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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雜志》2015年第四期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語出《孟子•萬章上》，是孟子針對學生萬章“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的提問所作的回答。孟子的這個回答很值得回味，反映了許多地域文化信息。

一、儒家文化圈與伊尹的形象

伊尹在商代甲骨文中只是一個人名，其文化意蘊一般只是祭祀對象或官職，看不出更多的文化信息。伊尹的形象是在春秋戰國之際儒家學派形成后逐漸豐滿了起來，伊尹的文化信息也大多是儒家學派通過層層累積賦予的。儒家學派往往把自己的政治理念通過古代圣賢表現出來，把夏、商興替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伊尹與在商、周興替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姜尚的形象相比附，從而豐富了伊尹的形象。因此，從春秋戰國之際的儒家文化圈內去尋找伊尹的蹤跡要相對客觀一些，舍此而尋彼，無異于緣木求魚，很難找到正確的答案。春秋戰國之際，儒家文化圈并不大，它以山東曲阜為中心，半徑在二三百公里左右。就如今各自宣稱是伊尹故里的山東曹縣、河南陜縣、河南汝南縣、陜西郃陽縣等地而言，只有山東曹縣完全屬于先秦儒家文化圈的范圍，所以今山東曹縣是伊尹故里的可能性最大。伊尹是什么形象呢?歷史上不曾留下畫像，甚至連當時的具體文字描述也沒有。據清代馬國翰所輯《古文瑣語》記載:齊景公欲滅宋國，進軍至曲陵，夢見一人怒斥自己。景公讓晏子解夢，晏子問景公夢中所見的詳細情況，景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景公曰:“是矣。”晏子認為齊景公夢見的那個斥責自己的人是商湯時期的佐臣伊尹。因為宋是商的后裔，景公伐宋，于是伊尹前來申斥。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春秋時期人們心中伊尹的形象:小個子，頭很大，紅臉，絡腮胡子，說話時好彎腰俯下，有點兒駝背的樣子。其實這只是伊尹的外在形象。我們所說的伊尹形象，是伊尹這個名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屬于精神形象的范疇。儒家對伊尹的論述，始見于《論語•顏淵》———子夏曰:“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據《說苑•雜言》記載，孔子曾以伊尹“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為例，勉勵弟子。至戰國時期，孟子對伊尹倍加贊揚，稱伊尹為“圣之任者”，又說:“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萬章下》)。以天下為己任，是先秦儒家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不正是對伊尹為什么耕于有莘之野的回答嗎?正因為如此，所以當學生萬章提問“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時，孟子才明確地回答說:“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并得出“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孟子•萬章上》)的結論。孟子又引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孟子•萬章上》)所謂“覺斯民”，不正是以行教化、開民智為己任嗎?《孟子•告子下》還有這樣的記載:“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伊尹所在的有莘氏，其中心生活區與夏桀很近，所以伊尹對夏桀的統治情形十分熟悉，歸商后把自己熟悉的情況匯報給商湯是很自然的。所謂“五就”，就是多次前往。《竹書紀年》記載:“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所謂“間夏”，就是到夏的統治地盤偵探情況。在孟子看來，伊尹的這一行為，在商滅夏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到漢代，隨著儒家獨尊局面的形成，儒家在評價三代歷史人物方面具有絕對的話語權。《漢書•董仲舒傳贊》載有劉歆的話:“伊、呂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陸賈《新語•慎微》有言:“伊尹負鼎，屈于有莘之野，修達德于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里，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后海內治，百姓寧。”在這里，伊尹儼然是儒家心目中的賢相形象。東漢桓譚《新論•求輔》則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然皆年七十余，乃升為王霸師。”這里將伊尹、太公并論，絕非是偶然，而是漢儒的普遍認識。這個通識的形成過程，正是儒家打造伊尹形象的過程。伊尹生活在夏、商之際，呂望生活在商、周之際，他們都處在王朝的更替時期，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新舊兩個朝代，所以史書中有伊尹“適夏”(《史記•殷本紀》)和呂望“事紂”(《史記•齊太公世家》)的記載。“適夏”也好，“事紂”也罷，都是想成就一番事業，這正符合原始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伊尹、呂尚都想有所作為，可惜他們都生不逢時———伊尹遇到了夏桀，呂尚遇到了商紂。按照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的觀念，他們不愿與無道的當政者同流，只好去做隱士，等待機會，也就是等待明君的出現，于是出現了伊尹“居于有莘之野”(《新語•慎微》)和呂尚“居東海之濱”(《孟子•盡心上》)的記述。把伊尹安排在今山東的西部，把呂尚安排在今山東的東部，這絕非偶然。當時人們的地域視野并不很開闊，先秦儒家們的活動范圍并未超出今山東及周邊地區，所以“有莘之野”和“東海之濱”，都屬于先秦儒家文化圈的范疇。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士階層的出現，人們的世襲觀念受到沖擊，以士為主體的先秦儒家對圣賢及智能之士能夠從下層群體中出現作出了解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在這種思維范式下，伊尹“負鼎”(《說苑•雜言》)與呂望”鼓刀”(屈原:《離騷》)之類記述的出現，也就十分自然了。“負鼎”、“鼓刀”，在當時都是低賤之事，足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在儒家的政治思想體系中，有一個明君、賢相、清官、廉吏的行政鏈條。儒者最強烈的希望就是遇到明君，自己的政治主張能夠被采納，并得以付諸實踐。《論語•學而》開篇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意思就是如果自己的學說或主張能被時代所理解、所認同，不是太令人感到喜悅嗎①。這是《論語》的主旨，所以放在《論語》全書之首，以開宗明旨。每一個有思想、有治國理念的士人，都希望遇到明君，這就是“文王遇呂望”與“商湯得伊尹”的語境。成為帝王師，是讀書人的最高境界和追求，而做官、教書、從醫、算命，則是儒者“拾級而下”的職業選擇。《孟子•公孫丑下》說:“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伊尹作為帝王師，他教給商湯的是什么?儒家們借此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以伊尹之口表述其治國之道。《孟子•萬章上》說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以堯舜之道要湯”，其實就是教給商湯謀劃滅夏的方略和治國馭民之道。商湯死后，伊尹又做了太甲的師保，并著《伊訓》、《肆命》、《徂后》等訓詞，講述如何為政。在伊尹的教育下，太甲復位后“勤政修德”，繼承成湯之政，商朝的政治又出現了清明的局面。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揚太甲。太甲終成有為之君。呂尚歸周后，被文王尊為師，他則以堯舜禹湯之道教文王。周武王時，呂尚的地位更高，“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史記•周本紀》)。作為帝王師的呂尚排在周公之前，足見其地位。伊尹、呂尚的歷史功績，一個是輔湯滅夏，一個是扶周滅商。從現有文獻記載看，輔佐的方式以及滅夏、滅周的準備過程都十分相似。這不是歷史的偶然，其中與儒家學派的圣賢模式有很大的關系。由此我們說，伊尹的形象，是儒家學派在闡述自己政治理念的過程中不斷增益附加，從而逐漸豐滿起來的。由于先秦儒家活動范圍的地域限制，借助其生活圈內的歷史人物表達自己的思想并對其進行美化完善是很自然的，從這個角度看，伊尹生活在先秦儒家文化圈的可能性較大。

