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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嘉興桐鄉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和現代文學巨匠。茅盾先生一生著述頗豐，憑借其深厚的文學功底和超前的文化思維，他不但為我們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中文作品，也在同西方文化的廣泛接觸中為我們翻譯、傳播了大量優秀的西方文化作品且對其進行了適當而中肯的借鑒與評價。

一、與西方文化初步接觸：學習與了解

1907年，少年時代的茅盾以優異成績進入浙江植材高等小學。這所學校教的課程除了中國傳統的經史文獻之外，還包括數學、英文、物理、化學、圖畫、音樂和體操等新鮮課程，而且這所學校的教材和師資在當時也都非常優秀。比如茅盾當時學的英文教材就是英國人納司非爾特編的英文文法讀本；茅盾的化學老師張濟川剛剛從日本留學回來，他在課堂上為學生們做各種各樣有趣的實驗，使包括茅盾在內的同學們大開眼界，科學和文化的種子當時便在這個少年的心田當中逐步孕育了。中學階段，由于刻苦努力，茅盾的英語讀說聽寫能力又得到大幅度提高，英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基礎。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進入北大之后，茅盾對于外國文學的興趣依然非常濃厚。他喜歡聽外籍教授使用純正的英語進行上課，也系統學習了西方的一些經典文學作品，比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威尼斯商人》、《哈姆萊特》，司各特的《艾凡赫》與狄福的《魯賓遜漂流記》等，并且按照西方教授的教學方法使用英文學寫敘述、描寫、辯論等，對西方文化有了充分的學習和了解[1]。

北大預科畢業后,由于家庭經濟窘迫，茅盾開始工作謀生。1916年8月，他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受該社開啟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識、傳播文化的辦社思想影響，加之該社擁有豐富的西方文化書籍資料，因此，在工作之余，茅盾閱讀學習了大量西方的名篇佳作，奠定了其深厚的西方文化知識底蘊。

從1919年起，受《新青年》的影響，茅盾如饑似渴地學習“外國傳來的各種新東西”及“各種主義、思想和學說”，并開始注意俄國文學的經典著作與最新動態，通過各種途徑搜集關于俄國方面的書籍和資料，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因為那時他已經知道“，俄國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勝利的”。這為他后期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指明了方向。

二、與西方文化穩步接觸：翻譯與傳播

在學習和了解了西方文化的基礎知識和背景之后，茅盾開始學以致用。起初到商務印書館英文部工作時，有一次，茅盾在閱讀該社新近出版發行的《辭源》時，心有所感，向負責人提出“：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文化突飛猛進，政治、經濟、科學三者日產新詞，《辭源》雖已收進‘物競天擇’、‘進化’諸新詞，但仍嫌太少。此書版權頁上英譯為《百科辭典》，甚盼能名實相符，將來逐年修改，成為真正的百科辭典。”由于他的一番言辭很有道理，深受負責人欣賞，隨后調到編譯所，開始從事翻譯和介紹西方書籍的有關工作。他與社里富有經驗的老先生合作翻譯了面向青年的讀物《衣》、《食》、《住》等書籍，這算是他最早的譯著。與此同時，受當時《學生雜志》主編的邀請，茅盾在涵芬樓圖書館的英美舊雜志中，搜索到一些外文材料，譯寫出《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并在《學生雜志》上發表。之后，他又與胞弟沈德濟合譯了《兩月中之建筑譚》，還編譯了《履人傳》、《縫工傳》等文學作品，這些作品都是科學小說一類的通俗讀物，為他今后文學作品和科學小說翻譯與傳播拉開了宏大序幕。

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茅盾開始專注于外國文學，先后翻譯和介紹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比如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在家里》就是他第一次采用白話翻譯的小說。在他寫就的《近代戲劇家傳》一文中，他向中國讀者介紹了比昂遜、契訶夫等三十四位外國知名戲劇作家。

1928年，由于受國民黨反動派迫害，茅盾在日本停留了一年零十個月。面對背井離鄉、寂寞清苦的生活現狀，茅盾筆耕不輟，并結出了累累碩果，其中翻譯和傳播的西方文化作品有《希臘神話與北歐神話》、《西洋文學通論》、《北歐神話ABC》、《關于高爾基》等文學評論和學術論著，總共十幾萬字。

