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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對有過留守經歷的大學生開展實證調研，分析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關系特征，并對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關系社會支持系統(tǒng)進行回溯性歸因研究，分別從理性情緒治療、近端情感呵護以及遠端支撐環(huán)境等方面，提出完善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tǒng)、改進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關系的初步策略。

關鍵詞：大學生；人際關系；留守經歷；社會支持系統(tǒng)

留守經歷是社會發(fā)展特殊時期的產物，對許多人的人際交往產生深遠影響。大學生活是個體從學校向社會過渡的跳板，大學生人際關系和睦與否直接影響其能否順利步入社會并建立良好的職場關系。拉姆瑟（Ramsey）認為：“大學生活可能是一生當中壓力最大的幾年。”［1］對有過留守這一特殊經歷的大學生而言，面對社會競爭日益加劇、內外環(huán)境復雜變化的境遇，如何完善現有社會支持系統(tǒng)，在提升學業(yè)水平和職業(yè)能力的同時，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增強社會適應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調查情況概述

安徽省歷來是農民工輸出大省，也是留守兒童大省。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越來越多留守兒童進入大學，高等職業(yè)院校中具有留守經歷的學生占比很高。因此，調查組在安徽省合肥市某綜合性高等職業(yè)院校學生中開展隨機調查，利用3年時間，對留守經歷（14歲及之前，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務工，并與父母分開居住1年以上）和非留守經歷大學生統(tǒng)一進行測試，每年調查300人。經整理，最終共獲得有效問卷878份，有效回收率97．6％。其中有留守經歷大學生720人，占總調查人數的82％。調查組對有效問卷數據采用SPSS軟件進行統(tǒng)計處理，根據SPSS對問卷Cronbachα信度與半信度分析，數據均在0．8－0．9，問卷的穩(wěn)定性達到了測量的基本要求；問卷的效度采用了相關矩陣的因素分析法，各指標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01－0．2，相關系數極低，表明各問題重復的可能性很小，能夠有效覆蓋要測量的內容。此外，調查組深度訪談了150人（其中約有98％的學生有過留守經歷），了解留守經歷大學生兒時及現階段生活狀態(tài)，深入挖掘了定性分析資料。

二、留守經歷對大學生現階段人際交往的影響

（一）人際信任度整體水平較高信任對人與人之間交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任是和諧、健康的人際關系的基礎。調查表明，留守經歷大學生具有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潛力和條件。現階段相互信任度高達71％，比成年人之間的信任度要高。存在不信任的情況約占29％，其中己信人、人不信己為19％，人信己、己不信人約6％，處于“互不信任”狀態(tài)的人群僅為4％。

（二）人際自我效能感不容樂觀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Bandura）認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們對自己實現特定領域行為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2］調查表明，留守經歷大學生對人際關系的自我感受狀況不容樂觀。有18％的群體常常覺得受到了冷落，而“無感覺”的占到了54％，“受歡迎的”僅占28％。這說明對大多數留守者而言，冷淡是他們對人際關系最直接、最深刻的感觸。這種感觸會喚起曾經留守的孤獨經歷，弱化其在大學校園開展人際交往的積極性，導致人際交往的“亞健康”狀態(tài)。

（三）人際交往認知不成熟留守經歷大學生大多處在18－20歲的年紀，其“三觀”尚未定型，沒有深刻意識到人際關系對一個人成長、成功的意義。不少人認為，只要自己有水平和能力，就可以不用求人，甚至認為搞人際關系就是不正當的行為，是在向別人獻殷勤、巴結和討好。調查表明，不少留守經歷大學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顧慮重重，雖然渴望與他人建立良好人際關系，但由于擔心被拒絕而卻步，他們的內心是警覺而敏感的。舒茨（WSchutz）的人際關系三維理論表明，兒童期人際間包容與情感的需要是通過與父母、同伴之間的正常交往得以滿足的。［3］如果留守經歷大學生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滿足，就容易產生焦慮，傾向于形成人際交往的疏離，擺脫相互作用而與他人保持距離，拒絕參加群體活動，避免親密的人際關系。訪談發(fā)現，有明顯特征的個案往往走向兩個極端，或者過高評價自己，孤芳自賞，或者自我評價過低，妄自菲薄，破罐破摔。

