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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思想史意義、理論方位和實踐運用三重維度對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價值進行再審視，有利于繼承馬克思的精神財富和重溫馬克思的思想貢獻，有利于以科學的態度堅持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以“實踐的唯物主義”立場超越法國唯物主義關于人與環境的“二律背反”，實現了對以往一切歷史規律解釋范式的革命性變革。由于在“兩個發現”中處于核心位置，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構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論硬核，它對于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具有極端重要性。如果說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從實踐上突破了西歐“五種社會形態”線性更替的特殊運動規律，那么，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最終破產和中國改革的生動實踐，則進一步分別從反面和正面彰顯了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普遍性和科學性。

關鍵詞：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價值

21世紀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規律，就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就是社會基本矛盾推動社會歷史變革的規律。①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在談到馬克思所留下的精神財富時不僅首先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而且把“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當作“學習馬克思”的第一要務。②在當今時代的語境下對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價值進行多維審視，有利于重溫馬克思的深邃思想和緬懷馬克思的歷史功績，有利于以科學的態度堅持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一、在人類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義

要考察誕生于19世紀的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價值，首先有必要從人類思想史的發展歷程與邏輯中準確揭示其歷史方位。人類對于歷史規律問題的探索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創立，實現了對西方哲學史的革命性變革。③如果沒有劃時代的革命意義，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科學性就難以保證，其對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亦無從談起。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一部分哲學家就熱衷于探討宇宙萬物的本原問題，對世界作出了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解釋；而另一些歷史學家則對人類自身的活動表現出興趣，他們不僅以獨特的方法記載大量的具體歷史事件，更注重從其發展歷程中揭示這些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這兩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于歷史哲學具有開辟性的思想史意義，但其理論缺陷也很明顯，即帶有一定的宿命論色彩，表現為往往追求以某種超歷史的意志或力量來解釋社會歷史的發展動因。中世紀的神學歷史觀把這個思想傳統發展到極端。以奧古斯丁為主要代表的教父哲學雖然形成于古羅馬帝國時期，但就其所宣揚的思想意識形態而言，這種哲學應當屬于中世紀，它通過以新柏拉圖主義論證基督教教義而為上帝創世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奧古斯丁認為，“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兩大陣營的斗爭構成了人類歷史，而這一歷史的發展完全是由上帝的意志來決定的。較之教父哲學，以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經院哲學，則借助于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理性形式，進一步建立起了系統的神學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提出，上帝是安排宇宙秩序的“第一推動者”和“必然的實體”，決定著人類歷史的運動變化及其因果關系。文藝復興吹響了人文主義的號角，預示著近代歷史哲學的創立。維科的《新科學》開創了從人類自身出發審視社會歷史及其共同規律的傳統。他不僅強調，世界是由人類自己而不是由上帝創造出來的，而且說明了以人類的共同本性為基礎的歷史必然性。當然，維科只是采取與人的發育相類比的方法來闡述人類歷史發展的三個階段，而未能科學闡釋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④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從人與環境的關系出發探討歷史的發展問題。