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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觀的一致：語言是社會現象

把語言當作社會現象來研究由來已久，研究語言符號的社會性是社會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緣起。研究語言必須聯系社會實際，這是社會語言學的基本出發點。在二語習得領域，1970年代以來，心理語言學理論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語言當作心理現象，關注學習者的個人心理特質，而忽略了語言產生和使用的社會環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來，推崇Vygotsky社會認知發展理論的學者則強烈反對把語言和語言習得與社會環境相分離，開始探索該理論在二語習得發展過程和教育中的應用，由此開創了從社會文化視角探索語言習得的認知過程。作為一種研究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理論，Vygotsky社會認知發展理論強調社會活動在心理發展中的作用。語言是聯結個體與外界之間關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級認知中起著中介作用。語言具有雙重屬性，對外是社會互動的單位，對內是思維的單位，通過對話活動來協調社會活動和高層次的心理發展。語言作為符號工具使用包含著間接經驗，與帶有獨特社會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會情境緊密相連、無法分割，言語能力的形成是在社會支持系統下通過認知過程實現的。語言學習就是社會活動與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3］。語言社會化在二語習得的社會化路徑中占據重要一席。語言社會化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雖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學的影響，在研究目標上卻不盡一致。社會文化理論關注的是認知能力及語言能力的發展，而語言社會化理論則關注的是文化知識與語言使用能力的共同發展。語言社會化理論最早由人類學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們將其定義為兒童或初學者通過語言形式的學習實現其社會化的過程，其間包括接受相應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社會習俗。這方面的研究表明，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相互依存、難以分割，語言習得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其與社會文化相適應的過程，即個體的社會化過程。

特定的語言和其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整體，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社會語言學領域，圍繞結合社會因素探索語言問題這一觀念，Firth繼承和發揚了Malinowski關于語言是一種行為方式、具有社會功能的觀點，強調要把語言放到整個社會環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語情景的概念，創立了語言學研究中的語境學說，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于其在語境中的可能。隨后陸續發表的語境和語域理論領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說明，在人使用語言認知和交流的過程中，肯定會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當然環境中也包含歷史文化風俗等因素。正因為如此，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人的高級層次的認知取決于社會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語習得研究成果已經證明，語境的各個方面都影響著語言學習的過程。如Norton從身份構建這一切入點出發，揭示了社會文化語境形成的二語習得者與目標語之間的權勢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二語習得過程的影響。［5］正因為語言具有社會性，所以語言習得（即語言知識的構建）很難與語言產生和使用的社會文化割裂開來。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來看，二語習得的社會學轉向肯定了語言的社會性，認同語言是社會現象而非心理現象，語言知識和能力的構建與學習者的環境體驗和社會交際密切相關。從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角度來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二語學習的社會因素理論化，并且通過這個寬泛的框架，為二語研究注入了社會化理論。

二、研究視角的靠攏：對交際互動的重視

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當前較為活躍的社會文化派與認知派理論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會文化派不贊同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而認為人的高級認知來源于社會交往活動，因此特別強調交際和互動在認知及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際本身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這樣，身心、內外或思維和交際活動就通過語言符號得到了統一，即交際活動中的語言運用在心智功能發展中起著核心作用。但交流不僅僅只是語言學習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際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問題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語言結構、語境文體、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等方面外，還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權運動時代的影響，語言問題成了突出的社會問題。基于Fishman對移民語言狀況的考察，Bernstein對不同階層成員，特別是兒童語言的考察，以及Labov對黑人英語的調查，社會語言學在興起之初已發現三條重要的原理：語言與社會是相互作用的；人們有可能掌握幾種結構各異的語言或變體；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語言規劃和社會規劃加以改變。也就是說，在社會語言學研究者看來，社會中的語言使用者具備使用變體的能力，對變體存有主觀態度，可以在交際中加以選擇使用。語言系統是異質性的，充滿內部變異。語言作為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系統聯系在一起，從心理學角度考察語言使用者對語言變體的主觀認識和態度，以及上述帶有社會性質的評判對語言使用者言語行為的影響，是社會語言學主流之一語言社會心理學的中心課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因此從個人角度研究說話人對語言的態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語言態度歸根結蒂反映了對語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態度。對社會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過心理實驗的方法獲取研究素材，如配對變語法測試受試者對操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態度，并且經常結合使用語義微分尺度，使說話人的特點得到更確切的分析。語言社會心理學對語言態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們對語言與社會的關系、語言在社會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二語習得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語習得中的態度與動機理論，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態度、動機對他們最終的成功所具有的影響之上。研究結果表明，二語學習者對所學語言的態度會影響其習得效果。Giles的言語適應理論是繼Lambert方法后該領域在理論上的新進展，也是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研究語境中交際者的心態和言語選擇行為。語言使用者趨同或趨異的言語選擇，突出強調了社會交流中語言使用者對對方的認同或不認同的態度和行為，解釋了言語交際中風格變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觀情感和動機。［6］言語適應理論為語言變體研究增添了動態的角度，體現了社會語言學自身從典型描寫到解釋預測的研究發展路徑。這種解釋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Labov對語言變異描繪精細但局限于靜態的不足。另外，這方面的研究也凸現了個人是如何通過語言選擇來顯示自己的社會文化價值的。在社會建構主義影響下，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與社會因素可以被視為是相互建構的：身份影響語言的使用；語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過程。總的來講，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與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注重真實語境、身份和體驗，這與多種語言互動的主張不謀而合。從理論上講，當前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中語言變異研究的成果，如語言變體的辨識、語域的認知等，為交際能力的培養和評價提供了系統的、受社會條件影響的二語變體數據，對二語學習具有指導意義。語碼混合、語碼轉換及言語適應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語選擇，使交際語言運用能力目標得以形象化地表達。對交際中的語言行為，如道歉、贊美、邀請、拒絕、請求等的研究，為二語習得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的培養勾畫了發展目標。

