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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約彩禮對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的影響

(一)婚約彩禮有悖于社會主義法律意識

婚約彩禮早在西周時就存在于我國。依照《禮記士婚》的記載，男女雙方在訂婚時，男方應給付女方一筆聘金才算正式訂婚。我國古代“六禮”制度中的納征即現代彩禮的來源。在古代，女子社會地位低下，在自己的婚姻上不能當家做主，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婚時由于收了男方的定金即彩禮，只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個扁擔跟著走”。在婚姻生活中也沒有自由，聽從父命、夫命及子命。中共中央蘇區政府在1934年4月8日頒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中廢除了聘金、聘禮及嫁妝等內容。我國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及2001年新修改的《婚姻法》也規定了禁止買賣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在婚姻自主、個性自由的今天，彩禮作為舊婚姻制度的產物，極大地影響著廣大青年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一種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相悖的民間習俗，雖不同于買賣婚姻，有其合理成分，但絕不可取。

(二)婚約彩禮案件定性難凸顯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缺陷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已經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彩禮”規則，婚約解除早已是司空見慣，彩禮糾紛不斷，而我國的法律制度卻沒有跟上這一形勢發展的需求。我國的《婚姻法》中沒有關于婚約的具體規定，彩禮糾紛的解決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于是當婚約糾紛起訴至法院時，婚約法律問題就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狀態，無法可依及各地風俗習慣的不同導致了彩禮糾紛案的“同案不同判”，嚴重影響著法院判決的公信力。法律作為解決糾紛的機制，在起著事后調整補救作用的同時，也要做到事前指引，這是法本身的要求。相關法律的缺失使得在婚約彩禮中法律的事前引導功能落空，人們沒有一個統一的行為規則作指引，反過來又引發了大量的婚約糾紛。首先，婚約訴訟主體及被告的界定問題。“彩禮”一般情況下是由男方父母籌集以給女方使用的名義交付給女方父母，有的是通過媒人交付，有的是直接交付。所以，一般情況下男方的父母及男方都可以作為訴訟原告。但是，遇到男方父母去世，當事人又有一定程度的智障，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糾紛，彩禮就很難討回。另外，被告的界定也相當復雜，因為在實際彩禮糾紛案件中，被告往往因不想退還彩禮而相互推諉。媒人只是彩禮交付的中介，一般情況下不能把媒人確定為被告，除非媒人從中漁利。其次，彩禮退還的范圍問題。戀愛交往中的男女，在一起吃飯、出去游玩是常見的事。出去玩就有費用產生，如果倆人分手，算不算彩禮，可不可以要回呢?如果倆人同居卻沒有結婚，可不可以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由于我國現行法律對何為彩禮的司法解釋比較模糊，所以，關于彩禮返還的具體范圍界定存在一定的難度。最后，彩禮返還的條件問題。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第十條規定了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的三種情形。但在現實生活中，婚約彩禮糾紛案千差萬別，僅憑最高法院一條司法解釋，很難適應所有案件。

(三)婚約彩禮案件逐年遞增加重了司法機關的負擔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較農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方面，他們的收入增加了，精神生活也豐富了許多，有的還在城市找到了自己的愛情，于是，以前在農村訂婚的就面臨著退婚問題，彩禮糾紛亦隨之產生。另一方面，城市高漲的房價、生存的壓力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夢想難以實現，許多人選擇了回鄉結婚生子，潛在增加了婚約彩禮糾紛的概率。訂婚是許多農民工結婚的必經階段，高額彩禮則成為男方一大經濟負擔，因彩禮問題產生的糾紛也在迅速增加。不但如此，農村與城市生活的反差使得已婚青年婚變增加，彩禮風波不斷上演，因彩禮糾紛訴諸法院的案件逐年增加。據課題組成員在商丘市梁園區法院的調查顯示，自2010年以來，因彩禮糾紛上訴至法院要求調解的不下300起，且每年都有增長的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司法機關的負擔，影響了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四)多種形式的騙婚增加了司法機關辦案的難度

一是拖婚。這種情況多產生于彩禮給付后，雙方登記結婚，有共同的家庭生活，無子女生產。但女方以打工名義在外多年，回家要求離婚，這種情況的彩禮糾紛就很難處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多是女方收了男方的彩禮，不想與男方結婚卻因還不起男方的高額彩禮，只好用這種方式來拖婚。二是無感情婚姻。和拖婚有相同之處，女方父母收了男方的高額彩禮，無力退還，女方雖主觀上不愿意，但還是與男方結婚組建家庭。這種無感情婚姻的存在都是彩禮文化造成的，這種情況在農村比較常見。三是騙婚。女方以與男方戀愛結婚為由，收取男方的高額彩禮，在與男方生活幾天后逃跑，即使男方報案，偵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農村青年男女結婚多不領取結婚證，無法律保護，加之騙子行騙之前都是想好了逃跑和反偵察的辦法。所以，造成了男方彩禮的損失，這種情況經常見諸報紙、電視等媒體。社會上的婚介所，有的也利用這種彩禮文化進行詐騙活動。即便是公安機關介入了調查，由于案件涉及較多的個人隱私問題，也很難調查清楚。

