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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我國文化產業迅速發展，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五計劃的建議”，在黨的文件中首次使用文化產業一詞，由此文化產業進入國家發展戰略視野;在黨的十六大的報告中，有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并重的提法，大會報告中多次使用文化產業概念;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進而提出“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積極主張，提出了中國文化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時代要求。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其“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一段中，提出了文化產業的一系列任務。黨的十七大將文化產業上升到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高度來認識，文化產業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十七屆六中全會則以文化為政治命題，集中探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路徑，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把文化建設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國家宏觀戰略調整與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一)文化產業成為國家戰略性產業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推動文化產業發展。2003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按照黨的十六大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要求，專門研究部署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國有包括北京、重慶、廣東、深圳、沈陽、西安、麗江在內的9個省市和39個宣傳文化單位參加了改革試點。2003年9月，文化部制定并下發的《關于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把文化產業明確地界定為:文化產業是指從事文化生產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經營性行業，并同時指出:“文化產業是與文化事業相對應的概念，兩者都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概念的界定進一步明確了文化可以經營的理念，是對文化經濟屬性和市場屬性的充分肯定。隨著文化與經濟互相滲透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日益密切結合，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成果在文化市場中進一步滲透。2004年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關于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的要求，改進和完善文化產業統計工作，國家統計局印發了《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的通知，進一步細化了文化產業的分類標準，首次公布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官方數據，為各個具體產業門類的經營規則提供了發展的科學依據。2006年，新中國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五年發展規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公布。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更加明確地指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快文化產業基地和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培育文化產業骨干企業和戰略投資者，繁榮文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黨的十七大給我國的文化產業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其中許多論述既具有很高的理論創新意義，又具有很強的現實操作指導性。2008年后，隨著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蔓延，文化產業成為蕭條經濟環境下逆勢上揚的破冰產業。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有效推動了金融危機環境中文化的創新和發展;2010年4月，國家九部委共同發出了《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重點解決文化產業融資難的瓶頸問題，為文化的資本化運作開辟了新的渠道。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歷史新時期，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對完善促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政策保障機制提出了要求，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同時將“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和“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作為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這個決定的出臺必然會推動我國文化產業的大發展和大繁榮，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必然也會進一步凸顯，人民的文化消費也會步入一個新的臺階。
