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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新常態下我國宏觀調控目標應由短期內的促進經濟增長轉向中長期的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當前我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需錯配。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新常態下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應改變傳統的依靠大規模投資刺激有效需求的凱恩斯主義思路，轉向如何增加有效供給，以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以新供給引領新需求。針對當前我國供給體系存在的問題，積極財政政策應在化解產能過剩，減輕企業負擔，培育社會創新能力，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等方面發揮其重要作用。

關鍵詞：

新常態；積極財政政策；供給側改革；有效供給

自1998年至今，我國政府共實施過兩輪積極財政政策。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而采取的，始于1998年，止于2004年。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實施的，從2008年開始，至今尚未結束。雖然相較于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我國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在調控思路上更加成熟、政策工具的運用也更加豐富，但總體而言兩輪積極財政政策都是基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主要依靠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來刺激社會有效需求。從短期來看，需求管理政策猶如給經濟打了一劑“興奮劑”，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快速企穩回升，防止經濟失速下滑。但從長期來看，需求管理政策會阻礙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長期依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只會使經濟發展方式更加粗放、產業結構愈加失衡、產能過剩日益嚴重。新常態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經濟增速的下滑，從2012年開始我國GDP增速開始低于8%，2015年更是低于7%，經濟增速由高速轉向中高速，且在未來較長時間內將保持這種增速。新常態需要新的宏觀調控思路。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加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意味著高層宏觀調控思路的轉變，宏觀調控開始由強調需求側轉向強調供給側。相應地，新常態下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重點也要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從著眼于增加社會有效需求到強調增加社會有效供給。

一、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回顧

2008年以來，國內罕見的自然災害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運行造成較大的影響，經濟增速放緩明顯，面對不容樂觀的經濟前景，中央政府審時度勢，迅速采取應對措施。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啟動旨在擴大內需的規模高達4萬億的財政擴張政策，由此正式揭開了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序幕。1998年，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時，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發行國債、增加財政赤字的方式來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借鑒和吸取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和教訓，本輪積極財政政策以“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為目標，全面考慮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升級、創新、民生等事項，運用的政策工具也較為豐富，主要包括結構性減稅、規模龐大的投資、財政補貼等。“4萬億”投資對經濟的提振作用明顯，成功阻止實體經濟的快速下滑，使經濟恢復平穩較快增長，2009年-2011年連續三年GDP增長率都在8%以上，實現了“保八”的目標，中國經濟率先在全球復蘇。然而這種高速增長的背后，卻是“強刺激”政策留下的諸多后遺癥。

受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歷來我國宏觀調控的出發點總是以調節總需求為主，積極財政政策重視需求總量的擴張，卻忽略了供給結構的改善。這種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會引導更多的資金流向基礎設施領域，并帶動基礎產業的發展，而基礎產業規模的迅速擴張，會導致以重工業為主的大量行業嚴重的產能過剩。以4萬億投資計劃為例，如表1所示，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仍高達1.5萬億元，加上用于災后重建的1萬億元，合起來約占計劃總投資的62.5%，如果再加上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生基建等領域的支出，占比更是高達81.75%，而對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偏少，減稅政策涉及的金額僅約0.5萬億元。再反觀目前我國產能過剩的行業，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這些行業無一不與基礎建設息息相關，甚至連金融危機期間國家重點扶持的光伏、風電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如今也陷入產能過剩的困境。除產能過剩外，基于需求管理而實施的大規模的刺激計劃還引發了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惡化、政府債務高企、銀行不良資產激增等諸多問題，中央政府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所期待的“調結構”的目標并未實現，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也未有明顯的改善。

二、新常態下積極財政政策轉型的必然性

中國經濟在告別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長后步入新常態，而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征是“三期疊加”，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刺激經濟政策負作用消化期。三期疊加，從客觀上要求宏觀調控政策由以需求管理為主轉向以供給管理為主，相應地，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重點也應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

