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女權文學評論演變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女性的歷史雖不甚明晰卻也源遠流長，女權主義評論及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古代最偉大的抒情女詩人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的莎孚（Sappho）。美國第一位著名的女詩人安·布萊德斯崔特（AnnBradstreet）則出生于1612年。作為美國最偉大的文學藝術家之一，艾米麗·迪金森(EmilyDickinson)的威望一直不可動搖。第一部重要的女權主義者評論作品由出生于1364年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dePisan)創作。她是“女性的爭辯”中一位活躍的女性代言人，該作品批評了杰漢·德·默恩(JehandeMeun)在其作品《玫瑰奇遇記》中對女性天性的刻畫。

現在，如果在文學作品前冠以“女性”二字，則很自然地使人認為該作者著眼于人們之間的密切關系，并關注生活的情感方面及受可以感知的精神領域驅動的道德動力的影響。當然，所謂“女性”作品，不論是由女性還是男性創作，敘述方式是靈活的（讀者自己可以得出關于小說特征的結論），往往展示一種新的文學結構或語體風格。

把“女性”和“女權主義者”區分開十分重要“，女權主義者”暗示了一種政治態度：深信“對女性傳統的定義不準確”并且“女性因為性別的緣故而遭受不公正待遇”。（Agate,1978,282）女權主義者的文學評論具有指導性，因為它嘗試建立新文學標準。通過這種標準能盡可能地擺脫那些因階級、種族或性別的差異所形成的扭曲了的個人形象。

一、女權主義者評論的興起及目的

美國20世紀60年代及后來持續不斷的女權運動，都不懈地嘗試為婦女在社會和法律方面建立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可以說，現在的女權主義者評論浪潮是因1970年凱特·米利特（KateMillett）的力作《性別政治》引發的。同年，一個由28,000多位文學和現代語言學教授組成的專業組織現代語言協會舉行了第一次研討會，題目就是“女權主義文學和女性的覺醒”。

1968年，瑪麗·艾爾曼（MaryEllmann）出版了《關于女人的思考》一書。書中旁引博征，提出消除“男權評論”，其觀點認為如果作品的作者是女性，或其主旨，結構或風格上帶有“女性”的特征，那么它就自然而然地被男性評論家劃歸到低等作品。因此，隨后興起的女權評論浪潮最基本的目標就是消除“男性評論”。約瑟芬·多諾萬（JosephineDonovan）在一篇題為《重要修正》的文章中指出，女權評論家“對文學和社會結構提出批評，因為這種文學和社會結構中的女性形象在過去和現在都有背現實”。女權評論家在否定文學評論中可能出現的“男性化”客觀標準的同時，“對任何學者都沒有思想偏見和價值傾向的假定提出質疑，認識到自己的偏見至少應該能夠客觀、忠實地進行評論”。多諾萬（Donovan）總結：“······女權評論家的首要任務是全面提高對女性認識或觀點的理解，她們必須明確提出與女性的智力和閱歷相一致，并且隨著年齡增長而相應發展變化的判斷標準。”(Josephine,1975,p.76,77)

可以說女權評論具有四項具體任務：鑒定那些絕版的、被忽略或被誤解的女性作品；分析現存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審查并重新解釋針對女性作家作品的評論；創作一種具有豐富想象和評論性的新文體。這種文體應該建立在人人平等的人性思想之上，這也是女權主義思想的最基本的出發點。對已故或被低估其價值的作家的重新評價已取得很大成功，引人注意的例子是凱特·肖邦（KateChopin）所著的《覺醒》。評論家們曾以“地方主義者”之名將這位作家排除文學界，因為《覺醒》剖析了一位已婚女性對生活束縛的反抗。這本書在1989年一問世便遭到了評論家的譴責。肖邦被圣路易斯藝術俱樂部逐出門外，因為他們認為她的小說“不道德”。盡管其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它還是從文學史上銷聲匿跡了。然而今天，許多對這本書予以肯定的文章紛紛發表，包括普里希拉·艾倫（PriscillaAllen）的《肖邦“覺醒”之遭遇》。近來關注被忽略的作家的作品的主要評論有蘇珊·弗里德曼（EvelynThomas）著的《誰埋葬了H·D？》、《康斯坦斯·芬妮摩·烏爾森（ConstanceFenimoreWoolson）：弗羅里達的第一位小說家》和蒂莉·奧爾森（TillieOlsen）為女權主義者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麗貝·卡哈丁·戴維斯（RebeccaHardingDavis）的作品《鐵皮屋里的生活》（1861年首次發表于《大西洋月刊》）所作的后序。

