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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檔案雜志》2015年第四期

一、抗戰歌謠出版媒介場域的形成

與前方戰場的悲壯慘烈的情形相比，抗戰時期的文化出版與文藝創作則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復興繁榮的局面。在出版事業方面，抗戰前期，形成了以武漢為中心，以廣州、長沙、上海、香港等城市為主的出版與供應基地。抗戰中后期，則形成以重慶為中心，桂林、貴陽、昆明、成都、西安等大后方主要城市為重點的出版集散地[5]。在文藝創作方面，中國絕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都遷往抗戰大后方，直接促成了抗戰文藝的繁榮景象。抗戰歌謠的出版媒介場域正是伴隨著抗戰大后方圖書、期刊和報紙三種載體形式的文化出版的興起以及文藝創作者和閱讀者等群體的發展壯大而逐步生成。

1.抗戰歌謠專著的大量涌現日本侵華戰爭嚴重摧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但在抗戰大后方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戰時文化出版一度出現了短暫的春天，造就了桂林這座抗戰歷史文化名城，成就了重慶這座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重鎮。據1943年，鐘憲民指出：最近重慶市圖書出版銷量，比抗戰之前的上海還要好得多，特別是抗戰文藝讀物普遍增多，比例較大[6]。與此同時，關于抗戰歌謠的專著大量涌現，呈現出一番獨特的抗戰文化風景。這些抗戰歌謠圖書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情形。（1）抗戰各類歌曲的專著有：冼星海等編《抗戰歌曲集》（上海，生活書店1938），馬祖武、張定和等編《抗戰歌曲新集》（重慶，教育部第二社會教育工作團，1941），蕭而化、豐子愷編《抗戰歌選》（成都，越新書局，1942），任鈞著《為勝利而歌》（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3），汪繼章編著《抗戰歌謠》（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5）等。（2）抗戰戰歌、軍歌的專著有：馬絲白輯《戰歌第一集》（武昌，湖北省各級學校戰時服務團總團部，1937），劫夫等著《戰地歌聲》（漢口，生活書店，1938），韓一青編《抗戰虎嘯歌曲》（西安，復興出版社，1939），青年軍人叢書編輯委員會編《青年軍歌集》（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全國知識青年志愿從軍編練總監部，1945）等。（3）抗戰民俗唱詞的專著有：穆木天著《抗戰大鼓詞》（漢口，新知書店，1938），趙景深著《戰時大鼓詞》（廣州，戰時出版社，1938），何蓉等著《抗戰通俗韻文選》（出版地不詳，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9）等。（4）抗戰童謠兒歌的專著有：鐘昭華編《兒童歌曲》（桂林，華華書店，1944），華鶯，章淑編《兒童歌曲》（重慶，作家書屋，1944），孫慎編《兒童新歌集》（重慶，歌曲研究社，1945）等。（5）抗戰歌謠的合唱專著有：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編《齊唱曲集》（重慶，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1941），林路主編《抗戰二部合唱歌曲集》（桂林，抗戰歌曲刊社，1943）等。（6）抗戰歌謠的配畫專著有：成都市民教館編《抗戰漫畫歌謠集》（成都，成都市民教館，1941）等。（7）抗戰歌謠的系列叢書有：伊蘭編《戰時歌曲：大家唱•一集》、《戰時歌曲：大家唱•二集》（重慶，上海書店，1937）；陳原、余荻等編《二期抗戰新歌初集》（桂林，新知書店，1939）、《二期抗戰新歌二集》（曲江，藝術圖書社，1941）、《二期抗戰新歌續集》（出版地不詳，亞洲印書館，1943）等。