(二)文化產業各行業快速發展
根據國家統計機構統計，2004年以來，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5%，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長速度;2008—2010年間，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年均增長24.2%，繼續較大幅度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單位類型看，2010年文化產品制造單位實現增加值4391億元，比上年增長23.5%;文化產品銷售單位實現增加值638億元，增長22.2%;文化服務提供單位實現增加值5937億元，增長27.9%。2010年，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75%，比上年提高0.18個百分點，比2004年提高0.81個百分點。十年來，在文化產業各行業的發展中，核心層文化產業的數量和質量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關聯層和外圍層的文化產業不斷衍生出新的產業形態，并更加注重與新的技術手段和傳播渠道的嫁接，不斷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2000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不足10億，2011年，全年生產故事影片558部、動畫影片24部、紀錄影片26部、科教影片76部、特種影片5部，電影頻道生產供電視播出的數字電影102部，全年生產的各類電影總產量達到791部。全國電影總票房達到131．15億元。2010年，新聞出版業總產值突破1萬億元，新聞出版業總資產、總產出、總銷售比“十五”時期翻了一番，印刷業翻了兩番。中國出版規模已連續9年位居世界首位;2002年，全國送到廣電總局審查的動畫片只有兩部，2005年全年動畫產量只有4．2萬分鐘，到了2010年，中國動畫片年產量達到385部，總長度達22．05萬分鐘，不僅扭轉了進口片占主導的局面，而且在動畫年產量上躍居世界第一。2006—2010年中國動畫片產量年增長率始終維持在30%左右，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趨勢。劇集數約為8877集;2002年獲得電視劇發行許可證的國產電視劇為9005集，2003年全國電視劇完成量突破萬集大關，達到10381集;到了2010年，全國生產完成并獲得《國產電視劇發行許可證》的劇目共計14685集，中國由此位列世界電視劇生產第一大國。
二、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市場主體建設健康有序
(一)文化體制改革催生行業航母
綜觀當前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體制改革的探索實踐就會發現，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程度與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已歷史地聯系了起來，呈現出科學合理的正比促進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發展文化產業本身就是文化體制改革的有機構成，是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最佳切入點。建立大型文化產業集團，有利于加快文化產業產業結構調整，有利促進產業的更新升級，從而進一步打破地區分割，建立統一市場，增強區域文化產業的綜合競爭力，也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據改革辦統計，到2002年初，我國共組建了包括中國廣電集團和中國出版集團在內的文化產業集團70多家，從地域上講，涵蓋到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四川、湖南、山東、陜西、云南、遼寧等中東西部地區;從經營主要業務上講，有報業集團38家，出版集團10家，發行集團5家，廣電集團12家，電影集團5家，演藝集團10余家。在電影改革中還組建了電影院線30多條。另外，從2003年到2011年8年間，全國共核銷事業編制18萬多名，注銷事業單位4300多個。文化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文化產業集團的成立，有效地探索了文化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加快了市場整合和結構調整，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利于多出優秀作品和人才。十年來，中國文化產業集團化的實現逐漸凸顯出兩種模式:一是文化資源有效地不斷地整合、互補和提高;二是形成產業價值鏈，從橫向到縱向不斷整合、延伸和提升，從而達到規模效益和價值效益。［1］從資源的整合上而言，解放日報報業集團通過優化經營模式，不斷優化報刊經營業務，積極調整發展方式，通過資本市場、產權市場、實業地產等項目平臺，將傳統報業經濟積累的部分資產轉化為能夠帶來市場收益的可流動資本，進一步完善多種資產平衡、產業框架合理的文化產業戰略布局，為集團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在跨地區的合作機制探索上，2008年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麾下的江蘇省新華發行集團與海南省新華書店集團公司“聯姻”成為文化產業集團跨地區經營發展的創新樣本。海南鳳凰新華發行有限公司的成立使打破行業條塊分割、行政壁壘等制約企業、產業發展的不利因素的跨地區重組改革模式有效推動了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和發展的進程。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區域性骨干演藝集團公司集中涌現，江蘇演藝集團公司、北京演藝集團公司、陜西省演藝集團公司、上海文廣演藝集團公司等演藝集團公司相繼成立。