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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本主義農業是節約人力和土地的農業

資本主義農業是什么類型的節約型農業？這還得從什么是資本主義農業說起。馬克思說：“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總的說來是以勞動者被剝奪勞動條件為前提，那么，在農業中，它是以農業勞動者被剝奪土地并從屬于一個為利潤而經營農業的資本家為前提?！鞭r業資本主義的轉型就是要形成這樣一種生產關系：農產品生產者對農業資本集團的依賴，在當代表現為農業生產者成為大型農業食品公司的附庸，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均由大型農業食品公司決定。這一過程在19世紀是通過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原始積累進程中的圈地運動來完成，在此不做贅述，而在20世紀則是通過農業生產力的變革來推動的。這一變革是若干要素共同推動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業機械化、化肥和農藥的使用、育種、灌溉體系以及生物技術的應用。這些要素的使用是相互聯系的。每一種作物的培育要求有一套專門的機械，因此原來大雜燴的多種作物就被單一種植所取代，這進而要求用新的辦法來控制各種病蟲害和維持土壤的肥力，這就需要引入殺蟲劑和人造肥料，而殺蟲劑和人造肥料的一些負面作用又推動了后來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產要素的相互聯系，從另一個層面上看其實也意味著相互依賴，因此，誰控制了這些農產品投入品，誰就控制了農產品生產體系。

資本對農業的滲入過程，正是資本控制這些投入品的過程。從20世紀開始，一些大型農業資本集團不斷將工業上的技術優勢大規模地應用于農業，逐步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農業，即資本、技術和能源密集型農業。這種農業依靠持續不斷的大量的外部投入，使傳統的家庭農場式的、勞動密集型的和依靠耕作經驗的農業在市場中基本失去競爭優勢，紛紛破產。在當地自主的農業破產之后，它們還與很多小農場簽訂供貨合同，使小農場在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以什么價格出售等方面都受大公司控制。上述農業生產要素的使用最初確實帶來農業生產力的重大變革，它們的產生對解決人們的生存或者糧食的增產起到巨大的進步作用，從某種意義上看，在其產生之初，它們可以被視作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從節約的維度看，資本主義農業就是一種以增產為導向的節約人力和節約土地的節約型農業。在資本主義農業產生以前，糧食增產的自然途徑當然是增加人力的投入和擴大農田的面積。在人力投入方面，1900年，大約有70%-90%的人在低水平的勞動密集型的農業世界中勞動。在機械化之前，收割要占農業勞動的一半。在農田面積方面，1萬年以來，世界農田在無情地擴張，1700年地表土地大約只有2%-3%是農田，到1930年，世界農田總面積是1700年時總面積的4倍，達到1000萬平方千米。但如果長此以往，人類社會就只能停留在農業社會，人們仍無法擺脫養活自己的夢魘，社會進步更是無從談起。解決的出路自是轉向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在節約利用農田、節約使用勞力的基礎上生產出更多的糧食。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各種投入品在最初也是為了提高糧食的產量，例如，化肥的功用是增加土壤的肥力，農藥的功用是殺死作物害蟲或用于除草，育種本身就是培育高產作物，轉基因作物本身的宣傳就是增加產量。在節約土地方面，化肥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據麥克尼爾介紹，“化肥也許讓額外的20億人有飯吃。若不大幅增產，維持現有世界人口大約需要增加30%的耕地———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目標?！?/p>

