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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十分青睞的社交軟件，但由于其獨特的傳播機制和特點，違法犯罪分子將其作為開展不法活動的溫床，使人們的安全感受到嚴重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恐怖組織和個人將社交媒體作為開展恐怖活動宣傳、組織和行動的工具；二是違法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體實施色情、賭博和詐騙等犯罪；三是社交媒體成為引發違法犯罪的橋梁；四是社交媒體在引導網絡輿情的方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社交媒體；傳播；治安問題

傳播學者安德烈亞斯•卡普蘭（AndreasKaplan）和邁克爾•亨萊因（MichaelHaenlein）將社交媒體定義為：“一系列建立在Web2.0的技術和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網絡應用，它允許用戶自己生產內容并進行交流。”[1]社交媒體的傳播特點主要為：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傳播具有交互性、傳播具有選擇性[2]。用戶之間可以進行交流互動，并且后臺服務器可以自動地向用戶推薦可能認識的人以及與當前用戶有關或者其感興趣的內容。社交媒體作為互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新的潮流。美國Alexa公司的統計表明，2016年全球流量排名前十的網站中，社交媒體網站占了五席，統領了半壁江山。截至2016年底，全球互聯網用戶人數達到34.2億，相當于全球人口的46%；中國互聯網用戶人數達7.21億，位居全球第一；2016年全球社交媒體用戶達到23.1億人，相當于全球人口的31%，同比2015年增長了2.19億人，年增幅10%[3]。互聯網不僅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溝通方式，也更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這類開放的，具有互動性、選擇性的社交媒體平臺也極易成為犯罪分子實施犯罪的樂園和新的工具。由于社交媒體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大、內容更形象，加之其匿名性的特點，導致流行于其中的言論和行為尺度較寬，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虛擬身份，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量不良信息，使得其中充斥著違法犯罪內容。社交媒體傳播本身具有先天的明顯優勢，能夠保持其內容的原創，顯現創意和特點，其傳播比傳統媒體更具裂變性，社交媒體的信息傳播就如同原子散發，呈現出“核裂變式的幾何級數效應”。在近些年來全球爆發的暴力恐怖襲擊、詐騙活動、色情交易以及各類分裂勢力進行的不法輿論事件的各個環節中，有著“從多到多”的傳播機制的社交媒體都扮演著重要的宣傳平臺的角色，社交媒體存在的治安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人們的安全感，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社交媒體易成為暴力恐怖活動的傳播工具

（一）營造和煽動恐怖氣氛

恐怖襲擊的主要目的是對社會一切事物采取極其殘忍的手段，并且使社會群眾產生恐懼的心理。而傳播速度快、空間大的社交媒體在擴大恐怖主義的影響方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社會大眾被恐怖襲擊音視頻所包圍，造成了嚴重的恐慌氣氛。“網民能量的集聚，隨時可能借助突發性事件而形成集中地爆發。”[4]犯罪分子和組織以網絡為工具，利用網絡開展大量的犯罪活動，恐怖分子通過社交媒體來煽動民族歧視、民族怨恨，極大地危害了國家安全。2013年9月，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西門購物中心恐怖襲擊事件的制造者對襲擊事件進行了“推特直播”。[5]2015年1月3日，“博科圣地”組織對尼日利亞邁杜古里進行了恐怖襲擊，事件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的慘劇，這一次襲擊也被稱為“最致命的一次攻擊”。[6]這些恐怖襲擊事實被實施者和新聞工作者通過微博等各類社交媒體進行傳播，現場的各種血腥照片和襲擊視頻廣泛流傳于各類社交媒體平臺上，社交媒體就成了恐怖分子的“戰略工具”，使得恐怖分子可以直接打開對受眾者的大門，導致全球人民感覺處在恐怖襲擊的威脅當中，襲擊者成功制造了暴力恐怖的氣氛。2015年11月16日，“伊斯蘭國”組織還視頻聲稱：對于那些襲擊了敘利亞的國家將遭受與法國相同的命運，并揚言將襲擊美國首都華盛頓[7]。這些視頻通過各類社交媒體的轉發廣泛地傳播到世界各國，將對特定的那些城市和人民造成極度的恐慌，暴恐襲擊的氣氛將會得到進一步的煽動。

