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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和疫情防控任務需求、各微觀經濟主體的訴求需要，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自的特點，來選擇兩者的協調方式，進而分析其在相應的傳導機制下所取得的效果，最后根據經濟運行現狀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對未來經濟走勢做出合理的研判，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搭配實施給出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IS-LM模型;政策建議

一、疫情發生后國家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整的必要性

（一）選題的依據

肺炎疫情使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后，國內學術界很快就從各個視角對我國“疫情下的經濟”進行研究。鄭江淮等學者分析了對消費經濟的影響，他認為疫情將從總需求和總供給兩個方面改變中國經濟的宏觀環境，既包括疫情的客觀影響，如社會零售總需求下降、投資放緩、CPI波動、進出口萎縮等；也包括各方采取應對措施后對大環境的改變，包括企業融資環境、稅費環境等[1]。周邦分析了對外貿出口企業的影響，他認為我國外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著接單難、履約難、國際物流不暢等共性難題，全球產業鏈共振的蝴蝶效應在外貿行業開始顯現[2]。朱軍認為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呈現出一些結構性的特征，一些物資“短期需求”呈現超常規性，應有期限地放松政策管制，服從應急生產，財力應進一步下移，放松對各地區的債務約束，動用預備費、多渠道籌集資金緩解地方財政壓力，為中小企業解難紓困需要財政和金融協同發力，但要防止政府點菜，企業買單和不切實際的減稅減費兩種傾向[3]。安國俊、賈馥瑋通過與“非典”疫情不同情況的分析，提出建立與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遵循“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分類指導、分區施策”的精神，加大調節力度，防治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避免短期沖擊演變成趨勢化的傾向[4]。于海峰則認為積極財政政策應該大力提質增效，應設立短、中、長期計劃，應適度“普惠”精準“定向”，要把握好短期刺激與長期振興的平衡，要把握好積極財政與財政風險的平衡，要把握好增加投資與振興消費的平衡，要把握好提振消費與保護新動能的平衡，把握好應急管理與長效建設的平衡[5]。范思立提出要更好發揮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加大資金投入，保障好各地疫情防控資金需要，繼續研究出臺階段性、有針對性的減稅降費措施，緩解企業經營困難；同時增加政府債券發行量并適度提高政府杠桿率十分必要[6]。張成棟認為可以用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適度實現赤字的貨幣化，把財政和貨幣政策結合成一種新的組合，以緩解當前財政的困難，也可以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問題。張成棟則認為中國央行即將推出數字貨幣，這將極大地提升貨幣的功能和效率，使貨幣最本源的功能“記錄核算”得以充分展示。通過區塊鏈等現代技術，將記錄功能進一步放大。當數字可以全面履行貨幣功能而脫離對實物貨幣的依賴，將導致實物貨幣消亡。貨幣起于數字，同源于會計，消亡于數字。隨著社會的發展，數字將被賦予無限的力量[7]。鄧文碩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國央行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寬松貨幣政策，我國央行政策如果不跟隨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可能面臨人民幣被動升值的嚴重后果，損害國家和實體經濟濟利益；另一方面，鑒于國內經濟發展又受到了新型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直接沖擊，很容易使得我國經濟增速重新陷入失速的不利形勢，進而影響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8]。

（二）研究的現實意義

疫情背景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輔相成的實施更成為必然選擇。宏觀政策最重要的邏輯仍是直接對接實體企業的財政刺激，關鍵這是帶動貨幣政策效力發揮的主要渠道。與此同時，還應繼續加大簡政放權的改革力度，盡快完善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推動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發展。本文在借鑒上述研究者的觀點基礎上，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向視角下，根據基本經濟學原理和政策傳導機制，分析疫情以來各個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放緩的形勢以構建政策調節引導下的經濟恢復發展脈絡、分析政策效果并據此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并基于分析結果對未來政策提出建議。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基于IS-LM框架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