也就是說，化肥的使用或許使世界節約了30%的耕地。而農業勞動力的節約早在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后就呈現出來。艾倫•伍德（EllenWood）指出，到17世紀末，英格蘭谷物的產量快速增長，成為主要的出口國，而這又是由相對少的農業勞動人口實現的。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法國農業在18世紀的生產力與英格蘭差不多，但是，他們所指其實是兩個國家的農業生產總量大致一致，而農業生產總量可以由不同數量的農業勞動力來完成，換句話說，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其實應當指單位勞動力的產出的增加，即以較少勞動力的使用，生產出同樣數量的農產品。因此，稍加分析英格蘭農業人口數量和結構就會發現英格蘭資本主義農業生產中勞動力的節約。1500-1700年，同其它歐洲國家一樣，英格蘭的人口大幅度增長，但主要是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法國的農業人口到1789年仍維持在總人口數的85%到90%之間。到185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40.8%，法國是14.4%。這說明英格蘭是以較少的農業人口生產出同樣多的農產品，所以在農業上確實節約了不少人力。安東尼•瑞格里（AnthonyWrigley）的研究也顯示，英格蘭在17-18世紀的200年間總人口增長了210%，而農業人口所占比例卻縮減了一半，從70%減少到36.25%，也就是說，到1800年時占總數1/3強的人口有能力養活剩下的人口。羅伯特•艾倫（RobertAllen）同樣指出，18世紀期間英格蘭農業勞動數量保持穩定，而農業產出卻提高了不止一倍，甚至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由于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規模效益而降低了5%。到了20世紀，農業勞動力的節約最典型的就是美國了，美國的農業勞動力在1920年幾乎占了人口的一半，到1990年驟減到只占人口的2%-3%，到2000年，美國農業經濟活動人口為304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1.1%，全國農場217.2萬個，平均每個農場只有1.4人進行生產、管理和經營，每個農業活動人口經營土地125.4公頃，為世界之最。從全球范圍看，到20世紀90年代，歐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其他地方的農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

2從生態文明視角反思資本主義節約型農業

倘若從工業文明的視角審視資本主義農業，或許意味著節約人力和土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如果從超越工業文明的生態文明視角去審視資本主義農業，我們就要重新反思什么樣的節約才是真正的節約。一方面，從生態文明中的“生態”視角看，資本主義農業盡管節約了人力資源和土地資源，但換來的卻是對其它自然資源的耗費，并造成了大量的環境問題，是一種以利潤為導向的破壞生態環境的生產過剩型農業。為了追求利潤，資本主義農業雖節約了人力和土地，卻耗費了大量的能源資源，是一種不全面的節約型農業。節約應該是全面的、整體性的節約，倘若在某方面實現了節約，但這種節約卻為其它方面的耗費所抵消，那終歸還是無法實現節約。這是因為實現了機械化和科學生產的資本主義農業在制造和運行農用機械、建設和運行灌溉體系、生產農藥以及開采和生產化肥都需要大量的能源。給一位美國消費者生產和運送一罐270卡路里的玉米，就要總共耗費約2800的卡路里。要生產含量約為270卡路里的約四盎司牛排，需耗費能量22000卡路里。為了追求利潤，資本主義農業雖節約了人力和土地，卻造成大量環境問題，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節約型農業。節約只是手段，倘若節約所帶來的只是暫時的經濟增長或發展，卻造成長遠的不可持續，那這樣的節約是毫無意義的。列寧早在1901年就提出了以人造肥料替代自然肥料對環境造成污染的不合理性，他說：“十分明顯，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這種代替（部分地）的事實，絲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實：把天然肥料白白拋掉，同時又污染市郊和工廠區的河流和空氣，這是很不合理的。”當這種所謂“進步”被一些批評家當作一種新的見解呈現給考茨基時，考茨基一針見血地指出人造肥料乃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人造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降低的可能性，但是，愈來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的必要性，只是給農業數不勝數的負擔又增加了一個負擔。農業的這些負擔決不是自然的必要性，而是現有的社會關系造成的’?！?/p>