（二）傳播恐怖思想

社交媒體能夠將個人由權力受體演變為權力的載體，它們的出現解構了權力的傳統傳遞方法。在傳統的傳播形式中，底層的受體相對于上層的受體權力能量更小，相應地對上層的影響力也就越小。但是社交媒體正是恰到好處體現了福柯的權力觀。福柯認為：“它從不會單單積聚在什么地方，從不掌握在哪一個人的手中，從不會像一種商品或一份財富那樣被占用。權力通過一種網狀組織被使用和實施。個體不僅僅志在權力網絡的經緯網循環流動；他們總是處于同時經受這一權力和運用這一權力的位置……換句話說，個體是權力的載體而非其作用點”。[8]通過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的社交媒體來宣傳極端恐怖思想更加便利，“從多到多”的傳播機制讓社交媒體實現了“去中心化”，每一個用戶都成為網絡傳播中的節點，是權力受體和載體的統一體，這就可以使極端恐怖思想在全球用戶當中快速引爆流行，從而實現將有關恐怖活動的思想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空間內傳播。與此同時，新聞媒體會推送這些包含恐怖思想的音視頻，更大范圍地幫助恐怖分子進行傳播，這正是恐怖分子最愿意看到的。這些思想教義會蠱惑人們的思想，鼓勵并資助人們尤其是青少年成為“互聯網圣戰者”，加入恐怖組織參加各類恐怖活動。由于年輕人對安全感的需求以及他們心理的空虛加強了其對組織的依賴，所以青少年更可能接受極端恐怖思想，加之社交媒體被恐怖組織用來散布暴恐音視頻等信息，同時恐怖組織還利用Cookies來找尋潛在的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對他們進行洗腦，實現對其思想的蠱惑。例如，美國弗吉尼亞州17歲少年阿里•舒凱里•阿明在其Twitter上了超過7000條支持“伊斯蘭國”的留言，指導“伊斯蘭國”支持者使用網絡貨幣，以掩蓋對“伊斯蘭國”的資金資助，他還幫助恐怖組織成員加密網絡對話，更嚴重的是阿明還對想要前往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的18少年禮薩•里克內賈德予以指點[9]。他們加入ISIS的過程全部是在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通過其他恐怖組織成員的幫助和自己觀看視頻文字實現的。

（三）誘發暴力恐怖活動

在2014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召開的新聞會上有關負責人表示：在中國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涉案人員幾乎無一例外觀看、收聽過宣揚、煽動暴力恐怖的音視頻[10]。從系列的暴力恐怖襲擊案件來看，一些個人或組織基于社交媒體對其事件的渲染，進行暴恐活動的復制或暴恐謠言的編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些群體渴望通過對這類行為的重復或模仿來誘發恐怖氣氛的噴涌和疊加，形成最大化的社會效應，追求社會的關注。而擁有“從多到多”傳播機制的社交媒體被恐怖組織利用來傳播各類恐怖襲擊的教學音視頻和圖片，這樣的方式使他們的目的能夠快速的達成。其傳播手段多種多樣，有的直接在Twitter等社交媒體上進行直播；有的為了躲避網警的查處和封號則將暴恐音視頻上傳到網盤等外部鏈接，以供他人下載；還有的通過微信等即時通訊的社交媒體進行傳播，例如2015年12月，深圳有網民通過微信群傳播暴恐言論[11]。2017年3月，保定市一網民通過微信群傳播暴恐音視頻[12]。一些暴恐分子還直接將錄制好的包含極端恐怖思想的音視頻上傳到網絡或社交媒體，供潛在的恐怖分子學習。例如，據北京警方透露，在2013年10月28日北京金水橋事件發生前，當事暴恐分子錄制了“圣戰”視頻并上傳到社交媒體。恐怖組織在社交媒體上傳播的暴恐音視頻在進行暴恐技能教學和指揮實施恐怖襲擊等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Twitter和微信上傳播的一些暴恐視頻講解了AK-47沖鋒槍的使用方法，還有如何制作簡易的爆炸裝置和汽車炸彈等。這些使用社交媒體的活動也導致了“獨狼式”的恐怖分子開始涌現，他們不再需要有組織的進行襲擊。這種“獨狼式”的襲擊只需要通過社交媒體學習暴恐技能后就能獨自行動，所以暴恐音視頻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也會誘導更多的具有極端思想的人采用“獨狼式”的恐怖襲擊方式，并且由于這類襲擊不需要詳細策劃，所以預防的難度也進一步加大。