中國東方歌舞團轉企改制組建的中國東方演藝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文化報社轉企改制組建的中國文化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中國演出管理中心轉企改制共同組建的中國動漫集團有限公司，由過去的事業單位直接轉制為國有獨資公司，三家公司的轉企改制在國家文化體制改革進程中具有典型的開創意義和引領作用。此外，在地方文化改革發展進程中，以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江蘇文化產業集團、云南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等為代表的文化企業也以改革創新的探索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中國文化企業真正開啟了由“小舢板”轉向“文化航母”的歷史征程。
(二)文化企業上市迸發資本活力
以市場要素的資源配置為出發點，加強資本的跨地域流動，是中國文化企業在做強做大的探索中一條有益的路徑。這一打破區域界限和行政范疇的整合，旨在以“市場”為基本出發點，培育更具競爭力的市場主體。當前文化產業資本重組出現兩個新動向。一是文化企業開始積極涉足金融業。例如遼寧出版傳媒上市后，整體收購其控股股東遼寧出版集團持有的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和遼寧音像出版社100%股權，并向非文化領域擴張，出資近2億元認購中天證券新增的注冊資本，參股設立鐵嶺新星村鎮銀行。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分別參股南京證券和江蘇銀行，成為兩家金融機構的第二大股東。二是國際資本通過并購，進入監管相對寬松的境內新興文化產業。例如韓國移動通訊企業SK電訊2008年宣布收購一家中國本土唱片公司北京太合麥田42.2%的股份，國際資本首次進入中國娛樂產業。資本領域的重組拉開文化產業整合大幕，而這一現象背后反映出更為深刻的問題，則是作為市場主體的文化企業，對于市場規律的熟稔、駕馭和游刃有余的戰略布局。伴隨著文化產業戰略地位的確立和文化企業的不斷重組，文化企業上市也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新的亮點。2006年10月17日，上海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揭牌儀式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宣告新華發行集團核心業務成功“借殼上市”，這標志著上海新華發行集團有限公司整體改制工作順利完成，成為我國出版發行企業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7年12月13日，遼寧出版傳媒股份公司上市，新聞出版媒體“整體上市”破局，文化產業存量領域開始與資本市場全面接軌。2009年10月30日，華誼兄弟公司成功登陸創業板，為民營文化企業破解融資難提供了新鮮樣本。2011年10月24日，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IPO獲通過，以營業收入計算，成為文化傳媒板塊的最大成員。在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護航下，文化傳媒企業上市儼然駛進了快車道。
三、傳統文化業態與新興文化業態迅猛發展
(一)傳統文化資源漸入產業化開發佳境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發掘城市文化資源，發展特色文化產業，依托重大節慶和民族民間文化資源，組織開展群眾樂于參與、便于參與的文化活動，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開發的重要載體，也是文化產業得以運行的基本素材。十年來，在傳統文化資源開發方面，中國文化產業在不同的行業領域以不同的發展方式進行了有益探索，為文化資源的產業轉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以貴州茅臺、鎮江香醋、宣威火腿等釀造或制作技藝等被作為工業旅游和文化體驗的重要項目，成為區域文化產業開發和文化產業園區規劃的重要內容;以敦煌莫高窟、曲阜孔府、孔廟、孔林、麗江古城、平遙古城、澳門歷史城區等為代表的世界文化遺產在全球經濟文化大發展的時代環境下，紛紛以遺產公園、文化產業園區、文化歷史街區、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等側重觀光體驗和旅游博覽的文化產業集群形式成為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在城鎮文化群的開發上，113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350個歷史文化名村鎮紛紛將文化產業和文化旅游作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在鄉土民俗型、傳統文化型、革命歷史型、民族特色型、商貿交通型等不同形態的文化功能區建設或文化綜合體發展方面，涌現出新的亮點，為城市化進程中文化的傳承保護及文化資源的活化提供了典型的案例，積累了生動的經驗。
(二)新興文化產業體現文化與科技融合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引擎;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推進文化科技創新。十年來，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傳播技術、自動化技術和激光技術等高科技的發展，現代科技的廣泛運用于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之中，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風，現代傳媒高新技術革命對人類當代文化的發展和藝術文化生態格局正在產生著以往所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2008年中國網絡游戲出版產業的實際銷售收入達183．8億元，比上年增長了76．6%，同時為電信、IT等行業帶來高達478．4億元的直接收入，收入規模超過傳統娛樂內容產業。