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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階段的寧波地區的館校合作活動形式豐富、內容多樣，但是與世界領先的館校合作相比起來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總體上缺乏繼續加強深度合作的助推力，雙方教育者聯系不緊密，相互不了解。加強館校合作還需要博物館界和教育界完善評價體系、提供體制保障、開放對話渠道等多方面的努力。

關鍵詞：博物館；學校；館校合作；寧波地區

博物館與學校的功能有許多交叉和重疊之處。從中國的博物館建立之初，張謇設苑為教育，到蔡元培將博物館納入社會教育司，認為博物館的主要功能是教育［1］，再到2015年出臺的《博物館條例》中認為博物館“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賞為目的，收藏、保護并向公眾展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見證物，經登記管理機關依法登記的非營利組織。”該條例把教育功能放到了博物館各項功能的第一位，說明這一功能正越來越受到重視。博物館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可以彌補學校實物教育資源的不足。館內收藏的實物、模型、標本和其他展品，相較于以語言為主要教育方式的學校教育，更加直觀、立體，配上生動有趣的陳展語言、先進的互動設備，使觀眾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抽象的科學、歷史文化知識［2］。寧波地區的博物館主題包羅萬象，涉獵廣泛，而又富有地方特色，共同反映了寧波地區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面貌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教育角度來看，以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為根本宗旨的素質教育呼聲日益高漲，以實現素質教育為目標的教學改革實踐也在進行之中，博物館的教育功能無疑為素質教育提供了一種新路徑，豐富了學校的教育資源和教育形式［3］。博物館要提升自身級別，教育功能要充分發揮作用。博物館分級制對于一級博物館的評定標準如下：“有社會教育機構和專門從事社會教育工作的人員，館內設有專門的教育服務區；有周密的社會教育工作方案和針對不同觀眾群體的社會教育計劃；經常與教育部門以及其他單位聯系或建立共建單位，開展有針對性的教育活動，積極舉辦不同形式的講座等活動，服務學校、工廠、社區和農村等不同觀眾群體。”博物館是公共產品，分級制的評定標準，是對于社會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做好社會教育工作，是提升博物館自身級別重要考核點。而博物館的其他功能，如收藏、保護以及研究功能，也是最終為了實現博物館的文化傳承和教育公眾的最終價值。

一、館校合作的歷史追溯

（一）中國館校合作的歷史中國博物館成立時間比西方發達國家晚很多年，但是館校合作卻從中國近代博物館的產生以及現代學校教育系統的建立就開始了。1905年，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清末狀元張謇籌劃建成了我國第一個公共博物館———南通博物苑。館校合作在這一時期便出現了萌芽。張謇在向清政府呈上的《上學部請設博物館議》中寫道：“撣考其故，實本于教育之普及，學校之勃興；然以少數之學校，授學有秩序，畢業有程限，其所養成之人才，豈能蔚為通儒，尊其絕學？蓋有圖書館、博物館以為學校之后盾，使承學之彥有所參考，有所實驗，得以綜合古今，搜討而研論之耳。”可見此時的博物館的主要使命是作為學校的后盾而設立，可以輔助學校教學，館藏資源可以為學生參考、實驗、研究使用［4］。1949年以后，中國博物館事業迅速發展。然而，改革開放前的館校合作在形式上大多以簡單的參觀訪問，資源外借為主，在內容上主要是為意識形態教育服務，“進行革命的愛國主義教育”，這與以知識學習、經驗獲得等為主要任務的現代館校合作存在著較大區別［5］。至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博物館領域基本消除了意識形態的傾向，博物館教育才回歸了原有的面貌。進入21世紀，隨著時展的需要和國家政策的支持，中國博物館的數量和規模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博物館界在吸取國外成功經驗的同時，結合中國實際作出了很多新的嘗試。新的理念、設施、陳列都為中小學教育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與博物館界相比，我國的教育界有更加迫切的合作愿望［6］，傳統教育模式在科技發展，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社會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中國教育界的改革措施不斷推出，特別是強調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方面，為博物館和學校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目前，雖然中國的館校合作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總體水平偏低，但在我國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館校合作的規模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同樣值得借鑒、推廣。