二、伊尹與亳

商湯之所以能順利滅夏，與伊尹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商初政局的穩定，也離不開伊尹的佐助。《孟子•萬章上》記載:“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就是說，伊尹看到太甲不賢，把他囚于桐宮，自己攝行政事，后來太甲改邪歸正，伊尹又迎他復位于亳。由此可見，伊尹與商夏更迭和商初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系。伊尹歸商的原因，不能排除其中包含著地緣因素，即伊尹的生活圈距商湯不遠。商湯都亳，亳在何地?由于文獻記載不甚明確，后世對亳的地理位置存在爭議是很自然的事。從“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和“湯居于亳”可以推知，“有莘之野”與商都“亳”應當相距不遠。從伊尹佐商和“耕于有莘之野”入手來判斷亳的位置，不失為一個可取的視角，“有莘之野”是判斷“亳”之所在的重要坐標。其一，從伊尹佐商滅夏看商亳所處的地理位置。《尚書•湯誓》記載:“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淮南子•修務訓》有言:“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史記•夏本紀》云:“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由此可知，鳴條是商湯滅夏桀的地方。《竹書紀年•帝發》記載:“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良車七十乘，……以戊子戰于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確定三朡和郕的位置是確定鳴條位置的關鍵。《史記•殷本紀》記載:“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裴骃《集解》引孔安國曰:“三，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正義》引《括地志》曰:“曹州濟陰縣即古定陶也，東有三亭是也。”《后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下”云:“本曹國，古陶，堯所居，三亭”。《水經注•菏水》云:“濟水又東北，經定陶縣故城南，縣故三國也。湯追桀，伐三，即此。”由上述可知，“三”地處定陶。