近年來，全國數字出版總產值每年正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長，營銷收入已從2006年的213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051億元。2009年，數字出版產值達795億元，首次超過了傳統出版物總產值，成為新聞出版業重要的經濟增長點。高新技術的產生和現代科技的發展，不僅導致所有傳統文化形態的“升級換代”和現代更新，而且創造了大量嶄新的文化形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產業保留著最核心的本質，又充分挖掘著傳統的文化藝術養分，通過數字技術的融合嫁接，以喜聞樂見的文化形態不斷滿足著人們更新的消費理念。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到上海世博會動態《清明上河圖》的精彩展示，生動展示了文化與科技完美結合取得的最新成果，鮮明預示了文化與科技、文化經濟與創意設計發展的新興文化業態發展趨勢。從深圳華強方特歡樂世界創造的“文化+科技+旅游”模式到常州嬉戲谷從網絡動漫游戲衍生出娛樂體驗項目的虛實互動、體驗型數字娛樂動漫文化主題公園，以科技創意為引領的文化娛樂模式不斷滿足著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文化消費需求。十年來，以水晶石、華強、拓維為代表的文化科技企業，正在成為引領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生力軍。十年來，國家86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支持研發了一大批促進文化發展的關鍵和共性技術，有力推進了文化科技自主創新的步伐。2011年5月，科技部與文化部召開部際會商第一次會議。兩部表示將集成科技與文化的優勢資源，構建文化與科技融合的文化創新體系，著力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首次在現代服務業中將數字文化列為重點支持領域，未來十年，文化科技的創新將會催生更多的新興文化產業業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建立呼之欲出。
四、重大文化活動舉辦與文化產業平臺建設
(一)文博會搭建文化產業發展平臺
重大文化活動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也是城市建設強大的引擎。從2004年開始，由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由深圳報業集團、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深圳出版發行集團公司、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有限公司承辦的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于每年五月在深圳舉行。第一屆文博會于2004年11月舉行，其間，700多個文化產業投融資項目中合同成交額和意向成交額達到356.9億元人民幣。到了2011年第七屆深圳文博會時，其總成交額達到1245.49億元人民幣，其中合同成交額600.49億元，占總成交額48.21%。文博會對提升深圳產業結構起到了引領作用，也對中國的文化產業走向高端、走向前沿、走向國際發揮了重要的平臺作用。除此之外，2005年，首屆中國西部(昆明)文化產業博覽會舉辦，2006年，首屆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首屆中國中部(武漢)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和首屆中國義烏文化產品交易博覽會舉辦，2008年，首屆中國東北文化產業博覽會舉辦。與此同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分別通過文博會、交易會、展覽會等形式，為文化產業的博覽交易與項目對接搭建平臺，也為文化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幾年間，文博會已發展成為了解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和文化產品市場、進行文化產業技術和信息交流的理想渠道，文博會全力打造著中國文化產品與項目交易平臺，促進和拉動著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也積極推動中國文化產品走向世界。
(二)節慶會展拉動文化產業外延性擴張
中國作為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擁有豐富的傳統節日資源。文化產業與節慶活動嫁接，通過節慶會展有力推動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綜合性、外延性擴張，衍生出了以節慶產業為核心的多元產業形態，可以促進城市硬件建設、推進城市文明建設、提升城市品牌形象、為城市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拓展節慶活動的帶動效應。十年來，中國文化的影響力逐步提升，逐步在全球樹立起文化大國的國家形象。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等大型城市事件，不僅推進了中國城市大型現代化會展設施的建設，加快了城市標志性文化設施功能的完善，拓展了會展經營業務和文化活動內容，推進了城市現代化進程和文化建設速度，并且提升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構建起文化中國的國際形象，以文化旅游為渠道的大型節慶會展，對區域品牌的樹立和城市形象的重塑也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十年來，文化產業蓬勃發展，以電影、電視、動漫、新聞出版等產業為代表的文化產業核心層產業逐漸成為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龍頭行業，以強大的文化產業競爭力和較高的文化產業附加值引領著產業發展。與之相應的行業展會，也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風向標。中國電影金雞獎、大眾電影百花獎、中國電影華表獎、中國香港電影金紫荊獎、中國臺灣電影金馬獎等評獎和頒獎活動推動了電影藝術的發展，促進了電影產業的提升。