為了研究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出現于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人們已經做了大量工作。通過分析發現了許多固定形象，如純潔處女和放蕩的娼妓；母親（天使或惡魔）；溫順的妻子；跋扈的老婆；潑婦；蕩婦；男人的獵物，性目標；老處女；女學究；不能生育的女人。(Arlyn&Lee,1977,P.86)一位批評家詼諧地問“：如果巴閉（Bartleby）是個女人會怎么樣呢？”又有一位評論家在其文章（《永別了，武器：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怨恨的密碼〉》）中重新審查了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指責對女性的形象刻畫的不夠飽滿。

與女性形象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女權主義者對現存的女性作家作品的評論重新給予評論。女權主義者竭力說服評論家們評價作品時不要因為作家的性別而“另眼相待”，把評論家的視線引向新作家和以前被忽視了的作家。同時，更重要的是，不再以男性的經驗為基礎歸納人類的經驗。安妮特·科羅德尼（AnnetteKolodny）曾寫過一篇條理清晰的理論性文章，闡述了關于女權評論的一些問題：

最近75年來，一個主要由男人主宰的學術機構不假思索地接受由男性所著或被男性關心的文學作品，而把女性作品拒之于分析與調查的大門之外。它只追蹤男性作品，似乎那是所有作品的模板。換言之，各種各樣的小說技巧理論、形式、結構標準等都在這種封閉傳統中形成，卻被稱為“普遍的”小說形式，甚至（受語言心理學影響）被稱為人類認識過程更深層次的派生物，可能實際上并不具普遍性，且肯定不屬于整個人類。(Annette,pp.51,52)

瑪格麗特·安德森（MargretAndersen）運用被認為是女性不具備的邏輯思維能力，揭開了美國資深的法國文學評論家亨利·皮以里（HenriPeyre）的神秘面紗：亨利·皮以里在他的卓越的作品《今日法國小說家》中指出，“法國女性小說百花爭艷”，皮以里說“:無疑，自1930年以來，法國長、短篇小說巨匠中的一半是女性。”然而皮以里書中的十二章節中只有一章是關于女性作品，總共三、四十頁罷了。并且其中十四頁只介紹了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沒有更多談及其他女作家。我們不得不指出,皮以里只用了十五頁就分析完了自1930年以來的“文學巨匠”中的二分之一女性作家。而另一半“巨匠”則被費盡心機，精雕細琢。(Margret,1977,p.89)

女權評論的第四項任務，其目的是創造一種新文體。許多作家都提到了這個問題。安妮·普拉特（AnnisPratt）在一篇題為《新女權評論》的文章中指出，女權評論家們應該提高兩種技能：“即使一部作品在文學方面有缺陷，文章分析有助于決定哪些作品是成功的小說，背景分析將一系列互相聯系的作品加以分析反映女性的地位。”普拉特接著說道“：新女權評論家在評論個人作品的形式方面，應該有其新意（不是在政治意識上而是在美學上），應該超越形式主義的評論，突出‘女權主義’的特征，即，女權主義者應該看到文學作品體現了在一定社會經濟背景下男女之間的關系，而女性則深陷于此。”(Annis,p.12)

二、女權評論的形式與理論方面爭論的焦點

莉蓮·羅賓遜（LillianS.Robinson）堅決反對普拉特對文學的唯美主義和政治方面的區分。羅賓遜傾向于馬克思主義學說，她堅持認為所有觀點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意義。對于普拉特在《新女權評論》中提出的主張，羅賓遜只接受背景分析部分。她反駁說“：普拉特并不是反對傳統評論中的陳規舊俗，而是反對將傳統評論用來為階級利益服務。”（張中栽，320）羅賓遜不相信女權評論家利用已有的方法和技巧能取得成功，她斷言“：新女權主義將從根本上改造現有制度。”自從普拉特、柯洛妮和羅賓遜等評論家發展了女權評論理論以來的10年里，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文章分析法與背景分析法相結合的基礎上產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兩部作品是艾倫·摩根（EllenMorgan）的《人類形成：新女權主義小說的形式和主題》和凱瑟琳·德勒（KathleenDehler）的《必須公布于世：歷史和現代女權“自白”作品之比較》。由女性創作，體現了文章分析和背景分析相融合的一些出色作品是：《閣樓里的瘋女人：女作家和19世紀文學暢想》（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Gubar）；《探索：美國女作家近期小說中的敏感性和常規》（安妮·米克爾森AnneZ.Mickelson）；《女性想象》（帕特麗夏·邁雅·史派克PatriciaMeyerSpacks）；《文學女性》（艾倫·莫爾斯EllenMoers）；《女權小說中的狂熱和性別政治》（芭芭拉·希爾·里格尼BarbaraHillRigney）以及《她們自己的文學：勃朗特和萊辛之后的英國小說家們》（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Showalter）。