此外，還有關于彈詞鼓詞的國民常識通俗小叢書：老向編《募寒衣》（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1），楊昌溪編《王銘章血戰滕縣城》、嚴恩紋著《陳懷民肉彈擊敵》、王冰洋著《杏兒山盡忠》、師辛編著《袁專員守土抗戰》、羊駒編《抗戰小曲》（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王冰洋編著《梁鎮球助軍殲敵》（國民圖書出版社，1943），莊文著《溫生財刺孚琦》（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等。（8）抗戰歌謠的研究專著：周鋼鳴著《戰時后方歌詠》（漢口，黎明書局，1937），馬國霖著《唱歌法》（桂林，新大地社，1943），艾思奇等著《秧歌論文選集》（出版地不詳，新華書店，1944）等。除以上所舉外，還有冼星海著《星海歌曲集》（桂林，新光書店，出版時間不詳），許可經著《救亡歌曲集》（重慶，出版者不詳，1937），成都市中等學校校長座談會選輯《成都市學校青年訓練團抗戰歌集》（成都，新記成都啟文印刷局，1937），于冰編《救亡歌集》（西安，少年先鋒社，1938），楊守真編《抗敵歌集》（桂林，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1940），伊蘭編《抗戰歌曲集》（長沙，上海書店，出版時間不詳），鄭一編《選抗戰歌聲》（沙市，中南圖書公司，1940），二二五童子軍書報用品社編《救亡歌曲》（成都，二二五童子軍書報用品社，1940），朱宗敬編《前線歌選》（上饒，戰地圖書出版社，1940）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正是這些抗戰歌謠專著的出版發行，彰顯了抗戰歌謠創作與歌詠活動的繁榮發展，形成了以圖書專著為基礎，以抗戰歌謠為傳播客體的媒介場域。

2.抗戰歌謠報刊上廣泛發表報刊作為信息傳播的主要媒介，是讀者面向最為廣泛、傳播覆蓋最為普遍，傳播時效最為及時的出版物。據筆者2010至2013年重慶圖書館抗戰民歌民謠專題文獻普查，及2014年以來第三軍醫大學抗戰歌謠精神形態研究課題的調研，抗戰歌謠的發表可謂遍布大后方的各種報刊。（1）抗戰大后方報紙發表抗戰歌謠的情況抗戰時期，東部沿海地區的報紙業被迫遷往西南地區，形成了“一報多版”、“百報齊鳴”的發展形勢。如《中央日報》于1938年9月遷到重慶，但在長沙、貴陽、成都、昆明、福州以及廣西、安徽等10余地都有分版出版[7]。其他如《大公報》有香港版、重慶版、桂林版，《掃蕩報》出有重慶版、桂林版、昆明版，《陣中日報》有成都版、湖南版等。這些報紙不論是大報、官方報，抑或是小報、民間報，都極大地傳播了抗戰歷史文化，幾乎大部分報紙只要有副刊，均刊載過抗戰歌謠，對抗戰歌謠的傳播影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國性的報紙巨頭方面，《大公報》重慶版連續刊載了瀅輯的新疆民歌《被壓迫者》（1938-12-2）、《團結之花》（1938-12-4），李建章的《捐款》、《小刺客》、《批把樹》《喜鵲》《不逃難》等抗戰歌謠10則，羅四維的《小轎車》《說大阪》《小日本》《東洋鬼子》《小倭奴》等5則以及老向的民俗唱詞“討汪”之《抗敵除奸》、《汪逆私逃》、《精衛不祥》、《汪逆降敵》、《捉拿漢奸》（1939-10-2）等。《中央日報》貴陽版發表了文傳聲的《兒歌擬作十首》（1939-4-28），輯錄了佚名的《同護江山》、《旗正飄飄》、《偉大的國旗》、《天下為公》、《我所愛的大中華》、《玉門出塞》、《赴敵》、《戰斗頌》、《戰斗的愛》、《中國的戰士》、《流亡之歡》、《募寒衣》（1939-11-25）；同年11月19日開始，《中央日報》重慶版連載了老向依國韻以“抗戰到底”為主題撰寫的民眾歌曲四十二首；《中央日報》成都版發表老向的民間小調《壯士歸來》（1941-9-30）等。