中國上海國際電影節、中國長春電影節、中國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等重大電影活動，有效融匯了國內國際電影資源，搭建起中國電影展示交流交易平臺。此外，上海電視節、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中國大學生電視節等電視節展活動和中國(杭州)國際動漫節、中國(北京)國際大學生動畫節、廈門國際動漫節、廣州國際動漫節、香港動漫電玩節等動漫節展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市硬件建設、推進了城市文明建設、提升了城市品牌形象，并為城市創造了源源不斷的就業機會，節慶會展成為中國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平臺和載體。十年來，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人們對多元化文化消費需求的內容和形式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在節慶會展活動中，以農耕民族為主題的節慶活動，如元旦、春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小年、除夕等傳統節日，不僅張揚著深厚的民族與民俗文化底蘊，而且成為文化產品消費的集中期。從推動地方經濟出發，推動當地特色產業發展的各類經貿文化節慶活動如大連服裝節、青島啤酒節、濰坊風箏節、哈爾濱國際冰雪節、西湖休閑博覽會等，對區域經濟的拉動作用顯著。與商業貿易交換相關的商貿性節慶活動如白族的三月街民族節、蒙古族的那達慕等，成為文化旅游體驗的重要載體。與福祐驅邪保平安相聯系的節慶活動如彝族的火把節、白族的三月街等，寄托了人們的美好情愫，也衍生出節慶文化產業的相關產品，豐富了文化市場。
五、區域文化產業實踐與特色文化產業探索
(一)區域文化產業取得實質性成就
十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區域文化產業的發展取得新進展，文化產業在實踐探索中不斷積累新的經驗。加入世貿組織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從4.3%提高到10.4%，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從2001年到2010年，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規模分別增長了2．8倍和8．7倍，圖書版權進出口比例從2003年的9:1下降到2010年的3∶1，從2002年到2008年，中國大陸創意產品出口額增長了51959百萬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6.9%，到2008年，中國大陸創意產品出口的市場份額已經占到20.8%，發展文化貿易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十年間，20多個省市區提出“文化大省”和“文化強省”戰略，北京、廣東、江蘇、山東等省的文化產業增加值超過千億元，一批總資產和總收入“雙百億”的文化企業成為領軍力量。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肆虐的2008年，我國的文化產業仍然逆市上揚，增速超過國內生產總值8個百分點，［2］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發展活力不斷得到釋放，涌現出許多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區域文化產業實體。十年來，文化產業占GDP5%以上的北京、上海、廣東、湖南、云南等省的文化產業發展態勢良好，其中，湖南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1.4%上升到2008年的5.1%，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3年的2.3%上升到2007年的6.5%。云南省201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達420億元，占GDP比重為6.1%。經濟總量強大，文化產業增加值較高的山東、江蘇、浙江、四川等省的文化產業發展后力強勁;其他省區市文化產業凸顯特色、突出主題，以文化產業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正向支柱產業的發展目標邁進。
(二)區域間文化產業合作拉開序幕
加強區域合作，推進文化交流，是實現城市國際化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趨勢加劇的現實語境下，“打破各國的經濟邊界，將有限的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合理配置，建立世界統一市場，從而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在我國文化產業的區域合作中，跨地區的協同發展模式已經在許多地區展開了現行的探索。利用文化的關聯、地緣的接近和旅游線路的串聯，跨區域文化產業合作正逐漸打破區域行政壁壘的限制，開始走入以市場主體為主導的深入實施階段。例如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閉幕后不久，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五省區市黨委宣傳部在京共同簽署《華北五省區市文化發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通過建立跨區域文化平臺(即文化產業園區平臺、文化貿易平臺、文化服務平臺)等方式進行協同創新。［3］除了在文化產業領域的跨區域合作外，在旅游產業發展上，尤其是相近地區和具有相似旅游資源的地區也開始了旅游產業的跨域合作。例如2011年11月，地處湘桂黔渝的懷化、桂林、銅仁、黔江等13區市縣在旅游節中簽訂了《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戰略合作協議》，意在合力開發、打造湘桂黔渝區域文化旅游產業。［4］此前，以廣西壯族自治區為核心的中國—東盟跨區域文化產業合作機制的確立，已經對文化產業區域合作進行了先行探索。自2002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以來，廣西文化產業積極融入東盟文化產業圈，發展特色逐漸突出。