郕，古國名，西周時，周文王七子武封成，曰成國。成即郕。其后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天下一統后，成陽成為縣名，秦時屬東郡，漢代屬濟陰郡。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代的濟陰郡領定陶、冤句、呂都、成陽、鄄城、句陽、秺縣、乘氏等九縣，大致相當于今山東菏澤一帶。關于成陽的地理位置，古文獻中有比較一致的說法。《水經注•瓠子河》記載:“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余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清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記載:“成陽城在當今(濮)州東南九十里許，與菏澤交界處。”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稱:“成陽城在(曹)州東北六十里”。秦之東郡、漢之濟陰及清之濮州、曹州，皆位于今山東菏澤一帶。三、郕和鳴條都是商湯滅夏的地方，應在同一個地理范圍內。既然三、郕皆地處今山東菏澤，那么鳴條也當在此地附近。商湯在今菏澤一帶滅夏，在今菏澤一帶建都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因此湯始居之亳在曹縣當無問題。其二，從伊尹葬亳看亳的位置。伊尹佐商滅夏，是商的功臣，其墓地應距商都亳不遠。許多文獻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伊尹死后，其葬地有己氏縣和偃師兩個說法。從文獻記載看，己氏縣比較可信。《史記•殷本紀》裴骃《集解》引《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水經注•泗水》記載:“包水又經貫城北，又東逕己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己善也。縣有伊尹冢。崔骃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于薄。《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作為地名，春秋時已有己氏邑。《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衛侯入于戎州己氏”。漢置己氏縣，北齊廢，故城在今山東曹縣東南。《皇覽》是三國曹魏魏文帝時之書，說明那個時候人們已經認為伊尹葬在己氏即今山東曹縣。

《史記•殷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己氏)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認為伊尹墓在河南的偃師，否定伊尹墓在己氏。對此，晚清進士徐繼孺在其《梓里見聞錄》中進行了分析:“伊尹冢在曹縣東南二十里，其前建祠。明宣德年間知縣范希正修。《史記》:‘帝沃丁葬伊尹于亳。’《后漢志》引《皇覽》:‘己氏城有平利鄉，鄉有伊尹冢。’即此。今歸德商丘縣亦稱有伊尹墓云。《括地志》謂:‘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按: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是楚丘之伊尹墓即平利鄉之伊尹冢，其地為北亳，與《史記》合。《括地志》乃以為非，何耶?又《寰宇記》云:‘伊尹墳在楚丘縣西北十四里。’與此合，只差一里耳。”徐繼孺的考證分析已是十分的清楚，伊尹墓應在今山東曹縣。其三，從蒙、湯陵、箕子墓看亳的地理位置。《太平御覽》引晉付滔《北征記》云:“望蒙亳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為邱虛。”在這里，蒙、亳、湯陵、伊尹墓、箕子墓互為參照物，因而界定蒙、湯陵、伊尹墓和箕子墓，是確定亳的地理位置的一個可取視角。伊尹墓前文已述，茲就蒙、湯陵、箕子墓的地理位置略作辨析，以明亳之所在。關于蒙，文獻不乏記載。《左傳•莊公二十一年》稱:“宋萬弒閔公于蒙。”《后漢書•郡國志》云:“蒙有夢澤”。西漢時期，在蒙澤之東設蒙縣，蒙澤之北設薄縣。南宋羅泌《路史》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北冢，蒙也。”唐代李泰《括地志•冤句縣》稱:“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為漆園吏，即此。”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也援引了這一說法，并稱:“其地古屬蒙縣。”唐代詩人李白居東魯，在其《贈從弟冽》一詩中寫道:“自居漆園地，久別咸陽西。”這說明，唐代學者已把曹州漆園視為莊子為吏之地。既然蒙在今曹縣，蒙與北亳相去三十里，亳的位置就很容易確定了。

關于湯陵，其方位判定起來問題要復雜一些。春秋以前，墓而不墳，不封不樹，所以到漢代，就不知道商湯葬在何處了。當漢成帝大造陵墓時，劉向上書勸諫，其中說:“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殷湯無葬處。”湯陵究竟位于何地?《史記•殷本紀》裴骃《集解》引《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漢書•地理志》臣贊注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湯陵、伊尹冢可互為參照。這里，對湯冢的記載已十分清楚了。《大清一統志•曹州府一》于“曹縣”下云:“湯陵在縣南十八里土山之巔，陵前有廟，中祀成湯，以伊尹、萊朱配。”清康熙《曹縣志》云:“亳城，在湯陵南三里唐莊。夏時本為商丘之境，自契至湯凡八遷———實湯受命處。一名景亳，一名北亳，即此處。蒙城在縣境南。”這都說明湯陵在今曹縣，且距亳、蒙不遠。清代學者孫星衍在《曹縣重修成湯廟碑》中，進一步對商代墓而不墳及歷代學者對湯陵地理位置的觀點作了考證，他說:“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為在亳。其時詔稱河南穎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于濟陰，得見湯陵。自瓚、杜預、伏淘、劉昭皆以為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辭。”如此看來，湯陵在曹縣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今曹縣一帶有箕子墓。箕子是殷紂王諸父，因諫被囚。據《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周滅商后，箕子不忍為周臣，率族人東去朝鮮。武王分封時，封箕子于朝鮮。后箕子朝周，為武王講洪范等治國之道。三監與紂子武庚叛亂，被周公平定，敗亡者紛紛投奔箕子。為了處理這個棘手問題，箕子再次朝周，途經湯都亳，拜先王，詠麥秀之歌，殷民為之流涕。箕子觀亳都敗落，傷感過度而逝，葬于亳西。故《史記•宋微子世家》杜預注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索隱》又曰:“薄城中有湯冢，其西有箕子冢。”箕子雖封于朝鮮，卻多次返回中土，終老于中土也在常理之中。

