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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二語習得角度看德國英語教育體系的幾個特點

（1）年齡關于外語學習與年齡的關系，國內外的研究已經數不勝數。近年來，雙語腦研究者通過對大腦的研究發現，如果雙語者在一個較小的年齡開始學語，大腦使用類似第一語言的神經機制處理第二語言，這樣的雙語者其二語水平常常比較高，也最可能獲得類似母語者的二語表現。如果雙語者在一個較晚的年齡學習第二語言，其二語的神經處理機制和第一語言、母語單語者有差異。這樣的二語者其二語水平的提高常常受到限制，很難獲得類似母語者的語言表現。這也就意味著要想獲得更高的二語水平，在更小的年齡開始學語無疑是一個有效的舉措。（陳菊詠，2012）然而，是否越早開始學習就必然越好，卻受到師資質量、教學方法等各種因素的重要影響。“各國政府推行外語教育低齡化，首先遇到的就會是低齡兒童師資不足的問題，缺乏足夠的既有相應的外語能力又有適合低齡兒童的教學技能的外語教學師資。對這種師資的重視和培訓不夠在國際上是一個普遍現象。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會制約外語教育低齡化的發展。”（陳菊詠，2012）而當前的研究表明：在真實語言輸入不足的情況下，從長遠看，從小學開始實施英語教育與從中學開始實施英語教育沒有多大區別；但是如果小學英語教育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對后續中學英語教育必將形成負面影響。（Ellis,2010）而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學英語教育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那么不難理解，大學外語的教師面對基礎差的學生，也就會一直是“費時低效”的局面。德國的英語教育起始時間與中國相似，過去是從初中開始學習英語，近年來提早到了小學開始。而大學則不再開設公共外語必修課。大學生接觸英語主要是閱讀本專業文獻、選修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閱讀英文小說及看英文電影電視、瀏覽因特網、旅游，以及與使用英語為主的國際留學生交流，（Erling,2007）“德國的中學生接受英語教育的年限和總體時間比中國中學生要少。但所掌握的程度普遍比我們的水平要高很多。”（束定芳，2011）大學生在進入大學時英語基礎大多數已經打好，也就是說德國英語教育的重心是在中學階段完成的。顯然，中學階段相比大學階段學習外語，年齡上的優勢更為明顯。然而如何對此年齡優勢加以有效利用，提高教學的質量，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這也正是德語英語教育系統與中國的一個顯著不同之處所在。除德國中小學的教師都必須是大學師范專業畢業，受到系統專門的教學訓練，并通過國家有關教師從業資格的考試之外，德國高校英語專業的英語教育研究，主要都是面向中小學開展的。從教授到各級科研人員，經常會去中小學開展科研項目實驗，比如法蘭克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當地一中學就針對外語學習特別困難的學生設計了一個名為“外語小鎮”的活動，活動假設學生要在活動日去加拿大小鎮旅游野營等，需要學生親自填寫出入境表格，研究到訪之地的風土人情，參加晚宴的禮儀禮節，租車野營所需的文件器械，信用卡的申請使用等等，學生必須全部使用英語完成這些活動，在活動當日，組織者和教師設計各項活動，力求在校園內模擬加拿大的真實情境，讓學生參與其中。事后研究人員對學生進行回訪，了解本次活動的收益與不足。通過這樣的活動，平時習慣只講德語不講英語的學生開始覺得英語在生活中是有用的，會在這些活動里親自嘗試運用英語，學習英語的興趣和積極性也有所提高，那些所謂的“差生”將不再會總是因為覺得英語難就在心理上率先放棄。當然，這樣的活動對教師本身的要求也非常高，幾乎需要對加拿大的情況“了如指掌”才能將該項目做好。諸如此類的研究在德國中小學開展得相當多，這可以很好地解釋在二語學習的年齡因素之上，有效的教學方法和高質量的師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二語習得理論與實踐日益發展的今天，直接將科研成果運用到中小學實際的教學組織、教材編寫、課內外活動中，正是德國英語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情感因素：動機與態度在外語學習過程中，情感因素也一向是研究的重點，積極的學習外語的態度，積極地對待使用該語言為母語的人群及該語言所代表的文化的態度，可以促進語言學習；消極的態度則會阻礙外語學習。