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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面子觀之比較

（一）西方人眼中的面子觀

美國社會語言學家ErvingGoffman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套著名的面子理論。在《論面子功夫》中，他從社會學角度系統分析了“面子”（face）這一概念。他指出面子乃是社會互動行為中的儀式化表現。換言之，社會互動必須依賴規范才得以進行，面子概念即代表個人行為符合特定社會規范，以及借此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人們在生活中存在著普遍的面對面交流，這種交流有時需要在某種媒介作用下進行。在與人交際的過程當中，面子主要表現為個人所展現出的社會形象。個人所展現出的社會形象應具有連貫性和世俗性，凡有不依“面子規則”交際的人，必然會被視作有悖常規，使人青眼相待。美國人類學家Brown＆Levinson拓展了Goffman的定義，稱面子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意欲為自己樹立的一種公眾自我形象，通過與他人的交際，這種形象可以被損害，保持或增強”。該觀點認為，在說話時照顧對方的面子，交往時為對方給予或者保留面子是人際交往合作的前提。按照Brown和Levinson的說法，積極面子（positiveface）和消極面子（negativeface）都是人際交往中需要考慮的問題。積極面子是希望個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個性受到別人的贊同、喜愛，這就意味著積極面子得到了維護。消極面子則是不愿受制于別人，保存自我行為和選擇自由，不受別人的干涉和阻撓。積極面子關系著個人的利益，常見于“給別人一個面子”這樣的情境，遵守支持別人的交往原則。在交際當中主要體現為向對方表示關注并同意對方的意見，與對方達成共識，或者對對方的觀點表示贊許。消極面子則指向交際者的個性，它強調個人權利，在交際中維護自身獨立性的同時，表示對對方獨立需求的尊重，這種消極面子不完全為群體束縛。歸納而言，西方人的面子觀強調個人面子，強調個人行動自由和個人愿望的滿足，其實質是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植根于此面子觀后的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文化觀念。西方文化強調獨立的人格和個性，所推崇的價值觀念以個人成就和榮譽為核心。追根溯源，古希臘是西方文化的發源地，“民主精神”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讓民主自由在西方文化誕生之初就牢牢地烙印其上。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沖破封建桎梏之初，大批人文主義者就在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域中不斷涌現。提倡“人性”，高呼“人權”，將人性和人權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是這一群人的代表特征。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資產階級的壯大和發展，強調個人利益與價值，標榜“個人自由”和“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人文思想逐漸在西方文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二）中國人的面子觀念