宏觀經濟政策機制是指國家政策發揮作用的過程，而政策效應則是指國家政策所起到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一般并不是直達終點的經濟目標，而是首先選擇相匹配的政策工具，通過這些合適的政策工具來作用中間變量從而影響到終極目標。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工具既包括政府購買、轉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又包括征稅收費、發行公債等政府收入；貨幣政策工具既包括公開市場業務、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三大貨幣工具，又包括其他輔助性貨幣工具，如信用控制、道義勸告和窗口指導等。中間變量的選取則依照一定的原則進行，例如財政政策選取可支配收入為中間變量，貨幣政策以利率、信貸規模和貨幣供應量作為中間變量。而最終目標就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四大目標（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如圖1所示，一般來說國家財政政策影響市場經濟的總需求，而社會總需求直接影響國民總收入，國民總收入進而影響貨幣市場上的貨幣需求，貨幣需求導致利率變化，從而最終影響市場投資與總需求，進而改變國民收入。以政府購買支出增加為例，財政政策的作用過程可以表示為：G↑→AD↑→11-bY↑→kL↑→hR↑→dI↓→AD↓（由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從而減少投資和總需求的作用稱為“擠出效應”。）近年來，國家初步完善了從“央行到金融機構，到企業和個體，再到國民收入”的相互傳導的環形體系。如圖2所示，央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調控金融領域的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進一步影響銀行放貸行為和市場融資條件，從而實現對社會實體經濟和居民投資、消費的變化，從而改變社會的產出和價格水平。由于封閉條件下的IS-LM模型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弗萊明—蒙代爾模型，在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效果時有相似相通之處，為簡化問題研究，本文僅列出封閉條件下的IS-LM模型推導過程及其相關經濟學含義。

（一）IS曲線的推論封閉經濟包含居民、廠商和政府三部門，涉及產品和貨幣兩大市場。市場總需求可表示為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政府購買需求三部分的加總，若AD代表社會總需求，C代表消費，I代表政府投資，G代表政府投資，則即有AD=C+I+G（1）考慮到稅收和轉移支付，消費函數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關系可表示為：C=a+bYd=a+b（Y-T0-tY+TR）（2）（注：a為自發消費，b為邊際消費傾向，Yd為可支配收入，Y為國民收入，T0為自發稅收，t為稅率，TR為政府的轉移支付）若將利率與投資之間的關系看作線性方程，則有：I=e-dR（3）（注：e為自發投資，d為投資支出的利率彈性，R為利率）令G=G0（4），產品市場的均衡條件為：Y=AD（5）由（1）（2）（3）（4）（5）式即可得IS曲線的方程：R=a+b（TR-T0)+e+G0d-1-b（1-t）dY（6）（易知IS曲線為負斜率的直線）

（二）LM曲線的推論在貨幣市場中的均衡大致可根據貨幣需求等于貨幣供給得到，貨幣需求又可分為交易性、預防性和投機性需求，前兩者可視為收入的正比例函數，后者則可視為利率的反比例函數，又考慮到價格水平的作用，因而貨幣的需求函數可寫為：L/P=kY-hR（h＞0,k＞0）（7）（注：L表示貨幣需求，P表示價格水平，L/P則表示實際貨幣需求，k表示貨幣需求的收入邊際變化量，h表示貨幣需求的利率邊際變化量）假定名義貨幣供給為央行單方面決定，為一個固定值，于是，實際貨幣供給可表示為M0/P。再由貨幣市場的均衡條件可得LP=M0P（8）由（7）（8）式即得LM曲線的方程：R=khY-M0Ph（9）（易知LM曲線為正斜率的直線）

（三）財政政策與IS曲線的變動財政政策工具既包括政府購買、轉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又包括征稅收費、發行公債等政府收入。為了研究國家財政政策工具的效應，就應該先依據產品市場均衡的國民收入決定模型構建相應乘數。產品市場均衡的國民收入決定模型可由（6）式變形得來：Y=a+e+G+b（TR-T0)1-b（1-t）-d1-b（1-t）R（10）進而對相應自變量求偏導可得其乘數，如下：(1)政府購買支出乘數：Kg=墜Y墜G=11-b（1-t）(2)政府轉移支付乘數：Kr=墜Y墜Tr=b1-b（1-t）(3)政府稅收乘數：Kt=墜Y墜T=b1-b（1-t）（1）（2）（3）（4）（5）（6）（7）（8）（9）（10）[9]通過層層推導可知，如果增加政府投資支出，IS曲線會向右移動；如果政府進行轉移支付，實際上等于增加個人收入，進而增加消費支出，IS曲線也會向右移動；如果政府增加稅收，若是對企業征稅就會減少其投資需求，若是對居民個人征稅則會減少個人可支配收入，進而減少消費支出，無論哪種情況，IS曲線均會向左移動。