動機涉及到語言學習者的態度和情感狀態，能影響學習者付出努力的程度。上述的德國中小學開展的外語活動項目在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方面，起到十分良好的效果，促使學生主動自覺地產生強烈學好英語的愿望并付諸實踐。而德國大學雖然沒有公共必修的外語課程，對于那些英語水平在入學時還不夠好的學生，大學也不是置之不顧的。德國每個大學都有語言中心，在語言中心開設有幾到幾十門不同種的外語課程，當然其中面向各種不同需求層次的英語和德語的課程最為常見。對于有語言天賦的優秀學生，則可以在此學到更多不同語種的語言。有些大學語言中心向學生收取適量費用，更多則為免費。如法蘭克福大學的語言中心就開設有英語從B1到C1②的各級課程，此外還有外語口語會話、學術英語口語與寫作、英語寫作研討課、在線英語寫作等各種課程。學校還設有寫作中心，學生自己的學術論文可以在這里得到修改，此類服務通常收取一些費用，也有的提供首次修改免費的服務。這樣做的好處是，來語言中心選修這些課程的絕大部分學生，都是因為自己有外語學習的需求，所以才自愿來選修該課程，其學習態度更為積極，學習動機顯然強于只為混英語課學分以求畢業的學生。此外，德國大學有部分專業課是直接用英語開設的，有些是英語授課的國際項目的一部分，學生在這里有自主選課的權利，對于英語已經過關的德國學生而言，無疑這是進一步將英語用于專業課學習的良好機會。而大學生對英語的需求，也正從通用語言（EnglishforGeneral1Purpose）向專門用途英語（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或學術英語（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轉變，因此，雙語或全英文開設的專業課無疑在學生的外語學習動機上，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3）社會文化認同二語習得中的社會因素不能被我們忽略，除了學習者自身各方面因素以外，社會語言環境也在學習者的心理、習得程度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只有當語言學習者建立起一種社會身份認同，在這種認同中他們擁有不被忽視的話語權，真正成為會話的主體時，學習才會成功。（Ellis,2005）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模式力求解釋不同人群之間學習外語的速度和最終水平差異，該模式假定目標語用于每天日常交流，在此情境下，社會環境決定了語言學習者接觸二語的程度以及他們為學語投入付出努力的程度。然而，社會文化模式與作為課堂教學為主的英語作為外語學習（EFL）環境關聯性較少。（Norton,1995）所以大量的關于社會文化的二語習得研究都是以學習者處于目標語社會環境中為對象進行的。德國作為發達國家，從中小學到大學，各種層次、各種類型的對外交流交換項目應有盡有，德國的中學生利用假期互換學生的機會到所學語言國家的居民家里短期生活，學校組織到國外進行類似夏令營等多種多樣的活動；大學與世界各國都有密切的交流與合作，一般高年級學生都可以通過申請德國對外學術交流中心（DAAD）等國家機構和各基金會的資助，到有關國家進行半年至一年的學習、實習和科研課題合作。（王瑞芝、劉芝琳，2002）在課堂教學之外，學生可以通過交流項目真正在社會生活情境中以交際為目的使用所學外語，這對了解目標語國家的人文文化，掌握地道的發音和習語，提高外語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效率是非常有用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學生與家長，在選擇留學目的地時，除了去英美國家鍛煉以外，也有不少中小學生、大學生會選擇非洲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交流，家長們也大多十分支持，非洲有諸多前英屬、法屬殖民地國家，在那里，英語或法語作為官方語言，但非母語使用，在亞洲的印度泰國等地高等院校，有時候英語也被作為通用語使用，德國學生在那里使用英語或法語等與當地人交流，感受當地風土人情，不僅體會外語在世界范圍內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對于學生適應各種不同的外語口音也非常有益。由于英語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應用，除了標準英語美語之外，還有眾多不同分支，如印度英語、新加坡英語、美國黑人英語等等，得到去不同國家交流的機會，比起只聽慣語音實驗室耳機里標準英語的中國學生，自然更善于在真實社會環境里與人交流。