面子觀念是中華文化的主體，是儒家文化的精髓。面子一詞包羅萬象，凝練于五千年廣博的華夏文明的血液里，已成為支配中國社會運行的“潛規則”。中國的許多學者對面子問題作了很多研究，而且發表了諸多有關面子的學術文章。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理解漢文化中“面子”的內涵。第一，面子具有關系性。面子是人情關系與人際影響的象征。人際關系要靠面子來處理和維系，社會生活也要靠面子操作和決定。中國文化中的面子以關系為基礎而概念化，即面子以人的情感為基石，顧及他人的面子能起到促進人際和諧的作用。中國人的面子哲學可以概括如下：面子是責任、權利及義務的嚴格法律的代替者，它不僅是社會中促進人際和諧的目標，也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若個體嚴重違反社會規范，不僅會給自身甚至家庭造成消極影響，也容易使人產生如此懷疑：在他生活中曾經教導他和賞識他的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和不阿的公正性？或者說，不同程度的“丟臉”不僅根據個人過錯或失敗的嚴重程度決定，并且對于自我親疏程度不一樣的其他人也有著各異的意義。第二，面子具有道德性。面子是個人身份和理想形象要求的綜合表現，是個人社會地位、處世要求和社會價值的總和。在中國社會當中，人們的言行受到公共道德規范和理想人格標準的制約，如仁義要求、忠信要求、德才要求，等等。如果個人的言行符合社會規范就被視為漲了面子，反之，與這種標準相悖的就被視為丟了面子。20世紀40年代，中國留美學者、人類學家胡先縉提出中國人的面子具有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臉”和“面”。這是兩種不同的心理和行為，其中“臉”主要涉及與一個人的道德品質高低有關的事情。團體對于道德高尚者持有無上的敬意：這種人無論遭遇什么困難，都會把自己分內的事情高質量完成；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他都會彰顯自己的正直品德。它代表著社會對于自我德行的完全信任，但是如果失去它，這個人便難以繼續正常地在社會組織中立足。“臉”不僅僅是維護道德標準的社會制約力量，更是一種內化的自我約束力。丟臉是團體對不道德或為社會所不容的行為的責難。那些嚴重違背社會道德的行為，一旦為大眾所知悉，便會對個人品格造成消極影響，從而招致公眾的責難，使這個人失去顏面。“面子”則代表個人的社會聲譽。這種聲譽是由人在事業上步步高升中所取得的成功與贊美而獲得，也是因個人努力或著意經營而累積起來的聲譽。無論何時，只有立足于自身所處的外在環境，才能獲得這種聲譽。“面子”和“臉”不同，它可以出借、爭取、添加甚至敷衍。臉和面是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臉”不僅是品格的基本要義，也是決定“面子”多少的因素之一。如果失去了臉，那么面子也難以維系。因為臉和面子之間復雜的關系，它們的概念也有重疊的部分。它們都在中國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每個人都盡力保存自己的臉，維護自我的道德尊嚴，與此同時，努力提升自己的面子，即在提升自己的聲譽上下功夫。第三，面子具有等級性。這種關系等級由年齡、血統和社會等級構成，而面子的功能就在家庭內部的關系等級下實現。在Chang＆Holt的研究中，面子和中國儒家思想里的社會秩序觀念關聯緊密，在這種思想體系下，人因不同的地位而享有不同種類和數量的面子，并要求這種面子在交互者中必須得到尊重。歸納而言，中國文化中的面子不具有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特征，反之強調公共面子，強調的是個體行為保持和群體觀念與評價的和諧統一，而不是對個人愿望的遷就。植根于此面子觀后的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儒家文化，其思想精髓是“仁愛”和“天人合一”。這一理論體系把個人視為社會和整個人類的一份子，需要以自己的社會角色為基石，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品格，并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總的來說，中國文化強調個人服從于整體，高度重視社會整體。孔子作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主張以“仁愛”之心待人，他的這種仁愛思想與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有著緊密的聯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這種等級體系下是縱向的，它強調個人最大程度地服從自己所在的集體，并按照自己在等級體系中的地位來規范自己的言行，從而達到社會道德的規范標準。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面子”內涵與西方的“面子”觀念不盡相同。

二、中西方交際模式之差異

交流的障礙主要源于對對方文化的不理解或不了解。交談得越多，就越多地嘗試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就有更多的機會建立成功的人際關系。不考慮面子問題所包含的文化敏感性，就很難建立成功的人際關系。不同的文化群體對面子觀的定位，是在自身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從而使得各種文化群體都有自身特定的處理面子的方式，由此也決定了其在交際中所特有的會話與行為方式。

（一）情感取向VS任務取向

在中國，個體不能獨立于集體之外。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著自己的關系網絡，因為不同關系網之間的交叉重疊，更加復雜的人際關系網絡由此形成，而“人情”和“面子”正是維系這個網絡的關鍵。面子象征著人際影響和人情關系。所以，人情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和諧在中華文化十分重要，個體人際關系融洽度和影響度的衡量標尺正是情面。為達成和諧的人際關系而處處為對方留情面、給面子是人際交往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國的商務文化講究在“面子”和諧的氣氛中進行有效的溝通。在談生意前，中國人注重通過宴請與送禮等手段與交際對象建立友好的關系，在談生意過程中更是要回避沖突。可能對中國人來說，保持和諧與建立關系是最為重要的，這正是所謂的“買賣不成人情在”的道理。而西方文化傾向于將自我看作是與他人和整個世界分離的獨立體，強調自我和個人成就，個人面子的獲取是建立在個人事業的成功之上，因此，個人與集體和社會的關系較為松散。與廣泛存在于中國社會中的“情感型”人際關系不同，西方社會更偏向于任務型關系。它是人們為了達到某個目標而建立的一種短暫且不穩定的交往關系。反映在人際交往中，其特別講究實效，所以在對話中很快就切入正題。按照西方人的交際標準，如果對方的問候時間過長，聽者便會主動提醒對方直抵主題或者給一些“談正事”的提示語。整個交際過程都存在著這種傾向。離題萬里和言語冗雜都會招致他們的反感。如果某方在交談時說話過于細節化或者過于繁雜，另一方就會以“讓我思考一下你的主要觀點是什么”來打斷其發言。在直面交流的過程中，若出現離題的情況，人們也會用非語言方式或者用表情或行動表示不耐煩的情緒，甚至直接打斷。西方人眼中的“面子”以“自己”為中心，以對己方有利為基本原則。同時他們強調個體之間的差異，尊重個人意見，為維護個人利益和面子，雙方可以爭吵甚至爭斗；適當程度的沖突被看作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積極行為。因此人們在交往中常常按照客觀法則辦事。對事不對人，注重的是公事公辦，在原則問題上很少顧及人情、面子，一般不受感情所左右，因此讓人覺得有些“不講情面”、“冷若冰霜”。在商務談判中，他們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唇槍舌戰，劍拔弩張。對于條款中不滿意的小細節，他們可以爭得面紅耳赤，而不用過多地考慮他人的面子和群體的利益。在他們眼中，人是人，事是事，談判場合劍拔弩張，生意背后依舊可以做朋友。因為西方人是以任務為取向，商務談判中以維護己方利益為目的。這在中國人眼中頗有“不擇手段”的作派，與中國人“買賣不成仁義在”的思維有很大的不同。

