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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確判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必須首先解決的重大基礎性問題。基于國情變化，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斷，是形成歷史方位新判斷的理論基礎，指明了黨和國家新政策的政治方向，是謀劃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主要矛盾；新判斷；新時代

正確判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必須首先解決的重大基礎性問題。戰爭與革命年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階級和民族矛盾；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轉化為人民需要與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共產黨積累了豐富經驗，既要防止向階級斗爭復歸，也要與時俱進。八大將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但后來在實踐中出現了反復；十一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了正確判斷，其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報告基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成就，又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斷，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11。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是形成歷史方位新判斷的理論基礎，指明了黨和國家新政策的政治方向，是謀劃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一、形成歷史方位新判斷的理論基礎

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規定和影響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抓重點、抓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人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報告宣告：經過中國人民的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正確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歷史方位的理論基礎。

（一）依據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判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1949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1956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基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處在的不同的歷史方位，各有其不同的任務和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同樣具有階段性，從十三大到，中共歷次黨代會用恰當的差異化文字，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搭配，表達出不同歷史階段的任務和要求。報告的標題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標題既繼續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又重點突出“新時代”這個新概念。這是報告的一個重要亮點，也是黨中央作出的一個重大決策。報告沒有把這個新階段當作一般的階段，而是將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確宣告這是一個“新時代”，其理論基石正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長期將社會主要矛盾界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表述則變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新的界定，既體現歷史傳承，更突出與時俱進。從近距離觀察，新的界定深刻把握了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一方面，人民需求的層次大為提高，由原來的主要是對溫飽的需求，提升為對于更加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社會的發展也到了較高水平，主要問題已不再是整體“落后”，而是發展還不夠平衡、不夠充分。從更寬廣、更長遠的視角觀察，新的界定洞察了中華民族復興、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新特點。正如報告闡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10所以，報告基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判斷，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特別是共和國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特別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

（二）基于主要矛盾的歷史傳承判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屬于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既包括反映時代變化的新因素，也包括反映歷史繼承的穩定因素。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前的界定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新界定則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兩個界定都是需求與供給的矛盾，都是人民需要與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它們是一脈相承的。這種傳承性和穩定性，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所決定，也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黨代會，始終貫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從十三大到，七次黨代會報告的標題中，都有一個共同的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雖然人民需求與社會發展出現了新的時代特征，但人民需求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依然是新時代我們要著力解決的基本問題，它也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處于初級階段。正如指出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1］12在明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發生重大轉變的同時，強調了兩個“沒有變”，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牢牢地堅持住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將“變化”與“不變”結合起來，既堅持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又豐富和拓展了這一理論；既及時敏銳地看到我國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發生了質的飛躍，又客觀清醒地看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從而能夠克服急于求成和消極保守兩種傾向，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遵循科學規律，順利向前推進。

二、指明黨和國家新政策的政治方向

問題是時代的呼聲，矛盾是時代前行的動力。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要求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從指導思想、理念思路、政策舉措、體制機制、政治保證等各方面都要適應這種新變化和新要求。正確判斷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我們黨精準確定中心任務和重大戰略，制定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推進各項工作的重要基礎。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界定，成為我們黨實行工作中心轉移的基礎，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基礎，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幾乎所有方針政策的基礎。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對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界定，也必將產生重大的政策影響力，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制定方針、路線和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

（一）新矛盾要求樹立新目標

開啟新征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為確立新目標提供了政治依據。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判斷，建立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之上，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發展新的憧憬。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新時代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報告已經做出新的具體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分兩步走，在21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是我們黨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實際確立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目標。這個新目標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深化和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之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與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奮斗目標相比，黨的報告在奮斗目標的內涵上有了進一步的提升。這個新目標的內涵是：“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29這個戰略目標，既包括新一屆中央任內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包括更為長遠的奮斗目標，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黨的到二十大，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歷史交匯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同時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黨的將“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貫通起來，科學規劃了未來30多年的發展藍圖。從現在到2020年，是攻堅克難的3年，要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從2020年到2035年，奮斗1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提前了15年；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再奮斗15年，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將第二個百年目標中的現代化國家調整為現代化強國，雖是一字之差，卻發生了質的變化，拓展了現代化的內涵，體現了我們黨強國復興的雄心抱負。

