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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維度：群眾生態文明意識

（一）現狀：群眾生態文明意識總體水平不高當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但生態失衡、資源短缺問題也日趨嚴重，因環境問題導致的社會群體性事件頻發。雖然群眾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保護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已成為群眾的迫切訴求，但群眾生態文明意識總體水平仍然較低。[4]據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全國調查顯示，69．9％的群眾認為環境保護非常重要。[5]但中國社科院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相對于其他社會問題，群眾對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對“我國面臨的問題”排序，群眾將環境問題列為第五，社會治安、教育問題、人口問題、就業問題都排在前面。對“我國發展目標”排序，環境問題也列為第五，而經濟發展被排在第一，其次是科教進步、人口控制和社會公平。以上數據說明，群眾不但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而且對我國“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相互協調”的發展戰略缺乏充分的認識。35％的人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環境衛生的層面。[6]尤其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傳統心態，影響著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覺性。據調查顯示，只有51．9％的群眾會偶爾關注自身周邊環境問題，其中53．08％的群眾是為了維護自身權益。面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時，只有69．6％的群眾想到依靠法律途徑解決，其中53．8％的群眾“希望別人向政府反映情況”，43．1％的群眾“在有人組織的情況下愿意解決此事”，3．1％的群眾會“很無奈，忍著”。[6]生態教育是培養群眾生態文明意識與素質的根本手段。《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領》指出，自20世紀70年代開展環境宣傳教育以來，群眾生態觀念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總體水平還不高，不同地域和群體還存在明顯差異。[7]政府、社會和媒體開展的生態文明教育多是環保公益講座、理論研討會、環保科普等，對群眾的影響力和帶動力不夠。作為生態文明教育主陣地的學校，由于受教育模式和考核機制制約，加上一些教師自身生態素養不夠，對生態文明教育缺乏足夠重視，學生雖然具備了一定的生態道德觀念，但未形成自覺的行為準則，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往往還局限在表層，遠遠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群眾往往只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各種環境問題，如水、大氣污染、噪音、工業垃圾、生活垃圾、食品安全，但這些都屬于淺層生態文明意識，也稱為“日常生態文明意識”。對更廣范圍的深層生態文明意識，如野生動物植物保護、耕地減少、森林破壞、荒漠化、海洋污染等與公眾生活較遠的生態問題則知之甚淺，對于氣候變暖、酸雨或其他大規模生態災難更是漠不關心。

（二）對策：加強教育宣傳，提高群眾生態文明意識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1]群眾生態意識水平影響著群眾的價值取向、行為選擇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群眾生態文明意識不但受性別、年齡、收入、職業和文化程度等自身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還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主導價值觀念、管理機制體制、媒體宣傳教育等社會因素影響。因此，提升群眾生態意識應采取多種方法和途徑。學校是生態文明意識培育的主陣地，家庭是生態文明意識培育的重要基地，社區是生態文明意識培育的重要土壤，媒體是生態文明意識培育的重要平臺。1972年，英國倫敦大學英王學院院長盧卡斯教授將環境教育分為三個階段：關于環境的教育、在環境中教育、為了環境的教育。“關于環境的教育”是指環境知識和技能的教育，“在環境中教育”是在現實環境中進行環境教育，“為了環境的教育”是指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的培養。[8]西方各國環境教育大都經歷了“盧卡斯模式”的三個階段，但我國人口和經濟發展方面與西方不同，尤其地域、行業和文化的差異很大，我們必須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生態文明意識培育模式。一方面要進行宏觀的全局性的生態文明意識培養，弘揚中國傳統生態文化，讓生態文明教育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另一方面應立足本地，關注本鄉、本土，因地制宜，有重點、有針對性地推動本區域的生態環境教育和宣傳，提升群眾的生態文明素養。