二、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社交媒體實施違法犯罪

（一）傳播色情淫穢信息

根據沃爾特•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現代社會中，由于社交媒體的不斷發展，“虛擬環境”的占比越來越大，而這樣的環境屬于“間接環境”，是一種象征性的現實，因此，社交媒體上傳播的色情信息就會使人們對現實社會產生錯誤的判斷，從而造成公眾對社會產生極大的誤差。現如今在一些微博、博客等社交媒體中，隨處可見那些對敏感部位僅作簡單遮擋的涉黃圖片，并且基本都附帶挑逗性文字。一些微博用戶在微博中發送淫穢視頻，并定期或不定期進行更新，以獲得大量點擊量和關注度。微信等社交媒體中色情音視頻的傳播也極為猖獗，2016年12月，黑龍江民警抓獲涉嫌在微信群傳播色情視頻的陳某，陳某每晚會通過她所創建的微信群傳播各類淫穢色情視頻，數量多達幾十部，對社會造成極端惡劣影響。有的不法分子利用微信公眾號的功能建立專門傳播色情圖片、文字和視頻的賬號，定期更新內容。在2015年微信公眾號公告對發送低俗內容的賬號給予封號注銷的處罰后，犯罪分子為躲避處罰開始以發送外部鏈接的方式繼續在微信公眾號內傳播色情信息。這些淫穢色情信息污染了網絡文化，與社會道德背道而馳，久而久之將會改變人們的思考和認知習慣，影響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嚴重破壞了公序良俗和傳統文化。

（二）開展色情交易活動

在社交媒體盛行的今天，利用網絡進行色情交易，其制作和傳播的形式越來越多種多樣，影響范圍也愈加廣泛。不法分子利用微博的直播功能開始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直播，以得到觀眾的禮品，有的微博用戶將這些受眾轉移到微信“福利群”中，通過向群成員發送淫穢視頻來索要微信紅包，以達到營利的目的。“互聯網+色情交易”也在社交媒體上盛行，也由于微信平臺虛擬的性質使得公安機關對其進行預防和打擊的難度加大。例如，2015年12月廣東警方打掉的一個網絡涉黃犯罪團伙，他們正是以微信群為平臺開展組織介紹活動[13]。微信等社交媒體已逐漸成為涉黃犯罪的溫床，甚至微信附近的人這一功能也被不法分子用來作為招募潛在目標的手段。被稱為“網絡直播元年”的2016年涌現了大量的直播軟件和直播平臺。截至2016年12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3.44億，占網民總量的47.1%，其中真人聊天秀直播的使用率達到19.8%[14]。真人秀直播火爆的同時，各種直播亂象也層出不窮，為了吸引粉絲，獲得更多流量和錢財，大量主播開始將色情淫穢活動注入直播中。例如2015年1月10日，斗魚TV出現主播“直播造娃娃”；2016年8月18日深圳警方破獲19歲女主播直播色情表演案件[15]。更有不法分子專門開發用于直播色情表演的社交媒體平臺，這些平臺甚至還設置有隱藏播放功能，只有通過搜索特定的主播賬號才能觀看到色情表演，所以在平臺主頁上并沒有淫穢色情的內容，一些主播為了防止自身賬號或平臺被查封以致觀眾打賞的禮物無法提現，于是將觀眾轉移至微信等社交媒體，再收取紅包進行色情表演。

