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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伍爾夫對語言問題的關注與思考

(一)伍爾夫對語言資源的男性文化傳統進行了揭示和批判，強調這種資源的男性性別屬性對女性從事文學創作產生了壓力，形成了束縛伍爾夫曾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對語言資源的男性特點進行過生動形象地描述:“女性走進房間，她還沒來得及描述房中所發生的一切，英語的所有資源就已經用到了極限，成群的單詞必須歪歪扭扭地非法形成。”［3］在《婦女與小說》中她對女性踏入文學創作這個歷史上歸屬于男性的領域時會遭遇到的困難進行了明確揭示:“首先有個技術性問題———即，對她來說語句的形式不得心應手。這看起來非常簡單，實際上極為棘手。現有的語句是男人編造的，它們太松散，太沉重，太莊重其事，不合女性使用。”［4伍爾夫所強調的“技術上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語言的問題，即語言資源的男性性別屬性問題。女性不習慣使用“男人編造的語句”的背后，體現出的是一種對語言屬性的根本認識，即“男人造語言”，語言是男性創造并服務于男權社會的一個工具。男性具有對語言的創造、使用、支配、解釋等種種權利，這種語言對男性來說是得心應手的，它不是為女性創制的，因而并不適合女性表達自己情感、思想，也不可能使女性經驗得以妥帖和真實的表達，女性居于其間總會處處受到牽扯和掣肘。因為男尊女卑的父權文化傳統所確立的男女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使女性生活的世界、生存的方式以及情感的體驗與男性截然不同，這種生活、思想、習俗、文化等差異是全方位、立體式的，它當然也會體現在語言上。從事文學創作的艱難程度不是身處語言困境之中的女性作家是絕難感受和體會的。雖然她們可以從男性文學大師筆下學到一些創作技巧，但卻解決不了女性作家創作中會碰到的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如女性拘泥于家庭生活所造成的創作視野的局限問題;女性性欲、生育、哺乳、絕經等與男性的生理、心理體驗差異問題;女性與男性性別差異所產生的角色分工、生活方式、經濟收入、社會地位和權利不平等的問題。這諸多差異都是男性大師以往的“語言形式”中所未有之物，所以伍爾夫認為現有的男性語言“不適合于女性”。尤其是當女作家以杰出的男性作家為楷模并仿效他們寫作時，潛移默化之中就會以男性的技術標準來內在地規范自己該寫什么或該如何去寫。從伍爾夫對語言資源的男性特點的揭示我們可以看到，即使一個女作家有天賦，也有了一間自己的屋子，但要做到忠實地表達女性獨特的經驗也是異常困難的:首先，在幾千年的男權統治下，女性自身的經驗已被壓抑到無意識領域或者被男性的經驗方式所同化，要將其重新發掘出來并加以認定并非易事;其次，長期以來的男權統治使文學創作幾乎成為男性專享的領域，女性文學缺乏創作的歷史和傳統，要將自身的情感和生活經驗以女性的聲音予以表達，殊非易事;再次，即使找到了女性自己的話語方式來表達女性獨特的經驗，能否承受男權文化標準和傳統倫理習慣所施加的強大壓力，更非易事。

(二)伍爾夫獨具眼光、開創性地提出“女性語言”這個概念，將女性經驗呈現和女性創造力聯系起來伍爾夫有一句名言“當我寫作時，我更是女人”，這句話鮮明地表達了伍爾夫的女性主義立場，也暗含著對語言性別屬性的一種認識。伍爾夫以作家對語言問題本能地關注，再加之她的女性主義立場，使其率先總結、提出了女性語言的概念，并對這種女性語言進行了較為深入地追尋和探討。這在她評論女作家多羅茜•理查森的語言特點時，表現得最為明確和清晰:“她發明了，或者說如果她沒有發明，發展和使用了一種適合于她自己的句子，我們不妨稱它為女性性別心理的句子。它比舊的句子更富有彈性，可以拉得很長很長，掛得住最細小的微粒，也容得下最模糊的形狀。……它是一種婦女的句子，但只有在作家描寫婦女的心靈時它才是婦女的，她既不得意也不用害怕她會在她的性別心理中發現任何東西。”［1］伍爾夫對女性語言的認識是用感性、形象的語言加以描述和界定的。她認為女作家應該擁有和追求自己的語言，因為女性要表達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與男性作家截然不同。在伍爾夫看來，傳統的男性語言無法抵達女性微妙滑動的內心世界，也無法呈現女性若有若無的內心情感韻律，不能體驗其妙與微，又如何能確切和恰當地達其意與韻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找到女性自己的語言，伍爾夫呼吁“女作家必須自己創造，將現有的語句修改變形，使之適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態，使之既不壓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5］就像奧斯丁所做的那樣:“這是男人的句子。后面我們還可以看到約翰遜•吉本和其他人也是如此。這種句子不適合婦女使用……簡•奧斯丁看著這句話笑了笑，為自己設計了一種十分自然完美的句子，后來她就一直用那種語言創作。”［1］

