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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學術層面:社會體制改革的系統闡釋

正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社會各界對社會體制及其改革的認識，尚在也還要經歷一個不斷循環往復、深化提升的過程。學術界從歷史淵源、邏輯軌跡、內涵外延、發展階段、改革意義、重點領域等諸多視角，系統闡釋了社會體制及其改革的方方面面，為研究和實踐的進一步深入積累了豐富經驗。筆者著重從兩個方面進行梳理。1、社會體制改革的內涵外延研究社會體制改革，首先要界定到底什么是社會體制。學者們的理論思考與學科分析異彩紛呈。在內涵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1)把社會體制看成一種規范，“是指在特定的社會中，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模式”，以利益格局和參與方式作為邊界條件，通過志愿機制配置資源，從而充分激發個人和集體的參與熱情。②(2)把社會體制看成一種制度安排，有從宏觀層面強調“社會體制是國家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而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做出的一種制度安排”，③“是組織社會生活、建構公平正義社會的基本制度”，④以實現既定社會建設目標為指向;有從微觀層面指出“社會體制受基本經濟制度、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模式的決定和制約，是基本社會制度的具體體現，是它的‘操作層次’”。⑤也有以本質和形式的統一來界定社會體制，認為其本質上體現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現實關系架構，形式上反映的則是一個國家、地區或城市的民眾組織化與社會服務社會化的程度。⑥從社會體制的外延上看，既然“社會機體是由各種制度性設置(institution，又可翻譯成‘公共機構’)組織起來的”，那么人口體制、家庭婚姻制度、基層社區體制、社會治安、社會組織以及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均可視為社會制度的重要內容。⑦郭道暉基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對社會權力的論述，從利益、權力等視角切入，認為社會體制應包括多元群體社會地位的結構、社會資源的占有與分配體制、社會主體的權利(right)和權力(power)結構、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的互動關系等四大因素。⑧何增科則把社會管理體制作為社會體制的核心。綜上所述，學者們紛紛強調社會體制改革是繼經濟體制改革之后又一項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革，“是通過對社會各個子系統進行結構性和功能性調整，使之在結構上保持一種合理化狀態、在運行過程中保持一種有序化狀態”。⑨2、社會體制改革的整體脈絡社會體制的形成變遷是一個歷史發展、系統建構的過程，人們對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也呈現出由淺到深的過程。除了內涵外延，學術界圍繞社會體制改革的目標方向、發展階段、重點部分、本質核心、改革動力等，構筑起較為明晰、縱橫交錯的整體脈絡，對其實踐路徑的選擇頗具啟示意義。從縱向的思考過程上看，學者們描繪了社會體制改革不同的前進圖式。有從“自由人聯合體”的人類社會理想出發，認為只有將人的發展和福祉置于優先位置，社會體制改革才不會迷失方向，其目標模式應確定為“自治社會體制”，要經歷由低到高、依次發展的三個階段。當前則正處于從“強國家—弱社會”向“強國家—強社會”轉變的關鍵階段。有基于對社會體制歷史和邏輯的認識，認為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體制，20世紀80年代又開始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對傳統社會體制進行改革，目前兩種特征兼具。有別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現效率，社會體制改革的目標則是實現公平。因而提出“建立在合理利益和公正決策邊界下公眾參與的當代中國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的目標模式”。總之，中國社會體制方面的變化一直在發生，經歷了由自發階段向自覺階段、由零星突破到整體推進的重大轉變。從橫向的演繹方面看，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社會體制改革大大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但這種滯后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定階段上的特點，而非全部過程的特點。全國各地正在積極實踐的民生事業改善、社區治理、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等，都是改革和完善適合國情的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基礎性工作;但是現在的社會體制改革涉及整個社會秩序的擴展與重建，“核心在理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關鍵在構建社會治理機制和社會認同機制”。就社會體制改革自身而言，其本質上就是一種博弈，是要求改革的力量與舊體制之間的博弈，推動改革的動力狀況會隨社會發展進程而相應變化，因此改革的目標應根據博弈雙方力量的對比狀況來確定和調整，亟待把握好目標動力相統一原則。

二、社會體制改革的實踐路徑

社會體制改革是重大深刻的制度變遷過程，其成功與否，不僅取決于改革者的主觀愿望和最終目標，還取決于改革路徑的選擇是否恰當得力。正確的路徑選擇無疑會加速制度變遷沿著預定方向前進，反之，則有礙制度變遷的收益遞增，甚至會加劇社會失范。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搭建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能夠推進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社會體制改革的基本架構。這既是當前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又指出了推進改革的重點目標和基本路徑。各地理應在中央規定的目標和原則框架下，不斷發掘符合本地特點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但不論是實踐的具體路徑，還是實施的具體手段，都不能偏離以下兩個方向。

