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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始于上個世紀20-30年代法國的女權主義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原本是主張婦女解放、平等與自由的運動，世界解放運動史表明，女權主義體現女性自我精神與能量的一種女性思想和社會行為，一個社會單獨考慮女權或考慮性別易于顧此失彼，只有將女權與女性結合起來，從女性引向女權，再從女權引向女性，才能拓展人們認知視野。女權涉及性別差異和兩性權力，從性別方向切入，順勢研究兩性權力深層次內涵，從而更深地揭示男女平等形式下的意識形態。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突出地表現為女性主張在翻譯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傾向、女性話語男性化趨勢、以及女性話語自主性增強，這既是對傳統翻譯譯論的背叛，也是對傳統譯論的發展。

一、女性主義翻譯觀

20世紀60年代，由知識女性為主體的女權主義意識形態，猛烈地沖擊著政治、經濟、文化、文學等社會各個層面，也間接催生了女性主義在學術界的形成與發展。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跨文化交際傳統媒介———翻譯及翻譯理論。翻譯是跨文化交際行為，與人有直接的關系，與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相適應。索緒爾在19世紀曾十分重視外部因素即廣義的社會因素對語言的影響，他認為語言具有社會屬性，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語言反映社會現象、社會觀念并促進社會的發展，除非人們能掌握儲存在每個人腦里所有的詞語和語法[1]，但在任何人的腦子里，語言都是不完備的，語言只有在社會性集體運用中才能完全存在[2]。所以，語言的存在規律就是只能憑借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一種約定俗成而存在。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手段，語言與世界存在著鏡象效應，彼此反映對方，如果沒有兩者中的任一方，也就缺失了另一方，語言與社會現實或現實世界的關系是如此密切，因此，閉門造車的語言，不能反映社會或世界的現實；反映社會或世界的語言，如果不能積極地，能動地把握社會現實和世界的本質，當然只能是文字游戲[3]。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明確論證了物質存在決定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又具有對存在能動的反作用。語言作為表達思維意識的物質外殼，能更深地影響社會存在，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與此同時，語言學家推崇備至的“薩皮爾一沃爾附假說”同樣認為，語言不僅僅是社會的產物，語言還能夠反過來作用于人思維與精神的構建”。這樣，許多語言表達的存在以及語言本身形成機制的衍生和利用，會積累式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女性首當其沖，因為女性有著對語言的敏感和應當的天然。在我們潛意識里固化、石化、前景化的所有由語言所指和能指的所有觀念，會以約定俗成的語詞、語音、語句或修辭方式表現出來，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處事觀念、態度、行為、以及方式，當然也包括翻譯行為和結果，女性主義翻譯行為和結果。多年來，人們司空見慣地常常將性別隱喻中，因為歸化或異化翻譯手段遇到的文本系翻譯不確定性歸納為“不忠的美人”。結果，翻譯活動喻體，成為與女性社會地位等同的比喻，女性社會地位受到的歧視不知不覺遷移進入語言，語言的這種屬性亦至于此。原作文本具有的唯一性使原文文本具有權威性，并且形成與譯文文本的主體性和附屬性關系。傳統文化中以父權、男權、子權占中心制統治地位的觀念，男尊女卑的性別倫理道德會下意識地直接移植進翻譯活動，使翻譯的跨文化交際的語言活動也被納入相同思想意識形態范疇，視為依附的、次生的成分，進而被碎片化和女性化。女性的性別歧視與翻譯潛意識中的處理在共同的歷史縱向和橫向節點上有了同一性，從而開辟了結合兩者進行研究的新的途徑[5]。當女性主義成為社會主導思潮之后，必然在女性話語或語言里，也就是在同語交際或異語跨文化交際中表現出來。這樣，研究人員從中找到了女性主義對翻譯行為和結果影響的作用力，指明嚴重的性別歧視存在于傳統翻譯理論和實踐之中[6]，并具體地表現在語言文字或詞匯上，從而引起人們質疑暗含男性中心論的傳統譯論是否還可以為繼。

二、女性主義:傳統譯論的叛逆與發展

女性主義和翻譯都是對語言的一種解構性或批判性理解。女性主義與翻譯結合起來則形成了一種新的翻譯理論研究體系、視角和途徑。女性主義翻譯觀意識到社會女權的發展也為自身從事社會跨文化交際活動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從隱性或無形、從后臺或輔助，變為顯性或有形、前臺或主體。女性主義翻譯觀聲索的主體地位日益明顯，女性主義主體性傾向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女性主義翻譯觀對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進行了顛覆性的否定，然后再加以建設性闡釋，從而豐富并發展了獨特的女性主義翻譯觀。