2005年廣西加入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成為多個區域性合作的重要成員。當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與東盟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廣西積極探索雙方在文化領域的深入合作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效。［5］隨著文化產業發展愈加趨于科學理性階段，文化產業行業之間“無邊界”的問題也將進一步凸顯，不僅行業之間，文化產業的區域競合也將呈現出愈加明顯的趨勢，如何有效利用資源，共享平臺，形成突出優勢、錯位競合的發展格局，成為許多地區開始深入思考的議題。跨區域的文化產業合作，可以有效利用資源和地緣的優勢，以形成拳頭的核心競爭力吸引更大的市場，獲得更廣的關注，在當前文化消費形態日趨多元化，文化消費市場不斷擴張的時代背景中，必將有利于區域整體文化產業增加值的提升。
(三)民族文化產業走出特色化之路
民族傳統文化則是一個民族長期發展的歷史產物，不僅沉淀著一個民族已有的文化創造和文明成果，還蘊含著民族走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文化基因，其潛在模式維護著社會成員共有的基本價值和道德規范。［6］西部地區是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但西部地區卻有著豐厚的文化資源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傳統，挖掘利用民族文化資源，使西部地區民族文化產業發展走出自己的特色發展之路，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經驗。十年來，在民族文化產業開發模式上，已經大致形成了幾種主要的開發模式。第一，依托特色產業形態實現文化產業與一二產業融合發展的模式。我國著名工業企業如青島海爾、上海寶鋼、廣東美的等相繼向游人開放，以工業旅游的方式推進文化旅游產業與工業制造業的融合，并為企業的戰略轉型和多元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依托生態民俗景觀實現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模式。從桂林的“印象•劉三姐”，到河南嵩山“禪宗少林•音樂大典”;從北京的“功夫傳奇”到上海的“時空之旅”，從《麗水金沙》、《云南映象》到《夢回大唐》，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演出節目，已經在與旅游市場的結合中體現了市場價值。世界旅游組織預測，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和第四大客源市場。［7］第三，依托民族文化元素實現文化產業與新興業態融合發展的模式。以《諾瑪的十七歲》、《鮮花》、《碧羅雪山》、《斯琴杭茹》等為代表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不斷涌現，引發了電影界的關注。以《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無極》、《金陵十三釵》為代表的商業電影選取傳統文化元素為主題或主要表現元素，在票房上取得了不俗成績。第四，依托民族民間工藝品建設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發展的模式。以大理、麗江為中心的滇西北地區依托豐富的傳統民族工藝文化資源形成了以鶴慶新華村、大理周城、劍川獅河等村寨為生產基地，構成了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為西部民族地區謀求跨越式發展探索了一種新的模式。以青海熱貢唐卡繪畫藝術和陜西文物復制藝術品的開發，使民族民間工藝空間得到更大拓展。
六、文化產業實踐探索的問題及反思
(一)文化產業的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不平衡
由于受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經濟模式、社會價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堅持文化產品社會意識形態的唯一性，強調文化產品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地位與作用而忽視了作為精神食糧和文化消費的文化產品的另一重要屬性，即文化產品的商品屬性和市場屬性。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尤其是十六大從黨的文件的角度?文化產品生產和消費的關系，使文化產業的商品屬性逐漸發揮出經濟價值。但從根本上來說，當前許多地區和職能部門依然并沒有真正把握文化產業的根本屬性，還是用長期習慣的方式對待文化產業，比如仍有許多地區將“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作為區域發展戰略，這就突出反映了在實踐中并沒有真正給予文化產業作為產業經濟門類的主體地位;再者便是管理體制不順，全國無一例外的文化產業的業務主管機構，不是政府的經濟職能部門，而是黨委的宣傳部門。這依舊是過于強調文化產品的政治宣傳屬性，并未完全用經濟發展的眼光和思維來正確對待文化產品的生產、交換、消費，其結果無疑使文化產業發展受到體制、機制的束縛。管理體制與經營機制已成為制約中國文化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的重大瓶頸之一。此外，盡管十年來文化產業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快速發展，但文化產業發展中市場杠桿的作用還未得到充分發揮，政府主導甚至操盤現象在許多地區仍普遍存在，而面對全球經濟文化一體化時代市場大潮的環境，缺少在市場競爭機制中錘煉的文化產品很難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核心競爭力，這也影響了中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文化產業快速成長與成本和代價不平衡