二、實踐維度：群眾生態文明行為

（一）概念界定群眾的生態文明行為，是指群眾發揮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綠色生產、低碳生活和理性消費，以及主動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政府決策、管理監督和效果評價的具體實踐。綠色生產是指節能、降耗、減污的生產方式。低碳生活是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自然健康、返璞歸真的方式生產生活。理性消費是指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則進行的可持續消費。馬克思認為：“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9]人的行為活動是有意識、有目的地進行的，是自覺的、能動的活動。這種在自身中有意識、有目的的能動活動，使人成為主體。[10]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也是自然界的塑造者。自然界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環境和生活資料。“良好生態環境是人和社會持續發展的根本基礎”。人類生產生活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必須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工業文明的生活方式把人的物質需要和人對財富的占有作為人類的唯一追求，引發了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金錢拜物教以及奢侈浪費等。恩格斯指出“：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11]當群眾真正認識到生態可持續、經濟可持續、社會可持續的重要意義時，才能主動將愛護自然、保護環境的生態文明意識轉變為自覺的生態文明行為。群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生活和消費行為是群眾建設生態文明的實踐路徑。

（二）現狀：群眾生態文明實踐的廣度深度有限環境問題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需要人從自身的態度與行為層面尋找原因。1993年4月，71個國家1600多位資深科學家（包括半數以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合署名了“全球科學家呼吁世人的一封信”（WorldScientists’WarningtoHumanity），指出人類活動已給環境和資源帶來無可逆轉的傷害，嚴重危及人類社會與動植物界的未來。《環境倫理漢城宣言》也認為“，如果我們再不對傳統價值觀與信仰進行反思，其結果將是環境質量的進一步惡化，最終導致全球生命支持系統的崩潰”。[12]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積累下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日益顯現，江河水系和土壤污染高發頻發，還有近年來頻現大范圍長時間的霧霾污染等，對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身體健康帶來嚴重影響和損害，由此引發的群體性環境維權行為顯著增多。老百姓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態”。群眾的生態意識明顯提高，但還沒能完全轉化為生態實踐，成為群眾的日常生活理念。群眾一方面呼吁生態文明，另一方面在行為方式上又表現為一定程度的冷漠，知多行少，說多做少，理念與行為脫節。據環保總局和教育部調查顯示，75％的公眾在購物時不考慮環保因素，只有35％的人會購買相對價格較高的環保產品，僅僅30％的人處理廢棄物符合環保要求。據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調查顯示，69．6％的人認為周圍人行為不符合環保標準，但如果需要他們去干涉或監督時，只有35．1％的人考慮去過問，而真正會采取行動的人則更少。[5]這些結果反映出群眾生態文明實踐呈現嚴重的“政府依賴型”和“自利型”特征。傳統的粗放型生產、生活、消費方式給生態環境帶來很大影響。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生產的糧食有35％被浪費，每年在餐桌上浪費的食物約合2000億元，相當于2億多人一年的口糧。餐桌外的浪費高達700億斤，接近我國糧食總產量的6％。[13]在農村，很多農田依然采取大水漫灌方式，造成水資源的巨大浪費。農民為提高農業產量，往往過量施用化肥、農藥，導致嚴重的農村面源污染。有些農民為了省時省力，直接采用焚燒方式處理秸稈，既浪費了土地肥力，又造成了大氣污染。群眾消費理念不成熟，攀比和炫耀心態嚴重，非理性消費盛行。西方工業文明所倡導的“多買、多用、多扔”的生活方式和“多多益善”的價值觀念使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成為時尚，加劇了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生活者的致害者化”日益凸顯，也就是說，以前是環境受害者的廣大群眾現在變成了環境問題的發生源，直接或間接引起了環境的污染和破壞。[14]群眾在日常生活中發出的噪音、產生的垃圾、排放的廢水與廢氣等，已大大超出環境承受力，很大程度上成為環境污染與破壞的重要致因。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必須以環境資源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適度消費為特征，以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為標準，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倡導艱苦奮斗、崇尚儉樸、注重環保的可持續理性消費，使群眾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與物質生產發展水平相適應，與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相協調，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三）對策：創新管理模式，促進群眾生態文明實踐生態文明建設就是按照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對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進行生態化改造，在生產、消費和流通領域推動綠色生產、低碳生活、理性消費，以較少的資源消耗和最低限度的環境污染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對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加強宏觀組織引導，創新管理機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制度設計和完善，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生態文明建設道路和方法。對于群眾而言，就是要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將生態文明意識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積極投身生態文明實踐。總之，使生態文明建設主體從一元到多元，生態文明建設格局從單向到共治，生態文明建設方式從科層化到扁平化，最根本的在于構建堅實的群眾基礎，緊緊依靠群眾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廣泛深入開展。首先，加強宏觀組織引導，豐富群眾生態實踐形式。政府、企業、學校、家庭可以組織多種多樣的生態教育實踐，比如開展感受自然、愛護動物、建立環保網站、發行綠色刊物、組織環保意識調查、生態文明知識競賽、生態環保研討會和征文等活動。通過這些生態實踐活動，可以提高群眾的思想認識，樹立綠色消費觀念，增強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責任意識，把生態文明理念轉變為節約資源、能源和保護環境的自覺行為。只有廣大人民群眾轉變思想觀念、踐行環境友好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生態文明建設才能取得明顯成效并長久開展下去。其次，運用市場經濟杠桿，激勵群眾生態實踐行為。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外部性效應，往往導致“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應充分運用市場經濟手段，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改革，提高排污收費標準，推行碳排放權、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等制度，完善社會資本投入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建立完善的獎懲措施，補償群眾投入生態實踐的成本，激發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內生動力，引導全社會齊心協力走低碳、綠色、循環發展之路。第三，發展非政府環保組織，推動群眾環保運動健康發展。環保NGO是群眾開展生態實踐的重要載體。近年來，國內外的各種環保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綠色和平組織、海洋保護者協會、自然之友，還包括大批高校組織的環保社團協會，已經成為生態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應進一步出臺支持鼓勵社會團體參與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適度放寬限制，促進民間環保社團的成立，加強對環保社會團體管理、指導和監督，鼓勵和引導群眾積極加入各種民間環保組織和環保志愿者活動，最廣泛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在全社會形成愛護環境、節約資源的新風尚，推動群眾生態實踐蓬勃開展。