（一）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需求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規律看，一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即收入水平較低時潛在經濟增長率較高，而收入水平較高時潛在經濟增長率會較低。2015年我國人均GDP達到8016美元，已經邁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潛在增速下降是必然的。劉世錦（2012）測算出2016-2020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為6.5%[1]。凱恩斯式的刺激需求的政策只能有暫時效果，但是改變不了潛在經濟增速，長期實施更會惡化經濟。另外，從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看，需求刺激政策的邊際效益也呈現出遞減的趨勢。在2009年推出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計劃之后，刺激效果明顯，GDP增長率立馬增加3-4個百分點，2009年第三季度和2010年第一、二季度GDP同比增速更是達到10%以上，然而刺激效果并沒有維持多長時間，GDP就開始掉頭下降。金融危機以來，為了穩定經濟增速，幾乎每年都會出臺一些刺激政策，刺激的力度也并不弱，但是效果卻越來越差，經濟回升的時效也越來越短。最近兩年甚至完全看不到刺激政策的提升作用，GDP增長率一路下滑（吳敬璉，2016）[2]。因此，在新常態下，面對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就應該適度調低經濟增長目標，在經濟基本面穩定的情況下，要避免采取大規模的需求刺激計劃拉動經濟的短暫回升。

（二）需求管理政策無法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需求管理政策針對的是短期問題，只能作用于經濟中的總量關系，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面對的是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對此需求管理政策無能為力（劉偉，2014）[3]。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著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包括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區域結構問題；附加值低、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產業比重偏高的產業結構問題；過多依賴投資的經濟增長動力問題；資源、勞動力、資金等一般因素投入比例高，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低的要素投入結構問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所針對的是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而對于結構性問題，則需要借助供給側改革去解決。供給管理著眼于中長期，以結構優化為核心，突出特點便是對經濟結構進行針對性干預，理應成為現階段我國實施宏觀調控尤其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首選方案。

（三）著眼于短期的需求刺激政策其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刺激政策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了諸多負面問題：1.產能過剩：當前我國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基礎建設行業產能嚴重過剩；2.債務的過度增加和杠桿率的迅速升高：截至2014年，我國國民資產負債表總的杠桿率高達283%，已經超出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杠桿率過高，會增加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更值得注意的是，與日本等國家債務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不同，我國各類債務主體中杠桿率最高的是非金融企業，達到125%，遠超過歐盟劃定的紅線90%，未來有可能會涌現大量企業資金鏈斷裂的現象（吳敬璉，2016）[2]；3.資源浪費：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績上的考慮，在進行項目投資前，沒有經過科學嚴謹的成本收益比較分析，盲目投資，造成大量的超前建設、重復建設、低收益甚至是無收益建設，資源浪費嚴重；4.環境污染：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帶動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產業的迅速擴張，給我國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嚴重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以上種種均表明短期的需求刺激政策對當前的中國經濟無異于飲鴆止渴，是不可持續的，前期刺激政策副作用和后遺癥的消化必須借助于供給管理，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我國供給體系癥結探析

