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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東北十四年抗戰的歷程中，不斷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工作。本文試從五個角度分析這一時期為什么必須進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工作：即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需要；二、推進東北地區革命發展的迫切需要；三、克服黨內錯誤思想傾向的需要；四、鞏固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需要；五、回擊敵偽反動、奴化教育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東北抗戰；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必然性；要求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毅然舉起抗日武裝的旗幟，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歷程。指出“沒有武裝斗爭以外的各種形式的斗爭相配合，武裝斗爭就不能取得勝利”[1]。那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抗戰的歷程中，結合東北抗戰具體實際“在思想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武裝東北人民”是東北抗取得勝利的必然選擇。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需要

馬克思主義是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解放的科學理論，其科學性主要體現為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又是隨時展而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成功實踐，就是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將馬克思主義與時展和俄國國情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的結果，從而樹起了列寧主義旗幟[2]。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真理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使其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被廣泛的認同，必須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后，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2]。根據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當然還有別的矛盾，這些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3]從論著中表明，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了中國人民必須進行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因此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的過程，這一過程形成的理論成果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要為這一時期的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和掌握，實現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在中國大地上展現真理的光芒，就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東北抗戰是新民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身處其中的東北民眾必須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大理論成果——新民主主義理論，才能戰勝強大的日本侵略者，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代要求。

二、推進東北地區革命發展的迫切需要

我國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祖國的神圣領土。在中國近代史上，東北長期以來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互相爭奪的重大目標。特別是東北的近鄰沙皇俄國和日本，更把東北當作自己的勢力范圍，相繼實行殖民統治。進入20世紀20年代，東北已經成為殖民地化最嚴重的地區。東北人民素有反帝反封建的光榮傳統。近代史上，東北地區曾爆發多次大規模抗俄反日運動。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的經濟待遇和勞動條件所舉行的罷工，農民的抗捐、抗租、抗稅斗爭從未間斷。然而這些斗爭處于自發分散狀態。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在東北雖有活動，卻未與東北民眾的斗爭真正結合起來。1915年5月，袁世凱應諾日本提出的企圖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激起了東北人民的極大義憤，以學生為主體的反日愛國運動在各迅速高漲，但因當時代表資產階極利益的中華革命黨渙散和軟弱，無力領導，而被日奉反動當局鎮壓下去。歷史的經驗表明，面對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侵略，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資產階級領導的救亡圖存革命實踐必將失敗。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殘酷統治的最底層，他們在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為中國社會里最有覺悟的階級，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這是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也是抗日戰爭勝利后引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徹底勝利的關鍵。東北抗戰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同樣是東北抗戰取得勝利關鍵所在。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東北人民進行新民主義革命的同時，必須運用其理論——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起廣大的東北人民群眾，這是推動東北地區革命向前發展的關鍵之關鍵。正如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的，“共產黨依靠無產階級，依靠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廣大群眾進行革命斗爭，去推動社會向著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前進，是一定能夠獲得最后勝利的”[4]。

三、克服黨內錯誤思想傾向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即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業。這一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中國共產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條”化，也不能“神圣”化，必需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提煉精華，形成適合我們國情和時代特色的理論，以正確的指導中國革命向前發展。這就要求我們黨、人民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涵、精髓，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傾向的阻撓，避免走彎路，快速前行。那么，開啟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進行大眾化宣傳是克服錯誤傾向的需要。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指導東北抗戰過程中曾經收到挫折，走過彎路：一是“左”傾錯誤，即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實行關門主義，沒有做好團結民眾抗日武裝的工作，把部分民眾排除于抗日隊伍外。如東滿等地的山林隊大多數都能接受黨的抗日主張，有的主動要求我們黨去領導，甚至自動打出我們的旗號。但那里的黨組織認為他們是“土匪”，不僅不與他們積極合作，加強領導和改造，反而有時與他們發生沖突，襲擊他們，互相殘殺起來，兩敗俱傷。二是右傾錯誤，即把馬克思主義神圣化，表現在只注重團結而忽略斗爭，這是混淆敵友的階級關系，模糊政策界限的提法。如抗聯第八軍謝文東部，第九軍李華堂部，雖然在名義上參加了抗聯，但部隊性質沒有改變。所以，當環境艱苦時，謝文東、李華堂等帶其殘部投降了日本侵略軍。兩種錯誤傾向使東北抗戰遭受到巨大的損失，這些沉重教訓，引導和促使中國共產黨人更深入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究其根源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不深入、不透徹。那么，對于如何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克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的問題，強調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都要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5]。可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東北抗戰時期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勢在必行。

