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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傳統音樂理論（民族音樂理論）與民族音樂學究竟是何關系？

這是一個討論了近30年的老問題，迄今依然沒有形成共識，近年來似有升溫的趨勢。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可以看作是民族音樂學性質的研究，也自然可以歸為民族音樂學學科。即民族音樂學是學科名，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屬研究對象。在此基礎上，還有人提出建立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學派”之構想。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與（西方）民族音樂學不一樣，故此不宜稱為“民族音樂學”。因此，近年來在不少音樂藝術院校和研究機構的研究生招生目錄上，將民族音樂學（或音樂人類學）和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研究）并列為兩個研究方向。還有的甚至將其作為兩個不同的學科。提出這一問題，并不是要大家都只認同一種意見（也許再討論30年依然存在不同見解），問題在于中國傳統音樂的學科歸屬。若按第一種意見，在學科歸屬上自然好說。但按第二種意見，中國傳統音樂理論（或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是否是一個學科的稱謂？如果不是，它究竟應叫做什么？它如何在我國的音樂學學科中確立自己的地位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2.音樂學（或民族音樂學）學科理論應從何而來？

這是值得音樂學界討論的基本理論問題。民族音樂學界人士雖沒有公開討論，但目前至少可看出有兩種不同的傾向：其一為“框架論”。認為應直接引進西方民族音樂的理論與方法，或將其逐漸本土化，或將原有的民族音樂理論納入這一“框架”之中。另一種為“積累論”。認為方法應從實踐中來，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學科理論自然也是來自他們的“實踐”。應在學習借鑒西方人建構學科理論的方法（或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在中國音樂研究的“實踐”中建立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前者人稱“借西方的鑰匙開自己的鎖”；后者是“借西方造鑰匙的方法”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由此而來的問題便是，我們是要“框架論”還是“積累論”？抑或是二者兼容？若要框架論，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有否“本土化”的需要？如果有，如何“本土化”？如果方法從實踐中來，要不要對自己的學術傳統進行反思、梳理、總結？如果要，我們如何從中抽象出一套自己的學科理論？如二者兼容，又如何將西方的與本土的相結合？

3.在民族音樂學學科理論的建構上要不要持“文化相對論”？

有些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至今還有人沿用早已“過時”的理論。大陸學者中有人也常說，我們這里是民族音樂學，你們那里還是民族音樂理論（大意是民族音樂學先進，民族音樂理論落后）。眾所周知，民族音樂學者是高舉“文化相對論”大旗的，但為何在學科理論上卻又不持“相對論”呢？既然要“平等、相對”地看待中西音樂，但為何又不“平等、相對”地看待中西音樂的學科理論呢？

因此有如下一些問題值得關注：音樂學（民族音樂學）學科理論有否高低之分？有否過時的理論？如果有，我們應如何看待學科理論的高低？民族音樂學界大都認同音樂文化應“多元發展”，那么，音樂學科理論的建構與發展，是否也應“多元發展”？如果說音樂是文化，那么音樂學科理論是否也是文化？如果是，在民族音樂學學科理論上如何持“相對觀”？

4.在國內民族音樂學界的不同學術共同體中，如何彰顯自己的特色？

在學術研究上，是倡導全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科都按一個模式發展？還是倡導不同學術共同體依據一定條件彰顯自己的學術特色，從而形成不同流派呢？這也是可以討論的一個問題。事實上，無論是民族學、人類學也好，還是哲學、史學也好，都存在不同流派。其一部學術發展史，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部流派發展史。在國內高校中，各級教育主管部門都倡導辦學應有特色（這主要體現在這類品牌專業的建設評估、碩士博士學位點的申報等等工作中）。

如果說我們認同民族音樂學學科在國際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學派”之說，那么在國內各地不同的學術共同體中，應否提倡在學科建設中彰顯各自的特色？