我們強調新常態下積極財政政策作用點應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那么我們必須要先了解當前我國供給體系的癥結所在，才能運用積極財政政策進行精準調控，通過調整供給來適應需求的變化。從目前各行業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無效供給過多。一方面，處于產業中上游的基礎性生產資料和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在生產資料領域，主要以產能過剩的行業為代表，2015年，工信部公布的落后及產能過剩行業包括：煉鋼、煉鐵、電解鋁、焦炭、平板玻璃、水泥等14個行業，目前這些行業中大多數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重重，工業品出廠價格跌到盈虧平衡點以下，經濟效益大幅下滑。鋼鐵價格已經跌到了不到2000元/噸，與所謂的“白菜價格”相差無幾。在消費品領域，過去面向低收入群體的供給體系，只是對國外產品進行簡單的模仿加工，沒有自己的品牌優勢，在品質、規格、樣式、安全性上也缺乏創新，產品附加值低。“中國制造”的廉價和低端已經滿足不了國內迅速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如服裝玩具等傳統消費品盡管價格一降再降，但仍然鮮有人問津，廠家產品庫存積壓嚴重，生產經營難以為繼，隨時面臨倒閉的可能。另一方面，高性能產品、高品質消費品和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不足。在工業產品領域，盡管有部分行業已經擁有了國際領先的核心技術，但大部分行業還處于較為低端的“引進+組裝”的階段，核心技術儲備嚴重不足。在消費品領域，我國中高收入階層在不斷壯大，這部分群體有著很強的購買能力與購買欲望，在產品與服務上追求多樣化、個性化、品質化，但目前我國的產品供給體系無法滿足他們的現實消費需求，或者由于品質安全等原因而不敢消費。有效供給不足導致本來旺盛的現實需求，要么被嚴重抑制，“儲幣待購”，要么通過境外購買來滿足，產生“需求外溢”（黃志凌，2016）[4]。根據世界觀光旅游委員會數據統計，2015年出國旅游的內地游客，比2014年增加53%，海外的消費總額高達2150億美元，跨境購買力驚人。在公共產品與服務領域，多年來，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的大中型城市，而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諸如交通、通訊、水、電等基礎設施供給明顯不足，也抑制了互聯網、汽車、家用電器等與之相關的消費需求；此外，由于各種制度的限制，我國社會資本很難進入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行業，導致此類產品供給嚴重不足，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打車難”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有效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

四、新常態下積極財政政策取向

在理清了我國供給體系的癥結之后，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時就要以增加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為核心，積極財政政策要著眼于化解產能過剩、激發企業家精神，培育企業的創新能力，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等方面，以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以新供給引領新需求。

（一）積極化解產能過剩國有企業是產能過剩的重災區，那些所謂的“僵尸企業”由于產品缺乏市場而長期虧損，但卻依靠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和銀行續貸“死而不僵”，占用大量的資源，導致資源無效配置?；猱a能過剩的關鍵在于“破舊立新”，清理“僵尸企業”，鼓勵國有企業間的兼并重組，促進傳統落后企業轉型升級。1.財政要停止“輸血”中央和地方政府要避免“父愛主義”，財政要停止向僵尸企業繼續“輸血”，允許缺乏市場競爭力的企業破產清算，下決心淘汰落后產能。要制定促進企業兼并重組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于國有企業重要的戰略性重組要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給予資金支持和稅收優惠。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地方政府惡性競爭、提高產業集中度、實現企業規模發展。2.加大對過剩行業技術改造投入化解產能過剩的關鍵在于加大對過剩行業技術改造的投入力度，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具體到積極財政政策，一方面，通過財政補貼、全面加速折舊等方式，鼓勵過剩產業加大技術改造投入，引進新技術，更新相關的技術和設備；另一方面，利用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掌握核心技術，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借助科技實現轉型升級。3.避免人為圈定重點產業政策制定者要避免人為圈定重點發展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2008年金融危機時，政府確定光伏、鋰電池等行業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并為這些行業提供大量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然而事與愿違，隨著大量資金的涌入，這些戰略新興行業也相繼成為過剩行業。政府明確支持哪個產業，哪個產業就會發展迅速，進而更快速地進入產能過剩的階段（黃益平，2016）[5]。因此，在培育創新產業時，積極財政政策應作用于教育、科研、產權保護、市場競爭環境塑造等基礎領域，而非直接支持某些產業的發展，這樣只會適得其反。4.妥善安置下崗職工未來在淘汰落后產能的過程中必然會導致大批工人下崗，財政政策要在職工安置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一方面，要動用財政資金為下崗職工提供必要的失業救濟和生活補貼，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鼓勵失業人員進行職業轉型，為有工作意愿的下崗職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使其掌握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后所必備的新的勞動技能，順利實現下崗職工的再就業。