“人是環境的產物”命題是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觀點。孟德斯鳩提出“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土壤、氣候、地域等自然條件對民族性格、宗教性質、政治生活和商業發展具有重大的制約作用。這種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忽視人對環境的改造作用，因而并不能有效解釋復雜的社會生活。為反對君主專制和宗教神學，愛爾維修等人則將目光轉向社會環境。他們提出，由于社會環境決定風俗和道德、支配著人的意志，所以只有通過變革政治法律環境才能實現對人的改造；而要改變“人們的偏見統治世界”的社會狀況，需要依靠天才人物的理性和深厚學識，特別是應當彰顯他們在領導立法和教育等方面的關鍵性作用。這樣，就產生了關于“人是環境的產物”與“意見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值得強調的是，盧梭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是平等的，但他們在社會狀態中由于交往和互相評價而產生的“意見”，構成了不平等的最初起源；而隨著冶金術和農業技術的發明，建立在勞動基礎上的私有制開始出現，于是“承認不平等”的觀念和法律被固定化，少數人追求利益的行動不斷加劇人類被奴役和壓迫的貧困狀況。撇開其中蘊涵的關于“意見支配世界”的思想痕跡，盧梭的見解與馬克思的歷史觀具有某種相似之處。沿著盧梭開辟的進路，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和法國復辟時期的歷史學家們深信：只有用財產關系才能合理說明政治法律制度的起源，而由財產關系所引發的經濟利益的斗爭，構成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因。遺憾的是，他們和盧梭一樣，最終都未能真正突破以“人的智慧”或“人的天性”來解釋人類歷史進程的思想范式。只有在人性之外找到既能制約“環境”又能制約“意見”的因素，才有可能說明和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源。黑格爾以一種奠基于宏大歷史感基礎之上的思維方式，詳細論證了這一因素就是“絕對精神”。在他的眼中，人類社會歷史是按照客觀規律來運行的，由于歷史必然性始終受到絕對精神的支配，故而所謂的世界歷史不外是絕對精神自身的辯證運動罷了。如此一來，歷史規律就被賦予了神秘化的色彩。對于黑格爾的這個思想，恩格斯評價道：“真正的關系因此顛倒了，頭腳倒置了，可是實在的內容卻到處滲透到哲學中……他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系的人，盡管他的歷史哲學中的許多東西現在在我們看來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輩，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對歷史作總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觀點的宏偉，就是在今天也還值得欽佩……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直接的理論前提。”⑤在黑格爾之后，歷史學的一大任務，是在“絕對精神”之外找到歷史的真正根源，真實揭示出能夠反映歷史的本質和特性的內在規律。眾所周知，費爾巴哈曾做過這樣的努力，但最后卻以失敗告終。這個任務的真正解決，是由馬克思來完成的。通過對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歷史和未來的研究，馬克思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他不僅超越了古希臘和中世紀思想家對歷史規律問題的認識，還以一種全新的歷史觀創造性地揚棄了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哲學，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揭示出歷史本身所蘊含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馬克思通過創立歷史規律理論，真正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哲學革命。這至少表現在相互聯系的兩大方面：一是他從現實生活世界的物質生產中找到了歷史的真正發源地，超越了古希臘以來以理念、實體、上帝、絕對精神、自然物質等為原初范疇所構建的歷史學解釋范式；二是他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的闡明，對歷史規律與人的主體性的關系的厘清，不僅徹底揚棄了歷史的宿命論或機械論思想，而且完全克服了以抽象人性來說明歷史和歷史規律的觀點的局限性。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在探索歷史規律問題過程中的哲學革命，為人類把握歷史的根源及其發展動力提供了科學的思想基礎。那么，馬克思為何能實現對歷史規律理論的革命性變革？原因不僅與他所創立的“實踐的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緊密相關，同時也離不開他對科學方法論原則的堅持。倘若說前者明確了馬克思不同于其他哲學家的理論出發點，那么，后者則為其發現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提供了方法論依據。立足于“實踐的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他化解了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沖突，解決了“人是環境的產物”與“意見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在此基礎上，由于堅持理論斗爭和實踐批判相統一、從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唯物的歷史辯證法等方法論原則，馬克思進一步敏銳地發現了歷史的真實規律，從而劃時代地實現了關于歷史規律的哲學革命。

