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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電影譯制片創作實踐，不僅造就了眾多的技藝精湛的電影藝術家，而且還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外國譯制片。然而，與電影譯制片的創作實踐相比，有關譯制片的理論研究和探討卻少之又少，甚至出現了一種“重實踐、輕研究；重感覺、輕理論”的現象?？v觀為數不多的有關電影譯制片的文獻，理論研究的內容和觀點主要集中在電影譯制的作品、鑒賞批評、創作隨想、理論探索和史料總結等方面。

[關鍵詞]電影譯制片；理論現狀

提起電影譯制片，人們的腦海中總能出現那些說著地道標準的漢語普通話的外國人在銀幕上演繹的或曲折離奇，或感天動地的美麗故事。作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譯制片也走過了近60年的光輝歷程。從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譯制片《普通一兵》開始，到當下進口的譯制大片，電影譯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艱苦創業到蓬勃興盛的歷史發展，也逐步地成長為“一種文化事業，一種經濟產業，一種藝術創造形式，一種大眾娛樂方式”。

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電影譯制片創作實踐。不僅造就了眾多的技藝精湛的電影藝術家，而且還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外國譯制片。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情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朗朗上口的經典配音至今仍然在觀眾心目中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然而，與電影譯制片的創作實踐相比，有關譯制片的理論研究和探討卻少之又少，甚至出現了一種“重實踐、輕研究重感覺、輕理論”的現象?？v觀為數不多的有關電影譯制片的文獻，理論研究的內容和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電影譯制片作品集錦

以《譯制片劇本精選》(1998年，張子揚主編)《譯制片劇本精選卷二》(張子揚主編，2000年)《外國新影片翻譯與研究》(顧鐵軍著，2006年)等為代表的一批著作還只是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外國電影的劇本翻譯和臺本選擇上，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將視聽內容轉換成可閱讀的文本。另外，大量的錄音、錄像制品如《邱岳峰配音》(錄音制品)、外國電影對白精選(錄音制品)以及譯制片的錄像制品等等基本上也屬于電影譯制片作品的集錦范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電影譯制片作品集錦——無論是文字作品還是音像制品，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受眾對于電影譯制片的欣賞需求，直接或者間接地起到了對電影譯制片的推廣和普及的作用，這也為譯制片理論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一定的理論陣地和群眾基礎。

二、電影譯制片鑒賞批評

電影譯制片評論主要是就某一部或者某一類外國譯制片而展開的電影鑒賞和電影批評文論。如《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傳承——評美國電影<烈火雄心>》(顧鐵軍)、《科學幻想背后的哲學——談美國系列電影<星球大戰>》(顧鐵軍)、《一部文化內涵豐富的譯制片》(趙春梅)等。除了專業的影視期刊以外，各類紙媒體、廣播電視以及各大網站推出的影視論壇也成為譯制片評論的重要“陣地”。與其他電影評論一樣，有關這一類的電影譯制片評論主要還是結合外國電影自身特點，并從文化、藝術、美學、哲學意義等層面加以論述，與電影譯制片創作理論缺少必要的關聯。

三、電影譯制片創作隨想

創作總結和實踐體悟的文獻資料在電影譯制片的理論探討和研究中占有較大比重。從事譯制片創作的導演、配音演員、錄音師等撰寫了大量的實踐體驗文章。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的著名配音演員、導演蘇秀在《我的配音生涯》(蘇秀著，2005年)一書中，對自己從事多年的譯制片創作進行了回顧，不僅趣談往事，回憶前輩、伙伴，而且還總結了譯制導演的藝術創作經驗?！哆h去的回響》(曹雷著，2006年)一書，記錄了著名配音演員、譯制導演曹雷曾經參與創作的六十部譯制片的配音筆記，并指出“譯制配音藝術屬于表演藝術范疇，包括了內部體驗和外部表現。不論體驗和表現，都需要在實踐中去學習、掌握、磨礪，脫離實踐，很難用單純的理論去教會什么人”。

其他的創作隨想，如中國傳媒大學教師王明軍撰寫的《帶著鐐銬的舞蹈——論影視配音藝術創作的制約性與適應性》、《未成曲調先有情——析影視劇人物配音創作中心理依據的獲得》、《“還魂”譯制片配音中人物的貼合》等論文，都是從他自身的譯制創作實踐出發，生動而理性地闡釋了譯制片創作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一系列的隨想文章，既是創作體驗，更是理論總結，對業界和創作一線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和指導意義。

四、電影譯制片理論探索

對于什么是譯制片?如何界定電影譯制片的概念?理論界的看法也頗有爭議。多年來的創作實踐逐漸豐富了譯制片的理論內涵，與之相關的概念也得到了業界的認可。如《世界電影百科全書》對“影片譯制”作了這樣的定義：