（二）減輕企業稅負，激發企業家精神要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核心是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創新的關鍵在于激發企業家精神，而激發企業家精神，政府要做的就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等。具體到積極財政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通過減稅降費等措施切實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讓企業能夠“輕裝上陣”。1.合并精簡增值稅稅率與西方國家的稅制結構不同，我國稅制以間接稅為主，2014年我國11.9萬億的稅收總收入中間接稅占比約為70%。因此，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大規模削減所得稅稅率進行減稅在我國不具有可行性，我國減稅應該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為輔，尤其是占間接稅大頭的增值稅。2014年我國國內增值稅收入為3.09萬億元，占稅收收入總額的25.9%，“營改增”全面推開后，這一比例將會更高。近些年來，政府一直強調要加大減稅力度，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減少的都是財政收入中的細微項目，始終沒有觸動作為財政收入主體的增值稅，導致減稅效果不明顯。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有17%、13%、11%、6%、0%五檔稅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增值稅改革，適當簡化稅率”，2016年5月1日起增值稅將覆蓋所有行業，接下來工作重點就是合并精簡稅率。借鑒國際經驗可以將目前的17%、13%、11%、6%四檔稅率合并為兩檔稅率，即基本稅率和低稅率，基本稅率由17%調整為11%-13%，低稅率統一調整為5%-6%（梁季，2014）[6]。合并精簡增值稅稅率可以大幅減少增值稅稅收收入，達到大規模減稅的目的，可以明顯緩解企業稅負。2.全面落實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和創新創業稅收優惠政策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中小微企業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創新的主要源泉。以上海市為例，中小微企業在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和高新技術成果轉化項目中占比70%左右。我國近年來也出臺了一系列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財稅政策，主要包括稅收優惠支持、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專項資金扶持、政府采購等。這些財稅政策對促進中小微企業的健康發展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小微企業認定標準模糊、流轉稅起征點低、所得稅減免稅收遵從成本高、創新稅收政策缺乏針對性、專項資金申請難度大等原因，導致財稅政策普惠性不夠，減稅力度不大（于洪，2015）[7]。新常態下，相關部門應進一步創新和細化財稅政策，實行“精準減稅”，如對員工總數或者營業收入低于一定標準的小微企業大規模減稅，繼續加大自主創業和中小微企業創新激勵的稅收優惠力度，對向中小微企業貸款的金融機構擴大稅收優惠范圍等。通過一系列舉措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促進中小微企業健康發展，培育我國經濟增長新動力。3.取締不合理基金收費，降低社保繳費率，減輕企業稅外負擔相較于稅收負擔，真正加重我國企業運營負擔的是各類稅外收費，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過高的融資成本、社保繳費等。以員工社保為例，我國企業和個人“五險一金”的繳費比例已經占到工資總額的40%到50%，假如一名職工每月含稅工資為6000元，那么企業要付出10000元甚至更高的成本，過高的用工成本使得許多中小型企業不堪重負，紛紛降薪、裁員，嚴重挫傷企業擴大經營規模的積極性。2016年以來，雖然各地紛紛出臺政策下調社保率，但下調的主要是占比不大的失業、生育、工傷保險繳費費率，且幅度不大，對企業而言，“減負”作用不明顯。因此，新常態下要充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加速清理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精簡歸并“五險一金”，降低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企業和個人繳費比例，通過建立專項建設基金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切實降低企業的稅外負擔，使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用于研發、創新活動，重塑企業活力。

