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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史苑》2016年第0期

【摘要】兩宋時期，圖書出版業呈現出一番繁榮景象，但這種繁榮是一種虛假繁榮，“不法之舉”日益猖獗。這種情況下，宋廷以維護專制統治為主導，加強對圖書出版傳播領域侵權行為的防控，并調動各種力量、運用各種手段設置層層的政治門檻，將預審、追查與信息反饋制度并行，獎勵檢舉與懲罰違規手段并用，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圖書出版治理機制。

【關鍵詞】宋代；圖書出版業；侵權；治理機制

在中國出版史上，宋代是圖書出版業發展的重要時期。尤其自唐代以降，印刷術、造紙工藝的改進及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推動了宋代圖書出版業的發展。同時，大量的翻刻、盜印、竄改等現象呈現，引起一些具有維權意識的人士警惕，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1](31)盡管如此，仍無法阻止人為追逐利益的侵權行為。一般來說，這種行為只要不威脅專制統治，均不會遭到控制，更能得到統治者的變相鼓勵。因此，筆者擬以宋代圖書出版業為切入點，探討在專制體制下，圖書出版行業內的侵權現象及其防范風險的機制。

一、宋代圖書出版業內的侵權現象

在趙宋王朝的“儒術治國”背景下，從國子監到地方機構均參與圖書出版的活動，形成了“刻書以便士人之購求，藏書以便學徒之借讀”的社會風氣。[1](168)盡管宋代圖書出版業呈現出繁榮景象，但這種繁榮是一種虛假的繁榮，這種發展是一種無序的發展，充斥著日益猖獗的圖書出版侵權行為。

1.書商私自出版、銷售名人的作品

一般情況下，書商頗重視市場行情，往往直接刊印某些名家墨寶并私自出售。尤其名家作品傳出后，往往引發“洛陽紙貴”的商機。元祐初年，宰相司馬光去世后，京城民眾罷市吊唁。遂有人抓住商機，雕印司馬光像出售，“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2]顯然，名人作品深受追捧，直接成為書商的利潤增長點。又如僧人祕演邀請歐陽修為其好友撰寫墓志銘。事后，歐氏發現書商盜賣此文，便責問祕演賣價低了。祕演辯解道：“公難道不記得高中省元時，人們競相摹仿新賦，叫賣于通衢，復更名呼曰：‘兩文來買歐陽某省元賦?！斀褚槐奈灏伲瑑r格已多矣?！盵3]這些書商為追逐利益，往往忽視翻印作品的質量，引起士大夫的不滿。李覯發現其《退居類稿》被盜版后氣憤道：“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韙。”[4]蘇軾亦批評這些唯利是圖的書商不考慮刊印的圖書質量問題，“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5]這種情況下，士大夫既表達了維權艱難的訴求，又被迫接受書商侵權的事實。

2.以張冠李戴的拼湊方式

出版圖書為逃脫法律制裁或誘騙讀者購書，書商不惜以改題署名的方式出版圖書，“諸州民間書坊收拾詭僻之辭，托名前輩，輒自刊行”。(6)(6571)紹興十五年（1145），兩浙東路安撫司干辦公事司馬伋指出：“建州近日刊行《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政事。竊緣曾祖光平日論著，即無上件文字，妄借名字，售其私說?！?6)(6518)與那些赤裸裸的盜版行為相比，有些書商假借名人招牌，擴大銷量的做法，就更加惡劣了。某書商利用宰相周必大號“省齋”的漏洞，將其名字署在廖行之《省齋集》上出版，獲取豐厚利潤。廖氏之子指出書商盜借周氏字號的緣故：“竊惟益公亦嘗名齋以‘省’，豈書市之不審耶？抑故托之以售其書耶？又豈料刊之家塾，而不可紊如是乎!”[7]可見，書商為謀取利潤，往往不擇手段地進行圖書出版活動。

