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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風格獨特的文學評論家，之所以風格獨樹一幟，除了他的批評風格糅合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直覺感悟式批評和西方的印象主義批評外，更重要的是他對于文學批評審美維度的堅守之心鮮有仿效者。

一、理論篇：審美維度的建構

（一）對中外文學批評方法的承繼與揚棄

李健吾的批評風格以印象和比喻為核心，強調對作品的直觀印象，點染式的批評方法。也有興起于西方20世紀30年代的印象主義批評的風格：強調批評家的審美直覺，認為最好的批評是記錄批評家感受美的過程。朱光潛曾談過印象主義批評的缺點，即“往往把快感誤認為美感”。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并非簡單的回歸傳統，他克服了中國古代文論重“頓悟”而不深入和印象派批評的散亂不成系統的缺點，自覺地將印象主義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和方法來認真探求，有意識建設一種印象主義的批評系統。這就是李健吾對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貢獻。批評如李健吾，需要極深厚的文學底蘊的，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和留法的背景，讓他擁有得天獨厚的學術條件，才能縱覽古今，旁征博引。他的批評文章常使用“對比法”，將作品進行對比觀照，同中有異，異中求同，恰如其分地給批評對象價值定位。信手拈來的各種理論不顯堆砌，反是恰到好處。批評的方法也有跡可循：開始先感性地把握批評對象，堅持從文本的感受出發，賦予作品更多的審美成分，對建構審美維度做出有力的支撐，且不滿足于散漫的感性階段的閱讀印象，而是理性地條例化，分析一個作家評價一部作品是在“極科學地勘察和澄澈的觀照”后，才動筆的。

（二）對人性美的熱愛

李健吾在《邊城》的開篇提出：批評家的前提是“第一得承認一切人性的創作，接受一切靈性活動的可能”。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始終貫穿著信念：“獨立的藝術”和“富麗的人性”。在李健吾看來，這兩點是互為因果的：“批評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李健吾對福樓拜的推崇正是體現了他對于“富麗的人性”的認可與追求。李健吾醉心福樓拜，并在生機勃勃的青年時寫作就了令人心折的《福樓拜評傳》。世人包括現有的一些研究對于福樓拜的文學印象是現實主義或趨向于現實主義，李健吾忠實地反映了福樓拜的“藝術至上”的實質，指出福樓拜厭惡“大革命”這一切磨滅個性，絕少詩意的洪濤巨浪：“人類越是趨于完美，人越是流于微賤”。李健吾也正處在一個革命的浪潮中，是否也是借著評價褔氏而表其心志呢？

對“富麗的人性”的追求還表現他在對批評家的推崇上。李健吾雖說維護布雷地耶，但相較之下更鐘愛波德萊爾：“波德萊爾不要做批評家，他卻真正在鑒賞；布雷地耶要做批評家，有時不免陷于執誤：一個根據學問，一個根據人生”。所以李健吾喜愛根據“活的人生”的波德萊爾，堅信學問屬于人生。

二、實踐篇：審美維度的堅守

（一）對審美獨立的追求

審美的、詩學的探討與社會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考察是文學批評的兩大基本維度。審美獨立的概念李健吾上承王國維、蔡元培等人，如王國維著名的“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 其性質入室，故其價值亦存于美之身，而不存乎其外。”蔡元培也提出：“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系，遂亦不能有利害關系。”李健吾早年留法深受西方近代人文主義和審美現代性追求尤其是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影響，始終堅守著文學作為獨立藝術的存在價值，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民族救亡圖存運動使新成長起來的現代文學又恢復了傳統中華文學承載社會使命和社會責任的功用，甚至演化成政治革命關懷。面對“革命”和“現實主義”的大潮，李健吾將“自我”作為了批評的標準。因此得出的“一個富麗的人性”是藝術是否能夠獲得獨立的關鍵所在，建構起了有強烈的自我風格的文學批評的審美維度。對于人性在文學批評活動中的存在，李健吾洞若觀火：這就是為什么，好些同代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我每每打不進去 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著，人世的厲害。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