（二）新矛盾要求制定新方略采取新舉措

主要矛盾是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起著領導和決定作用的矛盾，其他矛盾都為主要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矛盾即問題，現階段我國在發展中仍面臨著眾多的問題，對主要矛盾的新判斷，決定了我們黨所制定的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新方略。結合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協調推進“五位一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具體實踐，黨的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這一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基本方略，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基本規范和遵循，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行動綱領。新方略包括十四個方面的內容，從根本上說都是圍繞解決新的主要矛盾而部署。要求我們以更高的辯證思維和戰略思維能力，解決好現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通過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地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要全面貫徹黨的基本方略，在現階段亟須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現階段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領域不平衡，經濟領域發展這只腿比較長，而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發展這只腿比較短；二是區域不平衡，主要表現在東、中、西部發展的不平衡；三是城鄉不平衡，不少地方城鄉差別還在進一步擴大；四是群體和階層不平衡，基尼系數偏高，貧富不均的問題日益突出。明確指出，要解決上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必須采取以下政策措施：“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1］27－28，使我國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生活，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得起歷史檢驗，使中華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謀劃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

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基于新時代的新矛盾，明確要求樹立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民、惠民的方略和舉措，以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主要矛盾新判斷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民本思想，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是謀劃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

（一）新矛盾決定了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成為焦點。要解決好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一切依靠人民群眾，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報告強調：“全黨必須牢記，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1］44－45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于報告，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靈魂和精髓。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顯示出雙重特性，在落后中有大發展，在大發展中仍有落后。一方面，快速的生產力發展滿足了人民原來的物質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不夠平衡不夠充分的發展還不能滿足人民更高水平的生活需要。例如：中國的經濟總量排名高、人均量排名低；各階級階層的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數長期高出國際警戒線；高端的、有效的、人民需要的供給不足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突出；解決教育不夠公平、就業不夠充分、醫療不夠完善、社保不夠健全、生態保護存在不足等民生問題十分迫切；人民群眾已經從過去的盼溫飽轉向盼環保、求生存轉向求生態。凡此種種，正是新矛盾形成的現實依據，也是新矛盾規定的政策方向。它決定了我國社會發展必然從解決社會生產落后的問題轉化為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和思想上，而要落實到行動上，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從建成小康社會、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歷史過程中，從確立目標、聚焦問題到尋找方法，都要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價值理念。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各項政策和具體行動之中，依靠人民群眾去創造歷史偉業；必須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新矛盾要求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主要矛盾

新判斷聚焦“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對于黨和國家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更加全面分析和把握多方面、多樣化、個性化、多變性、多層次的人民需要，與時俱進地研究分析人民群眾需要的時代特點和發展規律，制定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戰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各項需求，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人民從需要“物質文化”到“美好生活”的變化，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階段的提高。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我國經濟與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方面，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總體水平顯著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落后的社會生產”已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升，不僅解決溫飽問題，而且總體上實現小康，并將于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在此基礎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產生了多方面、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加凸顯，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其內涵極為豐富。一是要滿足“硬需求”的升級換代。物質文化是人民群眾的“硬需求”，“新矛盾”的出現并不意味著人民群眾的“硬需求”消失了，而是要求升級換代，要求物質文化和公共服務從“有”到“優”、從“更多”到“更好”。二是要滿足新的多樣化的“軟需求”。“軟需求”是建立在“硬需求”的基礎上，并高于“硬需求”的生活內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包含許多“軟需求”的新元素，如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追求，希望生活過得有體面、有尊嚴，具有更充分的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這些“軟需求”，不僅是物質文化方面的需要，而且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需要。這就要求執政黨和政府必須有大擔當、大智慧、大作為，推動社會全面發展，滿足人民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生活需要。綜上所述，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判斷，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基于中國國情的科學的理性的判斷，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是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理論基礎，為黨和國家新政策指明了政治方向，也是謀劃人民美好新生活的思想源泉。

作者：童小彪 單位：嶺南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