(三)伍爾夫率先對文學創作和批評中的男性話語霸權進行揭示和批判，對判斷文學價值高低的標準和男性筆下的女性形象提出置疑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為男性批評話語是女作家從事文學創作時會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和障礙，因為男性作家、批評家操持著文學批評生殺予奪的話語權，他們對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的文學價值評判會直接影響或決定讀者和社會對作家或作家的接受態度，而這種男性批評話語對女作家的創作會產生深刻而復雜的影響，從而限制和束縛女性的文學創造力。“婦女所謂的價值顯然地異于男人所作成的價值。很自然就是這樣的。但是總是男人的價值占優勢……批評家斷定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它論到戰爭。這是一本毫無意義的書，因為它論到在客廳里的女人的情感。戰場上的情景比一家鋪子里的情景重要———比在實際生活里更微妙一點，可是到處都看得見價值的不同。”［2］當一名女性開始她的文學創作嘗試時，她會發現自己對文學和生活的認識和看法總是與這些批評家所張揚的美學觀、價值觀處于對立和矛盾狀態。如果從女性所熟悉的生活經驗出發，她會認真地描寫對于男人來說是雞毛蒜皮、家長里短的情感或家庭之類的瑣屑小事，而那些男人所喜歡的政治、戰爭、歷史等宏大敘事則通常會被她們跳過或忽略。這樣做的結果肯定會遭致男性批評家的大肆撻伐。他們無法理解也不能容忍女性作家來沖擊和破壞這種傳統、經典、崇高的文學宏大敘事，通常會借助于男性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權威地位，運用男尊女卑的父權文化傳統所形成的文學價值標準，對挑戰其男性文學規范和權威地位的女作家進行打擊和批判，逼迫她們改變女性獨特的價值判斷。伍爾夫曾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事例來揭示男性批評家對女性作家的打壓，并發出了自己的拷問:“那天L，最通達人情，最謙和的一個人。拿起一本瑞貝卡•維斯特寫的書看了一段就嚷起來:‘這個壞得出名的論女權主義的人!她說男人都是勢利眼!’……他這句話令我實在驚諤，因為為什么維斯特小姐就因為對男人下了一句可能是對的雖然是不中聽的評語就會是一個壞得出名的論女權主義的人呢?他這句話不但是因為傷了他的虛榮心而發出的喊叫，而且是因為傷害了他對于自己的力量的信仰而發出的抗議。”［2］在伍爾夫看來，男人不能容忍女性對自己的不敬言論，并且固執己見地認為女人是低劣的，只是為了用女人來作鏡子以反襯男人幻影的高大。這種男權文化標準不僅強制性地使婦女處于生活的底層，而且它還潛移默化將這種強制的標準內化為女性自身的價值取向，使兩性之間惟余一種標準———男性價值標準。通過對男權批評話語霸權的揭示和批判，伍爾夫使所有意欲表達女性獨特內心世界和情感體驗的女性作家認識到，要進行女性自己的文學言說，首先必須警惕男性這種批評話語伎倆，要認識其危害并努力掙脫其束縛，并且要敢于肯定和確立女性自己的文學價值觀，才能創造出女性文學的新天地。