確實，化肥可以提高土壤肥力，但是，一味追求產量和利潤卻造成過量施用化肥，反而造成土壤肥力下降，而且化肥中的多數成分是沒有用處而成為環境的污染物?；柿魅氲乇硭ê恿?、湖水、海灣）會引發富營養化，引起水藻大爆發。水藻爆發使水變綠，陽光就無法進入水底，導致生長在水底的植物死亡，死去的植物成為其它水生微生物的食物，不久水生微生物就會耗盡水中的氧氣，阻止積聚在底部的有機殘余物的分解。最終，富營養化會導致水生系統所有生物的死亡。為了追求利潤，資本主義農業雖節約了人力和土地，卻在產量最大化的迷思下造成了農產品的生產過剩危機，導致了大量的浪費。資本的特性就是擴張性，資本主義農業危機是一種生產過剩危機，主要表現為農產品長期滯銷，價格持續下跌，農場主收入銳減，農業工人失業增加、工資下降，大批中小農戶破產，農業勞動者的生活更加貧困等。在農業危機爆發以后，農業資本家依靠它們的生產優勢，不是采取縮減生產的辦法，而主要是以提高產量的辦法，去加強對農業工人的剝削，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實現有利可圖的生產，用以向土地所有者交付地租并彌補因農產品價格下跌而造成的損失。而廣大的中小農戶為了糊口和繳納地租，不得不在原有的規模上繼續維持生產，忍受危機的打擊。因此，在農業危機期間，農業生產的縮減并不像工業生產那樣具有急轉直下的形勢，在農產品大量積存的同時，生產不僅沒有縮減甚至有時有所上升。這就進一步加深了農業生產的增長同農產品市場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造成農產品持續“過?！?。據溫鐵軍介紹，在他主辦的一次國際會議上的國際組織提供的全世界54個國家的專家測算出來的權威數據是，如果按照人均卡路里計算的滿足健康生存的實際需求量，全球農業生產的總過剩是30%。美國是一個農業生產過剩的國家，在歷史上它也采取過措施試圖緩和這種過剩，但在利潤最大化的引誘下終究還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例如，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出臺了《農業調整法》，限制農產品播種面積，對主要農產品（谷物，棉花、煙草和花生等）規定停耕面積的比例，但是這樣的政策卻導致了難以預料的后果，對播種面積的限制導致耕作者走向了集約化生產，在機械化、化學化的推動下又陷入了生產過剩的惡性循環。正如朱莉•格思曼（JulieGuthman）所揭示的那樣，美國農業發展史就是生產過剩的歷史。

另一方面，從生態文明中的“文明”視角看，資本主義農業雖然節約了人力和土地，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但是，資本主義農業所取得的進步卻是以農民和原住民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為代價的，資本滲入農業的過程伴隨著農業資本集團的野蠻行徑。首先是農民失去土地。資本主義農業對農業勞動力的節約，從另一面來看，其實也表現為農村空心化、農民流離失所、原住民失去土地的過程。1950-1990年，世界農業勞動力減少了33%，其中第三世界減少了40%。1880年，世界98%的人口是農業人口，到1950年，世界總人口的70%，第三世界總人口的82%住在農村地區，1950年，特別是1970年以后，世界農村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到2000年，55%的世界人口居住在農村地區，其中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是27%，中東和北非是45%，最發達地區是25%。［11］（P145-146）農業勞動力的減少，伴隨的是農民失地問題。全球估計有10億失地農村人口。在哥斯達黎加，2000個最富的牛群所有者占有超過50%的可耕地，55%的農村家庭沒有土地；在菲律賓，1000萬人口的農業勞動力中有650萬人口是沒有土地的工人；在巴西，1%的土地所有者擁有45%的可耕地，底層80%的人口只擁有13%的土地，500萬家庭沒有土地；在墨西哥，每年有100萬農民喪失土地。其次是原住民被迫離開家園。為了發展作物燃料，大量的原住民被驅逐出自己的家園。聯合國原住民問題常設論壇指出，全世界約有6000萬人由于作物燃料種植面積的擴大而面臨被驅逐家園的命運。在巴西，20世紀70年代為了種植制造食用油的大豆，250萬人被迫遷移；在南里奧格蘭德州，相同的原因迫使30萬人離開家園；在印尼蘇門答臘島東部，PTCitraMandiriVidyaNusa造成10800戶家庭被迫流離失所，軍隊為了TanjungKatungSejaktera公司和PTDasaAnugeranSejati公司的利益插手將人們驅離自己的土地；在柬埔寨，MongRethihy棕櫚油投資公司迫使農民遷移，2年后他們仍沒有得到新土地；在哥倫比亞的玻利瓦爾省南部，非洲裔社區成為被驅逐的對象；在緬甸，2006年YanMaingMyint公司在軍隊的協助下驅逐了少數民族居民。類似的事件數不勝數。