在大陸民族音樂研究領域中，目前似有這樣一些所謂“流派”現象：“葦子坑學派”、“鮑家街學派”、“左家莊學派”；還有由某些志同道合者所組成的跨地域的不同群體：“曹家軍”、“上海E－研究院”等等。這種“不同”的格局，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民族音樂學學科的文化內涵。由此可見需要探討的問題就有：什么是民族音樂學學科的特色？這些特色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我們應如何在學科建設過程中彰顯自己的特色？

5.我們應如何看待民族音樂研究中學術規范問題？

學術規范是學界近年來討論較多的問題，我近年來也較為關注這一領域（可能是干過編輯的人的“通病”——眼高手低）。音樂學界最早討論學術規范的論文就出自我們民族音樂學界。即楊沐于1988年發表在《音樂研究》第4期的《我國音樂學學術文論寫作中的幾個問題》一文。20多年過去了，這些問題在大陸民族音樂學界引起了多大的重視還是個問號。在我看來，學術規范大多容易被理解為“寫作格式”問題，即“形式規范”。然而，重要問題在于學術研究的“實質規范”，它是保證學術創新的重要準則。比如：我們有多少論文的作者在寫作之前，全面、系統地研讀過該研究領域的全部文獻？有多少論文在寫作中明確說明了自己的研究與已有成果的關系？有多少論文如實公布了自己的研究過程并詳細說明了自己研究結論得出的經過？有多少論文如實公布了全部研究材料的來源和出處？

據粗略估計，不合以上“四項基本原則”（詳參葛劍雄《學術研究規范》，楊玉圣、張保生主編《學術規范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約占已發表成果的80～90％。我與研究生合寫過一篇“漢族吹打樂研究”的文獻綜述，收集1980年以來的文獻156篇，其中有93%的論文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交代該領域的學術史，自說自話。沒有規范的學術研究，只能產生學術垃圾。民族音樂學界在這方面的情況應引起討論、引起重視。

以上所及僅為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即音樂學各學科均應遵守的學術規范。那么除此以外，音樂學各分支學科，有否本學科特有的學術規范？目前我們對此領域探討較少（也有一些學科，比如音樂史學界在史料考證方面就有“無征不信，孤證不立”之基本規則等等）。那么，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基本規則是什么？有哪些？

6.在民族音樂課程體系的建構中，如何處理技能與文化的關系？

在民族音樂理論的課程體系中，按課程的知識特點可分為兩類：一類側重技能訓練，一類側重文化知識。前者系指演唱、演奏能力，對樂譜的分析解讀能力的訓練，后者則指對音樂文化知識和其他文化知識的培養。

那么，在課程設置上如何處理這兩類課程的關系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據武漢音樂學院的經驗，早年的課程設置都比較偏重于技能訓練（開設大量聽唱、模唱類的具有感性知識的課程，還有關于形態分析的作業等等），這與當年偏重音樂形態研究的學術傾向有關。近年來，各類概論課程（諸如民族音樂學概論、中國傳統音樂概論、民間歌曲概論、戲曲音樂概論等）紛紛開設，極大地擴大了學生的知識面。但是，新的問題也產生了。即，不少（音樂學專業）學生直到本科畢業，連一些非常基本的民族音樂形態問題都弄不清。我們又不得不重新在小組課中增加形態研究的內容、在集體課中增加“模唱課”。

同時，這一問題也與我們的研究生培養、師資隊伍的知識結構有較為密切的關系。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上，某院校一位青年教師口若懸河的精彩發言令人傾倒，但當有人提問讓其“舉例說明”時，這位教師竟無以言對。還有一些感性知識積累較為豐富的青年教師，音樂技能不錯，但在文化知識基礎、理論研究基礎、語言文字能力等方面都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以至于在如何做學問等問題上感到茫然。

因此，在民族音樂課程體系的建構中，如何處理技能類課程與文化類課程的關系？這兩類課程在不同學歷層次、不同專業中是否應有所不同的側重？二者在課時的安排上，如何達到協調、平衡的最佳境地？

