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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經談到的“女性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后天形成的”觀念在20世紀70年代女性主義藝術中得到體現。女性曾經被邊緣化、被淹沒、被誤讀、被建構的事實昭然若揭，女性主義藝術表述了女性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而中國貴州的苗族刺繡是通過家族傳承的古老技藝。女性主義藝術與苗族刺繡藝術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是筆者思考的出發點。筆者在當代藝術多元語境下思考女性主義藝術與苗族刺繡藝術的差異。

一、心靈感受的差異

傳統觀念認為家庭是女性的全部，女性為之奮斗的目的是取悅他人，那么假如女性只取悅自己，家庭會變成什么樣子？女性主義藝術表達性別平等的心靈訴求。1971年，美國藝術史家琳達•諾克林在文章《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中提出了“如果畢加索是女性，會不會成為藝術家”諸如此類從女性角度思考的問題。女性主義藝術不僅在于把女性藝術家添加進現存的男性準則的西方藝術史中，同時探討了女性藝術家長期以來被遮蔽和被邊緣化的內在原因。在美籍法裔女性藝術家路易絲•布爾茹瓦的作品里，編織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它與母親和家的記憶相關。如，其1995至1997年的作品《大蜘蛛》的靈感來源于母親，布爾茹瓦認為母親就像蜘蛛一樣聰明、耐心、靈巧，也懂得保護自己。這只巨大的蜘蛛象征母親的勤勉和女性的魔力，它喻示憤怒與威脅、進攻與防御，同時也代表勞作與給予、保護與遠見。蜘蛛編織結網如同家庭瑣事，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是重要的改變往往是從周圍的細枝末節發生變化開始的。性別意味著什么？也許，布爾茹瓦與波伏娃、琳達•諾克林一樣，早就看出了女性命運背后的真相。

有人說：“苗族服飾是穿在身上的史書。”刺繡作為服飾重要的裝飾，也是獨立的藝術形式。苗族民間藝術刺繡更多來自純樸的心靈感受，在針線穿插中記錄了圖騰崇拜、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生活風俗、美好希冀。如，黔東南臺江施洞地區的剪紙是刺繡的紋樣，遺憾的是它只在老人中傳承，與集市出售的很不一樣，它們有著原始豪放、大氣粗獷的特色，每套作品根據民間傳說繪制，有蝴蝶媽媽、姜央娶妹、桑扎射日等，老人邊剪邊唱，融入的是對故土的眷念和民族遷徙的記憶。就這點而言，與女性主義藝術追求的男女兩性平等迥然不同，這是黔東南少數民族地區女性知足常樂的心態體現。

二、表現手法的差異

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表現手法都是不同的，女性主義藝術與苗族刺繡藝術也不例外。綜合、多元和動態是女性主義藝術家慣常使用的手法。美國多媒體藝術家克魯格利用充滿爭議、煽動性的視覺文字和圖像的結合沖擊傳統藝術，最近她在美國洛杉磯城市公交巴士上覆蓋了諸如“藝術如微風一樣輕盈，如思想一樣明亮”這樣的文字，從而將其重構為充滿活力的公共議題。從藝術館到城市的空間，從T恤到露天廣告牌，從雜志封面到公交車體，她的作品流暢自如、不露聲色地影響了視覺藝術、平面設計和街景藝術的發展演進。

苗族刺繡藝術大多采用家族傳承的方式，苗族姑娘未出嫁前，從母親或祖母那里學習一套技藝，都要親手繡一套嫁妝。從剪紙紋樣、繡作到完成一般要三至五年，每一件繡品的完成，無不滲透姑娘的心血。但苗族刺繡藝術無論造型還是色彩都呈現一定的類型化和程式化特點。如，黔東南凱里、施秉、黃平、臺江等地的苗族婦女在每件花衣的披肩上、裙沿邊都繡有兩道彩色鑲邊橫線，象征黃河與長江。具體到刺繡圖案的設計上，既不采用寫實的手法，也不是自由想象，而是寫實和想象結合的夸張與變形。寫實圖案一般以表現民俗風情和日常生活為主，加以主觀裝飾的色彩；變形圖案多是與圖騰相關的蝴蝶紋、龍紋、魚紋等；而幾何圖案多是采用比較古老的手法，取材于族人的居住環境，河邊多是水紋、云紋等，山上多是鋸齒紋、十字紋等。這些綜合的類型化的表現手法使得刺繡圖案構圖飽滿，色彩斑斕，洋溢著生命的力量。

三、審美訴求的差異

藝術進入后現展階段，美的定義和邊界不斷拓展，幾乎無所不及。到了后現代藝術階段，女性主義藝術中的恐懼、傷痛成為一種另類之美，更加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在珍妮•霍爾澤的女性主義藝術中，可以發現批判性的審美訴求，如她的電子裝置作品《浪漫是用來控制女性的》《濫用職權已經不再令人驚訝》等，犀利的言詞和震撼的形式表達了女性反抗男性社會的控制。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家克魯格利用黑白照片、紅色邊框、紅色襯底白色文字，通過攝影蒙太奇的手法進行創作，在作品《你的身體就是一個戰場》中對男性建構的觀念和色情的目光進行了批判。她曾經談到：“我之所以用圖片和文字來進行創作，是因為它們有能力決定我們是誰，我們不是誰。”“在她1981年的作品《你的凝視打到了我的臉上》中，文字與照片的拼貼，7個英文單詞垂直排列，讓人看到第一眼無法讀懂意思，閱讀的不連貫阻礙了觀者的理解，卻強化了意義，傳達了女性主義的立場，西方藝術中女性的美，純粹是為了男性凝視的愉悅。”

黔東南苗族刺繡藝術創作完全源于作者發自內心的主觀感受，取材于現實但不拘泥于現實，并采取大膽的虛構與想象、夸張與抽象，反而恰恰達到了一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美。苗族刺繡藝術取材非常廣泛，只要是苗族女性認為美的、自己喜愛的事物，都可以通過刺繡呈現出來，顯示出苗族女性驚人的藝術才能。這與古埃及藝術的表達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古埃及的壁畫表現的人物普遍是側面的身體、正面的眼睛和肩膀，以及腳踝的內面，這是壁畫創作者描繪的古埃及人的世界。古埃及壁畫僅憑這種稚拙的異樣之美在世界美術史上便閃爍著獨有的光彩，苗族刺繡藝術莫不如此。如，苗族文化中的龍是保寨安民、賜福賜子的善神，其身兼數職，如水神、土地神、家神、祖先神、生殖神等，與漢族文化中的龍不同。人和各種動物加上龍頭或龍身便可異化成龍，如人頭龍、鳥龍、牛龍、蜈蚣龍、魚龍等。在苗族服飾中呈現的是令人目不暇接的多彩世界。可見，苗族龍紋是一組多元意象的文化符號，折射的是平和、溫馨的審美訴求，與女性主義藝術在震撼反思的審美訴求方面有著迥然的不同。結語通過對女性主義藝術與苗族刺繡藝術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兩者在心靈感受、表現手法和審美訴求等方面有著很大的差別。正如利奧塔所言：“……讓我們激活差異并且拯救這個名稱的榮譽。”

因為差異催生特點，因為差異豐富文明，從而使我們感受到美的多義、多樣和多元的啟迪，在一個多元共生、多元并存的時代我們理應共享這份多元的視覺盛宴。

作者：孫剛 單位：凱里學院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