（四）貨幣政策與LM曲線在我國現行貨幣體系中，一般由央行來發行貨幣，商業銀行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在部分準備金制度和非完全現金結算的條件下，商業銀行具備信用創造的功能，其貨幣創造能力可用貨幣乘數來表示，即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貨幣乘數[10]。若央行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則實際貨幣供給增加，LM曲線向右移動。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搭配及應對經濟衰退的有效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手段，其相互協調共同發揮作用具有客觀必要性。如圖3所示，假定經濟起初位于E點，此時對應的收入為Y0,利率為R0，而達到充分就業時的收入為Yf。為克服經濟困難周期實現充分就業，政府可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IS曲線右移，又可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LM曲線右移。雖然分別實施這兩種政策可使經濟體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但也會帶來利率的大幅上升或下降。如果既想要收入增加到Yf，又要將利率維持在原有水平，則可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使用的方法。擴張性財政支出政策，能夠刺激總需求，但也有“擠出效應”。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會導致IS曲線右移至IS`，均衡點為E`，利率上升至R0之上，就會發生“擠出效應”，產量不會達到Yf。因此，在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要有相應的貨幣政策予以配合，盡可能消除對國內居民和企業支出的擠出效應。如果采取溫和的財政政策，即按利率不上升的要求增加貨幣供給，使LM曲線右移至LM`，則利率可保持不變，投資不被擠出，產量能夠達到Yf，就能實現在利率水平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刺激經濟的目標。如果一方面給大企業注資和實施優惠，向大項目投資，給低收入人群補助，另一方面卻忽視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生存問題，致其大量停工、倒閉，從而向外擠出更多的勞動力，即使將速度拉起來了，但與損失的就業相比，得不償失。由疫情防控的三大措施（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可知，感染肺炎病毒的人群會受到后續醫治所帶來的直接經濟影響，企業延期復工復產、居民居家隔離等防疫舉措也會對經濟造成間接影響。而疫情沖擊下的經濟衰退表現則可從社會總供求的角度來探析：供給端受疫情沖擊，造成原料運輸受阻、生產勞動力不足進而導致供給側產量下降；而需求側根據防控要求，居民居家隔離減少出門購物，因而線下零售、餐飲、旅游、實體經濟等行業營收匱乏。根據以上分析，結合經濟學原理，建議國家層面在面臨疫情沖擊下的宏觀經濟衰退時，一方面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促使IS曲線右移，穩定經濟增長。比如通過劃撥防控疫情資金等方式增加政府支出，拉動消費增長，啟動重點專項建設以社會化投資引導帶動私人投資，從而增加社會投資總支出，發行防疫特別國債穩定市場信心，繼續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減輕企業經濟壓力，助力復工復產。另一方面，要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使得LM曲線右移，支持經濟增長向潛在增速回歸。如適度增加社會貨幣供應量，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這樣，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之下，IS曲線和LM曲線均向右移動，即可帶來較為穩定利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增長。綜上所述，我國宏觀經濟因受疫情影響遭遇下行壓力，筆者以為可在增支減稅的積極財政政策和保持流動性適度寬松的穩健的貨幣政策相互協調下盡量減少負面影響。2020年以來，中央持續推進減稅降費，為內需恢復創造條件，加大用新增內需抵消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2020財政政策力度顯著大于2019年。增發地方債、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等措施還在路上，將會繼續支持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各項調控措施。央行采取多頻次、小步調、精準式寬松模式，既不大水漫灌，但也要在滿足經濟需求的層面上，適度寬松，根據復工復產情況，合理安排寬松的節奏，同時對融資難的中小企業采取定向支持，精準滴灌，穩住民企現金流，從而穩住就業。二季度經濟將開啟全面復工，需要的資金量也會增大，上半年經濟處于壓力較大的階段，更多的寬松力度會集中在上半年進行。寬松節奏利好股市以及債市。