7.在民族音樂課程體系建構中，如何處理不同課程之間的關系？

目前各音樂院校開設的民族音樂類課程，大致有：民族音樂學概論、中國傳統音樂概論、民間歌曲概論、戲曲音樂概論、曲藝音樂概論、民族器樂概論、民間歌舞音樂概論、宗教音樂文化、道教音樂、佛教音樂、民族音樂形態學、工尺譜視唱、中國傳統樂理、傳統聲樂模唱、傳統音樂記譜訓練等等。目前的問題是，對這些課程之間的關系我們較少研究。以至于還存在著對上述各類課程的功能、性質認識不清和不同課程之間的“重復”現象等問題。

可見，其中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課程分類？不同類別的課程其側重點（或應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同時，在音樂院校中，面對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不同年級、不同學歷層次的學生，應如何設置這些課程？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

8.在民族音樂教材建設中，如何處理“知識更新”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民族音樂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大量新的理論成果不斷問世。那么，我們在教材建設中如何吸納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便成為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比如，面對新的研究成果，應否有一個鑒別、思考、選擇的過程？如果有，應如何選擇？再如，面對新的成果，我們是偏重于材料的取舍呢？還是應偏重于觀點的選擇？還有，在將新成果編入教材時，如何處理諸說并存的問題？在教材的編撰過程中，有否一個“窮盡材料”的基本原則（有人提出，除了學術研究應窮盡材料外，教材的編撰，也應如此）？等等。

9.在目前高等音樂院校的課程設置中，中西關系如何？

理論上講，我們應“中西平等對話”。同時，從今天音樂文化“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來看，也有一個中西音樂課程設置的平衡、協調問題。但是我們現有的課程設置能否做到這點？或做得如何？都是一個未知數。比如，目前在有些音樂院校的研究生考試中，規定學習民族音樂專業的研究生必考西方的音樂分析學，但學習西方音樂專業的研究生，不考中國民族音樂。這就有個考試科目的“身份導向”問題。討論民族音樂的課程建設，我們必須知道：在全國各專業音樂院校的課程設置中，中西課程的學時比例如何？全國各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的課程設置中，中西課程的學時比例如何？特別是后者，這是培養“工作母機”的地方，將直接關系到民族音樂的傳承與發展。如果我們培養的音樂教師都不知何為民族音樂，或較少具有民族音樂的技能與知識，那么我們建構“中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只能是一句空話。

因此，對此問題恐怕要作一較為廣泛、深入的調查才能掌握一手資料，同時還應考慮如何在國家政策的規定上采取相應措施才是。

10.如何處理民族音樂課程體系建設與上級指令性政策的矛盾？

在各高校修訂教學計劃時，一般都有上級文件作指令性規定。比如規定必修課多少學時，選修課多少學時，課外實踐多少學時等等。一般說來，這些規定當然應該執行，但是，其中有沒有“一般與個別”的矛盾？有沒有民族音樂課程與其他課程的矛盾？或者說，上級規定的各類學時數，是否一定與藝術院校特別是音樂院校的課程設置、音樂人才的培養之需要完全適應？一方面，我們要建構民族音樂課程體系，在教學上辦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上級的相關規定。特別是相關指令性政策，其中的矛盾如何處理？

11.何謂區域音樂文化研究？該領域有哪些研究課題？

區域音樂文化研究的提法很好，在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中，這應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然而，我們在此方面的基礎理論研究甚少。比如何謂區域音樂文化研究？該領域有哪些研究課題？等等，似乎不見權威經典。檢索音樂學文獻，只見到以“區域音樂”為題的論文2篇，但均未對何謂“區域音樂文化”下定義。參考其他學科的相關領域，大致有區域民族學、區域地理學、區域經濟學等等。其基本特點也是將這些學科領域中的問題置于特定的區域——或自然的或人文的環境中，然后進行研究的。一般而言，區域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它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地區”，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行政區域，而是指文化上具有同質性、內聚力的地理空間（覃光廣等《文化學詞典》，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由此可見，要進行區域音樂文化研究，首先須定義“區域音樂”這一概念。同時，還須進行該領域研究課題、發展戰略的研討。