另一方面，鑒于德國與英美澳等國同屬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彼此之間也有不少文化差異，相比之下，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對他們而言，則無異于各方面全然迥異的另一個世界，因此讓學生去這些國家交流，對于從小培養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樹立種族平等觀念，增加跨文化交際能力，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二、中國大學外語教學轉型的現狀與建議

隨著中國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中國的英語教學也出現了新的情況。一方面，英語學習年齡的普遍下移和進入大學前學生的英語水平普遍提高，大學英語與高中英語要求區別模糊（蔡基剛，2007），導致很多大學的外語課時被一再縮減，并將其中某些課程轉而成為選修課的形式開設。關于中國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從通識英語教育（EGP）向專門用途英語（ESP）或者學術英語（EAP）轉型過度的呼聲也絡繹不絕。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各級學校開展的國際交流也越來越多，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家長也具備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將子女送往國外進行短期或者長期的交流留學。可以看出，中國的外語教育轉型總體上是趨向與國際接軌的，但是具體到現實操作，卻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一方面，隨著大學英語教學功能的弱化，大學英語部門可能被撤銷，教師可能要實行大學英語方向的轉移，大批教師將面臨或本單位轉崗、或到中小學擔任英語教師、或直接下崗的局面。（許竹君、張艷、徐玲，2012）雖然很多學校實行了ESP或EAP教學改革的探索，但是，由于ESP或EAP對教師自身的要求非常高，教師需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掌握特定專業的英語知識，因此在中國現階段，大多數的大學公共外語課仍然是以通用外語教學為主；另一方面，在現有的嘗試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南京醫科大學研究生外語部就進行了學術英語教學的改革嘗試，除了授課內容以醫學英語知識為主以外，學校還開通了網絡平臺，教師通過網絡平臺布置學術英語翻譯練習，學生通過網絡平臺提交作業，教師通過逐一逐詞句修改學生譯文并以結合面授講解作業難點要點的方式期望提高學生的學術英語能力。改革取得了學生的很多好評，但是在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不少學生由于所布置作業與自身專業不大相關，或者純粹出于懶惰，彼此抄襲、直接上交翻譯軟件翻譯所得結果等情況，背離了我們教改的初衷。所以，從德國的英語教育體系中我們可以借鑒一些經驗和優點，并嘗試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建議方法：

（1）大學外語教師按照自身特長，分別向不同方向發展在目前的公共外語教師隊伍中，總體主要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幾個方向的教師。教師可以根據自身的研究方向，結合年齡層次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路徑。無論向哪個方向轉型，中國都需要一支高質量、高水平的師資隊伍，教師在這個過程中都需要作出許多努力，而同時也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在中國的大學里，研究應用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語言教育方面的大部分教師從事的科研都是面向自己所教的大學生展開的。然而如前文所述，更加需要先進的科學研究成果指導的中小學得到的這方面支持并不多，在大學外語課時被迫縮減的現今，教育部門可以統籌規劃，鼓勵大學外語部門以及英語專業相關研究英語教育的教師與當地中小學，尤其是由于種種原因外語教學質量不高的中小學，或者更加需要高質量師資的貧困地區中小學師生展開合作，鼓勵研究英語教學法的教師深入中小學，開展有關中小學生的二語習得方面的科學研究，研究中小學生的學習規律，適合中小學生的教學方法，并花大力氣將這些成果著力鋪開推廣于實際教學，并折合工作量計算。