件認知存在路徑依賴與路徑創造的特征規律，這一方面是強調要善于進行事件學習和經驗積累;另一方面也要重視創造性認知思維的培育以幫助有關主體提高新情況新問題的認知處理能力，例如增強認知的新穎性與多樣性、強化認識與處理矛盾問題的能力等。第四，事件的認知模式嵌入及注意力聚焦等特征，則意味著事件參與主體的認識、關注點及行為很可能會有跡可循，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對一些典型事件認知模式的歸納和有關事件主體以往認知模式的考察來預測其對當前事件的初始性與常規性反應，進一步提高事件預判能力;另一方面，跟蹤有關主體注意力配置及聚焦點的動態變化，也可能會有助于提前預測和有效把握事件的發展進程及各利益相關方訴求的變化。最后，對于危機性事件來說，需要從認知角度考慮，著手建立對微小事件線索與征兆的識別機制并提高有關事件主體認知的敏銳性，這有助于提前構建有效的事故防范機制，避免危機性事件的爆發，或者能夠將可能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作者：鄧少軍 趙付春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