12.如何看待已有傳統音樂區域劃分的不同類型？

依筆者的理解，區域音樂文化研究更多地是傾向于中國民族音樂的“文化地理學”研究，多探討某一特定地理空間中的音樂文化與環境的關系等問題。因此，要進行這一領域的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音樂文化的區劃問題。這既是學術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也是各音樂藝術院校開展區域音樂教學、合作的基本前提。

粗略考察該領域已有成果，目前音樂區域的劃分大致有這樣幾種：

其一為地理學上的“綜合人文區劃”；其二為“單項人文區劃”。前者在王耀華的《中國傳統音樂概論》一書中得以體現，還有杜亞雄關于“少數民族音樂的分組”的研究。后者為楊匡民、苗晶、喬建中等關于漢族民歌色彩區的劃分，劉正維關于戲曲腔式、民間音樂調式的分布研究等等。

由此可見，綜合區劃是以多種音樂體裁、品種為參照的，單一區劃則以某一種音樂體裁、品種或音樂形態要素為參照。需要討論的是，這兩種劃分類型的目的、功能和意義是什么？我們今天應如何在其基礎上，進行傳統音樂的區域劃分？

13.在傳統音樂的地理區劃中，如何處理“文化區”和“文化流”的關系？

一般認為，應以文化區為基礎，再考慮文化流（文化流這一概念多見于音樂學界，大意相當于地理學界的文化圈或文化擴散）的問題。在傳統音樂的各種類別中，民歌往往被看作是最基底層次的品種，但若考慮到民歌本身也在傳播，也在流動，如何鑒別？也就是說，在民歌這一領域，有否也存在著文化區和文化流的問題？此外，在劃分的結果上，對某些品種的地理歸屬問題也存在不同意見。諸如有學者認為，梆子腔起于陜西，本屬西北高原區，但傳到其他地區時就不能認定它仍是西北文化的組成部分（趙宋光）。但也有學者認為傳自西北的河北梆子、山東梆子及湖北的西皮腔，均不應屬于他們各自的“腔式板塊”，而應屬于“西北板塊”（劉正維）。

需要討論的是，在傳統音樂的區劃中，如何處理“文化區”和“文化流”的關系？或者說我們在劃分上是應以“具有相似音樂文化屬性”的區域為標準呢？還是應以“音樂文化的親緣關系”為標準呢？抑或是將二者交叉運用，綜合考慮呢？

14.在傳統音樂的地理區劃中，除了以音樂本體為標準外，還可否以不同的地理環境（含自然的和人文的）為標準？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多以音樂本體作為地理區劃的標準。考慮到音樂文化的產生與發展，與其所依托的地理環境應有所聯系（特別是農業文明時期的傳統音樂），那么，我們還可否考慮以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作為劃分音樂區域的依據？比如自然地理環境，可按不同水文（長江流域的音樂、黃河流域的音樂、珠江流域的音樂等）、地貌（山區音樂、丘陵音樂、高原音樂、平原音樂等）、植被（寒帶針葉林區的音樂、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區的音樂、溫帶草原區的音樂等）作劃分。再如人文地理環境，也可按方言地理、農業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等進行劃分。

如果有這種學術上的需要，不僅生存于此環境中的音樂與生存于彼環境中的音樂可作比較研究，而且還可探討在同一地理環境中，音樂事項的種種發展演變及其與特定的地理環境的關系。如此等等，均值得探討。

15.在區域音樂文化研究中，如何借鑒文化地理學的理論？

當代文化地理學的課題有五：文化區、文化擴散、文化生態學、文化綜合作用(或文化整合)與文化景觀（王恩涌《文化地理學導論》）。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五大課題的內涵及其與音樂學研究的關系？文化地理學的五大課題對我們音樂學研究而言，其借鑒意義是什么？它是否可以完全適應音樂學的研究？如果是，我們應如何借鑒其基礎理論并將其運用音樂學的研究之中？如果不是，那么我們音樂學研究又如何在自己的學科領域提出新的問題？進行具有音樂學學科特點的文化地理學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