二、在馬克思“兩個發現”中的地位在發展

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向度考察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價值，不僅應當把握其在人類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義，同時還要深入研究它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揭示出它對于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意義。由于馬克思思想構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主體內容，所以只要準確說明歷史規律理論與馬克思思想的關聯，就可以揭示出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所處的地位。馬克思的思想涵蓋方方面面的內容。馬克思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涉及歷史學、法哲學、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社會學、數學等眾多領域，而且難能可貴的是，他并不是淺嘗輒止、蜻蜓點水式地考察這些領域，而是大多產生了自己的深刻見解。恩格斯曾指出：“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領域，甚至在數學領域，都有獨到的發現，這樣的領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都不是淺嘗輒止。”⑥通過對各個領域的深入研究，馬克思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這些思想的總體被后人概括為“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那么，在馬克思的全部思想中，歷史規律理論究竟處于何種位置？只有結合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兩個發現”，才能深刻解析這個問題。何為“兩個發現”？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文中概括道：馬克思不僅“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第一個發現），而且“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第二個發現），而“一生中能有這樣兩個發現，該是很夠了”。⑦學術界則通常把“兩個發現”的內容歸結為“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這種理解亦有相應的文本依據，那就是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一段表述：“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于馬克思。由于這兩個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⑧比較恩格斯的兩處文本，對于“第一個發現”而言，具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理解：“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與“唯物主義歷史觀”。兩者不僅不是沖突的，反而具有本質一致性。這種一致性表現在，馬克思發現人類歷史規律的思想進程，也即他創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過程。恰恰是由于這個原因，有學者在概括馬克思的“第一個發現”時，就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論述：“揭示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發現了唯物史觀。”⑨當然，“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外延顯然要更大，它除了包含“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以外，還包括其他內容。而關于“第二個發現”的表述，兩處文本并無實質性的差異，所謂“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就是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因此姑且可以把“第二個發現”統一理解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從“兩個發現”出發審視歷史規律理論在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要根據對“第一個發現”的不同理解分別進行闡述。當把它解釋為“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時，歷史規律理論就相當于“第一個發現”，此時，它與“第二個發現”是什么關系？所謂“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指的是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也就是歷史規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實現方式。眾所周知，馬克思在1844－1846年通過提煉這一特殊規律發現了歷史的一般規律，并用這一規律指導他以后的研究工作，進而通過剩余價值理論的創立，全面深化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認識。因為“第一個發現”與“第二個發現”之間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后者也是歷史規律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退一步講，即使歷史規律理論只相當于“第一個發現”，但是由于它與后者之間存在本質的聯系，故而依然可得出結論：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構成“兩個發現”的最重要的內容。當把“第一個發現”理解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時，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在其中究竟處于何種地位？這首先涉及對唯物主義歷史觀核心觀點的理解。

有學者把它概括為“三大基本觀點”———生產的觀點、階級的觀點、群眾的觀點，并強調如果不承認馬克思的“階級的觀點”，“就等于閹割了唯物史觀”。瑏瑠這一見解無疑是深刻的，但為了更好地回答前述問題，還可作進一步的完善。實際上，唯物主義歷史觀包括三個部分的核心觀點：一是關于廣義的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總體）決定社會歷史的“歷史基礎論”；二是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構成歷史發展根本動力的“歷史規律論”；三是關于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力量的“歷史主體論”。這與上述“三大基本觀點”說的區別在于，后一種概括把“生產的觀點”一分為二為“歷史基礎論”和“歷史規律論”，而把“階級的觀點”歸入“歷史規律論”。主要原因有：其一，“歷史基礎論”與“歷史規律論”雖有本質關聯，但是也要加以區分，否則很有可能會導致把歷史的前提條件與歷史的發展動力混為一談；其二，在談論唯物主義歷史觀時，當然不能忽視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只是由于階級斗爭學說本身以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為根據，后者相對而言具有邏輯先在性，因此把它看成“歷史規律論”核心觀點的延伸似乎更為妥當。在這種意義上，“歷史規律論”構成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核心觀點之一，那么，它與“歷史基礎論”和“歷史主體論”分別是何種關系？在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具有根本性，而這個矛盾的兩個方面總和起來恰恰構成歷史的基礎。沒有客觀的歷史基礎，就不會有歷史規律；而沒有歷史規律，歷史基礎就成了靜止的、抽象的“空洞物”。即是說，“歷史基礎論”構成“歷史規律論”的前提條件，反過來后者又是前者具有現實性和彰顯價值的體現，這展現了它們之間的本質關系。再來看“歷史規律論”與“歷史主體論”的關系。一方面，歷史規律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其客觀性奠基于主體選擇的合力的客觀性之上；而另一方面，亦不能忽視歷史規律對主體活動的作用，原因在于，人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如果歷史完全由偶然性所控制，那么，人的活動就表現為純粹的盲目性。概言之，“歷史規律論”的缺失，將導致“歷史主體論”變得不可理解，反過來也是一樣。由此可見，關于歷史主體的思想與歷史規律理論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關系。歸結起來，在作為“第一個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三個部分核心觀點中，歷史規律理論處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歷史規律論”使“歷史基礎論”和“歷史主體論”變得更加真實，從而使得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變得更加真實。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歷史規律理論，這個意義上的“第一個發現”就不復存在。進而言之，由于歷史規律理論與“第二個發現”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因而可進一步推導出以下判斷：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構成“兩個發現”的核心內容。總體上看，無論是對“第一個發現”作何種理解，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在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即“兩個發現”中的重要地位。在第一種情況下，歷史規律理論是“兩個發現”中最重要的內容，它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極端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第二種情況下，這一理論是“兩個發現”的核心內容，因而也構成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硬核。

