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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管理科學雜志》2015年第八期

“中國收入倍增計劃”（下文簡稱“中國計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經濟發展目標?；仡櫢母镩_放以來，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達到4260美元，實現了從下中等收入國家到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而十八大這一新目標的實現，將推動我國向高收入國家轉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也提出了“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下文簡稱“日本計劃”），該計劃成功實現了日本向現代化國家的轉型。如何學習借鑒日本經驗，更有效的實現中國計劃？本文擬在借鑒日本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相關的文獻，對中國計劃的提出背景、主要內涵、實現基礎及所需條件進行評析，并提出具體推行建議。本文余下的章節構成如下：第一節闡述“收入倍增計劃”的內涵和外延；第二節分析“收入倍增計劃”的提出背景；第三節總結“收入倍增計劃”的挑戰；第四節為“收入倍增計劃”的對策評價；第五節為結論性評述。

一、收入倍增計劃的內涵和外延

“中國計劃”第一次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正式出現，其內涵表述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但這一定義對于收入的外延并未做出清楚的界定，有不少學者對之進行了進一步的解讀。劉尚希認為中國計劃里的“收入”的收應指實際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指扣除繳納的所得稅、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險費等稅費后的收入。而蘇海南則將收入定義為除去物價上漲因素后的倍增。1961年~1970年，日本制定了“日本計劃”，該計劃對日本后來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計劃完成后日本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計劃”的內涵旨在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之間以及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該計劃的外延是在一個相對確定的、較短的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培訓人才、振興科學技術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二、收入倍增計劃的提出背景

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型是擺脫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舉措。中國和日本在收入轉型時期都提出了“收入倍增”計劃，希冀能夠持續提高國民收入。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1961-1970）就制定了“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而中國則是在21世紀20年代提出，雖然晚了半個世紀，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全球背景。從國際大環境來看，中國計劃是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措施之一。拉迪（Lardy）指出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及2011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仍在延續，世界市場不景氣對中國的出口加工業造成巨大沖擊；而作為拉動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受限勢必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在此背景下，擴大內需，開發居民消費潛力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中國計劃”則成為擴大內需的必然要求。反觀日本，1961年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尋求美國的庇護，且美國也意圖在東亞扶持日本，給予其大量的經濟援助。因此，日本面臨的國際環境要遠優于中國。

2.現實國情?！爸袊媱潯笔敲鎸鴥冉洕鐣l展不平衡、回應國內社會各界廣泛期待及基于地方政府深入實踐的背景下提出的。首先，在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方面，孫立平認為這種不平衡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體現為居民收入差距大，兩極分化嚴重，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過低，政府、企業和個人分配關系不協調。其中，在收入差距方面，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指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且超過了0.6的危險水平。再次，從國內情況來看，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迅速發展，但由于國際影響，2010年之后經濟增速放緩，而中國計劃的提出是對國內各界廣泛期待的回應。2007年就有學者及官員提出希望政府制訂和實行類似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國迫切需要實現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轉變，改變GDP快速增長與居民消費率持續走低同時出現的怪圈。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已經率先推出了“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如2008年廣東省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增”、2011年湖南省“居民收入倍增計劃”以及江蘇省東臺市“農民收入倍增計劃”等。這些呼聲和地方實踐為中國計劃的出現做了良好的輿論和實施準備。從日本實施收入倍增計劃的國內情況來看，中日略有不同。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經歷了“巖戶景氣”進入了短暫的“鍋底蕭條”時期，經濟過度依賴投資、人口紅利即將結束、國內個人消費不足等。國內存在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工人市場并存的二元分割的經濟結構且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投資。

三、收入倍增計劃的挑戰

“中國計劃”面臨的挑戰可以從經濟、制度、社會和文化四個方面來分析。首先，經濟方面，我國當前經濟過度依賴出口，私營經濟發展緩慢，人口紅利逐漸喪失，且物價居高不下；制度方面，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制度需要完善，國有企業的壟斷以及部門利益集團都需要進行改革；社會方面，我國歷史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變；文化方面，勞動者的技術水平不足，國家創新能力不足都是實現中國計劃的巨大挑戰。而在日本，少數“日本計劃”的支持者引發了日本國內對于收入倍增的激烈論爭，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日本經濟學家下村治，他引發了日本國內影響深遠的“庫存論爭”和“增長論爭”。在當時，日本也面臨著研究的挑戰，在經濟方面，日本國際收支不平衡，生產能力過剩，經濟雙重結構凸顯；社會方面，日本城鄉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文化方面，日本也缺乏高技術的人才，但同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當時的制度結構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較為合理，壟斷行業較少。

四、收入倍增計劃對策評價

1.“中國計劃”對策。當前，雖然國家層面沒有出臺關于實施“中國計劃”的具體措施，但諸多學者對如何實現“中國計劃”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然而，學者們所提的對策內容較為零散，沒有形成一個全面而深刻的對策體系，具體對策涉及四個方面：首先，制度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維護社會的公平是實現“中國計劃”的重要保障；在財稅制度上，進行結構性減稅、提高糧食價格和農業現代化程度、加強農民工社保、加強中西部投資、規范央企薪酬和推動分稅制改革，發揮財政稅收的調節和再分配功能，提高全社會福利水平。其次，經濟方面。產業結構升級被認為是實現“中國計劃”的重要路徑，在未來的發展中，推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向高效低耗、清潔環保的方向發展，努力將蛋糕做大，不斷增加收入源；另外，在激勵創業方面，鼓勵中小企業發展，鼓勵創新，加強資本市場對小微企業的支持，也是提高國民收入的可行之道。再次，社會方面。在社會保障方面，我國應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不斷促進就業，保障住房，以及加強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普惠性；不斷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改善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最后，文化方面。在科技創新方面，應重點加強企業創新體系建設，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另外還需不斷加強教育和提高勞動者素質，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促進經濟發展。總體來看，當前學者們為實現“中國計劃”所提出的對策措施有以下特點：內容廣泛但不具體，條目眾多但不系統，措施較全面但重點不突出。也就是說，當前“中國計劃”的實施對策還處于理論探討之中，沒有形成清晰的邏輯體系，因此缺少現實可行性。然而對照“日本計劃”的實施措施，我們可以發現，“日本計劃”擁有相當完善的對策體系，該體系的邏輯架構和組成內容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