再次是城市貧民窟的形成。這樣的勞動力“節省”所造就的是全球特大城市的發展以及城市貧民窟的形成。1950年，紐約是世界唯一的人口超過1000萬的特大城市。1995年，世界有14個這樣的特大城市，其中有10個是在第三世界國家。1950-1995年，全球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增加了252%，在第三世界國家，這一比例達到447%。1950年，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第三世界國家占據了41%。1995年，這一比例達到63%。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大都住在城市貧民窟，許多國家的城市都形成了棚戶區。雅溫得和亞的斯亞貝巴住在棚戶區的人口有90%，波哥大、墨西哥城、阿克拉有60%，達卡和盧薩卡有50%，馬尼拉、內羅畢、伊斯坦布爾、德里有30%之多。據世界銀行報告，1981-1990年，42.5萬人成為銀行金融城市和基礎設施項目的犧牲品。每年，全球有1000萬人死于住所短缺和極差的居住條件。最后是重新回到饑餓的老問題。為什么在糧食生產過剩的年代還會存在饑餓問題？這是因為糧食的使用價值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了，即由原來人類生存的基本品轉變為獲取利潤的工具。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土地上更多地種植經濟作物而不是糧食作物，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大力發展出口作物型農業而不是地方生存型農業。全球糧食的商品化是全球農業商品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鼓勵第三世界國家通過貸款政策發展出口作物型農業。因此，巴西和泰國就把大部分有生產力的土地用來生產大量的大豆和木薯，用來養活北方國家集約型畜牧業生產中的牲畜。同樣地，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命令下，津巴布韋，一個所謂的“結構調整”國家，為了培植西紅柿，將谷物耕種面積從89.5萬畝減少到24.5萬畝。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下，津巴布韋賣掉了大部分糧食儲備以換取現金。結果，原本作為非洲谷倉的國家，津巴布韋現在到處是饑荒。在哥斯達黎加，在“結構調整”的鼓吹下鼓勵種植花朵、甜瓜、草莓、辣椒用于出口，而不是種植大米、玉米、菜豆。此外，肯尼亞和博茨瓦納成為出口牛肉到歐洲的國家；萊索托成為蘆筍的出口國，人民卻遭受嚴重營養不良。

3構建以生態和民生為導向的節約型農業

從生態文明視角對資本主義節約型農業的審視與反思，為我們尋找一種超越農業資本化（農業資本主義）的路徑提供了理論潛能和實踐探索，其結果就是構建一種以生態和民生為導向的節約型農業以替換原有的以增產獲利為導向的節約型農業，生態導向意味著以不破壞環境的方式進行生產，民生導向意味著農業的進步不以犧牲少數人，特別是農業生產者自身的權益為代價，那么，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異于資本主義農業體系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可持續農業）體系在理論上的合理性和在實踐中的必要性。從理論層面看，構建以生態和民生為導向的節約型農業的合理性不僅體現在它是對資本主義農業的批判視角，而且至少體現在它與生態文明和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契合性上。生態文明要求對生態系統多樣性的充分尊重。生態系統包含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是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方面，它要求我們珍視每一種生物（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在生態平衡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態農業就是要改變單一種植所引發的生態脆弱性，最大限度地發揮農業生產過程中各種生物（豆科植物、覆蓋作物、動物糞便）的相互作用，從而在一個良性的生態環境下保證作物的生長、產量的維持和質量的保障。人文生態系統的多樣性，亦可指文化的多樣性，它要求我們珍視并保護每一個民族、國家在歷史上所創造的文化傳統，而不應從經濟的單一向度將文化區分為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然后強迫弱勢群體向強勢群體進行文化轉型。近年來，不少人就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于走西方農業資本化、現代化的道路，建立完全私有化、追求最高利潤的企業化農業為主體的農業制度，“讓有志于農業的大資本和現代企業深入覆蓋農村和農業地區，把農業經營體制轉變為資本與企業雇員共同面向市場的關系，是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最好出路。”“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只有農業大企業化資本化一條路?！?/p>