（四）人際交往虛擬化傾向留守經歷大學生中“宅男宅女”占比更高，除了上課、吃飯等必要的活動，他們更喜歡呆在宿舍；相比于參加社團或文體活動，他們更傾向于將時間、情感與精力寄托于虛擬的網絡社會中，如，瀏覽新聞、看電影、打游戲、刷微博、發(fā)微信朋友圈、聊天曬心情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虛擬網絡中的消遣和交往要放松得多，沒有那么多壓力、顧慮與約束，也不用擔心現實責任與后果。

（五）人際交往呈現被動性有研究表明，如果兒童早期成長于既有約束又有自由的民主型教養(yǎng)氛圍當中，就會形成既樂于順從又能夠支配的人際關系行為傾向，從而順利解決人際關系中支配與控制的問題。對留守經歷大學生交友范圍及交往形式的調查結果表明，這一群體的交際范圍往往局限于班級、專業(yè)和系部內比較熟悉的人，而且在交往中以服從型為主，甘愿做配角，拒絕支配別人。他們對同學、教師交辦的事務盡心盡力，做事認真，但不擅長主動請纓，也不喜歡到更大范圍的人群中進行交流分享。他們的人際圈子主要以學習為中心，較少涉及娛樂消遣類的社交圈。回溯性的訪談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留守者在兒童期基本處于放任式的無管束狀態(tài)。

三、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關系歸因分析

調查組借用賴特•米爾斯（C．WrightMills）社會學想象力的觀點，將留守經歷大學生的人際關系特征這一社會現象放在社會支持系統(tǒng)的大環(huán)境里，采用回溯性視角開展歸因分析。關于社會支持的界定，學術界并沒有定論。迄今為止，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社會精神病學家紛紛從不同視角進行相應闡述，但社會支持系統(tǒng)作為一種動態(tài)、多維度的人際關系系統(tǒng)已成共識。雷鵬、陳旭等人認為，社會支持系統(tǒng)是由個體自身、與個體日常生活緊密接觸的近端支持以及與個體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遠端支持三部分構成，這些支持能被個體所感知、評價和利用。［4］其中，近端支持主要包括緊密接觸開展直接交流的撫養(yǎng)人、家庭成員、教師、同伴、鄰居等；遠端支持既包括在外務工的父母親人和社會慈善組織等直接支持，又包括國家法律法規(guī)、政府動員、企業(yè)幫扶、社區(qū)環(huán)境等間接支持。近遠端支持既包含支持源，又包含支持環(huán)境和支持活動，它與留守者之間是否形成適當的支持關系，是對留守者過去以及現在的人際關系產生有利或不利影響的關鍵因素。

（一）個體負性自動思維十分明顯負性自動思維，就是在應激情境下，個體頭腦中反復自動出現的思想和念頭，是內容消極、與不良情緒聯系在一起的一種思維流。它作為一種特定、抽象、自動出現且很難轉變的認知，是介于外部事件和個體對事件的不良認知和情緒反應之間的那些思想。國內外研究專家認為，負性自動思維是人際壓力與領悟性社會支持的中介。［5］在留守期間承受的心理壓力如果未能在與父母的遠程聯系與溝通中，未能在與監(jiān)護人以及周圍親戚朋友的交流中得到疏解，就會被留守者壓在心底，用各種形式的外在偽裝包裹起來，不輕易讓別人知曉。這些負面效應積壓起來，就容易形成負性的自動思維，進而影響大腦的信息加工，對父母外出打工的行為產生不理性認知，甚至在思想上情緒上產生偏差，最終領悟到的人際支持度就很低。這些潛伏起來的不良情緒，一旦遇到類似的環(huán)境氛圍就會被激活。調查表明，留守者兒時的內在壓力對長大后有一定的影響，兒時“壓力很大”的占19％，“有一點壓力”的為46％。在調查組的深入訪談中，部分曾經留守者不愿意別人知道這段經歷，更排斥“留守兒童”這一標簽。可見，幼年留守的經歷不止在他們內心形成了負性自動思維，而且已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傷害。