（一）叛逆傳統譯論，發展標準新內涵自從人類產生翻譯行為那一天起，也許人們不約而同地將翻譯標準設定為“忠實”。傳統翻譯理論關于翻譯標準的核心只能首先是“信”、“忠實”或“精確”,認為譯文必須忠實于原作,以原作作者寫作思想意識和寫作主旨為核心,重視譯者對原作和作者的服從，不得越雷池半步，將譯者與原作者的關系固化為仆人與主人的關系，并且在翻譯行為和意識形態里，用語言來表述和維護這種關系。顯然，外表上看，這種“忠實”似乎是翻譯的一種必然，人們對此也深信不疑，但古今中外共性的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表現為男女性別的差異導致社會政治地位的差異，從而導致了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不平等。這些意識形態同樣充斥在作品，即原作的字里行間，如果以“忠實”為翻譯理論的核心標準，完全與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不相適應。此時的傳統譯論“忠實”只能為逝去的性別歧視或男女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做垂死的掙扎。正是基于這個觀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們堅決實現對傳統譯論的“忠實”觀的叛逆,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倡導者認為,語言中既然充滿了性別歧視,反映著性別不平等的觀念與文化，并且翻譯的“忠實”理論標準正試圖將這種文化“弘揚”下去，這與社會發展的總的趨勢背道而馳。更何況，所謂翻譯的“忠實”標準，與其說通常是意味著全面剝奪女性的話語權[7]，倒不如說是將不公平、不平等的被動話語權、話語思維方式和話語文化強加給女性讀者。因此,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在翻譯中要求回歸性別的公平和正義，要在原文文本向譯文文本轉換中實現女性翻譯活動的主體性，從自在變成自立，再變成自為，在實踐中大膽履行自己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宗旨創新與變革、顛覆與叛逆[8]。從女性社會政治視角、以女性的平等權力方法進行翻譯操縱,是社會層面上廣義的“忠實”，遠遠大于翻譯技術層面上的“忠實”。廣義的“忠實”是建立于正在、已經或將要變化的女性社會地位和平等政治權利之上。簡言之，從這一點分析，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和實踐確是當代能夠起到促進翻譯理論和翻譯方法新發展的重要因素和歷史作用力，也客觀上揭示了翻譯新理論標準形成的規律，即翻譯標準應與社會發展同步，并反映社會文化形態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新變化，顯然，這對傳統譯論體系是一個巨大的發展。

（二）叛逆傳統譯論，前景化譯者主體性當代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與傳統譯論的“作者/原作-譯者/譯文”對立統一模式決裂，同時，也摒棄了譯者忠實于原作的主仆從屬模式，創新提出原作與譯文與時俱進的翻譯標準，使譯文對新時代女權運動的成績負責、對女性主義運動成果負責、對性別公平權力的實現負責，實際上是對整個翻譯理論研究與實踐負責。要實現如此多的責任，必須保證原作的翻譯需要，以女性主義翻譯時空觀來表現社會時空的進步。以語言文化來固化這種進步，共享時代的共生共榮。翻譯是跨文化交際行為，必定要延伸原作的生命周期，拓展原作的生命時空,使原作以另一種或幾種形式在另一個社會語言文化時間與空間里發揮原作應有的影響。這種作用與女性翻譯理論倡導者主張的女性主義譯作主體性相關，盡可能從原作剔除存在于文化意識形態的性別差異、性別不平等或性別歧視，是女性主義主體性翻譯行為的目的和過程。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們提出的全新的“性別譯者”術語，但該概念也只是肯定了譯者性別差異引起的對原文文本意義闡釋的不同學術意見，可見，主張譯者的性別主體性是有意義的。同時，譯者性別主體性理論豐富并發展了對原文文本內涵的理解與發掘。以前只有一個“忠實”的層面，現在可以有一個“創新”的層面。可以輸入與時俱進的社會認知和進步，這無疑增加了社會和諧性和認可度。譯者主體性或者說女性翻譯行為主體性，以否定“忠實”譯論理論為斗爭的形式，支持了傳統翻譯理論的核心價值觀的豐富內涵與內涵的實現，以不容否認的方式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表現的創造性給予了肯定。許久以來,傳統翻譯理論界以“忠實”和“等值”為基礎,忽視了譯者的主體性，剝奪了譯者的社會責任心和創造的原動力，翻譯行為的階段性成果只能是階段性的，譯文被認為是原作的附庸。譯者翻譯行為和翻譯活動僅僅是派生的、附屬性、做嫁衣的、或非創造性的。