3.翻印往年科舉試題或制作

科場剽竊工具書根據宋代出版刑律，書坊翻印科場試題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再交納使用費。然而，有些書坊為減少環節控制，經常翻印科場書籍或制作剽竊工具書，如“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四方傳習，率攜以入棘闈，以眩有司，謂之懷挾”。[8]“懷挾”書即科場剽竊工具書，為當時書商出版的利潤增長點。國子博士楊璘言：“今書坊自經子史集事類州縣所試程文?？“?，名曰夾袋冊，士子高價競售，專為懷挾之具，則書不必讀矣。”(6)(6550)誠如宋人黃潛善所言：“學者比年以來，于時文中采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于剽竊，謂之決科機要?！边@種情況下，書商們不擇手段地追逐利益，往往忽視翻印的試題質量，影響了科舉選拔人才的正常運行。福建麻沙書坊刊印私試都魁郭明卿等人文章出售。其實“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試即不曾中選，亦不曾魯有前項問目。及將程文披閱，多是撰造怪辟虛浮之語，又妄作祭酒以下批鑿”。(6)(2796)從上述看，盡管宋代圖書出版領域內出現了種種侵權行為，但人們對此評價可謂不同。淳熙十四年八月，洪邁從宋孝宗口中得知其《容齋隨筆》被書商盜賣，卻被認為是“書生遭遇，可謂至榮”。[9]但對學人來說，他們的維權行為不只為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維護其學術聲譽與作品純潔。

二、出版傳播領域侵權的政治禁區

帝制時代，任何圖書出版均要服從專制統治的需要，絕不允許有挑戰皇權權威的行為出現。如果圖書出版業的發展威脅到皇權，統治集團就調動各種力量、運用各種手段來對付那些出版、傳播圖書的行為。因此，宋廷以政治利益為出發點，集中力量在圖書出版、傳播領域設置了層層禁區，并指導、規范其活動。

1.私自出版歷法、國史、刑律等書籍

宋廷禁止民間印刷日歷、本朝歷史等書籍。但在利益驅動下，有些官員鋌而走險將違禁的刑律書籍改頭換面進行出版。慶歷年間，知仁和縣、太子中舍翟昭應將《刑統律疏》正本改為《金科正義》，“鏤板印賣”。宣和三年，林虙建議朝廷禁止書商私自出版史書。新差權知隨州趙彥衛指出：“近來忽見有本朝《通鑒長編》《東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錄》與《夫語錄》、家傳，品目類多，鏤板盛行于世?！?6)(6514)

2.涉及政治、軍事機密書籍的出版

宋廷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嚴防將涉密的政治軍事等書籍輸入敵國境內。澶淵之盟后，宋遼交往不斷，“將帶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傳布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于是，宋廷下令出版圖書之前須經審核環節。康定元年五月二日，朝廷“訪聞在京無圖之輩及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進邊機文字鏤板鬻賣，流布于外”，(6)(6539)這也反映了宋代圖書出版領域的重要特征。

3.刊印“黨人”的書籍

宋代的政爭、黨爭殘酷激烈，各方相互攻訐，時?？逃鞑继煜?。當一派執政后，就大力壓制另一派，禁止其言論書籍刻印、傳播。尤其是北宋中后期的新舊黨爭，逐漸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斗爭，許多黨人的書籍遭到禁毀。崇寧二年（1103）四月，新黨執政的朝廷焚毀元祐黨人書籍。宣和五年（1123）七月十三日，宋廷針對書商私自雕印元祐黨人蘇軾、司馬光文集等現象，做出“印造及出賣者與同罪，著為令”的處罰規定。(6)(6561)更為嚴厲的是在南宋奸臣秦檜當道時期，“黨禁”更為殘酷，“將近世名公文集，盡行毀版，不問是非，玉石俱焚，真偽兩失”。[10]

4.官員奏議、章疏及科場試題的出版

一般來說，官方涉密文件往往有利可圖，故常被逐利的書商所刊印傳播，致使朝廷對此日益重視。政和四年六月，臣僚指出：“朝廷大臣之奏議，臺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泄露。今乃傳播街市，書坊刊行，流布四遠，事屬未便，乞嚴切禁止?！?6)(6503)紹熙四年十月，有人發現“近日書肆有《北征讜議》《治安藥石》等書，乃龔日章、華岳投進書札，所言間涉邊機”，“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關甚大”。(6)(6507)于是，官方禁止書坊出售書籍。

5.謀反或妖言惑眾圖書的出版

由于傳統社會長期處于愚昧狀態，這為某些異端邪說成為謀反者的工具提供了可乘之機，故而宋廷嚴禁有關妖言惑眾的圖書出版。政和四年八月，朝廷下詔：“河北州縣傳習妖教甚多，雖加之重辟，終不悛革。聞別有經文，互相傳習，蠱惑致此……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當官棄毀。”(6)(6519)崇寧三年四月，朝廷根據“廉州張壽之繳到無圖之輩撰造《佛說末刦經》，言涉訛妄，意要惑眾”的情況，“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聞奏”。(6)(6517)綜上所述，宋廷通過毀板與打擊販賣兩種手段，設置了圖書出版傳播領域的禁區。其實，圖書出版、傳播禁區的核心就是維護宋代專制統治，凡涉及軍國政事、社會風化等重大選題，皆予嚴密控制。