（三）進行賭博活動

在社會生活數字化的同時，賭博、詐騙等犯罪活動也逐漸從線下轉移到了網上，虛擬化的形式使這些犯罪活動不易被察覺，導致犯罪分子更加猖獗。當前最為流行的網絡賭博活動為微信紅包賭博，即犯罪人建立微信群，群成員通過搶紅包的方式開展賭博，其具體的規則各有不同。2015年9月黑龍江警方破獲的首例微信紅包賭博案中，其規則就為搶到紅包最少者發，但群主不管搶多少都不發，并且群主定期給群成員發福利紅包，對成員予以心理慰藉，其最終的結果則是群主穩賺[16]。還有的將傳統賭博網絡化，借助微信等社交媒體登錄特定的棋牌軟件，通過計算積分，再利用微信紅包等支付的方式開展賭博。

（四）實施詐騙犯罪

隨著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微商”的普及，詐騙犯罪也開始在社交媒體中嶄露頭角。付郵費免費得名牌商品的推廣信息在微信中層出不窮，但支付的郵費實際上卻是幫別人還的貸款。二維碼詐騙也在微信中開展，這些二維碼實際上隱藏著病毒，一旦掃描，這些病毒就會盜取支付寶等軟件的賬號密碼，導致錢財丟失。還有一些旨在套取用戶個人信息的“點贊”詐騙和中獎詐騙也在微信等社交媒體中上演。這些利用社交媒體開展的賭博和詐騙犯罪因為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對社會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由于其犯罪成本低、隱蔽性強，更是增加了預防和打擊的難度。

三、社交媒體的過分渲染易使青少年效仿而實施違法犯罪

網絡道德失范導致人們開始放縱自己的言行，有的社交媒體用戶為了增加點擊率和獲得關注度，對實施違法犯罪的手段和細節進行了大量的描寫，并對一些實施者大肆渲染，扭曲人們的是非觀，毒化網民心靈，致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模仿違法犯罪。一些心理較為脆弱，心智又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則更可能會因為渴望受到社會的關注而加入“網絡模仿癥”的隊伍中，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一）誘導青少年參與群體性事件

網絡群體性事件一般指網絡用戶為了實現其共同的利益，在網絡上公開擾亂網絡社會秩序，形成一定人數規模，造成較大社會影響的事件。社交媒體開放性的特點使得傳播的熱點問題以更快的速度擴散到更大的空間內，而可能直接或間接涉及人們切身利益的問題一旦在社交媒體上被關注，直接導致網絡群體性事件，如果預防和控制不當，就將演變為現實世界中的非法集會、游行等活動。當有關群體性事件的音視頻流行于社交媒體，在一些心態失衡的社會群體、組織和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的煽動下，極易誘發群體性事件。始作俑者利用社交媒體的虛擬性、傳播的廣泛性和主體的不特定性，鼓動其他受眾對其行為進行模仿，這必定會對模仿者的心理和思想上產生更加深遠的危害，而對于群體性事件的模仿毫無疑問會造成更加嚴重的后果，應加大處置難度。2014年香港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占中”事件，這是香港經歷過的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暴動，這次事件中學生占了參與者的多數，而這些學生的組織召集人竟是不足18歲的黃子峰，并且他在13歲時就已經參加過街頭抗議。媒體的興風作浪，社交媒體用戶的傳播使得其家喻戶曉，最終導致了黃子峰的自我極端化。這些社交媒體在引發群體性事件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樣地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一些對生活狀況不滿并且熟悉網絡社交媒體的青少年應用社交媒體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誘導青少年性犯罪

萬惡淫為首，風行于社交媒體的淫穢色情信息容易破壞正常的網絡秩序，腐蝕人們的價值觀，扭曲社會正義感，誘導人們加入社交媒體傳播色情信息的隊伍，催生性犯罪。對于自控力較差的青少年來說，社交媒體已經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娛樂項目，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更可能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色情信息，容易接受暗示，進行模仿，使其產生象征性的想象，改變青少年意識或體驗的主觀世界，這無疑將會對他們的身心造成重大的傷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間，中國14到25周歲的青少年性犯罪占比高達35%。[17]而根據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資料，這些人員中大多都通過微信等社交媒體直接觀看過色情信息[18]。