（二）近端支持嚴重缺失一是家庭親情實質性缺位。調查數據顯示，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務工的大約占44％。由于家庭經濟的原因，父母選擇外出務工是無奈之舉，導致留守兒童長時間處于父母缺位的狀態(tài)中。調查中，有留守經歷者占80％，其中父母在外務工4年以上者近67％。根據埃里克森（ErikHErikson）的觀點，這個時期正是培養(yǎng)兒童信任和主動感的關鍵期，如果得不到父母的關心和愛撫，容易對周圍世界產生不信任感，或內心產生自卑感，這種心理發(fā)展的不健全會對兒童的成長產生長期影響。［6］80％的留守者在留守期間一直處于祖輩的看護下。祖輩文化水平低，給予的精神引導以及心理關愛都比較少，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飲食起居上的照顧。陳舊的生活習慣、傳統(tǒng)的思維慣性帶來代級的“鴻溝”，留守者幾乎很少和老人談心，遇到學習、生活或心理上的困難，往往只能求助于父母和同學。如果這兩方面都傾訴不暢，在長時間得不到排解的情況下，勢必產生學習、生活或心理上的壓力。調查表明，父母打工期間與留守孩子的聯系次數，與當前留守經歷大學生遇到煩惱時的傾訴情況有顯著性正相關，而與父母回家的時間間隔關系不大。因此，父母親情的實質性缺位，才會帶來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關系的諸多問題，如內向、自卑、退縮、被動、顧慮、懷疑等。二是伙伴友情支持不足。對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而言，留守期間家庭親情缺位導致的情感空缺，會傾向于由周圍小伙伴的友情填補，但并不是所有同輩小伙伴的友情支持都是正面的。調查組深度訪談得知，留守期間融入的同輩小群體中，伙伴之間的行為以及自然形成的組織和規(guī)范往往有過激之處。這種非正式群體的領袖會對順從自己的小伙伴偏袒，對不順從自己的小伙伴進行各種條件下的“壓制”。這種與主流文化相去甚遠的“亞文化”，容易誤導留守兒童人際關系的價值導向，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們進入大學后的人際交往行為。另外，訪談中問及他們喜歡上學的原因時，42％的答案是上學朋友多，有同齡人做伴；而兒時經歷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與小伙伴有關的占28％。這進一步證實了留守大學生兒時親情的缺失是通過友情來彌補的。數據顯示，還有30％的留守者朋友較少甚至交不到朋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其友情支持不足，為后來產生人際交往障礙埋下了伏筆。數據顯示，留守經歷大學生不太愿意主動向別人傾訴，而其中“從不向任何人傾訴”的占13％；只有大約14％的留守經歷大學生愿意主動傾訴自己的煩惱，以此來獲得支持與理解。三是鄉(xiāng)村鄰里自顧不暇。留守經歷大學生的家鄉(xiāng)往往是打工流出集中地，農村的多數壯年勞動力為生計選擇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基本是老人、婦女和兒童。每個家庭養(yǎng)育子女及耕種田地的負擔都較重，往往很難有閑暇時間和精力照顧鄰居。調查結果顯示，43％的鄰居之間沒有過多的交往，僅僅是點頭打招呼；37％的鄰居在對方有特殊困難時才考慮關心和幫助。雖然古樸的村落里往往有“遠親不如近鄰”的說法，但囿于農村的現實情況，加之家丑不能外揚的習俗，一般家庭縱使有困難，也不想給鄰居添麻煩。