四、鞏固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需要

近代的中國東北連年戰亂，封建軍閥窮兵黷武，爭權奪勢，不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在九一八事變前，各類中學只有七十多所。吉林和黑龍江省各有二十幾所，學生總數不超過二千人。而且，當時在校讀書的絕大多數是官僚、地主、資本家的公子和小姐。據統計，解放前，黑龍江省的勞動人民中文肓占85%以上[6]。這就造成東北人民文化素質較低，思想上處于茫然狀態。九一八事變之前后，俄日對東北的文化侵略也是十分嚴重的。當時，在中東鐵路沿線俄國人壟斷教育，不準中國人插手。例如：中東鐵路沿線俄國人辦的各種學校“多至四百余所，完全俄制，課程俄文，教師俄人，專教養俄人子弟，不準華人插足其間。”僅有的二、三所大學，如哈爾濱工業大學，都是由帝俄創辦的，并被他們所壟斷。中學、小學由俄國和其他國家辦的也占半數以上。日本在東北，特別是在南滿鐵路沿線和所謂“關東州”內，利用文化教育進行侵略的活動更為猖獗。日本在東北所辦的學校有滿洲醫科大學等四百八十余所，學生達七萬七千余名，日本學生占一半以上。日本在東北設立的這些學校，有的是專為日本學生辦的，有的是專為中國生學辦的。[6]這兩類不同的學校，使用教材、教法也迥然不同。為中國學生開設的學校，目的是為了造就賣國求榮的漢奸、俯首貼耳的奴才和銜勒就范的愚民。因此，教材舊，以日語為主要科目，對學生培養日本風俗習慣，灌輸奴隸思想，嚴禁中國學生閱讀中國報紙和中國歷史、地理書藉，甚至平時說話也不許提中國和中華民國。從而，使這些學生失去民族性和國家觀念，日趨日本化。常常有這樣的事情，你問他是哪國人，他不說清國人，就說是日本人，而根本不知道有中國和中華民國。俄、日對東北文化侵略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在東北創辦了大量的報紙和雜志。據統計，當時日本在東北的定期刊物有二百多種，其中報紙六十九種，雜志一百五十四種。1926年，在哈爾濱出版發行的日文報刊有十種，其中，《哈爾濱日日新聞》是日本在哈爾濱的主要喉舌，發行量最大，也是哈爾濱的外國報刊發行時間最長的一個，它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停刊。日本在東北辦的中文報紙還有《盛京時報》《泰東日報》《滿洲報》《關東報》等。《盛京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鼓吹侵略東北、毒害中國人民的最得力工具。俄、日對中國東北的文化侵略，造成了當時廣大東北群眾民族意識麻木，對國家沒有認同感、國家觀念淡薄。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人民進行抗日斗爭，必須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用通俗易懂、老百姓能理解的方式理解，從而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和政治覺悟。人民大眾思想政治以及文化素質的提高，有利于人民大眾加深對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有利于在人民大眾之中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礎和理想信念，從而使廣大人民群眾堅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7]，為取得東北抗戰的最后勝利而共同奮斗。

五、回擊敵偽反動、奴化教育的必然選擇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侵略者用“開啟民智”和“傳播先進文化”的幌子，采取隱晦的方式對東北民眾進行侵略宣傳，目的是通過對中國現狀及歷史的歪曲來弱化東北人民的民族觀念、國家意識。而在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竟將這些陷晦方式的宣傳活動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東北淪陷后，日本侵略者企圖從思想上、精神上奴役東北人民。他們摧毀了東北原有的全部官辦和絕大多數民辦媒體，禁止關內各地報紙在東北傳播，社會輿論完全由日本人掌握。在當時的東北媒體上，把日本鼓吹成一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國家”；戰爭是為了換取“大東亞共榮”，是為了“黃種人共同的勝利”，為了這場不義戰爭而犧牲掉東北的資源、財富、勞力甚至生命，東北的民眾是“心甘情愿，萬眾一心”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嚴格控制新聞、出版、文學、藝術，將其納入所謂“官制文化”；一方面強行灌輸“日滿協和”“日滿親善”“日滿一德一心”“日滿共存共榮”和“王道樂土”等崇日愛滿的奴化意識，以摧毀東北人民的民族精神和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從思想上徹底抽干東北人民抗日愛國的本能魂魄。1932年5月21日，日本關東軍擬定的《滿洲國的指導要綱》中提出：“必須徹底普及王道主義。”1934年刊行的《第一滿洲國文教年鑒》中說；“我滿洲建國，既以王道為極則，則教育方針，亦應是為鵠的。”所謂“王道主義”，其實質就是日本的“皇道主義”而已。為了灌輸這種意識，日本人及傀儡政府大肆宣揚“日滿一體”，將日本稱為“親邦日本”。此外，有些無恥的中國文人，為了取媚于日偽當局，為日本的侵略行為涂脂抹粉，歌頌日本軍隊的“辛勞”與“勇敢”，誣蔑抗日軍民、宣揚奴化思想。侵略者的文化侵略行徑，讓廣大東北民眾的思想受到嚴重的摧殘，一些人迷茫、無知、混沌、無求，對時局的政治敏感度較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為了領導東北人民進行反日武裝斗爭，“首先就是要對日本帝國義的侵略、壓迫、殘暴，從各方面加以揭露”[8]，對敵偽的反動言論以鞭撻，喚醒東北人民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進而對東北人民宣傳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綱領、主張、戰略、策略，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引導東北人民進行武裝斗爭，是東北抗戰取得勝利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王志民，李景瑜，曹永棟.時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M].對外經濟貿易學出版社，2014，（9）.

[3]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劉少奇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東北近百年史講話[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10）.

[7]田福寧.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10）．

[8]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張海艷單位：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