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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流動兒童家、校環境與積極心理資本的關系。方法采用家庭親密度適應性量表、班級氣氛量表和積極心理資本量表對河南省4所學校478名初中一年級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男、女生以及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學生在家庭親密度適應性及積極心理資本的部分維度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001);流動兒童在家庭親密度適應性(11582±1924)、積極心理資本(12278±2128)上的得分與當地兒童(分別為11971±1743、12868±221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值分別為-2112、-2629,P<005~001);流動兒童的家庭實際親密度、理想親密度、實際適應性、理想適應性和班級氣氛各因子的得分與積極心理資本各因子得分存在顯著正相關(r=0164~0396,P<005~001);回歸分析顯示,內聚力和家庭實際親密度能正向預測流動兒童的積極心理資本,聯合解釋量為24%(t值分別4904、2779,P<001)。結論學校和家庭應該為流動兒童創造良好的環境,不斷提升他們的積極心理資本。
【關鍵詞】流動兒童;家校環境;積極心理資本
流動兒童主要是指經常居住地與戶籍地不一致,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城市暫時居住半年以上的0~17歲兒童[1]。《2017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40663萬人[2]。受戶籍限制、文化差異、社會歧視和家庭條件的影響,流動兒童內化問題行為比較突出,積極心理資本也比較差[3-5]。積極心理資本主要表現為自我效能、樂觀、韌性和希望等[6],容易受到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雙重作用[7]。許多學者依據Rutter的心理資本作用機制理論[8],試圖發現弱勢群體心理發展的保護性因素。在影響流動兒童心理資本發展的眾多因素中,家庭和學校環境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家庭收入、父母教養方式及文化程度等對孩子心理發展有重要影響[9-11]。學校的校園環境、師生關系、教風、學風等也對學生的心理健康都產生影響[12-13]。為此,課題組于2016年4—5月,對鄭州市和許昌市流動兒童進行調查,探討流動兒童外在因素中家庭和學校環境對積極心理資本的影響。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河南省鄭州市和許昌市初中學校478名初一學生。
1.2方法
1.2.1抽樣方法采用隨機抽樣和整群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在河南省鄭州市和許昌市初中學校中隨機抽取4所學校(包含2個市區學校和2郊區學校),再從2個市區學校每個學校初一學生中隨機抽取3個班級,從2個郊區學校每個學校初一學生中隨機抽取2個班級,總共10個班級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1.2.2調查方法本研究的調查工具使用了一般情況調查問卷、家庭親密度適應性量表、班級氣氛量表和積極心理資本量表。一般情況調查問卷包括性別、年齡、出生地、是否流動兒童、是否獨生子女等。家庭親密度適應性量表選用鄒定輝等人修訂的Olson等(1982)編制的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量表中文版(第三次修訂)[14],共30個項目,以往的研究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5]。班級氣氛量表采用張玉茹、林世華編制的班級氣氛量表。量表包括教師支持、同學支持、滿意程度和內聚力4個維度。原問卷為Likert式4點量表,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記1~4分。本次記分按照師保國[16]的方法,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記1~5分。積極心理資本量表采用張闊等[17]編制的積極心理資本問卷,該問卷包括自我效能、韌性、希望和樂觀等4個維度,該問卷的信度系數分別為090和073。
1.2.3統計分析全部資料收集后,集中錄入SPSS190數據庫,使用一般描述性統計、t檢驗、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
2結果
2.1一般情況
在調查的518名被試中,刪除廢卷40份,最終有效問卷478份。其中,男生241名,女生237名;獨生子女112名,非獨生子女366名;流動兒童133名,當地兒童345名;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302歲。