（二）寧波地區的館校合作追溯寧波地區的學校主導型館校合作，最初可以分為自由參觀和有目的參觀兩種。自由參觀，基本為學校組織的到博物館進行春游秋游，這種形式的合作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寧波地區最早的博物館天一閣博物館成立時間為1994年），以休閑游覽為主要目的，參觀結束以后沒有進行總結。幾乎所有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受訪者都有此類博物館參觀的經歷；有目的參觀，包括學校組織的夏令營和專門的課程等。在進行這種類型的活動之前，學校或教師一般都會制定明確的活動主題及活動目標。在這種類型的活動中，教師擔負了活動策劃的主要角色。教師需要做好前期的組織籌備：根據活動主題和目標進行活動的設計以便最終能引導學生獲得預備知識，達成預期目標；在活動進行時，教師會適時進行引導和干預以保證活動按照預期執行；活動結束后，在教師的組織下，學生們會一起進行相應的總結。在此類活動中，博物館主要充當資源提供者和配合者的角色。以教育界為主導，更深層次的館校合作，則是由于政策助推，自2013年《關于開展寧波市中小學生社會實踐大課堂建設的實施意見》（甬教德〔2013〕330號）下發以后，包括許多博物館在內的很多都成為了第一批寧波市中小學生社會實踐大課堂資源基地，接納學生在本基地進行社會實踐。教育局對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學分有考量要求，博物館作為基地單位也相應地開設中小學生社會實踐課程以滿足學生社會實踐需要。博物館主導型的館校合作，始于2006年前后全國性的公共文化服務體檢建設的熱潮。《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作為政府文件，首次將“公共文化服務”納入其中。受此影響，博物館的公共文化服務意識逐步增強。2007年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部門調整，組建了社會教育部，開始開展各種社會教育活動。2008年，寧波市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并設立了宣傳教育部。這一時期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持續兩年的“文化大篷車”系列活動。“文化大篷車”系列活動是由寧波地區的博物館聯手，以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構建和諧社會為宗旨，融合各種文化遺產內容，走出博物館、走進社會各個層面，開進鄉村、社區、學校，舉行的一系列歷史文化遺產宣傳演繹活動。文化遺產大篷車通過創新講解演繹、版面展示、現場表演、互動體驗、宣傳片播放等方式，將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整合起來，借助多媒體的演示，將歷史文化知識轉成為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這種宣傳方式在當時取得了不錯的反響。這一時期可以被認為是寧波地區館校合作的大噴發時期。文化遺產大篷車活動展示了每個博物館的主要特色，其中走進學校的活動，可以被認為是由博物館主導的館校合作的案例。