三、關于“耕于有莘”的文化解讀

伊尹“耕于有莘”的記載，蘊含有豐富的文化信息，這里不妨酌加分析和解讀。其一，伊尹為什么要“耕于有莘之野”?西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對此作了回答:“尹伯智士，去桀耕野。執順以待，反和無咎。”就是說，伊尹有一個仕桀的經歷，離開夏桀后，他才耕于有莘之野以待明君。

《韓詩外傳》卷二記載頗詳:“昔者桀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于亳，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壯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去，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去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于湯。”漢儒對伊尹離開夏桀的描述，雖然有夸張附會的地方，但也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漢代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即伊尹在歸商之前曾經仕桀，對夏桀沉湎于酒色即將亡國有著清醒的認識，因而才作出了去桀歸耕的決定。有莘是伊尹的出生和成長之地，又臨近商亳，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便于觀察時局，等待和把握歸商的時機。其二，伊尹是什么出身?對于伊尹的出身，文獻記載比較混亂。《孟子•萬章下》云:“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孟子把伊尹看作是可以與伯夷、柳下惠、孔子相提并論的圣人。《孫子兵法•用間》有言:“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為間者，必成大功。”這是把伊尹看作商潛入夏的間諜。《鹖冠子•備知》寫道:“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鹿，齊用管仲。”把伊尹與姜太公、百里奚、申鹿、管仲相提并論，被認為是出身低賤而有賢能的人。對伊尹身份的這個定位，符合儒家賢人政治的觀念，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很多文獻都強調其出身低微的原因所在。如《墨子•尚賢中》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說苑•尊賢》云:“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楚辭•天問》云:“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戰國策•趙策》云:“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呂氏春秋•具備》云:“伊尹嘗居于庖廚矣。”在上述文獻中，伊尹不是媵臣就是庖廚，都是低賤出身。這是按儒家賢人政治的觀念對伊尹的身份所進行的定位。其三，“有莘之野”位于何地?《繹史》卷十四記載:“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從有莘乞得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這是對伊尹所耕之野的地域限定。關于伊尹的出生地，文獻中并沒有明確的記載。《呂氏春秋•本味》曰:“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于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空桑可理解為地名，也可理解為地域，還可理解為桑林中的空地。無論其義為何，都未明確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從先秦文獻記載看，宋、衛一帶是植桑業最發達的地區。《墨子•明鬼》云:“宋之桑林，楚之云夢也，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詩經•鄘風•桑中》也有“期我乎桑中”的描述。《漢書•地理志》記載:“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可見在宋、衛一帶，有男女桑中相會的習俗。正因為這個緣故，人們對不知其父的私生子往往稱其為“桑中之會”所生。稱伊尹得之于空桑，即暗示伊尹是不知其父的私生子，只是伊尹是儒家極為尊崇的圣賢，為賢者諱，遂以得之空桑來表述。

既然伊尹得之于宋、衛一帶的空桑，又被有莘氏收養，故有莘氏應在宋、衛一帶。在古文獻中，共記有五個莘地:一是山東莘縣莘亭;二是安徽界首北的莘地;三是河南陜縣之莘;四是陜西郃陽古莘城;五是山東曹縣的有莘之野。莘縣和界首之莘皆為春秋之邑，是莘人的遷徙之地而非原生地。陜縣之莘是西周之邑，郃縣之莘是大禹之子所封之莘國。只有曹縣之莘地處于宋、衛一帶，具有“空桑”的可能，所以伊尹出生與成長之地當為今山東曹縣一帶，因這里臨近商都亳，才有《繹史》卷十四所謂“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的可能。山東曹縣北部，在西漢時屬濟陰郡，《元和郡縣志•曹州》“濟陰”條下云:“莘仲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蓋古有莘國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聞其賢，聘以為相，即此地。”由此可斷伊尹所耕的“有莘之野”不是別處，就是今山東曹縣一帶。

作者：仝晰綱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