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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記錄”對文學批評的干預

從文學文本產生時的歷史記錄材料中去求證、參考，是我們通常理解和掌握文學作品內涵的重要途徑。然而，當我們將歷史材料作為我們去參考的依據，進而據此去分析作品時，有一個必要的理論前提，即這些歷史材料本身必須指涉事實本身，否則我們據此對文學作品所做的分析，便必然會出現偏差和謬誤，對文學文本的誤讀不可避免。

然而，我們在文學批評中經常倚重的、已被多次傳承并被自然而然地公認為是權威結論的歷史記錄，是否可靠呢?事實上“記錄”本身便是一個“人為”的過程，既然是“人為”的，便難免帶有一定的價值取向，難免會在“人”的價值傾向的左右下對“真實”本身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變形甚至扭曲，使其所記錄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歷史事實本身。我們沒有人能回溯到歷史現場，我們了解歷史的主要途徑就是透過歷史文獻的記錄去認知歷史、接近歷史、想象歷史。這是一種與歷史事實不對等的記錄，這些記錄中熔鑄了種種權力關系。生產資料掌握者在掌控政治權利的同時掌握著歷史敘述話語權。他們出于自身利益訴求或是所屬階級階層的利益需要，必然會利用自身的話語權在對歷史材料的記述中進行選擇與規避。而非權利掌控者由于不具備歷史資料保存條件以及話語權力，他們的歷史真相往往被扭曲甚至被“禁聲”了。例如歷史上著名的“明史案”，清朝大興“文字獄”的緣由正在于《明史》中對那段歷史的編纂記錄違背了清王朝統治者的利益，統治者便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政治權利維護自身的話語權，將修編《明史》的有關人員處死或流放，阻斷了相關的發聲渠道。另外，在歷史記錄中，還會經常看到對掌權者的頗具神秘傳奇色彩的神化描述，以符合其利益需求。這種情況不勝枚舉，諸如在《舊唐書•本紀二》的太宗傳記中，便采用了神化的書寫方式記述了李世民的出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相當范疇的資料記錄并非是我們可以獲得原版事實的領域，難以成為我們進行文本批評賴以依據的可靠背景材料，它們不可避免地烙印了闡釋者的修辭和想象。

歷史的“人為”表述與權力控制、歷史“記錄”對歷史真相的偏誤并非一直為人們所無視，在文化表達的其他領域，曾有人試圖應對“禁聲”，回歸、靠近甚至還原歷史“真相”，并以此作為對歷史的另外一種途徑的陳述。比如文學。在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中，作家借狂人之口，以狂亂瘋語道出了古往的虛偽，控訴了“仁義道德”矯飾下的“吃人”真相。這是一種擺脫了歷史話語權利桎梏，另辟蹊徑的對歷史真相的表達，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讀者實現了對歷史真相的回歸。然而，這畢竟是文學化、闡釋性的歷史“解讀”，雖然有著追溯真相的真誠態度，但仍難避免文學主觀情感性對歷史客觀記錄性的影響。

二、妥善“還原”文本的必要性

這樣一來，我們至少可以明確的是: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要盡力排除干擾，回歸“真相”，事實上，“真相”因歷史的無法復歸而只能棲身于語言之中。所以，我們所要處理的其實是歷史和語言之間的關系。近幾年程光煒、賀桂梅等學者對80年代文學與“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所做的解讀，無疑為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真相”的理解有了全新的看法。這種“新看法”究竟能否再度成為“經典評論”我們暫時無法預見，但我們的確可以據此尋出一條洞悉歷史“真相”的途徑和思路。雖然每一代人難免都有自己的盲識與洞見，但是，我們卻能在這盲識與洞見中，見證與踐行一種回到“文學自身”的嚴謹的治學態度，從而最大限度地靠近歷史的真相。作為后來者，我們應該做的，也許就是在語言的織造物中，撥開重重阻隔，尋到歷史本身的印記，從而辨析作品的背景，在還歷史以本真形態的出發點上展開評價與討論。

歷史唯物主義是文學文本批評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原則，但現在卻存在一種不容忽視的現象:后期批評往往依據前代的評論結果不假思索地延伸解讀，抑或以變形、扭曲的歷史記錄作為文本評價的參照依據，沒有真正做到“回到文本自身”。可想而知，參考了帶有評論者主觀色彩的所謂“經典評論”，或者參照了存在反誤解讀的“歷史記錄”的文學評論，必然偏離了文學文本創作原意。如果再經過幾番如此的“品味”后，對文本的理解便會除了原有內涵外，又附加無數的“額外內容”，隨著時間的流逝沉淀，作品的“原汁原味”就會被歲月慢慢消磨;如果人們繼續遠離文本，甚至只是通過網絡等便捷的媒介快速地閱覽“故事梗概”，直接借鑒“內容賞析”，那么，文學作品的“真相”就會與讀者漸行漸遠。基于此，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深思，作為當前主流的文化傳播形態，承擔著擴大文學影響、對“原著”形象化闡述的重要任務的大眾文化藝術樣式———影視戲劇藝術，是否應該更加注重對文本“原味”的咀嚼?而這無疑對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解文本真實客觀的背景資料，剔除解讀、批評中評論者自身攜帶的意識裹挾和時代烙印，還原作一份“真實”，這才是基于對文學文本的尊重去進行文學評價，進而去進行藝術形態轉化的正確思路。

作者：蘇雅娟楊筠單位：河北北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