“把影片的語言部分從母語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創作過程。在根據工作臺本譯制影片時，要將對話逐字逐句地翻譯，以表達對話的原義。這項工作要由懂得母語和影片將要譯成那個國家的語言的文學翻譯工作者來做譯制的下一個階段——文學翻譯將逐字逐句的譯本按照畫面進行修改。其目的就是創造一種準確的影片對話的翻譯，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風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與銀幕上演員們的口型、手勢和動作完全符合。在這個階段，通常是兩個人在工作：文學翻譯和演員(影片臺詞的<包裝工>)。這個階段的工作要借助逐字逐句的譯本進行。在進行語言潤色的時候，導演、錄音師和預先挑選好的演員創造出一種新版的影片語言錄音帶，以達到最充分和最準確地再現原版片中演員的表演。然后進行重錄——把原版片的音響和音樂音帶與新的語言錄音帶合并在一部膠片上，以便下一步按預定的數量制作譯制片。”

《中國戲劇電影詞典》中對“譯制影片”和“譯制片錄音”的概念作了這樣的界定：“譯制影片，又稱<翻譯片>。把有聲影片的對白或解說，從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影片。譯制影片是在有聲電影產生之后，為了擴大各國電影藝術的交流而出現的。其制作方法是：先將原版影片的對白，譯成另一種所需要的語言，再由配音演員按照原版畫面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用逼肖的語調、口型，錄成一條翻譯的對白帶，然后和原片的音樂、音響效果聲帶混錄在一起，成為一條完整的譯制聲帶，用以印制供放映用的譯制片拷貝。

“譯制片錄音，亦稱<翻譯配音>。將原版影片的語言翻譯成其他語種，錄制成語言聲帶，再和國際聲帶混合的錄音過程。這項工作是由導演、翻譯的指導，配音演員的表演和錄音師的配合來進行的。

而系統地探討和研究電影譯制片理論的著作當屬《譯制片探討與研究》(趙化勇主編，2000年)和《影視譯制概論》(麻爭旗著，2005年)。前者通過展示近年來譯制界理論研究的嶄新視角和理念，幫助譯制工作者開拓視野，啟發創作思路和引導鑒賞方向。“日益豐富的譯制實踐，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譯制隊伍，創作出了眾多藝術構思、表現、類型、樣式、風格、流派異彩紛呈的譯制佳作。同時，與這些成功譯制實踐相適應的理論研究也朝著系統化邁進。這些理論思維又為實踐開辟了新途徑、確立了新目標”；后者則“立足于我國譯制片的生存與發展”，“對譯制片的歷史與現狀、譯制過程各個環節以及有關譯制片的觀念和認識等方面的因素進行了較為深入、全面、系統的考察和研究，試圖說明譯制片存在的哲學依據、美學價值和社會意義”等等，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和學術價值。

其他有關譯制片的文論創作近年來也較為活躍，比如《從東西方文化差異看影視配音藝術風格》(侯麗紅，1998年)、《影視譯制片的價值取向和文化意義》(楊芝順、張洪，1999年)、《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柴梅萍，2001年)、《影視譯制配音中的技術美學》(張聯，2007年)等等，大多從譯制片的藝術、美學、傳播、哲學價值等方面加以闡釋，給譯制片的理論探索帶來了清新的風氣，也使得譯制片的理論創作呈現出蓬勃上升的趨勢。新晨

五、電影譯制片史料總結

對于電影譯制片的創作歷史的研究歷來鮮有總結。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論述主要出現在《影視譯制概論》(麻爭旗著，2005年>中的《附錄——<我國譯制片的歷史與現狀>》，以及《外國新影片翻譯與研究》(顧鐵軍著，2006年>中的《譯制片研究——<中國譯制片歷史研究>》。作為中國傳媒大學資助的科研項目成果之一的《中國電影譯制片歷史研究》中，課題研究者提出，“縱觀歷史，我們看到中國的電影譯制事業的發展是與新中國的歷史發展相一致的，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前1949至1966年這十七年的創建和初步發展時期、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時期、1976年(>結束以后，特別是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25年的大發展時期?！钡?，美中不足的是，這些論述還僅僅局限在一般性史實的梳理和呈現上，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點作品還缺乏深刻的挖掘與提煉。

其他的一些史論文章，如《憶我國早期的譯制片生產》(琥巖，2003年>回憶了上世紀50年代，我國譯制片創作、對外交流、生產流程以及技術工藝等等史實《軌跡中國影視譯制片》(2004年，何永勝>闡述了作為世紀的見證，譯制片的興盛繁榮以及背后所隱藏的危機等《我的配音生涯中的伙伴》(蘇秀，2006年>、《遠去的回響》(曹雷，2006年>分別從譯制導演、配音演員的角度出發，回憶過去。還原歷史，翔實地記錄了中國電影譯制片創作中的重要人物史實和經典譯制作品誕生的過程，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