三、制度維度：群眾生態權利與義務

（一）概念界定生態權利是指每個人與生俱來享有健康生態環境的權利。一個健康的外部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須，生態權利是人類的基本權利。1972年，聯合國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明確指出“：人類有權在一種有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15]群眾的生態權利包括環境知情權、享有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即獲取相關生態環境信息的權利，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活的權利，參與公共環境事務的權利，對政府企業行為進行監督、檢舉和控告的權利。群眾享有生態權利的同時也應當積極履行保護生態的義務。《人類環境宣言》明確指出，人類“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群眾生態義務包括遵守已有生態文明法律法規、推動生態文明立法完善、踐行生態文明行為規范，具體表現為生態宣傳義務、生態保護義務、生態奉獻義務和生態自律義務。馬克思認為：“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16]《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6條明確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每一個人都在影響環境，同時也受到環境的影響。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每個人以及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保護生態環境關系到我們的共同利益。因此，我們必須主動承擔生態責任，積極履行生態義務。群眾生態權利與義務協調統一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障。必須堅持群眾權利與義務的統一、群眾參與和國家治理的協同，在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

（二）現狀：群眾生態義務與生態權利缺乏規范美國著名國際法學家愛蒂絲•布朗•魏伊絲認為“：地球權利和義務是內在聯系的，權利總是與義務結合在一起。”[17]任何人要享受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存的權利，就必須同時履行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義務。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人總是把生態權利與環境義務割裂開來，或者片面強調人對自然的權利和人自身的需要而忽視人對自然的義務和責任，或者片面夸大環境義務的重要性而忽視人自身的權利訴求。生態義務和生態權利是辯證統一的，沒有生態權利的生態義務難以履行，沒有生態義務的生態權利也不可持續。群眾只有在履行環境義務的曲折過程中才能確保生態權利的保障落實，而那些逃避或漠視生態義務、只想享有生態權利的人最終必然喪失生態權利。西方主要是通過“自下而上”的公眾環保運動來推動環境保護的。當環境問題出現時，首先是公眾自發組織起來，督促政府制定環境政策、法規、標準和規劃，監督和限制企業排污。很多環境政策都是在公眾的倡議、參與、監督下產生的，因此，西方環境政策的實施、法規的執行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鮮明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導特點，大多數生態活動都是由政府倡導、組織、支持和贊助的，如“中華環保世紀行”、“環境保護宣傳月”“、世界環境日”等活動。這種模式可以迅速集中有限資源改善環境問題，比較適合我國國情，但同時也弱化了群眾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導致群眾對自身權利與義務認識不充分，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十分有限。調查數據顯示，雖然84．6％的人不同意“環境保護是國家的事，與我無關”，但大多數人對個人努力的信心不足，在回答“改善環境問題主要依靠什么時”，只有9％的人選擇“每個人對環境保護的努力”，還有5．8％的人選擇“公民自發的環境保護運動”，但是63．3％的人認為“單靠個人努力，無助于解決環境問題”。[5]群眾往往只參與環保公益講座、理論研討會、環保科普、環保教育等宣傳教育層面的活動，很少能夠真正參與生態法律法規制定、具體項目建設決策和環保項目評估，群眾維護自身生態權利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制法規，依法解決群眾合理合法的生態訴求，使群眾由衷地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