三、圖書出版治理機制宋代所謂版權保護觀念

主要圍繞維護專制統治而展開，故未形成顯著的版權觀念及其較完善的版權保護法。也可以說，宋廷所采取的強化圖書出版控制相關舉措，僅僅囿于宋代特殊的政治框架內，構建了一套以維護專制統治為主導的圖書出版機制。

1.制訂與完善圖書出版的預審、追查制度

為防患于未然，宋廷制訂了嚴密的圖書出版預審制度，監控各地的圖書出版行情。天圣五年，朝廷頒布詔令：“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板，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6)(2796)紹熙四年（1193）六月，朝廷對預審制度做出詳細解釋：“今后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專切覺察，如或違戾，取旨責罰?！?6)(6551)嘉泰二年七月，朝廷規定書坊，凡涉及“干國體及邊機軍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詳，如委是，不許私下雕印”。(6)(6561)從上述可知，宋廷針對有潛在破壞性的圖書出版，頒布條例、詔令約束書商的違法行為，促進了圖書出版業的合理性、規范性發展。盡管宋廷建立了一套圖書預審制度，仍有不少違禁圖書的出版行為。為此，宋廷加強了圖書出版的追查力度。大中祥符二年七月，駙馬都尉柴宗慶刊印《登庸集》中涉及不少僭越詞語。有官員認為除《登庸集》“乞毀印板，免致流傳”外，還應“詔宗慶悉收眾本，不得流傳”。(6)(6506)可見，宋廷將整個出版業置于其層層防控之下，“仰大司成專一管勾，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官屬正、錄、博士、書庫官分定工程，責以歲月，刪改校正，疾速剜補，內大段損缺者，重別雕造，仍于每集版末注入今來校勘官職位、姓名，候一切了畢，印造一監，令尚書禮部復行抽摘點檢，具有無差舛，保經費聞奏”。從客觀講，宋廷實行層層把關控制圖書出版的舉措，無論從質量還是內容上，均對圖書出版業產生了重要影響。

2.制定獎賞的政策，調動檢舉違禁圖書出版的積極性

宋代的圖書出版有關刑律中，記載了不少鼓勵檢舉違禁圖書出版的條例。至和二年，歐陽修認為不經朝廷有關部門預審的書籍，不得印賣。否則“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二百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11]政和四年，朝廷懸賞檢舉元祐黨人圖書。慶元年間，朝廷頒布系列的檢舉詔令、條例，如“諸色人告獲私雕時政、邊機文書，錢伍拾貫；御書、本朝《會要》《國史》《實錄》者，錢一百貫；告獲私雕或盜印《律》《勅》《令》《格》《式》《刑統》《續降條制》《歷日》者：盜印，錢伍拾貫；私雕印，錢一百貫”。[12]這種情況下，有書商在書籍里刊印朝廷禁止翻刻的公告，如“陳告追究，毀板施行”。可以說，宋廷通過查閱審勘與檢舉通告結合，建立了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信息交匯機制。

3.鼓勵出版鉗制民眾思想的圖書，維護專制統治的教化功能

趙宋開國伊始，太祖、太宗等帝王致力于重建專制統治的秩序，推行“重文抑武”等政策。因此，宋統治者把圖書出版視為一種鉗制民眾思想的治國手段。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國子祭酒蔣存誠等言：“竊見御注《沖虛至德真經》《南華真經》未蒙頒降，見系學生誦習及學諭講說，乞許行雕印，頒之學校。”(6)(2983)為推行政治教化，司馬光建議朝廷刊印《荀子》《揚子法言》兩書，實現“張大正術，使后世學者坦知去從”目的。[13]又如，紹興十三年，因江西有位老師給兒童使用教材不符合儒家精神要求，“委監司、守令如有非僻之書，嚴行禁止。詔令本路提刑司繳納，禮部看詳取旨”。(6)(2590)可見，如若宋廷不能及時控制潛在的有違社會風化的圖書出版，這些圖書就有可能成為危害專制統治的重要因素。

結語

盡管宋廷在錯綜復雜的內外環境下，對圖書出版、傳播領域的控制時松時緊，但為維護專制統治，集中力量設置了層層門檻，將預審、追查與信息反饋制度并行，獎勵檢舉與懲罰違禁并用，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圖書出版防控機制。盡管這一機制還存在種種問題，但對宋廷維護專制統治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對圖書出版業的發展有所幫助。

作者：劉大明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