(一)政社分開，多元治理新中國成立后，在照搬前蘇聯經濟管理模式的同時，也基本照搬其社會管理模式。在計劃經濟時期，行政化滲透可謂無孔不入，政府承擔著幾乎全部社會職能，以單位為基礎對社會實行總體控制，形成的是行政吸納社會或社會運行行政化的管理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國際社會反思民族國家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社會體制效能，達成的共識是“國家不是全能的，必須賦權給市場和社會，劃清各自界限，明確相應責任”;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重塑政府、市場和社會的新關系成為當前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圍繞這一改革方向，當務之急要著力推進以下三方面的實踐。1、形成多元的社會治理格局社會治理是社會體制運行的基本方式，是“關于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的互動以及他們如何連接市民”的一系列活動、制度和機制，也被界定為限制和激勵個人和組織的規則、制度和實踐的框架。所以，治理不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動。從社會治理的主體看，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的過程是黨委、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各類主體彼此分離和重新合作的過程。政治組織、政權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等朝著結構分化、組織形式多樣化、功能分化與專門化方向，形成多元的社會治理格局。借鑒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得益于政企分開的經驗，如果社會體制改革堅持政社分開，在社會領域能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部門，民眾的福利保障也會有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快速發展。社會治理還意味著社會成員的積極參與和共同創造。特別是面臨諸多難以處理的問題，都要求地方政府在具有廣泛的責任、權力和服務基礎上提供一種橫向的多重介入。因此，在社會矛盾增多、社會沖突時常發生的情況下，通過多元治理來發揮社會自身作用、培育自治空間，是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秩序的可能亦可行路徑。2、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政府是社會發展的需求。但到20世紀后期，政府似乎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其進行有效社會變革的能力。特別是我國社會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政府包辦的社會管理格局尚未打破，部門分割、多頭管理，規則體系建設不足，財權事權劃分不合理等依然存在，每一次政府改革創新的結果卻往往是政府機構的膨脹。由于社會空間被“擠占”，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解決缺乏相應的“緩沖地帶”。因此，現階段的中國不僅需要一個更加強大的社會來監督國家、制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真正與市場經濟改革總體目標一致、能夠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對社會各領域進行有效治理、有效協調的國家，來保障社會的良性發展。從大多數先進國家的經驗看，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制度建設上，包括法制、社會制度(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政府負責不等于政府全包，政府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就應該交給社會，政府的職能要真正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既要全心全意地提供公共服務，又要規制、創新各類服務的供給方式。3、培育健康有力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作為與政府、企業并列的“第三部門”，其發育程度不僅被聯合國作為判斷一個國家社會形態的主要標準，同時也是與現代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現代公民社會的重要標志。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發揮它們在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是推進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和突出任務。這不僅涉及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利益格局的調整，而且是建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成現代政府和現代社會的必要前提，還可以在社會轉型中推進執政黨自身的改革發展，重塑鞏固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可是目前我國社會組織的整體發育不良，截至2012年底，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有49.2萬個，在各級民政部門備案的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和農村專業經濟協會有30萬個。除了數量少、規模小，社會組織的服務功能不強，規范管理不夠，自律誠信不足，還存在缺乏資金、人才、能力、制度等弊端。因此，大力培育社會組織，亟需理順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建立政府購買服務和轉移職能制度;要分類管理，加強監管體系建設，提高監管效力;要優化發展環境，鼓勵社會組織以商業模式提供社會服務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要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特別是農村基層組織和城市社區組織)參與建立公眾參與機制，引導公眾關注社會生活，探索公眾參與方式，在促進社會組織良性發展的同時激發社會活力。

(二)縮小差距，公平正義以各種差距為表象的不平等是眾多社會問題的深層根源，英國學者把平等問題放在健康社會關系的核心位置。而公平正義恰是“社會”領域獨特的價值追求，社會學家涂爾干指出，社會也有引以為榮的地方，這并不是因為它們最偉大，最富庶，而是因為它們最公平，組織得最好，具有最合理的道德結構。在和諧社會建設的視閾下，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社會建設的目標訴求，也是社會體制改革必須遵循的運行邏輯。但是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現時代，如何實現“公平正義”并非簡單線性的問題，而是多重因果關系相互糾結和相互嵌入的復雜問題。因此，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社會體制改革，既應在實現路徑上具有開放性和多樣性，又要從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入手，縮小各種差距，提供公平向上的社會流動機會，建立合理開放的社會分層結構。1、建立協商機制，優化利益格局梳理利益關系，優化利益格局，建立協調機制是社會體制改革首先需要關注的問題。因為體現公平正義的分配方式既是經濟體制改革創新的核心問題，也是社會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工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追逐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政府不僅需要創造條件，完善規章制度，鼓勵和支持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財富的創造，更關鍵的是確保個體和地區逐利的合理性、合法性，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格局。在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收入差距明顯的現階段，要引入利益相關者分析(StakeholderAnaly-sis)框架，通過多邊動態的協商機制，探索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理順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協調行業、地區和城鄉之間的利益差距。尤其是要打破“特殊利益集團”資源和權力壟斷，約束公權力的無限膨脹，鏟除權貴資本產生和壯大的土壤，避免權力運行機制對公共產品配置的滲透。2、重建社會規范，形塑社會認同社會規范(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之一。作為一個社會最底線的基本秩序，人們首先通過這個秩序進行自我約束，其被遵守的程度，決定了社會關系的狀況，也決定了人們的心態。基本的社會規范不僅體現在人們日常的社會生活中，也體現在公平的經濟分配活動中。因此，重建社會規范堪稱社會體制改革的底線工程。社會認同則是社會體制的價值基礎，它通過共享的規范、相互的信任、縱橫交錯的網絡促進人們之間的集體行動、相互協調和密切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也是社會凝聚力的強大來源。國外學者眼中的“社會建設”(SocialConstruction)，更多強調的就是社會共同價值，特別是信仰體系、社會心態建設等。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指出:“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有價值基礎的……不管人們是否認識到這點，正是這個帶有價值色彩的東西在維系著制度的運行”。因此，研究社會建設、社會治理背后的價值基礎，在全社會建立以共同理想信念和良好道德規范為支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機制，促使人們形成社會共識，才能促進社會體制的不斷完善、社會建設的長遠發展，才能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孫秀艷單位：中共福建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