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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民俗文化記錄的整理與建檔狀況

民俗文化是一個民族深層文化積淀的產物，是一個地區、民族、國家社會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成文歷史而言，民俗中所承載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底蘊更為樸素豐厚。自古以來，我國就重視對民風民俗的記錄和整理，早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公派官員到民間對民風民俗進行采風的制度和傳統，并將其載入歷朝歷代的史書、政書、類書、方志等官方典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眾民俗生活的豐富，民間逐漸出現了集中記錄各地民風民俗的私人著述，諸如應劭的《風俗通義》、宗懔的《荊楚歲時記》、干寶的《搜神記》、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楊慎的《古今風謠》、廣璠的《便民圖纂》等等，此外民風民俗相關記錄還留存于各類雜記、游記、文集、筆記等私人文獻之中。概而觀之，我國古代社會的民俗文化記錄整理多依附于官方記憶系統，具有濃厚的政治屬性和單一性。20世紀初以后，西方近代學術思想傳入，我國涌現出一批近代學者，他們對各地民俗文化展開了調查研究。以1918年北京大學成立的歌謠征集處、1927年中山大學成立的民俗學會為主要陣地，全國掀起了以民俗文化收集記錄為主的調查研究活動，所獲的民間故事、傳說、歌謠、謎語、諺語等多刊于各校報專欄和創辦的《歌謠周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民間文藝》等刊物上。隨著對民俗實地調查的陸續展開，學會出版了一批民俗叢書和研究專號。此外，中山大學還建立了風俗物品陳列室，收集陳列民俗實物。民國時期，近代學者把民俗文化的記錄整理活動納入了學術研究的科學軌道，收集積累了豐富多樣的民俗文獻資料，但由于歷史時局的特殊，資料大多散佚。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族民間歷史文化的調查、保護工作。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組織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大調查、三大史詩調查以及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民間文藝三套集成”等調研活動。進入21世紀，國家逐步啟動中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證、搶救、保護和研究工程，開展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等工作，建立保存了大量民族民俗調查手稿、照片、影片和實物等。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提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立檔”保護的要求。我國于2004年正式加入該公約，開啟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定、記錄和建檔工作；2005年開展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調查、認證和命名工作，并正式啟動首次全國非遺資源普查工作；2011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從法律上明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建檔”要求。至此，我國民俗文化記錄整理活動正式進入建檔管理階段，檔案理論與實踐經驗成為民俗文化保護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2檔案部門參與民俗文化建檔及其現實困境

從實踐層面看，我國檔案部門較早開始了與民俗文化相關的檔案收集整理工作，通過利用文字記錄、錄音、錄像、多媒體等方式對口述歷史、非遺等民俗文化進行收集整理和建檔保護。近年來，各地檔案部門積極主動收集整理民俗文化檔案，如2013年甘肅省臨夏州檔案局專門抽調采集組，深入各縣（市）、州直單位，以走訪、實地拍攝等方式，采集反映臨夏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檔案的圖書、照片、視頻資料、電子文字等等。2014年，河南省新鄭市檔案局積極參與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動，并對活動中形成的各種文件材料進行了及時細致的整理歸檔。湖南省長沙市檔案館面向社會開展廣泛的檔案征集工作，截止到2015年3月，已征集到反映老長沙風土人情的老照片8200余張和各種地方文獻、政策匯編52冊等等。目前，檔案學界提出了“民俗文化檔案化”、“民俗檔案”、“民俗文化檔案”等概念，并開展了一定程度的研討，民俗文化檔案研究呈現出蓬勃的學術生命力。然而，當前檔案部門開展民俗文化建檔工作，也面臨諸多困境：一是民俗文化的劇烈變遷。在全球化、現代化和信息化的沖擊下，傳統民俗文化正經歷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劇烈而迅速的嬗變重構，甚至面臨消失滅絕的處境；與此同時，大量的新生民俗不斷產生。這既對民俗文化建檔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又給建檔工作帶來了相當的難度。二是民俗文化檔案具有多樣性和分散性。民俗文化檔案不僅包括傳統的文字檔案，還包括照片、錄音、錄像、多媒體等。民俗文化檔案表現為小集中、大分散的狀況，雖在一定程度得到了集中整理，但仍然廣泛分散于各部門和社會民間。三是參與主體的多元分割。涉及到民俗文化建檔管理的實際，參與主體不僅有官方的文化部、民委、非遺保護中心等政府部門，還有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檔案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有學術性研究機構，也有廣播電視、電影制作商、唱片公司等商業性營利機構，還有民間團體、業余研究者、民俗文化傳承人等民間力量。目前，缺乏統一系統的管理體制和相應的標準規范，多元分割、各自為政、互不相通的問題十分明顯。四是檔案部門的角色缺失。作為公共文化機構，檔案部門應當承擔起民俗文化的建檔保護和傳播傳承責任。目前，檔案部門雖然提出了非遺“建檔”理念和要求，也是此類檔案的實際參與主體，但國家相關法律政策卻未對檔案部門的角色予以認定，這導致檔案部門介入民俗文化建檔工作時出現了許多問題，對民俗文化建檔工作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構建我國民俗文化檔案資源的幾點思考