在當前文化產業的開發過程中，GDP成為衡量文化產業增加值的關鍵指標。近年來的統計數字以及相關媒體報道均以文化產業增速超越同期國民經濟增速、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斷提升等為重點，此外，相似的量化指標還有地方文化產業項目的投資額度、文化產業園區或集聚區的數量等。這一方面確實反映了當前文化產業發展得到迅速提升，文化競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但是，對于文化產業的科學發展和內涵式增長而言，在過分追求文化產業成長速度的過程中，也難免存在忽視“質量”的現象。例如當經濟領域的中石化、中移動向世界五百強挺進時，我們的文化企業卻拿不出一個名揚世界的品牌代表;當美國利用中國的花木蘭故事拍成電影成功占領中國市場時，中國的創意產業幾乎為零。全國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總和，不及德國貝塔斯曼集團一家的年收入。［8］而正是由于在當前文化產業發展領域普遍存在的政績觀，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化產業投資的虛熱、文化產業園區建設的虛火、文化產業項目上馬的盲目以及文化產業規劃的不切實際等，這種對“數量”增長的盲目崇拜，將為產業可持續發展遺留下大量歷史問題。
(三)文化產業的區域布局和資源配置不平衡
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格局基本相同，呈現東高西低的態勢。以國家統計局2006年的數據為例，從文化產業單位數量、從業人員數和擁有資產的地區分布看，東部地區分別占全量的66%、69%和78%，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從收入情況看，東部地區的營業收入占全部的82%，而中西部僅占18%;從實現的增加值看，東部占74%、中西部占26%;從對GDP的貢獻看，東部地區實現的增加值占2．56%，中西部地區分別為1．28%和1．35%。文化產業的區域資源分布仍舊集中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為主。除了區域布局的不平衡之外，由于長期以來我國文化意識形態屬性的“慣性”，在文化領域的資源配置也呈現出極不平衡的現象。文化政策過強的約束性使文化優勢資源長期集中在國有文化事業單位，難以發揮文化產業的市場屬性，從而導致我國民營文化企業的整體競爭力較弱，在市場經濟巨浪的搏擊中，抗擊風險能力也較差，很容易受到外部條件的影響和發展條件的制約，難以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四)文化產業的發育程度和國際化水平與經濟發展不平衡
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化，國際地位逐步提升，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不僅成為世界經濟引擎之一，而且成為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經濟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化視野下的世界性文化，在這一文化的作用下，本土化產品與世界性文化的接軌將直接決定了文化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消費狀況。因此著力打造與世界主流文化接軌的民族文化產品，是發展具有中國特色文化產業的必然要求。受傳統意識形態觀念的束縛，在內容生產上缺乏真正意義上與國際接軌的產品，片面強調宣傳功能而忽視文化產品作為文化商品自身的屬性，使我們生產的文化產品難以在國內市場引領消費，更難進入國際文化消費市場，文化服務亦沒有真正形成按市場規律而形成的產業形態，以致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嚴重脫節。此外，中國文化產業不管是在統計指標和學理研究上，還是在文化產品的生產、消費和經營模式上，都沒有按照國際準則進行全球化的發展軌道，這也使中國文化產業缺少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化品牌，而塑造國際知名文化品牌，利用品牌的無形價值創造豐厚利潤，才是文化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因此中國文化產業“走出去”仍任重而道遠。
(五)文化資源的豐富性與文化產業的內容匱乏性不平衡
文化資源的多寡、優劣、開發利用率的高低，決定了文化產品生產的前提，而有無資本作為產業發展的引擎，有無資本市場的操盤與進退，則決定著文化產品生產的規模、質量與市場競爭力。我國文化資源豐富，文化底蘊深厚，但在文化產業發展中最為突出的瓶頸之一卻是內容蒼白、創意匱乏，難以在“內容為王”的“金科玉律”下贏得市場。此外，在中國文化產業實踐進程中更為突出的一個現象是，“文化資源豐厚的地區在進行產業化選擇時，往往陷入茫然和盲目的誤區中，以至于過于依賴或沉浸于現有的資源形態中而缺乏創新和創意，過于局限在文化元素的低層級產品開發上，即產業鏈的下游環節，從而使其文化附加值過低，難以在經濟效益上取得更好的成績。”［9］造成這一困境的核心是思想觀念陳舊，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資源和資本的關系。有了豐富的資源，又有了豐厚的資本加上高超的創意策劃，文化產業才可能有競爭力。有資源無資本，不可能把資源轉化為產品進而成為商品、形成產業，并產生效益，那么，資源便是沉睡的寶藏，釋放不出耀眼的光芒;有資本無資源，亦難開發產品，誠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躺在文化資源上昏睡也會餓死人。如何使我國從文化資源大國走向文化產業強國，進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對于未來十年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提出了新的命題。
(六)文化產業人才匱乏成為制約其健康發展的瓶頸
文化產業的特點是創意，創意是文化產業有別于傳統加工業的鮮明特征，而創意在哪里，在于優秀人才，人才是文化產業四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環，而我國目前的人才狀況令人擔憂，人才的匱乏不僅表現在產品創意設計創新方面，也表現在經營管理和行政管理人才上，甚至理論研究的前瞻性、探索性、創造性人才亦極為稀少。人才的缺位使我們文化產業的創意缺失，文化產品的競爭乏力，文化品牌的塑造艱難，文化管理難與市場競爭變化相適應。因此，如何加強人才培養，發現本土人才，引進外部人才成為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