《掃蕩報》重慶版發表了荊有麟撰寫的《送郎投軍》（1939-3-27）、《代爹出征》（1939-4-3）、《太陽出山》（1939-4-28），9月19—30日連載蘇子涵作詞、邵恒秋繪畫、邱希文木刻《開封大鋤奸-拉洋片唱詞-連環漫畫》；《掃蕩報》桂林版刊發了陳玠、胡然的童謠《啦啦歌》，吳鐘琪記譜、配詞的小白菜調《要報仇》（1939-10-19）等。《陣中日報》刊發了佚名撰寫的陜北民歌摘豆角調《打東洋》（1943-6-30）、仿四川民歌調《太陽出來照白崖》（1943-7-14）、顏世英的《殺敵歌》（1943-8-15）等。在區域性的地方報紙方面，《新華日報》刊發了高敏夫的陜北小調《哥哥騎馬打東洋》（1938-7-27）、《人人都愛他》（1938-12-12），田家的《鄂西民歌》（1939-1-22），羽錄的《黔桂難民逃亡謠》、《四川民謠》（1945-3-18）等。《西南日報》上有孫渝的《為祖國戰爭》、羅雪安的《振興中華》、陽金刺的《勝利進行曲》（1938-9-10），胡紹軒、徐萱的《天明歌》（1939-1-10），廖季登的抗戰新歌三首《我們在后方》（1939-1-16）、《兵工》（1939-1-17）、《我們的鐵》（1939-1-18）等。《西北文化報》上芢莆的救亡歌曲《加入義勇隊》》（1938-1-8）、文華的《戰歌》（1940-1-29）、陳棚的《游擊隊之歌》（1940-5-13）、王捷二的《征募夏衣歌》（1940-5-18）等。《華北新聞》上楊世華的《劈劈拍》（1944-1-17）、《電線桿》（1944-1-23）、武或的《大家出力》（1944-1-21），佚名的《小歌謠》（1944-1-26），裕的《喜鵲》（1944-2-29），卓筆的《黃大姐》（1944-2-13）、藍田的《勸妻》（1944-2-14）、《運夜糧》（1944-2-21）、《切菜刀》（1944-2-21），佚名的《大漢奸》（1944-2-27）等等。即便是一些縣市級報紙也發表了大量的抗戰歌謠。如《萬州日報》上鄉壩老的《勸買救國公債通俗歌》（1937-10-4）、王元的《抗戰總動員歌》（1937-10-13）、淚湘仿蘇武牧羊譜作的《抗日除奸歌》（1937-10-31）、田夫的《勸捐曲》（1937-12-30）、英的開路先鋒歌調《抗敵先鋒歌》（1938-1-9）、宋萍的孟姜女尋夫調《殺敵歌》（1938-1-18）、佚名的仿孟姜女調《防空山歌》（1940-10-23）。《達縣日報》上佚名的《勸農夫》（1943-12-3）等。此外，《新民報》、《新蜀報》、《商務日報》、《大聲日報》、《國民公報》、《成都快報》、《西北日報》、《興中日報》、《朝報》、《建國日報》（含成都版）、《新秦日報》、《濟川公報》、《甘肅民國日報》、《川東日報》、《廣西日報》、《南京晚報》、《國難三日刊》、《時事新刊》（含成都）、《復興日報晚刊》（成都版）、《西南日報晚刊》、《時事新報》、《評論晚報》、《重慶新民報晚刊》、《中央日報星期刊》（貴陽版）、《黨軍日報》、《理報》、《晚晚報》、《新新新聞》、《包頭日報》、《華西日報》、《救國日報》、《南方日報》、《寧遠報》、《新中國日報》《云陽公報》、《保山日報》[8]等都有抗戰歌謠的頻繁見諸報端。抗戰大后方各種報紙對抗戰歌謠的刊發，是對抗戰歌謠傳播的鼎力支持，極大擴展了抗戰歌謠的社會影響。（2）抗戰大后方期刊發表抗戰歌謠的情況與報紙略有不同，抗戰時期中國期刊出版界在復刊及內遷的前后，創辦了一大批抗戰文藝的專門期刊，如《文化先鋒》、《文藝先鋒》、《戰時青年》、《戰時文化》、《全民抗戰》、《反攻》、《反侵略》、《抗到底》、《中蘇文化》、《國訊》、《戰時教育》[9]、《抗戰文藝》、《抗戰三日刊》、《戰潮》、《全民周刊》、《文藝戰線》、《戰歌》、《抗戰戲劇》、《抗敵導報》、《戰時民訓》、《文化動員》、《抗戰藝術》、《全民抗戰》、《戰時民眾》、《抗到底半月刊》、《隆昌縣總動員宣傳周特刊》、《戰時中學生》、《戰時后方畫刊》、《抗建通俗畫刊》、《抗建》、《反攻》、《正信抗戰半月刊》等等。將抗戰大后方期刊雜志進行簡單劃分，各類期刊也均有抗戰歌謠的發表，幾乎可以信手拈來。在文化、藝術類期刊方面，《文藝戰線》上胡庶華作詞、能務民作曲的《抗戰到底歌》（1937年第1卷第2期），《戰歌》上徐紹昌詞、劉雪廠作曲的《游擊隊歌》（1937年第7期）。《文化動員》上秦光銀的《從軍樂》（1939年第1卷第3期）。《廣播周刊》上啟海的《到敵人后方去》（1939年第3期）。