（三）對策：完善法制機制，協同群眾生態權利和義務“禮法合治，德主刑輔”是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精髓要旨，提倡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德治和法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相比歷史文化傳承和思想道德教育，有效的制度供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生態文明建設要取得成效，同樣需要相關法制機制的有力保障。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18]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19]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要加強法治建設，高揚法治精神，運用法治思維，創新法治方式，完善法制法規，強化法律監督，厘清群眾的權利與義務，規范民主參與的程序和途徑，為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群眾基礎提供法制保障。首先，健全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決策機制。一是保障群眾知情權。建立公共信息平臺，實行生態信息公開、重大項目公告制度和聽證制度，讓群眾及時了解和獲取環境信息；二是保障群眾的參與權。明確群眾參與的階段和范圍，規范群眾民主參與的程序和途徑。如發放征求意見表，召開專家論證會、公眾聽證會和項目建設環評會；三是保障群眾決策權。拓寬公眾表達意見和訴求的渠道，如聽證會、審議會、電話、信箱、信訪、網站等。其次，深化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監督機制。一是加強立法建設，明確群眾生態權利與義務，從制度上切實保障公民對環境權的實際享有，建立群眾履行生態義務的法律制度體系；二是加強行政執法建設，落實鼓勵群眾監督的措施，并給予相應的物質和精神獎勵，同時加強對舉報群眾的保護工作；三是完善環境公益訴訟，建立環境公益法律援助體系，使群眾在環境保護監督中可以獲得國家財力和律師群體的智力支持。第三，探索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評估機制。一是加強教育宣傳，喚醒群眾主體意識。激發群眾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積極參與環境影響評價；二是科學引導，暢通群眾評估渠道。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網絡、公告欄等渠道環境影響評估信息，通過各種渠道鼓勵群眾參與到評估過程中來；三是加強管理，發揮群眾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的效力。包括對群眾參與對象的管理、對參與對象進行有效的認定，避免參與的群眾缺乏代表性，導致評估結果失真。對群眾參與過程的管理，組織評估部門要科學設計評估中的各項指標，還要有完善的保密制度，保證群眾能夠放心地表達真實意見，避免因個人信息泄露而影響評估；四是完善反饋，響應群眾訴求。落實群眾參與監督環境影響評估的權利，避免環境影響評估中群眾“被替代”，保障群眾的意見在評估結果中得到反映，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國家有關部門要組織調查落實，避免群眾反映的意見石沉大海。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提高群眾生態文明意識是基本前提，倡導群眾生態文明行為是實現途徑，協調群眾生態權利與生態義務是重要保障。這三個維度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當群眾節約資源、愛護環境的生態文明意識轉化為綠色生產、低碳生活和理性消費的實踐，進而主動承擔生態責任、履行生態義務，推進群眾維護生態權益，促進生態文明法律完善和制度規范，最終使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為群眾提供更好的生態環境和生態產品；群眾能看到藍天白云、青山綠水，呼吸新鮮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在良好的環境中生產生活，激發保護環境的內生動力，群眾生態實踐更加廣泛深入開展，群眾生態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和維護，群眾履行生態責任的自覺性進一步加強，群眾生態文明意識進一步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的群眾基礎不斷夯實和鞏固。因此，必須大力加強教育宣傳，創新管理模式，完善法制機制，實現思想維度、實踐維度和制度維度的協調統一。只有構建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有效地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義利關系、規范社會行為，集中民智、投入民力、實現民享，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作者：汪勤峰單位：中共江西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