現代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把譯者的主體性與原作的客觀性并置，共同推向現代化，使之成為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這對于女性主義譯者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在強化女性主義譯者性別角色的同時，也重新界定了原作與譯作的關系,豐富了原作與譯作關系內涵，彰顯了譯者的主體性及主體性作用，對于消除性別歧視、主張性別的社會政治平等、發展先進翻譯理論有現實意義。（三）叛逆傳統譯論，消彌譯語性別歧視就翻譯的策略和技巧等微觀層面而言，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們進行了大量豐富的翻譯實踐活動，希望從中獲取相關的原則或社會學理論依據，借以徹底消除翻譯語言中的性別歧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首先從經典作品的翻譯著手，強調使用女性主義語言及兩性兼容的語言的策略和技巧，展開了翻譯理論創新的篇章。在對《圣經》、《論語》、《紅樓夢》等作品的翻譯推介過程中，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關于用女性主義語言和兩性兼容的語言的闡釋引發了人們廣泛的興趣和爭論，其意義是深遠的。女性主義語言或兩性兼容的語言不僅讓人們注意到性別化語言帶來的沖突，是對傳統譯論的背反，也是傳統譯論內涵的拓展與外延的豐富；同時還創新了人們對翻譯作為內容豐富的闡釋活動的理解，這同樣是對傳統譯論的發展。世界上事物并非絕對的對立統一，相反，有時會共軛相處，相得益彰。女性主義翻譯者宣稱,在翻譯過程中可以使用相應的、既成的各種翻譯策略和技巧表現女性在文本中的主體性地位,讓譯作的多聲中含有女性的聲音，讓多聲中的女性聲音從隱性轉化為語言中的“可視”、“可聽”和“可信”。在這一翻譯理論的實踐中,很多女性主義譯者大膽采用新詞、新拼法、新語法結構,以及運用一些文字游戲,目的在于超越男權語言的成規,為女性話語開辟新空間，也讓一些新的表達豐富了今天的生活，如人們津津樂道的“女漢子”、“女爺們”等,不但是女性話語男性化的表現,也是女性主義翻譯觀性別抗爭的階段性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實踐只是建立在相應的詞匯表達、結構、翻譯策略與技巧之上，是遠遠不夠的。

三、叛逆與發展傳統譯論:策略與技巧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其實，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總是要先行的。有先進的理論才會有先進的行動，中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以創新女性主義翻譯觀為擔當，以開創女性翻譯觀的全新歷史為己任，為自己設定了翻譯理論發展和創新的任務，即不但從理論上要有所創新、有所發展、有所提高，而且在具體的理論實踐表現上，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策略和技巧也必須要有科學性和實用性。這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具體表現:增補、前言和腳注和操縱或劫持[1]。

（一）增補的策略人們對增補的翻譯策略并不陌生。但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策略視線內的增補策略，是旨在通過增補策略，消除兩種語言差異的性別歧視，而實現譯文文本平衡或順應的創造性的翻譯行為，這與傳統譯論理論工作者說的補償有點相似，但立意完全不同。增補是指譯者基于自己的立場，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文本進行創造性改寫或轉換，如“fe-Male”或“huMan”中的大寫字母“M”，喻指原文隱含的男性中心主義意圖，是直截了當地表現對性別歧視的挾抨擊，這種翻譯方法體現了女性譯者對原文文本的有意識的警覺與干預。

