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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論刊雜志》2014年第六期

馬爾庫塞認為，馬克思畢生的追求就是建立一個以全面發展人的個性為旨歸的社會，他說“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的基礎就是人的本質的某種實現”，所以他認為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僅能增加生產和合理地分配產品，而且還能用別的方式進行生產，生產別的東西，并賦予人與人的關系以一種新的形式”。

（一）社會主義社會是擺脫物質匱乏的社會

馬爾庫塞指出，弗洛依德的本能理論否定了任何精神分析的烏托邦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接受他的理論并又堅持認為，非壓抑文明的觀念具有歷史意義，那么這種歷史意義必定可以從弗洛依德的本能理論本身中導出”，所以必須對弗洛依德的一些概念進行考察，去發現其中是否有些需要重新解釋的內容。弗洛依德認為，快樂原則和現實原則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他指出，這種沖突源自于普遍性的缺乏、生活的窘迫以及生存斗爭，導致人類把性本能轉移到對社會有用的勞動上、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結果。馬爾庫塞指出，弗洛依德之所以說生存斗爭必然會對本能作壓抑性的改變，是因為缺乏足夠充分的手段和資源“以全面地、無痛苦地、不費吹灰之力地滿足本能需要”，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原因而導致壓抑，那就說明生存斗爭當中的壓抑性本能組織就是源自于一些外在的因素，也就是說，這些因素只是來自于一些特定的歷史條件。弗洛依德本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他認為這種細微的區分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因為本能本就是歷史性的；同樣，雖然弗洛依德對人的本能結構中的歷史因素非常了解，但在他的本能理論當中依舊是忽略了歷史性依據，對他而言，“各種抑制是由缺乏造成的還是由缺乏的不平均分配造成的，是由生存斗爭造成的還是由統治利益造成的，乃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只是“壓抑”這一事實。弗洛依德認為快樂原則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放的，這就是說，他認為“缺乏”等因素是永恒的。馬爾庫塞指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應該受到質疑，必須認真思考消除影響本能發展因素的歷史可能性，“只有這樣，文明才能發展到更高的自由階段”。此外，馬爾庫塞認為，當達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科學技術發展迅猛、物質財富及其豐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匱乏逐漸消除，人們可以在基本壓抑的基礎上自由全面地發展，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弗洛依德“壓抑性文明”所賴以提出的根據——普遍的匱乏，有力地佐證了“非壓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同時，馬爾庫塞補充道，這個社會所具有的能力以及發展生產的需要所產生的力量已經損害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這些破壞力量的最有力表現是自動化。自動化有可能把作為現存文明基礎的自由時間與工作時間的關系顛倒過來，即有可能使工作時間降到最低限度，而使自由時間成為專職時間。其結果將是對各種價值作徹底的重估，發現一種與傳統文化不能相容的生存方式”。馬爾庫塞總結，“連續的、壓抑的本能組織所以必須存在，與其說是為了‘生存斗爭’，不如說是為了延長這一斗爭，即為了延長統治”，因此，壓抑是有可能被克服的。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本能變遷的社會

馬爾庫塞認為，重新考察弗洛伊德對一些主要本能、及其目標和相互關系的看法，才有可能在他的本能理論當中導出非壓抑性文明的設想。在馬爾庫塞看來，死亡本能的生存本身似乎必然會導致“由文明制定的一整套壓制和控制；先天的破壞性必然會產生永久的壓抑”，所以，死亡本能是妨礙人們設想“非壓抑性文明”的重要因素，需要對它進行分析與考察。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本能分為兩種，“一種是引導有生命的物體走向死亡的本能；另一種是性的本能，這種本能始終致力于使生命獲得更新”，他指出，“我們的出發點是，承認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但這兩種本能都是構成人類文明向前發展的動力。死亡本能何以成為文明向前發展的動力？弗洛伊德指出，有機體的原始狀態就是無機體，恢復到無機體這個過程就是死亡過程，死亡本能就是力求將有機體恢復到其原始狀態的本能。故而，對于生物體而言，只有努力將一部分死亡本能轉向外部世界，才不致于毀滅生物體自身，這部分死亡本能就以進攻本能和破壞本能的形式而存在。進攻本能和破壞本能的轉移保護了生物體自身，但并沒有保護到整個文明，人們之間相互攻擊、相互破壞，從而有可能毀滅文明；但是，“當破壞本能受到節制、馴服并且可以說在目標方面受到控制而轉向對象時，它就會幫助自我滿足其生存需要和控制自然”，就這樣，死亡本能與生存本能一道推進了文明的發展。

