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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雜志》2015年第七期
一、創作群體與創作題材
(一)創作群體分析最早的獨立紀錄片制作群體的獨立性很強,他們游走于體制之外,完全自由。有大量的時間思考和創作可以感召人們靈魂的紀錄片。這些片子完全不同于主流的紀錄片,同時又與主流的片子劃清了界限,所以被人們賦予了“獨立”的標簽。在現在看起來,這種“獨立”更像是一種孤立,早期的獨立制片人就是在這樣被孤立的艱難的情況下創作出許多震撼人心靈的作品。90年代末開始,數碼技術逐步普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拿著手中的DV可以很輕松地制作出屬于自己的片子,他們大多數都不是科班出身,沒有任何專業知識和經驗。數碼時代的到來,使得一大批之前與紀錄片毫無關系的人參與到獨立紀錄片制作的隊伍中來,獨立紀錄片制片人的隊伍迅速龐大起來。楊天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沒有經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獨立制作人,她的作品《老頭》獲得了山形電影節的優秀獎,這對當時方興未艾的中國DV紀錄片制作起到了促進作用。吳文光為實現他的村民影像計劃,甚至將手中的DV交給了中國各地普通的村民,讓他們來記錄自己的生活。數碼時代的到來,對獨立紀錄片創作群體的改變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二)創作題材分析中國獨立紀錄片的作品題材與電視臺等官方作品的題材有著很大的區別,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對立的。在官方的紀錄片變得冠冕堂皇、逐漸淪為政治統治的機器的時候,獨立紀錄片卻沉靜下來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說起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獨立”二字,人們腦中的第一反應肯定與我一樣,就是“地下”。就是一種與體制對立的位置。它所涉及的關于社會、歷史、政治的題材往往與我們主流媒體宣傳的內容大相徑庭,這樣的片子經常會受到審查和禁止。胡杰的兩部反映“”時期的紀錄片《我雖死去》和《尋找林昭的靈魂》至今還未能通過審查,甚至這兩部影片的名字被許多網站設置成了敏感的詞匯。然而,這兩部影片卻具有很大的歷史參考價值和文藝價值,胡杰用手中的小DV向我們展示了一段人們不愿回憶卻又血跡淋淋的歷史。王兵的《鐵西區》可以稱得上是獨立紀錄片創作的一個新節點,長達9個多小時的片子,具有很強的實驗性。實驗性可以說是中國獨立紀錄片所獨有的標簽,因為只有不斷的實驗才能推動整個紀錄片運動的發展。賈樟柯的《公共場所》全片沒有解說詞,更是沒有一條字幕,讓觀眾很難理解,有些觀眾開玩笑地說,這部片子就是把攝像機往那兒一架就可以走人了。而導演賈樟柯卻是想用這些生活中常見的場景,用最普通的鏡頭將它放大,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展示時代所賦予那個窮鄉僻壤的最真實的語言。正如呂新雨教授所說,中國的獨立紀錄片正是通過描述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上都沒有優勢的非主流人群,以及由他們構成的亞文化群落,使得他們作為現實存在的人的生存情感需求得到滿足和關懷。
二、DV時代下的獨立紀錄片創作
隨著家用攝像機的不斷普及,更多的人成為了時代和歷史的記錄者,DV時代的到來對中國的獨立紀錄片來講具有深遠的意義。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廠長高峰曾經說過:“民間的紀錄片力量在成長,DV的普及使許多人獲得了用鏡頭記錄當代社會變遷的機會,一些作品表現了主流媒體不太關注的題材,用影像見證了正在發生的歷史,很重要也很有價值”。
DV時代的來臨使得獨立紀錄片的創作門檻大大降低了,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以通過手中的DV機來實現自己的導演夢。DV使紀錄片拍攝者的基數瞬間增多,一些普通人的思想與意識逐漸浮出水面,他們更加注重的是一種個人化的表達,片子的內容也不是一味地與體制相抗衡,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些拍攝人群大多擁有自己的職業,拍紀錄片只是他們的業余愛好、個人興趣,所以,片子的節奏會更加緩和,個性化的視角也比較明顯。楊天乙原本是話劇團的一名演員,她的處女作《老頭》雖然剪輯相當稚嫩,畫面無比簡單,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業余的導演獲得了山形電影節的優秀獎。楊天乙以她獨特的視角觀察到了中國的老齡化問題以及老人的內心需要關愛和呵護這一現實問題。像楊天乙這樣的業余獨立紀錄片導演在中國不占少數,他們的專業技術貧乏,但是他們卻有著許多專業導演所不具備的親和力和溝通能力。楊天乙在創作《老頭》時一直保持著很純真的創作狀態,心貼心地跟老人溝通,老人都把她當孫女一樣看待,對于一個片子來說,這是一個優勢。
總而言之,進入了DV時代以后我國的獨立紀錄片創作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雖然DV時代制作的紀錄片畫面粗糙,重形式而輕內容,模仿性較強,但并不能對其發展持否定的態度,畢竟DV時代的到來不過短短十幾年的時間,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數字化技術的升級,DV將使中國獨立紀錄片許多觀念發生變化,更有力地推動著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發展。
作者:徐詩航 單位: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