（二）前注與腳注的策略加寫前言和腳注也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實踐中的重要策略與技巧。前注與腳注是翻譯過程文本設計的重要結構要素，也可以成為突顯女性譯者翻譯主體性和能動性的時空表現形式和場所，突出女性譯者翻譯主體性與傳統譯論被動性和從屬性之間存在的廣泛差異性。女性譯者翻譯主體性以及加寫前言和腳注的策略和技巧策略已經成為女性主義翻譯中的常用方法，可以更加廣闊的領域解釋原文文化背景、創作背景、創作意圖、創作效果，以及譯者自身的翻譯策略。可以使讀者更好地參與現實社會、進入譯者心理世界，與作者、作者心聲、人物、人物心聲、讀者和讀者心聲，實現多聲相互交匯，從而突出譯者譯作的發力點和指向，讓讀者們關注譯者的身份。女性譯者的社會政治地位呼聲、平等權力呼吁，在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上，闡明了女性譯者為純理論的或具有政治幻覺的想象而巧妙利用語言文本性別資源的意義和目的。

（三）詩學操縱理論的謀略操縱的謀略又稱之為劫持或把控策略。操縱策略是詩學的基本理論，也是翻譯活動里，指女性譯者依據自身觀點、根據自身觀察視角、基于自身興趣愛好，對原本非女性主義認知觀點做帶有女性主義傾向的觀念的操縱，通常表現為以下方面的操縱。首先，對原作風格的操縱。原作風格是指譯者在翻譯原文文本過程中從原文文本中發掘出的作者創作的個人風格，即作者的創作個性；而原作風格的改變取決于譯者自身的風格。譯者風格具體表現為譯者對所選作品題材風格、口味、或文體的改換或操縱。具體操縱的內容包括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工作者倡導要遵循的翻譯標準、使用的翻譯方法和譯文語言運用的諸多技巧等。原作作者風格和譯者風格的具體結構要素由作者和譯者智商、情商和趣商組成，也就是傳統的世界觀、創作天賦和個人喜好,并在翻譯實踐中形成和石化，成為固定模式。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影響下的譯者樂于探索，駕輕就熟，為女性的平等語言地位奮斗，常常有意識地收集其他女性作家和女性主義作家的作品、思想、觀念和政治主張，當然也不會放棄男性作家的作品，然后把這些作品譯成譯者所在的母語，進入譯者母語文化體系，以創作新詞、新語、新表現從根本上改變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或文化的敘述程式，擴大意義表現，推出自身主張，亦即借題發揮，因勢導利。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里，在眾多的女性主義作家的作品中,詞匯成了社會政治主張的磚塊，也成了女性主義者的武器，成了主張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手段，通過對詞語折衷化、變性化、中性化、性別色彩消解、無性化或直接女性化來創作文章，女性主義譯者也同樣以這些手段或另類手段操縱，使翻譯作品具有女性主義的特質、特色、特點，以此聲稱自己的女性權利和女性社會地位，借以鞏固女性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其次，女性主義翻譯者在實踐上主張譯者的操給性，要求對譯文進行女性主義為指向的再創造。主張女性主義譯者對翻譯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修飾、涂抹、改寫或遷移，重建女性主義專用詞匯,在語言運用上突顯女性主義譯者風格和性別的政治主張。當然，不滿足中性化或無性化詞語使用的女性主義譯者,更樂意探索一些極有意義的陰性專用詞匯,如早先的“chairwoman”、“postwoman”以及今天極有時代氣息意義的常用詞“conductress”、“presidentress”和“translatress”，顯然，這是一條必然之路，會越來越趨勢明顯。女性主義話語表現的操縱可以有細微的調節，如：Noair-conditioner,itisfuckingcold。當然，由于女性主義流派眾多,眾說紛紜，觀點有時會有極左、偏執、情緒化的現象出現，如果不暇思索地從根本上否認以結構主義或語法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就必然會陷入誤把非理性作為理性、主客作為客觀、融合作為對立，將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引向歧途。因為過于強調翻譯的“操縱”和譯者的“干預”,必定會在某種程度上偏離甚至，甚至歪曲翻譯活動的本質，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四、結語

女性主義自進入翻譯理論以來,就在不斷增強自身理論建設中否定不合時宜者，結果也就將不合時宜者推到了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新的發展內容，開拓了新的發展視野。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成功地解構了原作思想意識形態，動搖了原作滲透的男性霸權主義,為人們反思傳統譯論中翻譯的許多原理如等值、等價、對等，或許多術語如文化差異、譯者主體性、以及語言本質等問題找到了新的理論闡釋和發展的發力點，這對于翻譯理論體系建設是有意義的。

作者：戴日新 李奕 單位：四川大學 經濟學院 岳陽職業技術學院 人文素質教育部 湖南科技職業學院 外語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