弗洛伊德認為，人類歷史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個本能變遷的轉折點，第一個是地質——生物的轉折，第二個轉折點出現在文明之初，第三個轉折點發生在文明達到的最高水平。前兩個轉折點都是由外來因素促成的，第一轉折點的外來因素是“由于有機生命的誕生而造成的‘尚未解除的張力’”，第二轉折點的外來因素是“缺乏、有意識的生存斗爭”；而這第三次的轉折中的主角將“不再是歷史上的動物性的人，而是有意識的理性主體”，促成其轉折的也將不再是外來因素。在馬爾庫塞看來，要保證“非壓抑性文明”在理論上的有效性，首先就必須證明在成熟的文明條件下力比多可能得到非壓抑性的發展，而那些本質上不受現實原則支配、并將這種自由轉入成熟意識領域的心理力量則表明了非壓抑性發展的方向。馬爾庫塞指出，弗洛伊德把“文明的某一種特定歷史形式假定為文明的本性”，所以在弗洛伊德眼中，無壓抑是“屬于無意識的、前歷史、甚至前人類的過去的東西，屬于原始的生物過程和心理過程的東西。因此，關于一直非壓抑性現實原則的思想就是一個回歸問題”，認為無壓抑可以存在于“人類的未來、而不是其已被完全征服的過去”，“至多也只是個美好的烏托邦而已”。但馬爾庫塞認為，快樂與現實原則的和解并不以大家富有為條件，所以在本能變遷的過程中，設想存在無壓抑的文明狀態是完全合理的。這種無壓抑的狀態在歷史的原處狀態和最成熟階段都存在，尤其是在歷史的最成熟階段，文明的發展征服了缺乏，勞動將全部實現自動化，同時，勞動時間降低到最低限度，勞動機能也可以相互交換，人類生存將不再受到異化勞動的支配，本能不再承受為統治利益所必須的額外壓抑。這種狀態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是完全可以出現的，所以，構建一種“非壓抑性的文明”決不是一種烏托邦的設想。

（三）社會主義社會是愛欲獲得升華的社會

馬爾庫塞指出，“要解放追求和平與安寧的本能需要，要解放‘非社會性的’、自主的愛欲，首先就必須從壓抑性的富裕中解脫出來，即必須扭轉進步的方向”，而這個進步的新方向則取決于是否存在使得受壓抑、被束縛的生物體需要發揮積極作用的機會，也就是說，是不是可以使人的軀體成為享樂的工具而不是勞動的工具。因此，馬爾庫塞認為，產生一些新的、性質完全不同的需要和機能是達成這種解放的前提。非壓抑性文明，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產生的物質基礎在當達工業社會中是已經確立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確立的，但把這種可能性轉化成為現實，有很大的難度。在當達工業社會中，資產階級民主被心力內投，人們智力發達、體魄健壯但又安于現狀、不愿接受挑戰，這就導致那些本能夠為非壓抑性的生活方式所努力的一些人也被有效地壓制，所以，非壓抑性文明這種最現實、最具體的歷史可能性就成為了“被最合理、最有效地壓抑著的”，因而也是“最抽象、最遙遠的可能性”。馬爾庫塞認為生命本能的愛欲能量在唯利是圖的富裕社會的非人條件下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他指出，在富裕社會當中，一旦生產力發展到能夠使人們群眾有機會分享一部分社會利益，即便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就能夠使被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在被統治階級的生存需要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目的之間的沖突得到控制的情況下，被統治階級是無法徹底否定資產階級的。恰恰相反，“歷史上的落后現象也有可能成為扭轉進步之輪的歷史機緣”。在這些國家和社會，人的勞動就是“一種自我推進的力量，它使人對生產設施的屈從以及與之相伴的過時的生存斗爭方式持久存在下去”，而且，這些國家和社會的生產設施也只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和發展個體和集體的生活需要而運行，這就使得“推動人們去塑造環境、改造自然的，將是解放了的而不是壓抑著的生命本能”。馬爾庫塞認為，“在非壓抑性條件下，性欲將‘成長為’愛欲，就是說，它將在有助于加強和擴大本能滿足的持久的、擴展著的關系（包括工作關系）中走向自我升華”，而這種“非壓抑性秩序之可能存在的唯一條件是，性本能借助其自身的原動力，在變化了的生存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在成熟個體之間形成持久的愛欲聯系”。

愛欲的解放，其實就是性欲向壓抑性文明史前那種多形態性欲的回歸。性欲原本是指體現在身體各部位、表現為多種形式的對自然、對自我的愛欲，但由于現實原則的束縛，性欲逐漸從多形態發展到集中體現為生殖功能。作為多形態性欲，愛欲“指向外部各種對象，它可以是對自然的的保護、對他人的愛慕、對自我的珍重，它可以通過飲食、休息、娛樂等各種物質的和精神的活動而獲得本能的滿足”。馬爾庫塞指出，“性欲向愛欲轉變、及其向持久的力比多工作關系的擴展的前提是，對巨大工業設施和高度專門化的社會勞動分工的合理組織，對具有巨大破壞作用的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廣大民眾的通力合作”。這就是意味著，性欲轉變為愛欲，實現非壓抑性的升華，不僅需要生活條件的改善、缺乏的克服，更不可或缺的是社會勞動的合理組織和有效利用。

總之，馬爾庫塞以弗洛伊德的壓抑性文明論為出發點，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結合發達工業社會的特點及其對社會主義的愿景，以人的愛欲的解放為目標，構建了非壓抑性文明論。他渴望人類能夠處于一種非壓抑性的生活環境中，在擺脫在物質和精神層面上受壓抑狀況的同時，創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使人與人在和諧互愛中實現社會關系愛欲化，使人真正成為自由的主體。

作者：趙亮亮單位：中共成都市龍泉驛區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