女權作家重新提出的兩個最深刻的話題，涉及到與男女之間與生俱來的差別相關的一些問題，這些差別所導致的男女各自在生活及藝術中持有不同心理并選擇不同語言的結果。由容格C.G.Jung和他的同事們以及追隨者創立的思想體系，毫無疑問令女權主義者振奮，可是又表現出一定的懷疑。說它令人振奮是因為容格提出嚴謹的自我概念，賦予了女性道德、尊嚴和地位，而這些尊嚴和地位則被弗洛伊德的思想堅決否定。容格認為心理上具有男女兩性或雌雄同體是自我實現的理想狀態。

多數女性作家更鐘情于“男女兩性（bisexuality）”，而不是“雌雄同體（androgyny）”。因為后一個詞的結構體現了男性的重要性。原則上講，容格這種理論不僅表明了一種成熟的自我定義的理想狀態，因為在此狀態中，女性被賦予與男性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表明了一種自始至終的努力過程，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具有男女兩性的個體能夠將性別特征最大程度地結合在一起。

然而實際上，容格理論也有弊端。例如，理論中用來定義女性的術語仍在重復原有的表現女性被動性，經歷不可預見之事物時的情緒化，以及受各種觀念的束縛等。從整體看，他的觀點雖然比弗氏理論較理性一點，仍然未能刻畫女人的真實心理。

然而，女權主義者確實在容格派學者對人類成長過程的描述中和他們通過研究神話故事，文學藝術作品以及對睡夢中的患者的心里療法描述等資料中發現了有價值的東西。我們應該銘記于心的是正像容格派思想家描繪的那樣，《安尼瑪》表達的是男人對女性的感受而不是女人自己的感受。對婦女來講，女性的真正感受從未被充分地表達出來。

因此，這也就成為女性文學作品和其它文化表現形式的最基本任務。在一本創刊于1975年，名為《安尼瑪》的雜志中，男女作者均在探討女性的“女性氣質”的真實感受。這種探討是建立在借鑒了容格關于自我實現過程的描繪的基礎之上的。同時，他們對容格關于安尼瑪的表述和假想提出質疑。代表性作品是《女權主義與容格理論》、《剖析英雄女性》、《容格理論：對女權主義者的答復》和《容格理論運用古希臘女神神話故事的問題》。

安妮·普拉特（AnnisPratt）在《新女權評論》一文中指出，在文學作品中挖掘理想形象是描繪“女性個體心理神話發展”的一條必要且極其重要的途徑。

（Lillian,pp.27-28,35）在號召人們試著去揭開“女性秘密”的同時，普拉特提出了有關女性詩作靈感本質的問題。帕梅拉·迪·佩莎（PamelaDiPesa）在一篇題為《傲慢的繆斯：對女性、天性和詩作傳統的觀察》的文章中回答了普拉特。20世紀70年代，涌現了一大批評論完美女性的評論作品。大多數作品內容集中在現代女性與古代等級制度出現以前的女神之間的關系上。在各自領域內，兩位男性作家寫出了開拓性的書：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Graves）創作于1948年的《白衣女神》和埃利希·諾伊曼（ErichNeumann）于1955年出版的《偉大的母親》。《偉大的母親》是迄今最好的一本關于母系部落意識及其象征意義的書。黛安·弗·薩多夫（DianeF.Sadoff）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神話時代·月亮和現代女性詩作》里探究了女性藝術家們的特殊使命與艾米麗·迪金森（EmilyDickinson）,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Plath）和安妮·塞克斯頓（AnneSexton）以及其他作家之間的關系。

異性之間的不同思想無疑體現了男性和女性的語言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反過來又顯示了女性和男性在美學方面可能存在差異。如果女人和男人的寫作確實存在差異（這一點還未被證實），那么原因何在呢？如同對待天生性別問題一樣，在這個問題上女權主義者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派。一些人認為男性和男性成就是人類的理想，并且希望改變女性的狀況，讓她們也和男子一樣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也是西蒙妮·迪·波娃SimonedeBeauvoir最基本的觀點。她在《第二性別》（1949）中竭力證明，單單從生物學角度，無法解釋為什么男女在生活狀況和成就方面存在差異，另一些女權主義者接受男性對女性的定義，但重新解釋了它。她們賦予它以積極意義，甚至高度贊揚被男性認為是脆弱的品質，如直覺、自發性、易動感情、純樸、甚至順從。