二、伍爾夫的語言觀辨析

通過梳理，伍爾夫對語言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有了較為明晰的面貌。如果聯系女權運動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伍爾夫與她之前的女權運動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她開始具備了一種較為明確地自發的語言意識，在于她以拓荒者的身份開始涉足并探討文學領域的語言與性別的關系問題。從前面所列舉的材料來看，伍爾夫對語言的關注和思考還尚未受到索緒爾等現代語言理論的影響，她強調文學是對人類現實生活的反映，認為女作家的文學成就高低與她們生活中所受到的種種限制有著必然和緊密地聯系，總的來說，伍爾夫對語言的認識基本上還是傳統的工具論語言觀，這可以從下面三個方面來加以理解:第一，伍爾夫強調語言是表現女性情感和經驗、反映現實生活的一種工具。成為一個作家(無論男女)的首要前提是能熟練地掌握語言工具的使用，這種使用技巧需要受到一定的創作傳統的熏陶、培養和長期訓練，才能得心應手、出巧創新。伍爾夫希望女作家都能自如地駕馭語言工具，更準確貼切地表達女性經驗，創作出成功的文學作品。第二，在伍爾夫看來語言還是一種謀生和提升社會地位的工具。一個女性要寫作，需要一定的經濟能力和物質條件，這是創作自由也是女性獨立的一個前提。小說為什么盛行，是因為許多女性可以以此為業，可以借此改變家庭經濟狀況，用伍爾夫的話來說就是“用你的智力一年可以掙五百英鎊”。掌握了語言藝術就等于掌握了謀生的一種工具，婦女也能以作家這種職業來取得經濟上的收入和獨立，并由此取得精神上的自由、平等和尊重。第三，伍爾夫認為語言是作家展示藝術追求和創作個性的旗幟，是一種辨析、體認作家風格的途徑和工具。她對女作家與男性同行語言差別的辨析，主要還是從作家所表現的題材、生活體驗與文體或者語句形式的對應上來加以分析和判斷。“無論是男是女，只要看一看開頭的幾句就足以判斷。”這種探討主要從作家行文的語言風格角度著眼，沒有超越布封的“風格即人”的認識，基本上繼承了古希臘以來的文學摹仿說、文學反映論等西方傳統文論思想。雖然伍爾夫生活的時期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學轉向已經開始潮聲陣陣，但主要還局限于語言學理論和哲學研究的一定范圍之內，人們對語言的認識基本上還是將其視為一種溝通和交流的工具，缺乏普遍地關注，還沒有形成自覺的現代語言意識。伍爾夫對語言的關注主要限于文學作品的文體、句式、句子等語言形式層面，還沒有上升到對語言的宏觀把握。在她看來，語言仍然只是一種反映現實生活、傳情達意的工具或媒介，一個作家追求創作個性、體現獨特風格的載體或工具。

三、伍爾夫對語言的認識對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

與女權運動的先驅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斯坦頓等相比，伍爾夫是最早關注語言問題并明確區分男性語言和女性語言的女性主義者，這是由文學問題的思考而引發的對語言性別問題的探討和認識。受限于時代和個人的原因，伍爾夫對語言的認識還是傳統的工具論語言觀，尚未完成語言認識上的“語言學轉向”，但她對于語言的一系列認識和思考卻對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伍爾夫首創的女性語言這個概念，為其后的女性美學、女性寫作等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提供了理論生長點，具有開創性地貢獻伍爾夫所提出和探討的“女性語言(Women’ssentence)”，是相對于男性傳統的語言句式(Man’ssentence)而言的，這與后來女性主義批評所提出的“女性語言”(FemaleLanguage)存在很大差別。伍爾夫提出這個概念，是希望與男性全然不同的女性生活能有與之對應的語言表達，強調細膩、精微、敏感的女性經驗呈現與獨特的語言表達句式之間的吻合程度，關注的重心在文本之內的言語層面，體現出語言工具論意味;而女性主義批評提出的女性語言，是一個意蘊豐富復雜的概念，強調滲透著獨特的女性經驗，與女性隱秘深層的無意識相聯系，與女性身體、本能相聯系。這種對語言性別屬性的強調關注的是文本之外的整個語言系統，其矛頭所向是菲邏各斯中心主義。女性主義批評意圖以此達到顛覆男權文化的目的，具有語言本體論(Languageontology)意味。伍爾夫所提出的“女性語言”雖與女性主義批評的“女性語言”概念有異，但伍爾夫率先將語言與性別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東西聯系了起來，將語言與女性經驗和性別意識呈現、與女性獨特的創造力聯系在一起。女性語言不再是男性批評權威譏笑、否定女作家的貶義詞(等于啰嗦、感性、跳躍、詞不達意……)，而是成為衡量女作家文學價值高低的標準，使女作家能以獨特的語言風格與男性大師并列在一起。伍爾夫對語言性別屬性以及女性獨特的語言創造力的關注，為女性主義批評張揚女性差異的“女性寫作”、“女性美學”等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礎。“我們之所以并不回避將有特殊的內涵的‘女性寫作’這一后世才有的術語用于伍爾夫，就是因為伍爾夫關于發展女性的創造力的思想在精神上與后世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主張的‘女性美學’(FemaleAesthetics)有異曲同工之處。后世的女性美學……主張在批評話語中書寫女性語言，以女性經驗來界定女性主義批評文體。其實伍爾夫的主張實際上也是一種張揚女性美學，突出女性意識的‘女性寫作’”。［6］從研究者對伍爾夫與女性主義批評理論之間的前后承繼所作的分析也足以看出，伍爾夫的女性語言理論開啟了現代批評審視文學的全新的女性主義視角，為女性主義批評樹立自覺的語言意識進行啟蒙，給女性主義批評挖掘女性文學傳統以思想啟迪，為肖瓦爾特的“女性美學”、法國學派的“女性寫作”等女性主義概念提供了理論的生長點。