（三）誘發青少年吸毒行為

在社會生活日益網絡化的今天，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也被轉移至網絡。近年來，一些吸毒視頻開始在某些微博和直播平臺等社交媒體上傳播，更有網絡主播開始在一些直播平臺上直播吸毒，還有的吸毒人員利用網絡聊天室有組織地聚眾開展吸毒活動。有的主播為了吸引眼球和獲得關注，公然在直播過程中吸毒或模仿吸毒（即假吸毒），表現出興奮和滿足感。2016年6月海南兩女子在大量觀眾面前直播吸毒；同年11月斗魚TV直播平臺一主播黃某假裝毒癮發作面向30萬觀眾直播吸毒，黃某在此過程中多次做出疑似吸毒動作[19]。此類事件在網絡上廣泛傳播，擾亂公共秩序，對社會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當這些在網絡上獲得贊許的吸毒視頻直播擴散后，大量缺乏警戒意識的觀眾會因好奇和羨慕而嘗試吸毒。傳統的吸毒行為已經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而社交媒體的聚眾性和開放性會使網絡吸毒犯罪的破壞力驟增，導致網絡吸毒行為泛濫，容易引發各類網絡涉毒犯罪，對社會造成惡劣影響。

（四）誘導青少年盜竊犯罪

社交媒體這樣的虛擬世界可以使青少年強烈的模仿欲得到極大的滿足，微博和貼吧等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描述詳盡的犯罪視頻會被廣泛傳播，并且會成為網民的“犯罪教材”，給予他們幫助。青少年往往沉迷于網絡并且生存能力較弱，當他們的生活陷入困境時，很可能通過盜竊等非常手段來制造經濟來源，這些青少年熟悉網絡能夠輕易地接觸到這些犯罪視頻，從而將犯罪行為現實化。2014年3月鎮江市尚軍模仿網絡視頻盜竊金店[20]。同年8月22日南京18歲小伙模仿網絡視頻在網吧內實施盜竊，犯罪人表示自己因為沒錢又無意間在貼吧上看到一個視頻，視頻中小偷利用轉移被害人注意力的方式盜竊錢包手機等貴重物品，于是產生了盜竊的犯意[21]。大量案例都表明犯罪人是在這類信息的誘導之下才實施犯罪，社交媒體獨特的傳播方式會使這些視頻在大量網民中快速地流傳，青少年缺乏認識能力并且精力充沛，使得模仿盜竊行為的發生概率得到極大的提高。

四、社交媒體易助長負面輿論的散播

（一）對公共政策進行負面輿論攻擊

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連接世界的重要橋梁，據報道，中國在2014年就已經有超過5億微博、微信用戶，每天要發送超過200億條信息[22]。社交媒體“從多到多”的傳播機制使得人們可以在其中自由發表言論并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傳播，這容易對某些個人或組織的言行造成明顯的影響和改變，進而做出過度的反應或激烈的行為，產生網絡輿情的強影響。對于當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網民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發表意見，遺憾的是目前并沒有科學的措施來規避其中的不法輿論。社交媒體中的自由言論容易造成一部分不清楚情況的人被謠言蠱惑，一些網絡水軍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對國家的公共政策進行不負責任的抨擊，大量不理性的網民隨之盲目跟風，行事沖動，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造成社會動蕩。與此同時，道德失范行為的不斷發生加劇了人們的不信任感和心理壓力，社會秩序和道德價值的重建應當提上工作日程。在有的刑事案件中，法律素養較低的網民往往會陷入極端主義，在社交媒體中發表不理性言論，制造出民憤或民憐的氛圍，從而產生民憤型或民憐型輿論，進而導致法院迫于輿論壓力在定罪量刑上有失偏頗，盡管法官能排除影響作出公正的判決，但也不能避免網絡輿論在司法過程中產生的影響。