四、基于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的財政金融政策選擇建議

當前，我國疫情總體呈零星散發狀態，境外輸入病例也基本得到控制，四種疫苗已進入臨床三期實驗，全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就經濟恢復狀態來看，前期復工復產政策推行順利，生產端復工復產情況較好，但以大消費為代表的需求端復蘇速度還不容樂觀；在社會總需求中，固定資產投資也在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支持下得到較快恢復，但消費行為則展現惰性；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進口貿易和服務消費也在逐步恢復，且恢復效果良好。可以說，我國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成效，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基本恢復。本文結合現實情況，針對未來疫情防控研判的走勢進行了合理的政策建議，分為三種大類情況：

一是我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疫情緩步向好。我國政府應結合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狀態，即絕大部分企業基本實現復工復產、貨幣市場流動性較為充裕的現實，著重考慮居民的就業問題和企業的中長期融資問題。具體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將繼續減費降稅，幫扶企業發展，保企業以穩住就業；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社會消費，引導私人投資；加速地方債發行、集中發行特別國債，提升募集資金的使用效率，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與此同時，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結構性工具的使用，做到精準滴灌，對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實行信用擴張，通過銀行體系保持合理的流動性，使得社會融資與M2同比處于合理位置，同時加強金融監管，防止套利。且隨著國內經濟態勢逐步向好發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控逐漸減少，財政政策要逐步恢復財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貨幣政策要重點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在二者的協調之下，讓市場發揮作用，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

二是疫苗研發進展順利，全球疫情可控，確診病例大幅減少。針對這種疫情走勢，推測可能存在的報復性消費和過熱的經濟恢復。餐飲業、旅游業、實體購物、文體娛樂等行業熱度或大幅提升，帶來行業發展失衡。我國政府在面對經濟快速反彈的狀況，應采取較為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緩解經濟上行壓力。具體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應該適當繼續減稅降費或停止減稅降費，阻止企業臨時進行投機性發展或者生產，從而全行業穩步恢復到疫情前的基礎；停止擴大政府支出，減少對以消費為主的第三產業的刺激，正確引導私人企業投資；適當增加國債和地方債發行用以政府引導行業正確穩定發展，或減少、停止政府債務發行，減少社會資本流動性。與此同時，央行可以采取公開市場操作，回購證券以減少資本市場流動性；采取適當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限制銀行信用擴張與借貸，從而適當減少社會融資量和M2投放數量。同時加強金融監管，防止資本市場估值過高形成過熱的金融資產泡沫，避免大起大落的市場行情。在后疫情熱的情況調整恢復之前，我國政府主要發揮“看得見的手”的市場調節作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合力推動經濟向實向穩發展。

三是我國疫情出現反復，疫苗研發出現新困難，全球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針對我國出現的疫情走勢，推測可能存在的社會心理落差與經濟回退。在此基礎上的經濟走勢與樂觀情況下應相反，即部分地區企業可能再度停產、相關緊密聯系的第三產業萎靡不振，特別是國際貿易難以大規模發展，跨境旅游難以實現。我國政府面對疫情反復、經濟回退的狀況，應該繼續加大政策力度，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樹立信心、引導經濟恢復。具體來說，我國財政政策應該加大對停工企業的扶持，繼續減稅降費，控制失業率，保就業、穩民心，引導工人停產期間有所勞，有所得；更加注重貧困地區人民的生產工作，對可能因無法生產而造成的新的貧困戶予以支持；適當加大政府赤字和國債發行，適當傾向于生物疫苗研發與社會保障。與此同時，央行考慮采取公開市場操作進行逆回購操作，購買有價證券釋放流動性；適當減少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引導商業銀行擴大信貸規模，調整社會融資與M2規模，促進中小型企業發展。同時注意宏觀審慎政策的運用，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出現。從而保證全國經濟發展不顯著受到局部地區疫情而產生的經濟回退影響，為我國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財政支持。

作者：劉家昊 周銘浩 馬春惠 鄒確 單位：青島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