(二)伍爾夫致力于探討和追尋代表女性創造力的女性語言，對其現代主義意識流創作產生了理論上的指導和助推作用伍爾夫被譽為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和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鋒，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伍爾夫的語言意識對其現代主義意識流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她對語言的認識以及對切合于女性經驗與情感表達的女性語言的追求，不只是在探討女性作家作品時體現出來，而且促使她在文學創作中身體力行地尋找和創制這種女性語言。伍爾夫之所以成為意識流小說之母，除了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伍爾夫內心始終有一種追尋完美的女性語言句式的沖動。她提倡“能有效地填平男人們造成的分裂和空隙”的“小語言”(LittleLanguage)，它“由細小破碎的詞語，短暫的、未完成的句子組成，回蕩著吶喊、召喚和歌詠之聲，也承載著沉默、眼神和手語表達”［7］。她之所以大膽地突破傳統小說的創作方法，運用意識流來表現人物的思緒、聯想和意識的無序及跳躍，是因為這種形式非常適合女性經驗的表達———不求題材的重大與場面的壯闊，不求閱歷豐富和見聞之廣，它不沉重、僵硬、凝滯，而是輕松隨意，興之所至、意之所隨，像喃喃自語、像回憶，“掛得住最微小的顆粒”，能夠把女性最細微、敏感的內在展示出來。這無疑是伍爾夫心中最理想的女性語言的表達式和承載體。伍爾夫的意識流創作實踐可以說是她對女性語言的尋找與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相融合的產物，是對傳統文學樣式的顛覆和突破，讓女性意識象溪水奔流一樣得以釋放和表達，使女性經驗世界得以去蔽、命名和新生。

(三)對女性主義語言批評的奠基作用伍爾夫以天才女作家的敏感和女性主義者對性別問題的敏銳觸覺，開創性地將對女性生活和命運的思考與語言、與文學形象、與文學批評聯系在一起。對文學語言資源的男性傳統進行思考和研究，就女性語言提出自己獨特的創見，對男性作家筆下“房間里的天使”等女性形象進行抽絲剝繭的分析，對男性批評權威話語對女性創作的束縛和影響進行深刻地揭示和批判，為60年代開始興起的女性主義批評開啟了先河，起到了啟蒙和示范作用。伍爾夫之后，西蒙•波娃開始對宗教領域和女性成長心理方面的語言問題予以關注，凱特•米利特開始向男性文本的菲勒斯中心主義發起猛烈的攻擊，吉爾伯特和蘇姍•格巴開始研究“閣樓上的瘋女人”和“莎士比亞的姐妹們”，而肖瓦爾特則在女性美學方面做出理論性地總結和探討。在伍爾夫的影響之下，女性主義批評者開始對男性語言敘述的一切產生懷疑，開始對幾千年來男性筆下“天使與巫女”兩種對立形象產生的原因進行探討，對這類形象背后所潛在的性別壓迫和歧視的真相予以審視和剖析，對其服務于男權統治的實質進行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同時，開始對男性文學批評貌似中立、客觀、公正的權威話語進行置疑。這些批評關注的焦點、運用的概念、取得的成就，都建基于伍爾夫對語言問題的認識和思考。伍爾夫為女性主義批評顛覆和解構男權文化傳統指出了方向，為其全面清算“菲邏各斯中心主義”拉開序幕，女性主義運動也由此開拓出了一片新的語言的疆域。女性主義批評家瑪麗•伊格爾頓將弗吉尼亞•伍爾夫視為女性主義批評的奠基者:“從很大程度上講，女性主義批評很難超越伍爾夫，她的思想預示著女性主義批評的多元化，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從心理分析的角度，還是從后結構主義角度進行的當代女性主義批評均以她的思想為出發點。”

這段話將伍爾夫對女性主義批評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作了精當的總結和極高的評價。但通過本文在伍爾夫對語言認識方面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伊格爾頓的這個評價和總結還存在某種疏漏和缺陷，因為她忽略了伍爾夫對語言的關注與思考對女性主義批評所產生的影響。所以，至少還應在伊格爾頓已列出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后結構主義”等角度之外，再加上“語言的角度”，才能更準確地體現出伍爾夫對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才能對其在女性主義批評史上的地位做出更客觀、公正、全面地定位和評價。

四、結語

雖然伍爾夫沒有專門和集中論述語言問題的文章，沒有完整或成體系的對語言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提升和概括，但她對語言問題的認識遠遠超越于她之前及同時期的女性主義者，具有拓荒者的價值和意義，也暗合了“語言學轉向”在文論和批評領域的脈動頻率。伍爾夫對語言問題的探討和認識為傳統的文學批評昭示出新的性別方向和語言緯度，孕育出一種全新的批評樣式———女性主義批評。她所思考的語言問題，成為女性主義批評多元化發展一個重要的理論生長點，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作者：黃柏剛劉惠玲單位：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