（二）對無辜公民和企業進行輿論攻擊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中將安全感作為僅次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層次，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隨著網絡輿論的不斷盛行，人們開始將暴力言論轉移到社交媒體中，形成了網絡輿論暴力，一些人利用社交媒體對持不同意見的用戶或新聞展開言語的謾罵和圍攻，還有的散布失控性流言與謠言，使受眾對未來產生焦慮與恐慌，給公眾的安全感威脅形成。由于社交媒體的虛擬性和匿名性，加之社交媒體傳播的選擇性，會快速造成群體模仿，大量網民肆無忌憚的言論極具攻擊性。他們不僅進行人身攻擊，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騷擾當事人，有的甚至借助社交媒體的普及化進行商業詆毀或制造網絡謠言，極易發生網絡群體性事件，社會公眾為了盡量降低自我風險和損傷，避免成為受害者，便會產生對輿論的抗拒性因子，采取盲目逃避等降低受害可能性的行為，引起社會混亂，破壞社會正常秩序，可能造成社會經濟利益的損失。

如今，大量網民從社交媒體上獲取新聞資訊，有的用戶在一些熱點問題上不理智，盲目跟風，對網絡秩序造成嚴重的破壞。旅游業一直處于社交媒體談論的風口浪尖，“旅游亂象”不斷上演。與此同時一些網民開始利用社交媒體向公眾傳遞不實消息，夸大亂象，造成謠言的擴散，甚至有的別有用心的人對其他地區或企業進行詆毀，輿論烽火連天，一些“大V”用戶往往會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如若他們對輿論產生誤判或故意炒作，就會造成大量網民的盲目跟風，對當事人造成更大的損失。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便利，但是也造成了許多治安問題，社交媒體亂象叢生，違法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體進行不法活動，導致社會治安秩序混亂，公眾安全感缺失。我們必須發揮國家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力量，加強國家立法工作，相關企業應當將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應用到對社交媒體亂象的防控當中，開發先進網絡技術，提升網絡管控和情報工作能力，從源頭上防止社交媒體中存在的治安問題，建立和諧的網絡環境，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參考文獻：

[2]鄒忠民,丁元江.網絡媒體的特性和圖書館發展探索[J].圖書情報工作,2005(8):37-40.

[4]汪向東.中國網情報告:第一輯[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4.

[5]唐嵐.國際視野：網絡恐怖主義：安全威脅不容忽視[N].人民日報，2014,7(21):23.

[6]劉婧.巴黎只是冰山一角：盤點2015全球十大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EB/OL].

[7]伊斯蘭國視頻稱將在華盛頓發動襲擊[EB/OL].（2015-11-07）.

[8](澳)馬爾科姆•沃特斯.現代社會學理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245.

[9]美國少年幫助IS獲刑11年[N].北京晨報,2015-08-30（8）.

[10]陳鴻.當前我國暴恐犯罪的新特點及其應對——基于系統論的視角[J].廣州大學學報,2016(8):31-37.

[11]深圳7人散布暴恐謠言被拘[EB/OL].

[12]劉利影.河北一網民微信群發暴恐音視頻被拘留5日罰5000元[EB/OL].

[13]以微信群為平臺組織[N].華商報,2015-12-05（9）.

[14]第39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

[15]馬超.19歲女主播直播色情表演被抓[N].深圳晚報,2016-08-20（9）.

[16]楊華琳,雷蕾.黑龍江首例微信紅包賭博案揭秘[EB/OL].

[17]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案例研究院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性侵犯類）[EB/OL].

[18]翁浩浩.警惕！犯罪“新教父”[N].浙江日報,2012-05-17（19）.

[19]主播為增加節目效果斗魚平臺直播“吸毒”[N].京華時報,2016-11-01（13）.

[20]陳英松,馬倩.90后小伙兒模仿網絡視頻爬通風管道盜竊金店被捕[EB/OL].

[21]秦公軒,裴睿.模仿視頻網吧內偷手機第二次行竊就被抓[N].揚子晚報,2014,8(22):44.

[22]鐘杰,王海舟,王文賢.基于話題的微博信息傳播拓撲結構研究[J].信息網絡安全,2016(3):64-70.

作者：顏攀宇 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