2.“日本計劃”對策。“日本計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離不開政府的前期分析和規劃。魏斯華、郭士信、徐飛等人指出，“日本計劃”的主要實施對策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加強政府公共投資，在尊重民間部門的創造性，保持其投資增長的前提下，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加強產業基礎。二是改進產業結構，緩和大企業和小企業的雙重結構。通過增加面向中小企業的民間放款及財政貸款、降低利息、加強經營技術與勞務管理的指導等方式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鼓勵大企業幫助中小企業提高管理水平、技術水平并且根據《拖延支付承包金等防止法》，提醒有關團體和企業，防止在資金上給中小企業增加困難。三是促進對外貿易與國際經濟合作，著重加強出口。四是培訓人才與振興科學技術，通過教育和企業內部培訓來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五是確保社會安定。著重解決各階層間的收入差距，于1959年制訂《最低工資法》，1961年規定“生產者米價”，縮小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同年又通過了“全國綜合開發計劃草案”并與次年把其提升為《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在開發地區，政府給予民間企業優惠政策，并配套進行交通、用水、通信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工廠搬遷，向開發地區轉移。另外，日本還注重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步健全，如從1961年4月1日起，實施《國民年金法》，將被雇傭者與自營業者等都納入保障體系，實現了全民保險。“日本計劃”的實施對策有其內在的邏輯和體系。該計劃把國民經濟活動與人們的物質福利緊密相聯，日本政府規定“生產者米價”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且制訂了《最低工資法》提高了工人的收入，由于農民、工人購買力的增強，使得日本的“個人消費支出”有了迅速的增長，國內消費需求得到有效提升。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實施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促進區域產業協調發展的政策，這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還提高了生產能力。郭士信（1984）也指出，“日本計劃”提出了一系列積極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措施，尤其大力促進設備投資的增加與刺激有效需求的擴大，這一系列政策措施又與提高收入、美好的生活前景結合在一起，因而受到日本國民極大的關注。由此可見，“日本計劃”打出的是以刺激消費為重點，促進生產為目的，同時包含有利于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的組合牌。

3.中日兩國“收入倍增計劃”的對策比較。由上文分析可知，當前“中國計劃”的實施對策還處于理論探討之中，沒有形成清晰的邏輯體系，而“日本計劃”的實施措施則是有重點、有目的、有保障的系統化整體。對比兩國“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對策，有助于認清“中國計劃”的不足之處，也為下一步的改進打下理論上的基礎?？傮w比較可以看出，“中國計劃”的實施對策還未形成系統，而日本1961年在經濟審議會的統一指導下出臺的"日本計劃"擁有較為完整的對策體系，該體系以刺激消費為重點，促進生產為目的，以進出口帶動生產和消費，以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為生產和消費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外部保證。正是在這一較為完善的“倍增計劃”的指導下，日本用十年的時間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跨越，可以說日本的“倍增計劃”是非常成功的。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計劃”的實施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通貨膨脹和嚴重的環境污染。

五、結論性評述

通過對當前研究“中國計劃”和“日本計劃”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發現，中日兩國收入倍增計劃既有相似之處，也有諸多區別。相似之處表現在：中日兩國在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時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同，面臨的主要問題相似。區別之處表現在：一方面，中國計劃面臨的國際環境、國內問題要比日本計劃要復雜和嚴峻；另一方面，“中國計劃”缺乏統一的領導機構以及頂層設計，前期研究準備不足，對問題的全民討論不夠，實施對策缺乏系統性、完整性；而“日本計劃”則是在政府經濟審議會的統一領導下，實施的完整、系統、可操作的整體規劃。當前，中國正處于同1961年的日本非常相似的發展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極為相似，“中國計劃”的提出應當說是恰到好處，但目前為止，國家還沒有推出一套完整的“中國計劃”實施方案。按照本文對中日收入倍增計劃比較分析的結論，對未來實施“中國計劃”提出如下三個方面的展望：首先，需要注重頂層設計?？山梃b日本經驗，成立“中國計劃”國家領導咨詢委員會，專門負責“倍增計劃”的領導、統籌和規劃。在該委員會下設立綜合政策研究室、公共事業研究室、市場發展研究室等研究咨詢部門，吸納各研究領域的教授、學者、企業界和NGO人士，群策群力，共謀發展。其次，對“中國計劃”的實施背景、挑戰和實現對策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可以將收入倍增計劃與經濟學前沿理論和方法相結合，特別是同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分析方法相結合，探討收入倍增計劃的背景、內涵、挑戰及對策的內在聯系，理清核心問題，明確收入倍增計劃的實現機制。最后，盡快出臺“中國計劃”實施綱要，用以指導各地實踐。未來的研究還需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實現“中國計劃”的對策機制，形成系統性的實施方案。特別的，在中國的對策機制中還應包括穩定物價、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美麗中國”等重要內容。

作者：張璟 郭鳳林 王志剛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法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