（三）增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有效供給新常態下積極財政政策要避免大規模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刺激計劃，但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政府投資，而是需要增加有效供給的“聰明投資”。新常態下政府投資要更多地著眼于民生領域，杜絕政績驅動下的盲目投資，投資的核心不在于規模和增速，而在于結構、質量和效益。1.加強中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布局合理的新型城鎮化體系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6%，仍處于城鎮化中期，與發達國家80%以上的城鎮化率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未來若干年還有幾億人要進城，所以客觀上存在著對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需求。但過去地方政府主要將這類投資集中在特大城市、省會城市和東部沿海城市以促進其發展，卻很少顧及中小城鎮，造成目前一、二線城市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已基本飽和甚至過剩，而三、四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卻明顯不足的兩極分化狀態。新型城鎮化不是只發展大城市，不顧小城鎮，而是應該構建布局合理、大中小相結合、功能互補的城鎮體系。在新常態下，地方政府在滿足大型城市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應該將更多資源投向為數眾多的中小城鎮，完善小城鎮的公共基礎設施，避免在大城市重復建設、超前建設，造成資源的浪費。2.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民生財政投入，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務本文選取教育支出、社會保障與就業支出、醫療與衛生支出三項作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代表，這三項財政支出的總額從2007年的14559.44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49187.37億元，絕對數額有了較快的增長。但是，如圖1所示，從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和GDP的比重變化來看，財政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占比近年來雖然有所提升，但增幅較小，始終在30%左右徘徊，公共服務支出占GDP比重也偏低，與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造成我國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長期以來，地方政府為了追逐政績，把招商引資、經濟建設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大量資金都投在了基礎設施建設上，對民生性公共服務資金投入偏少。第二，分稅制以來，地方政府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地方財政相當困難。以2014年為例，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例為54.05%，而財政支出占比卻達到85.13%，地方政府即使有意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也是有心無力。因此，新常態下積極財政政策應該將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向民生性的教育、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領域，避免將大規模資金投向“鐵公基”等領域，如此才能切實提高地方居民的生活福祉。此外，還應重新調整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讓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財力去做他們“想辦而且應該辦的事”。3.大力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緩解政府財政支出壓力賈康和蘇京春（2012）提出財政分配的“三元悖論”，指出在任意一個時點上，減稅、增支、控制政府債務這三大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項[8]。新常態下，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要增加支出，另一方面要降低企業稅負，同時還要控制債務赤字，如何運用有限的財政資金辦更多的事兒，就需要創新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方式，由過去政府大包大攬轉向更多依靠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上來。PPP模式以有限的財政資金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到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上來，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既能有效解決新常態背景下政府財力不足的困境，又有助于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此外，諸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盈利性行業，私人資本如果有能力獨立提供，政府部門應逐步放開這些領域的壟斷與管制，降低行業準入門檻，讓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引入競爭機制，這樣才能真正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

五、結語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必須要結合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的現實背景“對癥下藥”。長期以來，大規模、低水平的重復投資建設和緩慢的技術改造步伐導致我國產業結構扭曲、經濟效益低下、無效供給過多，這才是我國宏觀經濟問題的微觀癥結所在。因此，新常態下我國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要跳出擴大社會總需求的思維定式，以增加有效供給為核心，重視供給結構的調整和供給條件的改善。此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還不夠成熟，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巨大的制度變遷，體制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題中之意，也是提高財政政策效率的基礎所在（馬建堂，2015）[9]。目前我國市場經濟中還存在大量的計劃因素，政府官員還普遍存在著計劃思維，這些都嚴重抑制市場主體的活力、妨礙經濟健康發展。因此，在新常態下，轉變積極財政政策取向的同時，還要克服一系列體制性障礙，如逐步放開要素市場，促進要素合理流動、減少政府行政審批與管制、國企改革、硬化地方政府預算約束、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財權與支出責任以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等?？傊?，要在“十三五”期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我們依然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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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偉.經濟“新常態”對宏觀調控的新要求[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4(9):4-12.

[4]黃志凌.中國經濟下行的基礎判斷與復蘇戰略[M].滕泰，范必.供給側改革.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88.

[5]黃益平.沒有產業支撐的增長都是空談[M].吳敬璉等.供給側改革：經濟轉型重塑中國布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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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洪.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的財稅支持政策研究[J].稅務研究,2015(5):19-22.

[8]賈康,蘇京春.財政分配“三元悖論”制約機制緩解路徑分析[J].財政研究,2012(10):2-12.

[9]馬建堂.新常態下我國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的重大創新[J].行政管理改革,2015(11):4-9.

作者：郭永勇 單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財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