三、在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實現程度

對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價值的把握，不僅體現在思維認識方面，更體現在實踐運用維度。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瑏瑡同理，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這一理論滿足運動需要的程度。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彰顯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價值性，應當從實踐論證這一“事實”的角度審視其“價值”。馬克思之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究竟“證實”還是“證偽”了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對這個爭議性問題的厘清，有利于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性提供學理辯護。從19世紀來看，馬克思創立歷史規律理論是解決歐洲社會時代課題的客觀需要。資本主義社會為何存在異化勞動現象和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向何處去？歐洲工人運動的出現以及它們頻頻遭遇失敗的原因何在？無產階級向何處去？只有發現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歷史作用，馬克思才有可能正確回答這些時代性問題，才能為無產階級運動提供科學思想指導。正是由于揭示了歷史演進的內在規律，馬克思才得以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而把社會主義從“空想”推向“科學”的發展階段。關于這個判斷的依據，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作了深刻的闡述。可見，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對于19世紀無產階級運動有著獨特的歷史意義。關鍵的問題在于，這一理論在20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究竟產生了什么樣的實踐效應？深刻解析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實踐價值，最重要的是要闡明其在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等標志性歷史事件中的運用狀況和實現程度。二月革命結束了沙皇俄國的統治，但是由于當時無產階級的覺悟水平和組織程度不高，革命的成果落到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的手中。列寧在《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中提出了俄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但這一理論遭到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紛紛認為：按照馬克思所揭示的“五種社會形態”線性演變的歷史規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展的俄國，根本不具備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客觀條件。瑏瑢其實，這是對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誤讀，是對這一理論與十月革命實踐之間的相容性的否定。事實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從實踐上突破了西歐‘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特殊規律，卻進一步證明了馬克思所揭示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即他和恩格斯反復強調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瑏瑣。馬克思曾指出，隨著地域的個人逐步為世界歷史性的個人所取代，共產主義革命的發生“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瑏瑤。這就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多國同時發生論”（資本主義文明國家）。所謂“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表明“多國同時發生論”的判斷依據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在晚年，馬克思雖然提出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但同時認為這種可能性實現的前提條件是“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同時取得了勝利”。而列寧則根據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的新特點，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的觀點，提出著名的“一國勝利論”（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中，他深刻論述道：“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瑏瑥這個觀點與馬克思思想的相同點在于，二者的邏輯根據都是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歷史規律，而造成兩種不同結論的主要根源，在于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是歷史進步的深層根據，它只有和具體的實踐條件相結合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才構成影響歷史發展的真實動因。與“多國同時發生論”一樣，“一國勝利論”同樣具有自身的歷史合理性。