李健吾的成長背景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個性風格，作為烈士的遺孤，雖青年時期有楊虎城等先嚴舊友的金援，但早年困苦的生活和少年失怙而養成的剛強使他身上有著一種桀驁不馴的傲氣，也造成他對于權勢的排拒心理。這種氣質體現在他的批評活動中，他明確指出批評“不是老板出錢收買的那類書評。它有它的尊嚴。猶如任何種藝術具有尊嚴；正因為批評不是別的，也只是一種獨立的藝術，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據”。

20世紀30年代，“文藝大眾化”思潮從反抗“貴族文學”的現代性立場銳進為階級分層觀念，漸變成革命意識形態的工具。對于“左翼文學”的政治因素侵入干涉了藝術，作為“純正審美藝術批評的真正守護者”的李健吾是非常反感的。寫于1940年的《葉紫的小說》中對當時“風頭正健”的茅盾做出了尖銳而公允的評價：“他作品的力并不來自藝術的提煉，而是由于凡俗的浩瀚的知識。壞時候，他的小說給人報章小說的感覺；然而好時候，沒有一位中國作家比他更能夠令人想起巴爾扎克”，但“政治的要求和解釋開始壓倒藝術的內涵”，“劍拔弩張的指示隨篇可見”。他心目中真正的文學批評家不是一個“伺候東家臉色”的“清客”。

梁實秋批李健吾的文評有“貴族氣”，但李健吾不為輿論左右。選擇批評對象仍然聽從內心對美的追求，挑選風格鮮明的作品。如李健吾評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小說爭議頗大，但他卻剖析出了文章的靈魂——現代性。筆者驚艷于在五四時期竟然已有人能寫出如此具有“現代性”的作品。讀罷批評便更驚喜在同時代竟有“知音人”。同為作家的李健吾的小說《心病》證明了這種契合不是偶然。這得益于李健吾趣味的廣博，他不為時代所囿，面對紛紜多姿的創作時能超越于打通審美趣味的壁壘，減少由于批評家視野局限而導致的誤讀。正如李健吾認為，“面對作品前，理應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等武裝接觸，然后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態度迎了上去”。這也不失為一種嚴肅而端正的學術姿態。

（二）批評的態度

李健吾具有身為批評家強烈的自覺性。他的文章中有多篇都是專門論及文學批評活動的。他時常探討“批評是什么？”從兩位印象主義批評大師的勒麥特和法郎士的回答中得出“批評是一種印象的印象”，批評家“敘述他的靈魂在杰座之間的奇遇”。他反對“抓住對方的隱慝，把揭發死人的生活看做批評的根據”，將“批評變成私人和字句的指摘”。因此他與巴金、卞之琳等人的文字交往顯得格外的高貴。對一些抱有敵意的作家，李健吾也寫了篇《劉西謂是我的仇敵》，以自己筆名為題，用司湯達和賀拉斯的妙語給予懇切的勸告，讓人欽佩他的襟懷。

（三）美文式批評文章

李健吾推崇蒙田的隨筆式散文并有意模仿。蒙田的隨筆體沒有晦澀的說教，重視文字的綽約輕靈，與李健吾審美批評的追求最為貼切。吳小如先生贊美李健吾先生的批評文字為“批評部門的頭一個寧馨兒”，說明李健吾的評論文章琳瑯璀璨，并指出他“下筆指出確是有意識地把這些評論文章當做‘美文’來刻意精寫的”。他的評論中有大量的第二人稱的運用，以對話傾談的姿態與讀者溝通，意在喚起讀者直觀感受的共鳴，因此他的批評文筆縝密流暢，文采斐然，卻是親切精當。李健吾先生畢生追求“富麗的人性”，守護藝術的獨立，用一篇篇琳瑯璀璨的批評文章建構起了有自我風格的文學批評殿堂。在他之后有諸多仿效者，但大多都鎩羽，只有唐湜先生頗得其真傳，并有青出于藍之姿。在當代學者的研究中，如郭宏安和吳小如等，皆慨嘆李健吾先生的文學評論“曲高和寡”，鮮有人提起。以最近的研究狀況來看，頗為欣喜地看到先生的批評文字再次被諸多年輕的學子論及，被人們所寶愛，證明了現代的文學批評界曾有過怎樣一個豐盈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