二、消除婚約彩禮現象對社會主義法律文化影響的應對措施

(一)加大對婚約彩禮危害性的宣傳力度

婚約本是中國傳統婚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意在敦促訂婚的男女雙方要好好珍惜結婚對象，以便早日完婚。彩禮也有其善意成分，是想讓對方接納自己的一種表現。在古代，送高額彩禮不但是男方家庭實力的象征，也有買娶媳婦之嫌疑，所以古代的婦女在家庭中沒有發言權。從這點上講，彩禮本身也是一定的陋習的體現，應該去除。現在社會的青年男女，在追求愛情生活的同時，卻繼承了彩禮這一落后的文化習俗，受地方習慣做法的影響，訂婚時大要彩禮，沒有彩禮好像自己就沒有面子，從而給男方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當婚約發生變化時，則會發生彩禮糾紛，甚至鬧到法院要求解決糾紛。此外，高額婚約彩禮已使許多有情人難成眷屬，兩個相親相愛之人，由于付不起女方父母提出的彩禮而只好分手的情況時有發生。對于這種妨礙青年人愛情的“彩禮”繩索，要徹底地斬斷它。所以，加大對婚約彩禮危害性的宣傳刻不容緩。

(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為婚約彩禮糾紛的解決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

目前，我國法律中并無婚約彩禮的相關規定，只有最高院2004年頒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對婚約彩禮問題作出了簡短的規定，這也是目前我國關于婚約彩禮糾紛案判決的唯一依據。但司法解釋(二)中關于“雙方未辦理結約登記手續的”，法院可以支持彩禮全額退還的規定就不甚明確。農村社會中，男女雙方訂立婚約后，不少青年男女都有同居行為，但領結婚證的人不是很多，因為大多數人判斷結婚的標準是是否舉行婚禮宴席而非婚姻登記行為。所以，全額返還彩禮是否有失公平還有待商榷。司法解釋(二)第十條中規定的后兩種情形均以離婚為前提條件，且是全額返還，這樣的規定與民間習慣也有不符的地方。在我國民間，訂立婚約十分普遍，一旦解除婚約，會給男女雙方帶來物質財產、人際關系、社會道德等方面的損失。加之婚約本身就是一種陋習，所以，法律支持全額返還彩禮會在一定程度上助長這種風氣，甚至會造成鼓勵解除婚約的不良后果。因此，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婚約彩禮相關法律制度甚有必要。第一，應明確婚約彩禮的內涵和范圍。婚約是男女雙方為將來締結婚姻而作出的事先約定，它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婚約當事人不得基于婚約訴求結婚;婚約可由當事人合意解除，也可由當事人單方解除，從而敦促男女雙方訂立婚約時要更加謹慎，切不可草率行事。

彩禮是一種附解除條件的贈與。當今社會，男女雙方在戀愛期間，雙方隨時會有財物的贈與和往來，而且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贈送的財物不論在品種還是價值上都發生了較大變化。財物種類也從一般消費品發展成為汽車、房子、手機、電腦、珠寶首飾等貴重物品。那么，這些贈予的財物能否認定為彩禮呢?男女雙方在交往期間相互贈予的財物并不都是彩禮，彩禮是基于當地的風俗習慣而在婚約存續期間給付另一方的較大數額的財物。這個財物數額的標準應當根據當地的物質生活水平、家庭的經濟實力以及當地習俗來確定。一般情況下可以參照以1000元為認定標準，超過1000元的可以被納入彩禮的范圍。若在贈與財物時有明確的約定，那么就算贈予物的價值未滿1000元，也可認定為彩禮。第二，確立彩禮退還要遵循的原則。一是要遵循農村的風俗習慣。彩禮文化多發生在廣大農村地區，老百姓判斷彩禮退還的標準“是男方原因導致聯姻失敗的，彩禮一般不退還，如果是女方原因導致聯姻失敗，則必須退還所有彩禮。”這就與現行的司法解釋存在不一致。如果僅僅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來斷案，不但不符合農村習俗，還有可能導致當事人的抵觸態度。所以，在彩禮糾紛案的實際審理中，不但要遵守相關的法律規定，同時也要照顧到農村地區的風俗習慣。男女雙方若聯姻失敗，不能機械地依照“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要求女方退還彩禮來處理糾紛，還要結合農村的習俗來作出裁決。二是要照顧聯姻中的無過錯方。男女雙方因締結婚姻一方付給另一方數額較大的金錢和貴重物品，在聯姻解散時需要退還對方。退還時要照顧無過錯方的利益。如果是男方原因導致聯姻失敗的，彩禮退還時要照顧女方利益，不能要求女方全額退還彩禮。如果是女方過錯導致聯姻失敗的，則要照顧男方的利益，依法退還彩禮，但退還的數量還是要結合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避免彩禮這一陋習的滋生蔓延。

(三)緩和社會矛盾，加強彩禮糾紛的調解力度

隨著婚約彩禮糾紛的逐年增加以及相關法律制度的缺失，彩禮糾紛案件不斷地困擾著基層司法機關的辦案人員。彩禮糾紛本來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之所以有糾紛的產生，給付彩禮的一方除了想要回付出的財物之外，更多的是為了和對方爭個輸贏。其實，曠日持久的彩禮糾紛不但耗費了當事人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還讓其內心不得安寧。在農村，訂婚的男女雙方多是熟識的鄉親和鄰村的居民，有的父母還是好朋友甚至世交，鬧到最后，不但影響友情、親情，還會影響社會的安定與和諧。所以，對于此類案件，應該以調解為主。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可以挑選有代表性的案件到當事人所在村莊進行公開調解，積極邀請當地村民參加。公開調解，不僅訂婚的男女雙方礙于面子更容易息事寧人，理解對方，有利于具體糾紛的解決，而且，現場調解還會向在場的老百姓宣傳婚約彩禮的相關知識，間接教育旁聽群眾，有利于減少彩禮糾紛案的發生，發揮法律事前指導的作用。

作者：王福泉單位：商丘師范學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