這樣做能使學生打下良好的外語功底基礎，減少由于進入大學時外語基礎太差導致后續學習都很困難，沒有學習外語興趣的學生數量，改變大學外語對基礎較差的學生進行教學時出現的“費時低效”的局面。同時也用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合理的教學方法還給兒童和小學生學習外語的樂趣和興趣。隨著公共外語教師的課時由于入學時英語水平不足的學生越來越少而縮減，文學文化和翻譯研究方向的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可以發揮特長，開設多樣化的公共選修課程，吸引對外語學習有興趣的大學生進一步提高自身的英語能力。課程質量足夠好的話，是不用擔心學生不足、課時不夠的問題的。這也促使教師提高教學質量，改進教學效果。大學外語部門在功能上可以仿效德國大學語言中心這樣的機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以開設其他語種課程。大力鼓勵中青年教師選擇代表本校特點的專業進行深造進修，以培養高素質的ESP或EAP英語教師人才。這些教師將不僅具有ESP或EAP的相關知識，還將能給大學生進行相關專業的學術論文寫作輔導、口頭報告輔導訓練，他們將為學生開設ESP或者EAP課程，直接培養學生使用外語進行與專業相關的國際交流的能力。

（2）大學設立寫作中心很多中國的大學有相當一部分碩博士生會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英語學術論文。然而他們對自己的英語寫作水平卻不夠自信，有的會尋求英語專業的同學的幫助，有的則尋求外語老師的幫助，但是對于對其相關專業所知甚少的純英語專業畢業的學生和老師來說，有些文章簡直有如天書，編輯修改也只能十分有限，而且時間消耗巨大。所以，大學成立專門的寫作中心，寫作教師將面對面地與學生就論文內容、寫作風格進行討論，既能避免教師由于對相關專業知識的缺乏造成理解障礙，又能給學生切實有效的寫作輔導，這對于幫助這些學生發表高水平英語論文，對中國的科研走向世界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寫作中心的師資可以由上述進行了ESP或EAP深造的外語教師構成，也可以由在發表國際期刊論文方面具有一定經驗的或留學歸國的，有時間和興趣輔導學生的專業課教師構成，學校可結合論文修改輔導的實際情況計算教師工作量，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也可適當向學生收取一定費用提高教師參與積極性。這樣做可以盡量避免上述南京醫科大學教師統一布置同樣的命題作業，學生在完成作業態度方面比較消極，學習動機不強，以至于出現相互抄襲、使用翻譯軟件的情況。目前國內有少數大學的外語教師已經在從事類似的工作，但是同樣由于寫作中心對師資質量的要求也非常高，師資隊伍的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轉型過程，同時學生的外語寫作方面的學習自覺性也需要通過整個學校在部分專業課的設置上合理地使用EAP或ESP進行教學來培養。

（3）加強大中小學各層次的對外交流讓更多的大中學生接觸到英語國家的文化，真正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使用英語交流的機會，無疑對提高學生的外語學習動機是非常有益的。大學生的出國學習項目，對于提高他們的專業能力、科研水平都有很大的幫助。目前我國大學和中學的交流項目已經日漸增多，但是覆蓋面還遠不如德國。另一方面，交流是相互的，互換學生項目將使得留在國內的學生也有與外國來華交換生相處的機會。而大學還可以邀請外國專家來華，引進海外留學歸國博士進行雙語專業課的講授等等，這些中國正在推進的轉變，逐漸從部分地區推進到大部分地區，將會對我國外語教育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綜上所述，從二語習得的角度來看，德國的英語教育相對更為成功，不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必然性。中國要借鑒其成功經驗，需要教育決策機構、主管部門、大中小學行政部門、大學外語教師、中小學外語教師等，為提高教學的質量和學生的外語水平，共同配合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真正實現大學外語改革轉型的成功。

作者：錢競越單位：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英語系南京醫科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