《新音樂》上何家槐作歌、孫慎作曲的《新游擊隊之歌》（1940年第1卷第5期）、黎音作的《鬼子和豺狼》（1942年第4卷第2期）。《戰時后方畫刊》上漾兮撰的《抗敵歌謠》（1940年第1卷第1期）。《戰時文藝》上洪濤寫的《反侵略戰歌》（1942年第1卷第3期）。《全民抗戰》上東翠寶的鼓詞《小喇叭嚇退敵兵》（1939年第7期）。《戰時民眾》上邢廣益仿無錫景調《國難小調》、太樸的《保衛大武漢》、廣益仿哭七七《殺敵小調》、邢廣義仿揚州小調《殺敵小調》等（1939年第13期）。《美術家》上汪子美的戰時小調《今年莊家好》、《送爹前去打游擊》、《哥哥渡河到江東》、《爸爸打游擊》（1945年第2期）等。在政治、經濟類期刊方面，《浙江自治》上唐納詞、聶耳曲的《自衛歌》（1939年第3期），陳田鶴的《八一三戰歌》（1939年第15期）。《四川省合作通訊》上曾士風的抗戰通俗獨唱詞《血債記》（1939年2卷7期）。《西北工合通訊》上佚名的《游擊隊》、《鬼子矮》（1940年第1卷第3期）、劉忠益的《生產軍歌》（1941年第4卷第4期）。《政工周報》上李培基的《從軍衛國歌》（1941年第4卷第9期）。《農民通訊》上佚名的《山歌一首》（1944年第2卷第1期）、前人的《農人周年抗戰歌》（1944年第2卷第5期）。《三民主義半月刊》上許世英的《知識青年從軍歌》（1944年第5卷第11期）等。在軍事、教育類期刊方面，《軍事雜志》上俯拾的《游擊短歌》（1939年第117期）。《海軍建設》上貝谷的《揚子江戰歌》（1940年第1卷第5期）。《進修》上李德笙的《戰時童歌》（1940年第2卷第2期）。《四川兵役》上秦光銀的抗戰童謠《打東洋》、《打游擊》、《出征》、《送哥哥》、《大家不退后》、《騎馬打東洋》、《報國仇》、《我不躲》、《不當漢奸》、《犒勞將士》等三十四首（1940年第7、8期）。《士兵月刊》上佚名的《抗建山歌》、《戰地山歌》（1942年第3期），《士兵周報》上佚名的《九一八》（1943年第3期）。《職工通訊》上佚名的詠延水謠曲《六進六出》（1943年第2卷第12期）等。可以說，抗戰大后方的各種期刊雜志上發表的大量抗戰歌謠，使其承載抗戰歌謠的媒介效應也急劇增大。而這種“場效應”不僅引發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繼而更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抗戰救亡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

3.抗戰歌謠創作群體與受眾在出版媒介場域中，出版者與出版物只是傳播媒介，是媒介場域的中間環節。只有創作者生產出信息符號之后，才能經由出版者加工出品，傳遞給信息的受眾，形成完整的傳播過程。抗戰歌謠出版媒介場域，即是在出版媒介的形成中使得抗戰歌謠的創作者與受眾作為傳播鏈首尾相連。（1）抗戰歌謠的創作群體抗戰時期，歌謠的創作群體比以往更加全面廣泛。一方面，抗戰歌謠的創作群體涵蓋了音樂家、詩人、作家等各類文藝工作者。如音樂家塞克作歌、冼星海制譜的《保衛蘆溝橋》（《新少年》1937年第4卷第2期），賀綠汀的《炮兵歌》、塞克的《全面抗戰》（《西南日報》1938-9-10），劉雪盦、自度曲的《中國空軍歌》（《戰歌》1938年第1卷第1-4期），白炎作歌、呂驥作曲的《武裝保衛山西》（《大聲》1937年第18期），麥新詞、孟波曲的《犧牲已到最后關頭》（《浙江自治》1939年第1期）。老舍的抗戰民歌二首《大家忙歌》、《出錢出力歌》（《掃蕩報》1938-11-12），冰心的《出征抗日歌》（《兵役半月刊》1939年第2卷第14期），郭沫若、賀綠汀的《出錢勞軍歌》（《兒童月刊》1941年第14期）等。另一方面，政治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等軍政要員及行政官員等也加入到抗戰歌謠的創作群體之中。如馮玉祥創作的《勸君節約建國》（《掃蕩報》1940-11-11）、《快服兵役歌》（《經緯》1944年第2卷第8期）、《勝利勞軍歌》（《國民公報》1945-9-9）等。陳立夫、盧冀野的《抗戰建國歌》（《西南日報》1938-9-10），陳果夫作歌、唐學詠制譜的《合作歌》（《自貢合作旬刊》1942年第15、16期）。