（二）委婉含蓄VS直截了當

由于深受其面子觀影響，中國人傾向于含蓄、保守地表達思想感情，不喜歡直接明了的說話方式。他們愿意給彼此留有面子和尊嚴，因此，在交際中，中國人對委婉的表達方式非常青睞，通常喜歡“留一個心眼”，不是直截了當地怎么想就怎么說、怎么說就怎么做；而要考慮方式方法，巧與應對，見機行事。尤其是在發表不同意見時，要察言觀色，委婉表達。就中國人來看，委婉地表達異議，有利于局面的穩妥；由于委婉，需要深思熟慮，意見也相對成熟、中肯，于人于己都有益無害，在面子上都不會有所損傷。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胡先縉與黃光國都曾提到“給面子”與“不給面子”之間還存在著中間灰色的“敷衍面子”，是指也許不是很尊重對方，不想讓對方有面子，但是一方面不想讓彼此的關系惡化，或是讓其他人有沒面子的感覺，造成日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產生不好的印象，因此，往往會選擇至少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敬意，不讓對方感覺到不愉快。胡先縉在講解“敷衍面子時”說到，“也許甲本來并不怎么尊重乙，但為了博取其好感，甲會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敬意，而這種好感恰好不會使乙感到不快”。因此，中國人在交際中，即便自己有理，提出不同意見前也總要說“剛才某某的發言很有道理”，然后再在“但是”、“不過”后面做文章。中國人也避免在公共場合批評他人，尤其是長輩。在必須評論他人表現時，盡量使用委婉或模棱兩可的言詞。初到中國的西方人往往莫名其妙，以為中國人言不由衷，故弄玄虛，殊不知這是給聽話人留面子，營造一種和諧的氣氛。中國人巧用委婉的典型范例，當屬1972年總理在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所說的一句話：“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兩國隔絕了二十多年。”當時的中美關系還帶有明顯的“冷戰”印記，彼此積怨很深。此話一出，既能讓人清楚地意識到導致中美不和、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是美國長期深度介入亞洲事務的事實，同時又不帶絲毫刺激性，以免傷及美國客人的顏面和情感，于是使得雙方聽者都露出會心的微笑。不同于中國人的委婉表達方式，西方人在交際中就比較直截了當。在西方的面子觀中，言語的賦義與環境的賦義是相互分離的。因此，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的西方人，交際中往往語言外顯、明了，處理事情一般將人事相分，解決沖突時對事不對人。其談話方式傾向于直接、坦率，而不大顧及環境條件怎樣、對方反應怎樣、所說所做將產生什么后果，腦門一熱就像竹筒倒豆子———干脆利落地全抖出來。在對待別人言語中的錯誤上，也很直接。例如在商務晚餐中，如果一位中國客人談起法國時弄錯了一個城市的位置，法國人一般會公開或私下予以糾正。但中國人卻避免在公開場合反駁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地位的人。法國人的文化習慣是辯論，而中國人的文化習慣是保持和諧和維護顏面。如果想拒絕別人，西方人會直接說“no”，發表不同意見會開誠布公，因為他們覺得這不會損害對方的正面子。