三、學習觀的認同：基于使用的學習

如前所述，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主張學習是一個內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始于人際交往的。對于二語學習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與人交往，在交往互動中進行意義的建構。比如，學習者很容易注意到詞匯的習得伴隨著對一定社會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語境中，詞匯意義可能會發生改變，語言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并不固定。對范疇的掌握意味著根據交流需要對語言規范遵從或背離。事實上，語言的習得和使用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語言是人際交流、社會活動的中介，而言語交流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因此語言學習即語言使用。反過來，語境中對于語言使用也可以鞏固和加強語言學習。由此可見，社會文化派的語言習得理論認為習得過程即語言的使用過程，認為真實世界中使用的語言對學習來說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輔助性的，使用不是習得的結果，也不是手段。正因為社會文化派堅持在語言習得和語言使用間劃等號，如此強硬的立場招致了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二語習得而不是語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評，反對把二語習得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二語在真實語境中的運用［7］。在習得即使用這一點上，社會文化派完全可以從社會語言學領域中的最新流派———認知社會語言學那里找到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認知社會語言學是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觀和經典社會語言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認知語言學關注語言的普遍原則與人的認知之間的關系，但由于語言意義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類互動中產生及傳遞的，因此認知語言學所理解的語言概念及其基本結構也關系到社會和文化情境下的認知。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越來越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基于用法的主張本來就是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立場，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知識來源于使用，說話者為了交際和社會交互的目的識解自身體驗，而聽話者也為同樣的目的識解說話者的話語，因此認知語言學渴望對語言的社會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貢獻［8］。上述原因將認知語言學引向社會變體研究。對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體系中該如何理解語言系統、為什么變體研究具有重要性的問題，認知社會語言學家Geeraerts認為，由于語言使用的行為是語言學的最基本事實，語言系統只被看作是對語言行為中出現的模式進行抽象和概括。他談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見，語言使用者學習語言的過程并不是將自己與所謂的系統進行校正的過程，而是在社會互動中與其他語言使用者相互調整的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認為，由于每個人的接觸范圍有限，這些調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會結構。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里，語言變體研究是語言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互動影響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語言知識系統。綜上，結合語言習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語言的使用者都是學習者；第二，習得不能簡單地被看作是結果，更應將其看作是一個永遠的、不間斷的過程；第三，應重視真實的語境、不同的參與者、不同的身份，應重視不同的社會語境、交際者、社會群體導致的隱喻變異，重視隱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語境。

四、對學習對象的共識：關于規范和標準

語言的變異性和標準化都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內容。面對語言內部變異和動態發展的事實，有必要編撰一整套言語社會遵循的統一規范，來對上述情況有意識地壓制，以便服務于國家化進程、國家象征、社會統一、實際需求與學校教育的開展等。這就是標準語產生的緣由。其本質也是一種發生在一定社會和歷史空間中的語言變異現象。按照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語言變體沒有優劣之分。從功能的角度看，語言形式對應社會功能，社會語言學關注的是交際功能和交際任務的完成及其效應。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標準語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能滿足適應較高語體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認為標準語就比其他變體更為優越。從學校教育角度上來講，課堂教學也需要一套規范，因而標準語是很好的選擇。由于學校教育的強化，學習者傾向于認為標準語形式是正確的，而其他方言和變體形式是錯誤的、不規范的、聽起來是不對的。事實上，在交際者感情不認同的場合，如團結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現對標準語的趨異和背離，比如，標準語顯然難以適應較為低端的語體。另外，標準語雖然保守，其變化雖然緩慢，但是它仍然是有變化的。標準語在語言的各個層面上的標準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書面形式，較低的可能是它的語音。特別是在當今語言國際化、多元化、多文化、多變體的形勢下，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二語學習者應盡量了解語境和身份的多樣性，盡可能地增長變體的知識和使用變體的體驗，以有利于二語學習。

五、結語

社會語言學和二語習得雖都研究語言，但各自的學科側重點有所不同。二語習得研究的重點是如何幫助學習者習得語言。對于重視認知及思維、考察個體的認知因素的認知派而言，社會語言學主要流派之一的社會心理學派有關語言態度的研究對二語習得研究是有助益的。二語習得的社會學派重視社會環境因素，呼吁語言學習要重視語言的社會性和互動性；而社會語言學的主要關注點則是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從變異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入手研究語言的功能，研究語言使用者在特定語境中如何交流互動，正是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強勢所在。由此可見，二語習得理論的發展與社會語言學研究對語言和語言學習的看法及認識頗有共識，社會語言學相關概念和思考可以為二語習得研究所用，豐富二語習得研究的視角。綜上所述，理論化的對象幾乎都是學習目標，而非學習過程。由于二語習得是一種應用型的學科，而語言理論又很難直接應用于語言教學，因此造成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雖然日趨廣泛，但針對習得的實用性有限，從而處于比較尷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習得與使用的界限。以語用能力的培養為例，現有的理論尚需回答個體的語言能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問題。比如，怎樣習得變體的知識，怎樣學習語碼轉換，怎樣學習性別語言等。個體在面對某類個體和其他類個體的時候，怎樣學會區別使用這些變體？促成這些變體習得的社會力量有哪些？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作者：袁眉單位：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