真正女性問題的一個固有方面是女性作家應該精通由男性發明的文學語言，還是應該竭盡所能去發現或創造出一套特殊的、具有“女性”審美標準的文學語言。《沉默》的作者，蒂莉·奧爾森（TillieOlsen）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這個尷尬。這篇文章是論述阿娜伊絲·寧（AnaisNin）的《日記》和她的小說之間的差異。她的小說很明顯建立在“女性”的風格和結構理論上。文中寫道：“阿娜伊絲·寧就這樣生活在封閉的、感情無休止波動的內心世界里；描寫那些無言的、微妙的、敏感的、隱秘的情感。她的小說就是如此。在她的《日記》中（一直都是自我陶醉的），有對公眾、社會以及個性的力量的深入觀察，有對高度的思維能力，閱歷程度和關系范圍，以及各種各樣的美的描述。”奧爾森還補充道“：她的小說缺乏特征和復雜性。”蒂莉·奧爾森為寧的小說沒有“男性”的特征而深感惋惜。（華萊士·馬丁，165）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寧的“女性”小說并不比《日記》遜色，只是風格不同。寧在倡導具有“女性”美感的語言方面，堪稱先鋒。

作為北美文學中獨樹一幟的作家，出生于法國的寧開拓了一條新的創作道路。她毫不避諱地將寫作與女性性別聯系在一起：

·····女性創作與男性創作截然不同。正如女性生小孩一樣，那必須是她自己的血脈，在自己的子宮中形成，用自己的奶水滋養，她應該具有人的血肉之軀。

······絕大多數婦女一味地模仿男性作品，整個世界都已經男性化，像圖騰柱一樣，卻沒有一處有女性的特征。我的作品必須最貼近生命之源。我必須將自己植入種子中，任其生長，充滿神秘感。我必須證明瞬間的、即逝的、自然萌發的藝術有存在的可能。我的藝術必是一個奇跡。在它進入我的大腦之前，在成為一個抽象，一種虛幻，或一個謊言之前，它必是為女性而做，更像一個賦予人性的古代宗教儀式，所有崇高的思想必定可見的，可行的，可再現的。(Gunther,1934-1939,pp.23)

作為一個女性，寧試圖去找到屬于自己的、真正的寫作理論。在這一點上，可以把她和英國小說家多蘿西·理查遜（DorothyRichardson）、梅·辛克來（MaySinclair）和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Woolf———以及出生于俄國的法國作家娜塔麗·薩洛特（NathalieSarraute）歸為一類。這些女性并沒有受到彼此的直接影響，然而她們都集中精力去尋找一種語言表達方式，一種能反映出隱藏在“現實”表面下的精神生活的語言表達方式。這種探索是在更大的文學背景下現代主義的一個方面，已經成為杰出的男女作家追求的目標。理查遜·伍爾夫和寧曾宣稱這種主觀性具有女性特點。而薩洛特則系統地闡述自己理想的靈魂交流行式，以反對現實主義文學的膚淺性。(Nathalie,1956)

有關與“女性”的美感語言的真實與追求相關的問題當然非常復雜難懂。事實上，一些研究的確表明男女的思維方式不同：女性通常比男性在語言方面更具優勢，而男性在從事特定的視覺空間的任務時較有優勢。現在還不知道這些差異是否是跨文化，是否適用于每個人。《兩性語言差異》的作者，瑪麗·里奇·可（MaryRitchieKey）總結說“今天,男性和女性思想已開始面臨挑戰。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思想因為不符合實際或消極而遭否定。”(Marie,1975,p.28)盡管可以肯定地說,一個女作家聽到有人說她“像男士一樣寫作”會引以為自豪的時代已經過去,但還不能過早地斷言說,所有的,或大多數女作家在得知她們“像女人一樣寫作”時會頗感驕傲。

三、結論

我們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時代,幾乎所有曾經規劃過女權主義者文學目的的作家———無論是從事創作的還是從事評論的作家———都認為,最終目的是”男性”和“女性”能力的結合，即思維方式上的兩性結合。弗吉尼亞·伍爾夫在《自己的房間》（1929）一書中，非常雄辯地指出了這上點。這本書爭論的焦點又成了女權主義者探究的焦點：

人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即使是無理性的，贊同男人和女人的結合能取得最大的滿足、獲得最完美幸福的理論的本能。但當看見兩個人上了同一輛出租車時，在得到的這種滿足的同時也不禁想問，就像人具有兩性一樣，是否在思想上也會有兩種性別，是否他們也需要結合起來去獲取完滿和幸福。我們可以設想每個人身上都有兩種力量在作用，一個男性，一個女性。在男人的大腦里，男人被這個女人控制，在女人的大腦里，女人被這個男人控制。這種人的正常的，安逸的狀態應該是在兩性和諧共存，精神上互相協調時出現。(Virginia,1929,pp.101-102)

今天的女性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追求文學事業。伍爾夫在《自己的房間》中曾預言，一個世紀后，這個世界會誕生一位像莎士比亞一樣具有天賦的女作家。我們還有半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