羅家倫的《空軍東征日本凱歌》（《新民族》1938年第1卷第14期）、《遠征軍歌》（《現代西北》1944年第7卷第2期）、《青年從軍歌》（《中國青年》1944年第11卷第5期）等。潘公展的《總動員歌》（《農業推廣通訊》1942年第4卷第4期），楊公達的《籌債歌》（《掃蕩報》1944-4-12）等。抗戰歌謠創作群體的發展壯大，帶動了抗戰大后方群眾歌詠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不僅傳播了抗戰救亡歌聲，播撒了抗戰音樂火種，更用民魂戰歌的嘹亮樂章喚起了大后方民眾的抗日激情，點燃了各地的抗戰音樂烈火，使抗戰救亡歌聲遍布全國，有力支援了抗戰民族解放戰爭。（2）抗戰歌謠的受眾傳播受眾是指與抗戰歌謠出版信息相關聯的讀者群體。他們是抗戰歌謠信息的接收者、反饋者與傳播者，是抗戰歌謠傳播的起始目標和最終歸宿。在出版媒介場域中，抗戰歌謠的原文創作者和編輯出版的生產者構建了信息傳播空間，而這依賴于受眾群體的閱讀和傳播。抗戰歌謠傳播過程中，只有得到受眾的閱讀傳遞，才能形成完整的傳播系統。在抗戰歌謠的出版媒介場域中，一方面，針對工人、農民、士兵、市民、學生等社會各個階層，以及對青壯年、婦女、兒童等社會各種群體，既有社會科普類的圖書報刊，更有量身打造的專業讀物。如王云階、劉雪廠在《戰時婦女》上的《好女兒歌》（1937年第13期），傅建華在《湖南防空月刊》上的《防空俚歌》（1940年第11、12期）。地雷檢詞、丁珰曲在《新音樂》上的《新兵歌》、柳傅啟事，桂矢甲曲的《步兵歌》（1940年第1卷第2期）。龍光在《現代農民》上的《節約歌》（1941年第4卷第5期），行知在《戰時勞工》上的《自立歌》、《節約歌》（1942年第2卷第9期）等。另一方面，抗戰歌謠的創作者和生產者，針對社會不同的受眾群體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輔導。如趙清閣在《彈花》上的《制作軍歌之我見》（1938年第2卷第2期），作新在《新民報半月刊》上的《從歌謠中看婦女》（1940年第2卷第1期），吳世璟在《社會教育輔導》上的《怎樣教士兵唱歌》（1944年第2期）。林石的《怎樣教大眾產生自己的歌曲》、陶行知的《什么是大眾歌曲》、張曙的《唱歌的聲音與感情》（冼星海等編《抗戰歌曲集》，上海，生活書店，1938）等。對于抗戰歌謠的傳播情形，豐子愷談道：“連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來,起來’，‘前進,前進’的聲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會是自不必說，長沙的湖南婆婆，漢口的湖北車夫，都能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現在可以說，有人煙處，即有抗戰歌曲。”

二、結語

出版媒介是抗戰歌謠的基本傳播媒介。抗戰時期，在一切文藝為抗戰服務的旗幟下，在各種圖書、報刊發表抗戰歌謠為抗戰事業服務的時候，出版媒介場域應運而生。抗戰歌謠出版媒介場域的形成對宣傳抗戰大眾文化，對鼓舞大后方軍民堅忍不拔、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可以說，出版媒介場域對于抗戰歌謠的傳播已經成為抗戰歷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不僅展現了抗戰歌謠的歷史發展脈絡，也生動表現了抗戰大后方全體軍民眾志成城、共赴國難的光輝歷程。它作為抗戰歌謠的主要傳播媒介，展現了抗戰歌謠開創了民族音樂與工農兵相結合、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大眾化的新局面，有力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日斗爭，并將形象地詮釋了抗戰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抗戰歌謠傳遞給廣大軍民，使之成為中國革命精神的重要載體和中華民族精神寶貴財富。

作者：劉安東 肖軍 王兆輝 單位：重慶圖書館 第三軍醫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