（三）遠端支持效果不佳一是學校教育忽視了情感和心理。留守期間，學校成為留守者最主要的社會化學習生活環(huán)境。然而，在學校里最主要的任務是學習文化知識，考試分數成為教師和家長們關注的焦點。解決留守者的情感缺失和心理焦慮問題，不是學校最主要的工作任務，也不是教師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大眾性和鄉(xiāng)村教師自身的困境，使得教師很難有精力針對留守者做一對一的輔導性教育。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偏重于職業(yè)性傳授知識的教育主體與客體，在情感交流、人際關系指導、心理安撫以及人生解惑釋疑等方面力不從心。二是鄉(xiāng)村社會的精神支持長期空缺。十幾年前，農村經濟基礎較為薄弱，文化設施建設長期空缺，留守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正規(guī)文化娛樂微乎其微，鄉(xiāng)村社區(qū)能提供的僅是紅白喜事以及傳統(tǒng)佳節(jié)的一些習俗儀式。此外，當時能夠提供支持和幫助的公益社會組織也還比較稀缺。安徽省公益組織也是近些年才開始發(fā)展和興起，主要活動范圍以城市為主，農村基本很少涉及。調查組5年前對安徽省巢湖、金寨、肥東、肥西等地農村社區(qū)留守兒童開展調查時發(fā)現，僅金寨革命老區(qū)有上海山魂公益組織開展的對口閱讀公益項目，其他地區(qū)根本不知公益組織是何物，更談不上受到幫助和引導。

四、社會支持理論下改善留守經歷大學生人際交往的措施

（一）對個體的直接心理干預和疏導RET理性情緒療法的核心理論是“ABC”理論，A（Activatingevent）代表誘發(fā)事件，B（Be－lief）代表遇到誘發(fā)事件后產生的信念，C（Conse－quence）代表情緒和行為結果。調查組認為該模式比較適合留守經歷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心理疏導。這一群體身體和心理年輕、普遍文化水平較高、領悟力以及改變的意愿都比較強，因此會帶來較好的干預效果。實踐中，可使用整理治療模型“ABCDE”進行心理干預，通過合理的信念D（Disputing）來駁斥不合理的認知和信念，從而改變原有信念和理念存在的偏差，產生有效的治療效果E（Effect），使留守經歷大學生的人際關系狀況在情緒、認知和行為上得到積極改善。［7］這種治療方法要求干預者具有很熟練的心理疏導技巧，通過攝入性會談幫助留守經歷大學生找出困擾情緒和行為的具體表現，并做好細致分析。在分析過程中，不要過度關注其留守經歷，以免引起心理的不適；要通過內心感悟，對比性地了解情緒、認知和行為的關系。如果效果不明顯，可以通過發(fā)揮合理情緒想象技術，感受不適情緒帶來的失敗情境；或通過自我管理、放松訓練以及系統(tǒng)脫敏等方法，讓留守經歷大學生深刻地意識到產生情緒偏差的根源，努力減少非理性情緒，促進人際關系和諧發(fā)展。