20世紀初，由于新科技革命和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以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為基礎的壟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以形成，而這又進一步激發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由此，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與之相對應的嚴重后果是，各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必然導致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加劇，引發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這時，革命就有可能在俄國這一帝國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取得突破。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國，由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無能統治，各種社會矛盾變得極其尖銳，工人階級表現出強大的革命性。在列寧“一國勝利論”的直接指導下，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的爆發具有客觀性，這種客觀性奠基于作為歷史主體的無產階級的合力的客觀性之上。十月革命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維埃俄國成為現實，它對中國等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影響頗深。曾強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當然，中國革命不是十月革命的簡單翻版，中國之所以能在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前提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由歷史規律的理論邏輯和自身國情的現實邏輯共同決定的。早在明朝中后期，中國就已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封建制度大大延緩了其發展的速度。鴉片戰爭的爆發是中華民族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它開啟了中華民族被奴役的百年屈辱史。帝國主義國家為緩和國內社會的基本矛盾，加快對華侵略和攫取政治經濟利益，使中國人民遭遇空前的苦難。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民如何才能取得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欺凌的勝利？由于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因而，從根本上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但諸多仁人志士和先進分子并無力改變這種狀況，而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的救國方案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得以成立，并逐步領導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不僅改變了中國的上層建筑，同時也使國家經濟生活的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倘若說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突破了“五種社會形態”線性更替規律的特殊性，那么，“蘇聯模式”的失敗和中國改革的成功實踐，則進一步分別從反、正面彰顯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普遍性。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它不僅在較短時間內推動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進程，而且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二戰后蘇聯經濟的恢復發揮了重要作用。只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個模式下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逐漸違背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然而，斯大林并沒有正視矛盾的發生，他以一種機械論的思維理解歷史規律，強調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已經完全適應。這種排斥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不同探索的意識形態教條，導致了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蘇聯模式”凝固化。在斯大林之后的蘇共領導人，未能與時俱進地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而是日益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只能依靠改革。遺憾的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不顧實踐發展的新情況，逐漸脫離了人民群眾的改革訴求，他們要么不能進行有效的改革，要么就是以“徹底的改革”拋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意識形態。蘇聯的解體是背離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結果。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改革進程，而改革就是要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協調社會基本矛盾各個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

中國的改革始于農村，其標志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作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這一制度的基礎是土地公有制，其主要形式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通過改變以生產隊為單位的生產模式，農村的生產關系得到調整完善，這進一步釋放了農村生產力的活力。把調整和完善經濟體制作為工作的突破口，促進經濟基礎適應于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中國農村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關鍵，而這為推進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經驗。1956年以后，中國已經消滅剝削制度，社會主義建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社會主義更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優越性并未得到充分彰顯。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的模式”瑏瑦。計劃經濟體制雖有歷史合理性，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其弊病日漸顯露，這主要表現在：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過多過死，自上而下的“條塊分割”現象比較嚴重，行政機關的管理職能與企業的經營職能沒有實現有效分開，忽視商品經濟的功能和市場的調節作用，分配上堅持平均主義等。為解決這些問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不僅標志著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轉移，更明確了改革的主攻方向和目標：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中心環節，發展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推進政企職責分開、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指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而到20世紀末中國得以完成經濟體制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瑏瑧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經濟的活力日益涌現，這同時帶動了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改革。概言之，改革是適應和推進中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需要。進一步講，當前所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新的矛盾積累倒逼出來的。比如，市場與政府、民主與法治、思想解放和意識形態控制、利益分化和公平正義、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等一系列矛盾，都是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因而必須通過改革來化解這些矛盾。瑏瑨由此斷定，中國的改革有力地彰顯了馬克思歷史規律理論的實踐指導價值和意義。

作者：李國泉 單位：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