（三）貶己尊人VS相互平等

中國人的面子觀表達的是對尊嚴和尊重的訴求，它不僅強調人們依賴社會對其社會聲譽及地位的認同，也強調社會對人們需求的認可。因此為了維護自己的“臉”，同時試圖提升自己的“面”，中國人對其成就和地位往往過分謙抑。如果為使自己的地位高于他人而夸耀自己，高估自己，則很可能受到社會的冷遇。如果熱衷夸耀的人遭遇挫敗，不僅難以得到旁人的同情，還可能會受到嘲笑。對自身能力判斷欠妥的人往往被貼上“輕浮”的標簽。一個人既難以在每一點上正確估量自己的能力，由于事先無法正確預知每次行動的結果，那么預先拉低身段，放低自身價值才是明智之舉。通過這種方式，個人既能建立謙虛的形象，受到人們的贊揚，又能增加自身成功的信心。因此，為了得到他人更高的評價，人們會時常不自覺地貶低自身的才能和本領。在人際交往中，若涉及與自己有關的事，說話人一般表現得較為謙遜甚至卑微，而提及與對方有關的事情時則盡力抬高對方，表示對對方的尊敬，給對方面子。最為典型的就是聽到別人贊揚時，客套語往往是自貶一番，以表示自己的謙遜，如“哪里，哪里，您實在是過獎了”，或者“我做的還很不夠”等等。這種貶己尊人的交際原則在謙辭、敬辭系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談及自己一方時，中國人會在稱謂前加上“鄙”、“賤”、“拙”、“愚”等字，如：“鄙人”、“鄙姓”、“賤內”、“拙荊”、“愚見”等，在涉及對方一方時，稱謂前往往有“尊”、“高”、“貴”、“令”等字，如：“尊府”、“尊夫人”、“高見”、“貴國”、“令郎”等。中國人這種通過貶低自身來抬高別人的行為，在中國人看來是給別人面子，在西方人看來卻是十分可笑和不可理喻的。例如電影《刮痧》中，許大同因為兒子和朋友昆蘭的孩子發生矛盾，當著昆蘭的面，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以示給對方“面子”。可是在他朋友看來，打孩子是父母親不體面的行為，是違法的，因為它侵犯了孩子的人身權利和長幼平等的信條，傷害了孩子的消極面子。因此，他難以理解“打自己的兒子就是給別人尊重、給別人面子”的中國邏輯。在氣急敗壞的情形下，昆蘭憋屈地回駁道：“什么亂七八糟的中國邏輯！打你兒子怎么能是在給我面子呢？”在西方文化中，“面子”是一種締造個人身份的工具，個人面子的獲取必須通過取得成就來反映個體。也就是說，他們不會從群體的互動中尋求自我的體現而獲得面子，而是通過追求自主、自我實現和個人發展來實現個體的自我指認。平等的觀念貫穿于西方的各種社會關系之中，交流的雙方處于平等的地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呈橫向結構，即平等的而非等級的關系結構，“人們在社交互動中獲得情感利益的同時保持個人的獨立性并避免擔負責任”。這種平等性反映在交際中，人們稱呼上較少受到等級和身份的限制和約束，通常采用對等的稱呼方式，甚至直呼其名以體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在西方，人們甚少用“經理”、“局長”、“校長”等頭銜性稱謂來稱呼對方。員工對他們的上司（或者老板）可直呼其名，這種稱謂的方式不會認為是不禮貌的，相反地，它卻顯示出老板和員工之間平等和融洽的工作關系。在西方，頭銜性稱謂的對象大都局限于皇族、政府上層、宗教界、軍界或法律界人士等。例如，Mr．Presi－dent（總統先生），PriestFatherPaul（Paul神父）。西方的面子觀注重每個交際者的個性，側重于維護個體的消極面子。交際者一方面不會把自己的所言所為強加于別人，以示對別人的尊重；同時也不愿讓別人的所言所為強加于自己，希望自己受到尊重。例如，在餐廳點牛排時，服務人員一般會以“Howdoyoulikeitcooked？Well－done，medium，orrare？”的方式與客人交流。西方人極為推崇以“盡量不給他人造成不便”的原則進行社交，因為這是一種避免尷尬、給對方留有更多選擇余地的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彼此的自由。與之相對應的，不把自己的意見或意愿強加于人，給予對方充分的選擇余地，是維護消極面子時常常用到的語言策略。在西方人的談話中，常見的是疑問句、緩沖語、過去式、致歉語和感激語。例如：Iwonderifyouwantthisornot？或Itwouldbenicetohaveyouwithus，butwe———。這與西方人的“個人”取向和追求人際間的“平等”與“一致”有關。人們在向他人提出要求時，盡量做到委婉，不給對方“強加”的感覺，以保證彼此間的消極面子不受傷害。