（二）加強近端支持的情感呵護一是父母親情回歸與感化。留守期間父母的時空缺位是無奈的選擇，但這并不必然會淡化親情，關鍵是讓兒童感受到父母角色的實質性扮演。無論留守與否，對父母而言，只要能注重和子女的密切聯系，關注其思想狀況與生活動態(tài)，及時交流情感，適時地給予引導，就會增強兒童的理性認知，加強其親社會的人際行為。只要保持兒童內心的安全與健康，即使父母不在身邊，也不會影響他們內心的感受性陪伴，領悟到的社會支持更不會因留守而減少。當留守兒童步入大學，思維意識逐漸走向理性健全，再回首往事，絕大多數人能釋懷曾經留守的經歷。父母除了經濟上學費、生活費的支持，還要讓子女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操勞是為了下一代美好的未來。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表達感情的方式更加多樣化與便捷化，方便了親子之間的情感表達。父母既可以在分隔兩地時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辛勞以及對子女的牽掛與關心，用微信、QQ或者語音、圖片等形式展現，又可以在家庭團聚時通過親密接觸讓子女感受溫情、強化親情。通過不同情境中的親情感化，留守大學生人際交往的正能量會隨之增強，形成強烈的感恩情懷，意識到父母的艱辛，從而發(fā)憤圖強，回報父母、家庭與社會。二是同輩群體的引導和支持。根據與留守經歷大學生群體相似的生活經歷、成長環(huán)境、興趣愛好、價值觀念以及生活習慣等，巧妙發(fā)揮同輩群體同命相憐的優(yōu)勢，募集有公益情懷、樂于助人的青年志愿者，通過教育培訓，使其成為能對留守經歷大學生進行有效引導的幫扶工作者。同輩引導者通過發(fā)揮共情、同理心等社工技巧，給予留守經歷大學生足夠的尊重和理解，從而建立起良好的心理疏導氛圍，使其內心的困惑與痛點適時得到宣泄，達到舒緩心理壓力的目的。更為關鍵的是，同輩引導者還可以把自己有效的生活經驗和良好的學習方法共享給他人，通過榜樣的示范效應達到群體帶動的效果。［8］

（三）完善遠端支持的外在氛圍一要營造積極向上的良好校園環(huán)境。針對留守大學生這個特殊群體，高校如果刻意給予特殊關照，就容易刺激其敏感的內心。只有創(chuàng)造良好的人性化的校園氛圍，才能使其在耳濡目染中感受關懷與溫暖，達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如，豐富校園文化體育活動、創(chuàng)辦形式多樣的校園社團、完善勤工儉學制度、規(guī)范獎助學金的評選、建立評優(yōu)獎勵制度，激發(fā)人生正能量，激勵家庭條件較差的農村子弟奮發(fā)圖強，提升個人能力，成為品學兼優(yōu)的優(yōu)秀學生。二要建立溫馨和諧的宿舍人際關系。大學生宿舍人際關系是大學生社會人際關系的縮影。大學生約一半的時間是在宿舍度過的，在長時間的相處中，宿舍環(huán)境對留守經歷大學生具有最為直接且潛移默化的影響。室友們來自不同的地區(qū)，有不同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念，加上宿舍生活的日常化、瑣碎化，產生各類矛盾在所難免。因此，學校要在新生進校之初就開展宣傳、教育和引導，積極培養(yǎng)大學生的愛心意識、擔當意識和包容意識，形成情感交融、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的性格導向和人格魅力。此外，可以組織豐富多彩的宿舍文化活動，增強宿舍內部的凝聚力、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和諧溫馨的氛圍，讓留守大學生找到溫暖如家的感覺。三要發(fā)揮公益社會組織的大愛功能。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群體進入大學時，正值安徽省公益社會組織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fā)展。目前，社會組織公益服務的領域越來越廣，留守兒童是其重要的服務對象。對留守經歷大學生而言，自己童年的留守經歷雖不可彌補，但是用自己的綿薄之力給正處于留守階段的孩子以幫扶和關愛，這對志愿者和被幫扶者而言都意義非凡。通過這種公益服務，感受人間大愛，砥礪道德品質，提升社會責任感，有益于人際關系的強化。學校也可以與社會組織合作，開發(fā)一些專門針對留守經歷大學生的公益服務項目，讓這一群體因為參與專業(yè)性的公益服務而實現自我更好的成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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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世海．留守兒童社會服務方法［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137．

［8］李霞，陳虹．示范院校留守經歷大學新生心理健康現狀調查及教育對策［J］．教育評論，2017（7）：99．

作者：徐振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