1930年，茅盾結識了美國著名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女士，后者當時在上海出版英文刊物《中國論壇》和《中國呼聲》。史沫特萊女士認識了茅盾之后，就介紹其給這兩家刊物寫稿，與茅盾一起寫稿的，當時還有中國著名作家魯迅先生。這三位大家后來經常合作，比如合作編印了一冊德國民間藝術家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茅盾和魯迅還為西歐、美國的一些雜志撰寫文章，反映和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壓迫和摧殘。

1946年，茅盾翻譯的蘇聯小說集《人民是不朽的》、《團的兒子》、《蘇聯愛國戰爭短篇小說譯叢》等出版。同年末，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茅盾訪問蘇聯。隨即他于1947年陸續發表了《游蘇日記》，著有《蘇聯見聞錄》、《雜談蘇聯》兩部書，為中國讀者介紹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情況。為了繼續通過“筆桿”與國民黨反動當局進行斗爭，解放前期，茅盾徹夜不眠，揮筆寫作和翻譯了大量外國作品。比如在《文學》的“翻譯專號”上，他翻譯介紹了荷蘭提巴喀的小說《改變》（筆名芬君），在《文學》的“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上，他翻譯介紹了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土耳其、秘魯等國家知名作家的作品，還撰寫了《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學史之類》（筆名馮夷）等論文。這些翻譯和傳播的作品，為廣大人民奮起抗爭國民黨反動統治鼓舞了信心，增強了勇氣[2]。

三、與西方文化深度接觸：借鑒與評價

茅盾除對西方文化進行學習和了解、翻譯和傳播外，也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行了對比，通過對西方文化的有效借鑒和評價，汲取了中西方先進文化的精髓，最終力求為中國文化事業繁榮與發展服務。關于對西方文化的借鑒，我們可以從茅盾的有關作品中管中窺豹。比如他寫于上世紀70年代且未經最后修飾的草稿《霜葉紅似二月花》“續稿”，就可以明顯感覺到其借鑒了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式的敘事風格，著力于精細的環境描寫與人物服飾的描摹。文學史界公認茅盾是中國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壇主，而這個流派恰恰來源于19世紀法國、俄國的現實主義小說，是與中國古典世態小說兩相結合的產物。

回溯早期，初步學習和了解了西方文化的年輕茅盾，針對我國兩千年來日趨腐朽沒落的封建主義，在《一九一八年的學生》一文中，就呼吁學生“翻然覺悟，革心洗腸，投袂以起”，希望他們“革新思想”、“創造文明”、“奮斗主義”，顯示出早期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端倪。他極力提倡人的“個性之解放”和“人格之獨立”，吸收和借鑒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一些成分。

除了借鑒西方文化有益成分之外，茅盾也善于對西方文化中的現象作出適當評價。比如“五四”運動爆發前夕，茅盾在馬克思主義學說影響下，撰寫了在關心俄國文學后的第一篇評論《托爾斯泰與今后之俄羅斯》，并發表于《學生雜志》。在這篇文章中，他敏銳地指出：“今俄之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已彌漫于東歐，且將及于西歐，世界潮流，澎湃動蕩，正不知其伊何底也。”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化引導世界潮流能夠作出如此精準評價，實在是富有先見之明。又比如在延安期間，茅盾曾應邀為魯藝文學系的學員講解中國文學發展史。在教學中，他對學員們不僅談中國的屈原、司馬遷、李白和杜甫，也向學員們講解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有一次他講到荷馬史詩，就對《伊里亞特》、《奧德賽》中關于人物形象的準確性、生動性、獨創性的描寫備加贊賞。他以荷馬作品當中的比喻物“蒼蠅”作為教學案例，指出作品中描寫“戰士們打仗的勇敢，像蒼蠅一樣，而不是像老虎一樣”這句話細究起來是很對的。你趕走了蒼蠅，它又折回來，這不就是勇敢嗎？老虎獅子雖猛，但人們卻很少看見。

茅盾認為，從荷馬史詩當中，就會知道作者是多么善于觀察和體會生活，創造出含義深刻而又新穎的字句，因為一般人是想不到用蒼蠅來形容戰士的勇敢的，這一點應當值得中國讀者學習。由此可以看出，茅盾對西方文化作品是相當地了解和掌握，也能夠給予西方優秀作品高度而中肯的評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