為什么就一定是最好出路呢？為什么只有這一條路呢？從我國農業發展的現狀來看，我們似乎在強勢的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下走過了一條高能耗、高污染的農業發展老路。當工業化農業的各種增產技術出現后，我們就迅速采納，這也確實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且與資本主義節約型農業一樣，在這一過程中，農業生產節約了不少勞動力，但其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同樣也沒能避免。生態文明視野下的多樣性要求我們謹慎對待走農業資本化這樣的道路。其實任何的生存、生活、生產方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條件下形成的，都是應自然而生的，斷然否定、改變某種方式將有可能招致自然的“報復”，特別是盲目改變順應自然規律的前工業化時代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尊重歷史上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重新看待以現在的標準被視為落后的、低效的農業模式就是理所當然的，例如，“刀耕火種”在以前被認為是破壞生態的，但其現在也有一定的生態價值；再如，“人們不應簡單地認為游牧是一種過時的傳統。相反，在很多干旱地區游牧可能是土地可持續利用的唯一可行方式?！?/p>

因此，一種異于農業資本化的繼承前工業文明時代環境友好方式的農業生產模式依然值得重視，而不能一概否定。理論層面的合理性還體現在與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契合性上。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之所以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從根本上說，乃是因為無產階級在當時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即在當時無產階級代表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是現代以機器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和前進方向的代表。所以，說馬克思主義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其實是指站在先進生產力、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立場上。時至今日，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問題，就轉化為當今時代農民階級，特別是廣大的小農，是否是先進生產力、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代表。顯然，我們現在要的農業生產力不僅僅是只能增產的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如果說農業的資本化在歷史上曾起過進步作用的話，即使現在還在某種意義上起進步作用的話，那在未來至少將成為破壞生產力的力量，因為它將破壞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自然基礎，而我們現在和未來所需的必定是一種合生態的農業生產方式，就此而言，農民，特別是小農，而不是資本家的農業經營方式，盡管在歷史上是一種保守甚至落后的生產方式，但僅從其遵循自然規律的這一特性上看，其必將成為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所以，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看待未來農業的發展問題，同樣不可忽視一種異于農業資本化的以生態和民生為導向的農業發展模式。從實踐層面看，構建以生態和民生為導向的節約型農業需要回答的是：與資本主義農業相比，能真正節約能源資源嗎？能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嗎？在現實中有范本嗎？資本主義農業高度依賴不可再生資源，是一種節約人力但耗費資源的農業生產模式。那么，轉向以生態和民生為導向的節約型農業，能否實現節約呢？大衛•皮門特爾（DavidPimentel）介紹了生態（有機、可持續）農業所帶來的土地、水資源、肥料等方面節約，指出采用豆科覆蓋作物、有機質的投入、糞便等有機耕作方式能減少能源投入，讓農民以更少的能源投入生產足夠的糧食。

如此節約能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嗎？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如前所述，現在的糧食危機、饑餓和營養不良問題不是由于糧食短缺造成的，而是追求利潤的農業資本家轉換了糧食的使用價值造成的，所以，在糧食生產過剩的時代，在技術創新日新月異的時代，糧食的產量是足以供應給每一個人的。那么，現在我們要改變現有的糧食生產體系，轉向生態（有機、可持續）農業體系，這樣一種轉換還能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嗎？相關研究表明，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產量比資本主義農業來得高。來自英國、泰國、斯里蘭卡、墨西哥和英國的科學家，研究了57個貧窮國家286個項目，在這些項目里農民引入了可持續的耕種方法，比如更高效地利用水資源，改進土壤的有機質，減少化學殺蟲劑和除草劑的使用。結果是產量平均增加了64%。加拿大生態社會主義者伊恩•安格斯（IanAngus）認為，最重要的研究來自法國國家農業研究所（INRA）和農業發展研究國際合作中心（CIRAD）2011年1月的關于Agrimonde的項目報告。該項目的研究目的一是確定到2050年，世界是否可以生產足夠的糧食供應給90億人口，二是確定到2050年，如果全球的農業生產體系轉向生態可持續的方法和技術，是否同樣可以養活90億人口。研究者比較了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AgrimondeGO，即“一切照舊”情形，經濟和農業會和往常一樣發展，環境問題不是有計劃地去避免，而是采取事后處理的方式去加以解決。另一種情形是Agrimonde1，即最大限度地采用生態系統的生態機能去增加產量，并且推動更加平等的全球糧食分配。研究將全球劃分為7個地區，149個地理單位，考慮了氣候變化、化石燃料的短缺、土地用途的變化、社會與文化因素、技術變革等多種影響要素。結論是兩種情形到2050年可以生產足夠的糧食，但是，在AgrimondeGO情形下，農業生產會導致環境的退化。