（四）親近VS疏遠

西方文化特別重視對方的隱私權，一般不愿意干涉別人的私生活和個人隱私，也不愿意被別人干涉，凡是涉及到個人隱私的都不能直接過問。因為這被認為不禮貌，干涉了別人的隱私，威脅了他們的消極面子。個人隱私的內涵可總結為：個人情況（年齡、婚姻、子女、事業、收入等），宗教信仰，政治觀念，個人行為動向（去哪兒、和誰交往）等等。中國人常常會對別人所購買的商品價格進行詢問，在他們看來，商品的價格一般與商品的質量等同。但在西方文化當中，詢問其所購商品價格，可能是對其購買力和經濟狀況的間接詢問，屬于隱私范疇，直接詢問是非常不禮貌的。如果想了解商品的價格，在西方文化的交際中只能通過委婉地對商品表達贊許來實現。在回答中，西方人會告訴提問者該商品是貴還是便宜，但一般不會談到該商品的確切價格。注重隱私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也讓習慣于人與人之間貼得很近的中國人感到西方人似乎很冷漠。“你永遠不知道美國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很難從他們那色彩斑斕眼睛里一眼看穿或看透他們。在他們那彬彬有禮的外表和語言下，你感到的是冰冷的距離感。”一位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的教授如是說。但在西方人看來，個人的權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別人對自己的關心和愛護可能被認為是對自己自由的干涉。從這一點出發，西方人的自衛心理和危機意識比較強。他們的冷漠可能出于對他人的尊重，而中國人的熱情可能是對其權利和自尊的侵犯，對其消極面子的威脅。在注重人情和關系的社會里，中國人以群體為中心，個人的情緒、愿望、隱私等相對于群體來講無足輕重。在人際交往中，除了日常的噓寒問暖，甚至對于詢問有關年齡、婚姻狀況、子女、職業、收入等問題，也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同時通過這種深入的了解，可以建立良好的關系。當交際一方認為自己的所言所為對對方有益時，有時不管對方是否愿意都強加于對方，以示自己的誠意，表明給對方面子，對方也不會因此感到不快。就拿中國人的待客之道來說，在交際場合和酒席上，作為主人有時表現出過度關切，其出發點是想讓客人感受他的熱情。主人有時會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夾菜，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多吃菜、多喝酒。客人越是說不喝不吃就越勸別人吃喝，而且大有強塞硬灌之勢，完全不考慮客人的真實感受，似乎只有這樣才顯得熱情，給對方面子。根據Brown和Levinson的觀點，這有勉強對方、妨礙對方個人自由之嫌，實際上是威脅了對方的消極面子。在西方國家，人們講求尊重個人權益和個人隱私，不會做強人所難的事。吃飯的時候，絕不會硬往你碗里夾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會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喝酒，不會非要你喝醉了為止，招待人常常是很隨意的，似乎這樣才更親切。但是中國人在對待親近的人時是沒有什么繁瑣的禮儀的。在中國文化里，對待不同關系的人，給予的面子是不同的，而西方人則不然。無論對方與自己關系如何，西方人一般都平等視之，對他們來說“謝謝”“對不起”需經常掛在嘴上。因此中國人往往覺得西方人的人際關系較疏遠，人們之間過于冷淡、傲慢，不是很友好，但西方人卻認為中國人過于親近。

三、結語

人際關系差異是普遍存在的，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際關系準則只能在其自己的文化中按其特定的條件理解。中西文化在起源和前期發展階段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也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催化而產生了不同的面子觀，因“面子”文化差異影響交際的模式也不同。在跨文化交流中，人們會下意識地用本民族的“面子”文化標準和觀念來指導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并以此為標準來與其它民族進行交際，往往易導致交流的困難、誤解甚至沖突。例如西方人覺得我們太含蓄，而我們覺得西方人不誠懇；西方人覺得我們嘴里說“不”的時候心里反而說“是”，而我們覺得西方人太“沖”了，不懂得謙虛；西方人認為我們事事講究人情，效率不高，而我們覺得西方人刻板、僵硬、不會變通；西方人覺得我們不懂得過于熱情是不尊重他人權利，而我們覺得西方人冷漠、無情、沒有生氣。因此，在國際交流日趨頻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際的參與者應該具有敏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深入了解面子觀，針對不同的跨文化交際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跨文化交際策略，以避免由于“面子”文化的差異而引起跨文化交際障礙，從而促進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友好交流與合作。

作者：魯玲萍單位：湖北大學外國語學院