2.2兒童的家校環境和積極心理資本狀況研究
結果顯示,男生在家庭理想親密度和親密度不滿程度上的得分顯著低于女生(t值分別為-2635和-2316,P<005~001);獨生子女在家庭實際親密度、理想親密度、實際適應性、理想適應性、希望和樂觀因子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t值分別為2322、2324、2825、2609、2048和2181,P<005~001),班級氣氛在不同性別和是否獨生子女學生上的差異不顯著。具體表現為:女生對家庭親密度的期望更高,對現實狀況表示不滿;獨生子女比非獨生子女具有更好的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生活目標堅定,更加積極樂觀,見表1。
2.3流動兒童與當地兒童家校環境和積極心理資本的整體差異
流動兒童與當地兒童在家庭親密度適應性、積極心理資本上的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差異(t值分別為-2112、-2629,P<005~001),流動兒童在這些因子上的得分顯著低于當地兒童;流動兒童與當地兒童在班級氣氛上的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2.4流動兒童的家校環境與積極心理資本的相關性
為了進一步了解流動兒童家校環境和積極心理資本的相互關系,我們把家庭親密度適應性、班級氣氛與積極心理資本之間做了Pearson相關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流動兒童的家庭實際親密度、理想親密度、實際適應性、理想適應性、班級氣氛各因子與積極心理資本各因子均存在顯著正相關(r=0164~0396,P<005~0001),家庭親密度適應性、班級氣氛越好,流動兒童的自我效能越高,遇到困難和挫折毅力越強,生活目標更加堅定,更加積極樂觀,見表3。
2.5流動兒童家校環境對積極心理資本的回歸分析
以積極心理資本總分為因變量,以流動兒童家庭親密度適應性、班級氣氛各因子為自變量(分別為:實際親密度、理想親密度、親密度不滿程度、實際適應性、理想適應性、適應性不滿程度、教師支持、同學支持、滿意程度和內聚力),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最后內聚力和實際親密度進入回歸方程(t值分別為4904、2779,P<001),多元相關系數為0502,調整后的R2為0240,聯合解釋變異量為24%,表示內聚力和實際親密度這2個變量能聯合預測積極心理資本24%的變異量,就單個變量的解釋量來看,內聚力解釋量為20%,實際親密度解釋量為4%,見表4。
3討論
3.1流動兒童家校環境與積極心理資本狀況
流動兒童與當地兒童家庭環境相差較大,流動兒童的家庭親密度適應性明顯差與當地兒童,這驗證了牟均等[18]的研究結果,流動兒童家庭呈現低親密度、低知識性、高矛盾性。流動兒童父母多數是農民工,他們學歷層次較低,且忙于生計,對孩子的教養方式不夠科學,家庭親密度適應性也較差。相對而言,當地兒童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較高,教育閱歷豐富,處理問題的視野和方式較為靈活,鼓勵家庭成員相互幫助、公開表達情感,遇到矛盾時相互謙讓妥協達成統一,家庭氛圍融洽,家庭親密度適應性較好。但調查結果顯示,流動兒童與當地兒童的班級氣氛相差不大,表明被調查學校對流動兒童沒有歧視,能夠公平公正對待每一個孩子。同時,流動兒童的積極心理資本比當地兒童要差,他們的自我效能相對低下,成就動機不高,焦慮、退縮,耐挫性較低,并表現出較多的問題行為,這與王中會等[19]的研究相一致。
3.2流動兒童家校環境與積極心理資本的關系
家庭環境影響流動兒童的行為和心理健康狀況,家庭親密度高會使個體的家庭功能良好,在人格方面傾向于獨立、積極、穩定、成熟[20-21]。良好的學校環境有利于流動兒童自我概念的形成[22]。本研究驗證了以往學者的研究,家校環境對流動兒童心理資本有重要影響,特別是內聚力和家庭實際親密度對流動兒童積極心理資本的影響最為顯著。家庭親密度適應性較好、班級氣氛優良的流動兒童,積極心理資本豐富,自信心很強,自我效能較高,喜歡挑戰較難任務,對生活充滿希望,生活目標明確堅定,具有較高的抗壓能力。與此同時,家校環境與積極心理資本的關系可能是相互作用的,流動兒童的積極心理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響家庭親密度適應性和班級氣氛。家庭和班級成員個體積極樂觀的心理品質能較好的感染和調動他人的情緒,在家庭和班級關系中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較好緩解不良情緒,促進家庭和班級和諧。但本課題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內聚力和實際親密度聯合起來只能解釋積極心理資本24%的變異量,這說明除了家庭環境和學校環境外,還有其他重要變量影響著流動兒童積極心理資本的發展特點,這也是我們今后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作者:楊明 單位:中原工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