二、寧波地區館校合作活動特點及不足

現在博物館為主導開展的有市民（包含了中小學生）參與的活動基本已經成為常態。寧波每個月發行的城市文化手冊對此都有專門統計和展示，筆者統計了2017年12月的城市文化手冊中的博物館活動，共有15場。寧波地區館校合作活動有以下特點：第一，以博物館為主導或者博物館、學校之外的第三方為主導（東方熱線組織學生做綠豆糕體驗活動），青少年學生個人自愿報名參與。第二，活動時間基本都為周六、周日，是學校休息的時間，從活動時間上將博物館教育與學校教育嚴格分別開了。第三，以體驗類活動形式為主，比僅限于參觀游覽的早期館校合作形式顯然更進了一步。第四，活動的策劃大多基于本館的館藏特色，如天一閣博物館的雕版收藏量豐富，王升大博物館的米業特色，趙大有博物館的糕點特色等。第五，從活動的設計來看，大多數針對人群為青少年，其中活動主題上明確顯示針對人群為青少年的有10場。美國是世界上博物館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位于首都華盛頓的史密森博物館群，從其成立之初就沒有僅僅作為研究性機構存在，而是具有強烈的服務公眾的意識。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史密森學會（史密森博物館群的隸屬機構）就已經著手擴充其教育資源，實施其教學計劃［7］。從史密森學會的前秘書長米歇爾•海曼先生的一篇工作綜述中可以看出，史密森學會在館校合作方面十分積極主動。史密森學會認為，教師培訓是館校合作中十分重要的環節。［8］因此，史密森學會與非盈利性教育機構合作，制定教師培訓計劃，被培訓人員中包括了博物館的館長、學校教師，高校教授等，這種培訓無疑為館校雙方交流合作，統一認識提供了平臺。史密森學會根據當地學校的情況制定規劃和資料，并在每年一度的教師之夜邀請教師來觀看并參加討論。學會還利用網絡共享資料、課程和授課計劃，在史密森的教育資源中心，教師們還能現場試用各種課程和資料。海曼先生列舉了一些博物館研發的課程的教學案例，很顯然這些課程不僅使孩子們獲益，而且比學校的課堂更能激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通過這些途徑，美國的學校對博物館的教育功能也逐漸認識深刻，積極采取多種方式與博物館開展合作，利用博物館的資源開發各類課程［9］。長期以來美國博物館與學校密切合作的傳統，與當前館校合作蓬勃發展的現狀，館校合作研發的課程的大受好評，正是建立在館校雙方都認識到館校合作的重要性，并保障了經費、人員、組織、時間等各項支出的基礎上［10］。與世界領先的館校合作相比，寧波地區的館校合作還存在許多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學校教師和博物館教育部門各自為陣，除去學校參觀博物館時博物館提供講解人員外，兩者聯系甚少。第二，從活動的開展時間來看，除去學校組織的參觀游覽在周一至周五以外，博物館主導的活動基本都在周六周日，從時間上體現了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嚴格區別。第三，從參與方式來看，以博物館為主導的社教活動，一般由家長帶孩子在假期自行報名參與，學校組織集體參與比較少見。第四，從活動的內容上看，館校合作突破了僅限于參觀的缺乏互動性，但是在活動安排上缺乏連續性和系統性，缺乏與學校教育的銜接，這是由于博物館不了解學校教育造成的。

三、加強寧波地區館校深度合作的建議

在理想狀態下的館校合作里，博物館與學校之間應該對話通暢，合作積極。博物館和學校之間的合作，應該是以教育為目的深度合作。博物館不僅僅是教育資源的提供者、學校教育的輔助者，更是教育活動的參與者、承擔者。博物館與學校之間的合作，應該是博物館和學校為了充分發揮自身功能、實現各自目標，共同研發教育產品、實施教育活動的行為。寧波地區中小學生社會實踐大課堂，博物館社會教育部開展的各項社教活動、文化大篷車、展廳課堂等，顯示寧波地區已經十分重視館校合作了，但在活動形式上基本都表現為以學校方為主導，借博物館場地進行的活動，或者以博物館方為主導，學校學生參與的活動，雙方教育者聯系不緊密，相互不了解。館校合作總體上缺乏繼續加強深度合作的助推力，要達到理想狀態的館校合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筆者試圖從以下幾點淺談自己的拙見：

（一）制定合理計劃，完善評價體系雙方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時間計劃，和良好有效的評估體系，這是合作成功的關鍵。教育界要進一步推進教育改革，完善對學生和教師的評價體系，將館校合作成果納入對學生、教師的考核評價體系之中，博物館將學校課程整合為博物館項目的一個部分，要對整個項目有切實的跟進和項目的定期評估。博物館和學校方的主管部門要有積極的合作態度，為館校合作提供體制上的保障。從經費上可以依托教改項目對參加館校合作的教師提供津貼和獎勵，或者建立基金等，也可以從博物館角度爭取社教活動的專項經費，同時還應該提供組織和制度上的足夠的支持。

（二）要開放對話渠道，加強深度合作通過對話，可以使雙方發現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觀，一起學習、合作、提供思想。如每學期互派人員進行培訓，在寒暑假期間成立課程開發小組，共同研發體現館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課程等，博物館與學校之間形成常態化的聯系，老師對博物館的展品有切身的體驗和了解，博物館工作人員對學校教本和課程也有著相當的熟知，了解教師、學生、家長的需求，將博物館的社教活動和學校的課程結合起來。

（三）尋求家長的參與和支持在館校合作中，家長的參與能有效地推進館校合作。家長可以參與項目計劃和課程開發的過程，作為前期課程開發的顧問和后期課程效果評估的對象之一。家長的持續參與，可以增進家長與孩子的感情，也可以加強家長對館校合作的認識，這對于推動館校合作也有很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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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瑤瑤 單位: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