3.1民俗文化檔案與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構建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建立健全覆蓋人民群眾的檔案資源體系。民俗文化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是國家檔案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構建起完整統一的民俗文化檔案資源體系。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構建的首要問題是界定民俗文化檔案是什么，進而明確它的建檔范圍，以便開展記錄整理工作。筆者認為，民俗文化檔案指有關民俗文化信息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載體的原始記錄。民俗文化檔案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直接形成于民眾的民俗文化生活實踐，二是直接形成于對民俗文化的調查記錄和研究活動。另外，在原始檔案已經損毀或散佚的情況下，應當考慮將以原始檔案為基礎編纂出版的書籍、期刊、報紙、非正式文獻等作為檔案補充資料納入民俗文化檔案資源體系中，真正體現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構建的可拓展性和創造性。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民俗文化檔案資源的建檔范圍不僅應包括我國古代社會形成的有關民俗文化的史書、方志、游記、筆記、家書、文集、文書及民俗繪畫等，還應當包括近代以來形成的和當下不斷生成的手稿、照片、錄音、錄像、實物及數字民俗文獻等。

3.2集中統一與多元合作的構建模式當下，我國民俗文化建檔參與主體呈現多地域、多部門、多行業、多學科等特點，民俗文化檔案的收集意圖、整理方法、保管條件、利用服務等都存在較大差異；現代信息通訊技術不斷發展使得民俗文化數字信息迅速增長，并以大規模無序的異構狀態呈現和傳播。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構建需要對復雜多樣、分散無序的民俗文化建檔工作實行集中統一管理。然而，由于民俗文化建檔的復雜特殊性以及社會環境、政策條件的限制，檔案部門無法單獨勝任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構建工作，而宜實行集中統一管理體制下的多元合作構建模式。早在1928年，美國民俗文化檔案館第一任館長羅伯特•W•戈登在開展美國民間歌謠收集時就曾指出這是“一項由眾人參與的國家項目”。民俗文化檔案資源的構建離不開多方力量共同參與，具體而言，可以由國家文化部門牽頭主導，由其統一規劃民俗文化檔案資源建設，確定相關的組織體制和規章制度，同時聯合國家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相關部門為民俗文化檔案資源的構建提供專業化的指導協作，并且利用信息通訊技術搭建多元合作平臺，鼓勵相關研究機構、組織、團體和個人參與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構建活動中，以實現多方力量的優化整合。

3.3數字民俗文化檔案館建設數字民俗文化檔案館建設，對于解決當下民俗文化檔案實體的分散管理與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構建的信息整合之間的矛盾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數字民俗文化檔案館是一個由多方力量共建共享的民俗文化數字信息平臺、一個虛擬的民俗文化檔案資源集成管理平臺和一個面向社會提供民俗文化檔案開放利用的服務性平臺，它不僅能對數字民俗文化檔案資源的鑒定、收集、整理、存儲、交換、傳遞等業務進行統一領導和監督，還能對不同來源、類型、結構的數字民俗文化檔案資源進行資源整合，實現統一查詢檢索和多層次、多角度、多途徑的開發利用。數字民俗文化檔案館具有多元性、集成性、開放性、動態性等特征。具體而言，需要從以下方面入手：首先，需要國家文化部門聯合國家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相關部門通過調研、立項和論證，統籌規劃數字民俗文化檔案館建設，確定建設工作的總體布局和實施步驟，明確建設部門的組織職能和管理體制，制定數字民俗文化檔案館的標準規范等。其次，需要與計算機部門、專家和技術人才合作，聯合建設數字民俗文化檔案館的網絡架構、技術路線和軟硬件配置，開發數字民俗文化檔案資源適用的檔案管理系統和軟件，應用先進技術和管理手段保證數字民俗文化檔案信息資源的可信可靠、長期可用和安全等。再次，需要各地、各部門、各行業民俗文化檔案文獻實體相關管理者，依據國家有關規定和標準實施或者委托實施傳統載體民俗文化檔案文獻資源的數字化工作，建設多主題、多層次、多樣的數字民俗文化檔案資源庫和庫群，并實現數字民俗文化檔案資源的互通共享。最后，需要積極通過在線互動平臺和移動互聯等社交媒體與社會廣大民眾建立密切的互動交流，鼓勵社會組織、團體和私人捐贈或提供數字民俗文化檔案，支持并指導社會力量建設、管理和展示私有的數字民俗文化檔案資源，擴大數字民俗文化檔案資源的交流傳播。

作者：田麗媛 單位：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