而在Agrimonde1情形下，生產可以以可持續性的方式擴大，只要符合以下三個條件：第一，工業化國家主流的糧食生產模式不得向其它國家擴展，并且這種模式必須加以改變，包括削減各方面的浪費，減少消費牛肉，人體能量的攝入保持在健康水平。第二，農業必須采取更加生態友好的、更高效地利用化石燃料的方式進行生產，農業實踐必須同時采用最新的科學成就和傳統的農業知識。第三，每一個地區的糧食生產首先要滿足自身的需要，只有當有剩余的時候才出口，有不足的時候才進口。這就需要一種全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在這樣的規則下，糧食既可以輕易的流動，又可以為了推動發展和保護環境而采取恰當的保護主義措施。在現實中我們就有由原來高度機械化、化學化的農業轉向依靠生態農業養活人口的典范，這就是古巴。在轉型之前，古巴也是農業現代化的典型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古巴農業機械化的程度比其它拉美國家都高，農業生產的特征是單作、對進口農業化學物品、雜交種子、機器和石油的高度依賴。1989-1990年，當古巴與蘇聯的貿易中斷，情況開始惡化。1991年，政府宣布進入“和平時代的特殊時期”，經濟進入緊縮模式，石油進口減少了53%，用于人類消費的小麥和其他谷物的進口下降幅度超過了50%，其他糧食原料下降得更多，化肥和殺蟲劑的下降超過80%，能源來源下降50%以上。到20世紀90年代初，古巴人每天的能量和蛋白質攝入比80年代減少了30%。面對危機，古巴政府發動全國人民努力將農業從高投入農業轉換成低投入、自我依賴的農業。由于可獲得的化學物品的急劇減少，古巴迅速以地方化生產取而代之，而且是以生物性的投入品替代。這意味著以生物性的殺蟲劑（微生物產品）和天敵去對抗害蟲，使用抗病品種、輪作和微生物產品去對抗植物病菌，以更高層次的輪作和覆蓋作物去抵制雜草。人工合成化肥被生物化肥、蚯蚓、堆肥、其他有機肥、天然巖石磷酸鹽、動物糞便和食草動物替代。在拖拉機無法獲取的地方，就用動物牽引。漸漸地，像利用殘余物和糞便這樣的生物分解處理技術（蚯蚓堆肥）等一系列方法在全國得到推廣。到1995年，糧食短缺得以克服，大量的人口不再面對基本糧食供應的急劇減少。1996-1997年的種植季節，古巴13種基本糧食作物中有10種的產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產量的增加主要來自小農，蛋和豬肉都來自自家后院的生產。這樣一種生態農業模式能否在全球得到推廣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古巴是在特殊時期做出的被迫選擇（古巴不大可能在其他情況下做出這樣的選擇）。然而，對許多國家來說，這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相對小規模的農業，甚至使用動物牽引，在技術的幫助下，可以讓土地更具生產效率。大規模農業不可能有生態合理性。雖然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國家要發展工業，種植自己的糧食，農業機械化是必要的，但必須認識到，適中規模的家庭農場和合作社，使用適中的設備能帶來生態合理的實踐，增加勞動生產力。

作者：蔡華杰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